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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會被王思聰們玩壞嗎?
中國社會會被王思聰們玩壞嗎?
天涯觀察     阅读简体中文版

撰文|石勇

來源|天涯博客


中國首富王健林的兒子王思聰最有錢,是“中國第一富二代”,銜著金鑰匙出生,什么都不用干,享有的東西,是屌絲同志們奮斗N輩子估計都難以得到的。他換嫩模就像換衣服一樣。而有很多屌絲,連女朋友在哪兒都不知道。


對此,有A先生表示,人家繼承“富爸爸”的財產,不偷不搶,實在沒什么可說的。


A先生的話有問題嗎?表面看上去沒有,思聰同學做什么是他的自由。但是,有另一個人B先生說,不對吧?王思聰在社會競爭中繼承這么一個優勢地位,僅僅因為他是王鍵林的兒子,出身這種東西不是個人努力的結果,而僅僅是一種運氣,一種在道德上偶然、任意的因素,他真的在道德上應得這么一個地位嗎?同樣,那些屌絲們,僅僅因為出身窮人家庭,就活該處于劣勢嗎?



6年前,看著有中國特色“自由主義”的那副樣子,我像余秋雨同志一樣“含淚勸告”——“自由主義”早被號稱“自由主義者”的那幫人玩臭了,還是換一批人吧。6年后,在一片沉寂中,另一批人終于上來說話了。他們拿出了自由主義的另外一個版本:平等自由主義或左翼自由主義。這個版本在西方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就是赫赫有名的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德沃金——以及德沃金的學生、加拿大政治哲學家金里卡。


2014年4月,青年學者周濂在和香港作家陳冠中對談時,說“其實我覺得平等自由主義或者左翼自由主義的旗幟是時候應該亮出來了”。我相信,這句話無論是從周濂的嘴里說出,還是從別人的嘴里說出,都憋了很長的時間。8月,在香港中文大學,兩岸三地的30多位學者、作家、文化名人聚在一起開了一個“左翼自由主義與中國:理念與實踐”研討會,這是華人思想界第一次以左翼自由主義為主題所召開的研討會。10月,人民日報社旗下的《人民論壇》雜志發表了一篇關于中國社會思想動態“新特點新動向”的調查分析文章,說“自由主義陣營中出現了左翼”。看來,“左翼自由主義”在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存在,已被各方所正視。


但存在了,在這個社會,又能有怎樣的命運呢?


是什么?很多人大概不知道“左翼自由主義”到底在主張什么,我們來看一下以下的現象:中國首富王健林的兒子王思聰最有錢,是“中國第一富二代”,銜著金鑰匙出生,什么都不用干,享有的東西,是屌絲同志們奮斗N輩子估計都難以得到的。對此,有A先生表示,人家繼承“富爸爸”的財產,不偷不搶,實在沒什么可說的。


A先生的話有問題嗎?表面看上去沒有,思聰同學做什么是他的自由。


但是,有另一個人B先生說,不對吧?王思聰在社會競爭中繼承這么一個優勢地位,僅僅因為他是王鍵林的兒子,出身這種東西不是個人努力的結果,而僅僅是一種運氣,一種在道德上偶然、任意的因素,他真的在道德上應得這么一個地位嗎?同樣,那些屌絲們,僅僅因為出身窮人家庭,就活該處于劣勢嗎?


看上去,B先生的話是不是也有點道理?


英國政治哲學家大衛•米勒做了一個思想實驗。他假設有一個班級,在這個班級中,有一個男孩非常牛,無論是考試、作文競賽,還是搞活動、踢球,他都是第一名,所有的獎金、獎品好像都是專門為他準備的。從我們的道德直覺上看,這沒有問題吧?但是,米勒請我們再想一想,對此我們是否感到遺憾?我們是不是覺得,好像還是有點不對勁?這是肯定的。畢竟,我們不會認為:班級就只是某個人玩的舞臺。社會同樣不只是少數有權、有錢、有名的人玩的舞臺,以致其他人只有看戲的份。之所以有一個班級,一個社會,是要盡可能讓大家都有得玩的。


好,B先生的話,和米勒的意思,就很接近左翼自由主義的主張:“正義是制度的首要美德”、“政府應對公民平等關切”——雖然它并不僅僅有這些主張。


誰都知道“自由主義”,就像誰都知道“社會主義”一樣,不排除有很多人會有情緒反應,但說“左翼自由主義”,可能聽者不以為然。而之所以不以為然,是受到一個流俗之見的影響。

這個流俗之見認為:左派強調平等,右派強調自由,而左翼自由主義嘛,不過就是平等也要,自由也要,就是對構成沖突的平等和自由這兩種價值的一種妥協或折衷。于是,左翼自由主義似乎沒有自己的邏輯和深刻的東西,玩的不過就是“左翼+自由主義”,立場模糊,毫無個性。


于是,在習慣了二元化思維的很多中國人那里,它也就里外不是人,左派認為它是“右派”(因為它批評權力),右派認為它是“左派”(因為它警惕資本)——前些年,“自由主義”在輿論上得勢的時候,很多自由主義小混混干脆按照自己的素質和理解能力,罵有左翼自由主義立場的人是“左棍”。


確定無疑的是,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在具有相對性的政治光譜中,左翼自由主義屬于“左翼”這個范疇內,但此左非彼左。它并不像流俗之見所認為的那樣,是在平等和自由中妥協——它的一系列主張,是論證、推理出來的。


另外,在左翼自由主義眼中,平等和自由并不構成沖突。它們之所以看起來沖突,是因為繞過了正義(公正)這個裁判。這個裁判同時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價值。


我們來簡單地看一下,左翼自由主義的主張是怎么推出來的:它的“阿基米德點”是康德所說的一句話“人是目的”。這句話相當于數學上的“公理”,相信不會有人公開跳出來說,一個人就應該是另一個人獲取、維護自己利益的手段(雖然事實上往往如此,但它在道德上是錯的);人是目的,意味著每個人在尊嚴上、權利上是平等的;他們都應該有符合其作為一個人的尊嚴的自由;既然如此,政府應該是人們同意之下的產物,它不能侵犯人們的各項基本自由和權利……


問題還沒有完。如果一個社會貧富懸殊,很不平等了呢?左翼自由主義會說,這是錯的,必須通過對富人征高額稅收來補償窮人。但右翼自由主義馬上抗議了,說這侵犯了富人的自由和“財產權”。對于這種抗議,左翼自由主義的回答是:沒有侵犯他們的自由和財產權,因為貧富懸殊來自于一個原本就不公正的分配制度,原本就是富人多拿了,現在只是還給窮人而已。


可以說,左翼自由主義其實是一種真正的(也就是很難異化的)“窮人理論”。一方面,它可以防止政府權力濫用,侵害人們的權益;另一方面,它防止一個社會中的強者、富人傷害弱者、窮人,從而,把平等、自由這些好東西擴展到所有人身上,追求“平等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在道德上,這顯然有很強的吸引力,吻合我們的一系列道德直覺。


“平等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恰恰也是今天的中國非常需要的——我想說,是非常需要。


為什么?但左翼自由主義,會有影響力并改變中國嗎?了解中國思想界文化界的人都清楚,在過去,是新左派、自由主義、儒家“三足鼎立”,自由主義在知識分子,或自認為有知識的人那兒曾有廣泛的影響——影響到了什么地步呢?我印象中,即使一個人完全不清楚密爾、洛克、諾齊克這類人是干什么的,在網絡上罵人前,他也會先喊上一句“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似乎這么一喊,就可以站在一個道德制高點上了。


值得一提的是,歷史給“自由主義”提供過非常好的機會。一直到大概2008年以前,中國社會輿論的土壤都有點偏右。一方面,精英們要“防左”,另一方面,“左”有歷史污點,被污名化,在“勢”上落了下風。可以說,除了權力對自己激進訴求的打壓,“自由主義”在競爭中占據了天時地利。


可惜,很快就不行了。


首先是所謂“自由主義者”自身的問題,許多自稱、被稱或號稱的“自由主義者”,腦子里卻充滿了“左—右”、“黑—白”之類的二元化思維,而且是極端的文青式的二元化思維,圈子化明顯,輕易排斥持不同觀點者,在學術上也沒有太多創造性。插一句,很多公知,就是由“自由主義者”進化而來的,只不過,當“自由主義”被玩臭時,他們中已極少有人還說自己是“自由主義者”了。當然,玩了一段時間,“公知”這個詞也被他們玩臭了,這是后話。


更要命的是,當年那些“自由主義者”念念有詞的“自由主義”,并不是多么與時俱進,而恰恰是西方早已拋棄的歷史垃圾。這種版本的“自由主義”,只是對應于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那種低級版本,站在資本一邊,對平等、社會福利政策特別反感。這正是經典的“右翼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


這種版本的“自由主義”,被學者甘陽質問,到底是貴族的還是平民的?回答是:貴族的。因為一種站在資本一邊,拒斥平等、社會福利政策的“自由主義”,邏輯上雖然沒有否定,但一定兌現不了平民也享有自由的理論承諾。而至少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同時面臨兩個大問題:制約權力、社會不公。這種版本的“自由主義”,最多能夠對解決第一個問題提供思路,而對于第二個問題無異于火上澆油。因此,在貧富懸殊、國企MBO(管理層收購)的熱潮中,“自由主義”退化為一種為社會不公和權貴資本“搶劫”進行辯護的理論。


這樣的“自由主義”能有好名聲,估計老天都不會答應吧?


到現在為止我都感到奇怪的是,自羅斯福新政后,和資本主義捆在一起的“右翼自由主義”,在社會制度、政策層面,慢慢地就已被西方拋棄了,為什么前些年,一些人還像撿了寶一樣地準備推銷給中國社會呢?左翼自由主義的一個觀點,可能會讓某些“自由主義者”絕望: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只有偶然的聯系,只是在歷史上碰巧大家差不多一起出現而已,在邏輯上是沒有必然聯系的,所以,最好不要綁在一起。


而從歐美的歷史發展上看,大致有兩條軌跡。一條發生在歐美的非東歐國家,先是搞右翼自由主義,搞得比較夸張——我記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不好意思,他是左翼自由主義者)曾痛苦地回憶:在20世紀初的時候,你敢在美國提社會保障這類東西,馬上就會被扣上“共產主義者”的大帽子。接著,在經濟社會危機中,慢慢從極右向左靠拢,最終走到左翼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這兩者最為接近)。另一條軌跡發生在東歐,先搞右翼自由主義,最終也走向社會民主主義的方向。可以說,從世界歷史的趨勢上看,極左和極右是慢慢會沒有市場的,平等、自由、民主、公正、社會福利,這些價值,已經成為“社會基本結構”的一部分。


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就明白中國的“自由主義”為什么這么快走向破產。而等到“自由主義”被玩臭很久后,左翼自由主義才出來,已經是姍姍來遲了。


會如何?


前面說過,左翼自由主義吻合我們的一系列道德直覺,而且也是今天中國社會非常需要的。但它確實有點生不逢時。有一系列因素會讓它舉步維艱——當“左翼自由主義與中國:理念與實踐”研討會召開的時候,我就作出了這個艱難的判斷。


它在社會輿論層面,碰到了一個非常大的挑戰:現在“啟蒙”早成笑柄,中國整個社會已經發生改變,進入了一個更加強調秩序和安全的時代。被擠壓在一個狹小空間是必然的。非常有可能,它也就是一小群知識分子的談資。


當年,新左派、自由主義、儒家等爭論,各自有廣泛的影響,有一個歷史性的背景,就是中國的走向似乎具有某種不確定性,因此,各自似乎都可以發揮其影響中國走向的作用。但是,現在當“無知之幕”揭開,中國該怎么走的問題,答案似乎都沒它們什么事。


在社會心理層面,人們越來越沒有耐心。而左翼自由主義恰恰是一種需要耐心才能夠理解的思想理論。它不像別的思想理論,可以提供一些精煉的、富有激情的口號。比如“不自由,毋寧死”、“打土豪,分田地”、“人人生而平等”、“祖國是我們的母親”,就很讓人激動。


不能通俗精煉就容易遠離大眾。同時,左翼自由主義在情感上似乎也沒有太多的吸引力。我們希望平等,希望自由,希望公正,左翼自由主義吻合我們的道德直覺(我們從直覺上知道這樣是對的,那樣是不對的),同時也會引起我們的自然情感反應。但是,和民族主義等比,它畢竟是一種“理性理論”而不是一種“情感理論”,無法喚起“心理群眾”,或者說,容易形成“心理群眾”的群體對它是沒多少興趣的。僅僅從“受眾”這一塊來說,左翼自由主義在傳播上沒有多少競爭力。


另外,正如“左”曾經背負過歷史包袱,被污名化過一樣,在今天,左翼自由主義還得為“自由主義”被玩臭的后果埋單。很可能,本來算在“自由主義”賬上的東西,都會算在左翼自由主義頭上。要證明和有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不是一伙的,談何容易。


以上這些,都是從表層的社會土壤(也就是特定時期的政治、社會、輿論氛圍)來考察。而就中國社會的深層文化土壤來說,我發現它真不是左翼自由主義的沃土,起碼現在不是。


和很多思想理論不同的是,左翼自由主義是一種純粹的政治哲學、道德哲學理論,沒有文學的審美給它包裝,沒有經濟學的利益來誘惑,沒有宗教的精神氣質來激起人們的向往和勇氣,沒有和“民族”、“國家”這類字眼聯系在一起的原始情感可供催化,沒有黑白分明的二元思維方式來成全人們的“條件反射”——這就不太容易讓人激動了,很不痛快。它不太契合中國人的思維:非邏輯思維、模糊思維、二元對立思維、情感反應思維。從思維上來說,它是陌生的東西,屬于“他者”,要獲得廣泛響應,是需要很長時間的。


很多東西,也許就是宿命。從西方歷史來看,左翼自由主義是由古典自由主義進化而來的,是自由主義成為主流后,在回應社會需求時的一種自我揚棄,而不是從天而降。但中國沒有這個東西,它沒有這個基礎。而問題是,它又不可能像別的思想理論一樣,可以激進地改造、重構一個社會。那,看上去,雖然它可以切入人的內心,能夠回應中國社會的很多問題,但在社會層面,仍只是漂浮的思想文化云團。


2015-08-23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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