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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錢鐘書憶吳晗:他整人也很無情
【思享】錢鐘書憶吳晗:他整人也很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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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德分析說:“依錢氏看來,最大的罪過就是trahhison des clercs,即知識分子互相出賣。”

錢鐘書憶吳晗:他整人也很無情

作者 | 錢之俊

1949年,面對改朝換代的變革,錢鍾書夫婦最終選擇留在國內。楊絳說:“解放前,我們是讀過大量反蘇小說的。但我們不愿遠走他鄉去當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們愛祖國的語言文化,也不愿用外文創作,所以在世局嬗變之際選擇留下。謠言傳說共產黨要‘殺四十五歲以上的知識分子’,憑常情可以否定,或只算我們‘短命死矣’,不愿離開父母之邦。這是實話實說。”“我們發現新中國并不像反蘇小說中所說的。我們既然只求‘坐冷板’,端上‘金銀飯碗’生活無憂,有書可讀,還要求什么呢?”(吳學昭《錢鍾書為什么沒有被劃成右派》,《大公報》2010年11月7日)“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我們仨》,第12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其實早在1948年,香港大學就曾約錢鍾書去任文學院院長,1949年,教育部長杭立武邀他去臺灣大學任教授,朱家驊許給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職位,牛津大學也約他去任Reader。但他們寧死都不愿離開大陸這片故土,以最壞的打算留在國內,以最低的要求求生于新中國,所以結果往往使他們有“始愿不及此”之感。

“有驚無險”的1957

1957年的春天,天氣異常。《顧頡剛日記》4月9日記:“今日仍大雪,北風頗厲,以清明后四日而有此,為我生所未見。氣候又降至零度下,如此倏寒倏暖,不知又病倒幾人!”(《顧頡剛日記》第八卷,第229頁,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京城里病毒肆意,流感流行。


楊絳說,就在這個早春時節,錢鍾書被請到中南海,親耳聽到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他可能參加了3月份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當時多數知識分子都認為毛決定發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號召鳴放是真心誠意的,感到很興奮。錢鍾書的好友傅雷參加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后,在給國外的兒子傅聰的信中寫道:“此次會議,是黨內會議,黨外人一起參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們黨外人士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倒是黨內人還有些膽小”,“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于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我的感覺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確是數十年的教育事業,我們既要耐心等待,又要友好斗爭;自己也要時時刻刻求進步——所謂自我改造。”(《錢鍾書:20世紀的人文悲歌》,第552頁,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他的興奮、激動、虔誠溢于紙面。毛的一席話就讓他對其頂禮膜拜,可見講話多么具有煽動效應。即使如此,像錢鍾書這類知識分子,對形勢的認識仍保持了足夠的冷靜和保留。費孝通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寫出了當時這一部分知識分子的顧慮:“對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明哲保身’‘不吃眼前虧’的思想還沒有全消的知識分子,想到了不鳴無妨,鳴了吃不定自討麻煩,結果是何必開口。”“早春天氣”,說出了許多人對形勢的看法,傳達了他們復雜的心緒,從一個側面“標示當時一部分知識分子在社會政治潮流中所處的‘夾縫’位置,以及他們難以把握自身命運所必然產生的復雜的思慮。”(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第23-24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初春時節,天寒料峭,錢鍾書心里惦記著父親錢基博的病。這時冒著嚴寒,他來到武昌。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勢,他似有預料,在這一年寫下的《赴鄂道中》詩五首最后兩首中,他寫道:

奕棋轉燭事多端,

飲水差知等暖寒。

如膜妄心應褪凈,

夜來無夢過邯鄲。

駐車清曠小徘徊,

隱隱遙空碾懣雷。

脫葉猶飛風不定,

啼鳩忽噤雨將來。

楊絳說后兩首詩寄寓了錢鍾書對當時情形的感受。許景淵解讀后兩首詩說:“‘反右’之大潮即將到來,山雨欲來,風滿高樓,一時人心惴惴,詩中‘脫葉’‘啼鳩’句喻知識分子之心態也。‘邯鄲無夢’‘妄膜盡褪’則言先生胸懷高曠,超然物外,妄念全消,自不致再墮塵劫矣。足徵詩人穎悟,見微知著,故能擺脫塵煩,得非所謂機動心應者乎?”(許景淵《從錢鍾書先生學詩散記》,《記錢鍾書先生》第9頁)“脫葉”二句尤其形象地表現了“放”而將“收”前夕知識分子的惶惑心理。脫葉猶飛,風向未定;古人過此,尚有黃粱美夢可作,而他夜過邯鄲,正是入夢之時,卻早已妄心全息,如膜褪凈,連夢都沒有了……(吳忠匡《記錢鍾書先生》,《隨筆》1988年第4期)錢鍾書曾在1986年4月把這兩首詩寫贈與錢基博的學生吳忠匡,以紀念吳在“反右運動”里的遭遇(1957年吳被補劃成右派)。

錢基博在1949年后,也選擇留在大陸,一直在武漢華中師范學院(即華中師范大學)就職。這位著作等身、深受尊重的國學大師,對新中國充滿了熱情和期望。1953年(67歲)開始,他身體轉差,說話有困難,不再去教室上課,而是在家幫助指導青年教師。1957年春,兒子錢鍾書再次來探望他時,他已病勢沉重。此前,錢鍾書每年寒暑假都會來武漢探望雙親。誰也沒料到,此番一別,父子竟成永訣。


▲新婚時期的錢鐘書和楊絳

4月,中共中央正式號召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文學所內立即組織號召鳴放。但錢鍾書并不“買賬”,依舊“咬緊牙關”。“我們認為號召的事,就是政治運動。我們對政治運動一貫地不理解。”(《我們仨》第135頁)“風和日暖,鳥語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經號召,我們就警惕了。上面一再號召鳴放,四面八方不斷動員催促,請客吃飯座談,鼓動鳴放。其中有我們的老相識,也有人是我們心目中的政客。幾位老相識還親自登門來敦勸我們鳴放;當初號召知識分子改造是他們,這會兒號召鳴放罵黨也是他們。我們兩個不鳴也不放,說話都正確。錢鍾書說:‘難得有一次運動不用隨聲附和。’”(吳學昭《錢鍾書為什么沒有被劃成右派》,《大公報》2010年11月7日)

5月,他的叔叔錢孫卿正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當時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談會,錢孫卿十分猶豫是否要提意見,就召集在京親戚商議。大家意見紛紜,錢鍾書夫婦卻一言不發,只是靜靜聽著。但在最后,錢鍾書很堅決地說:“根本就不要說。”(許大雄《我與〈圍城〉中的趙辛楣》,《文匯報》2010年9月11日)

就在“反右”開始之前,有出版社編輯來京向他組稿。他說,這幾年自己專注于翻譯,沒有創作,拿不出東西來支持出版社。即使被要求再版《圍城》,他也婉言拒絕。編輯對他說了一些“百花齊放”一類的話,“他呢,好像早拿定了注意,只是微笑,總不點頭”。(劉金《已到春暖花開時》,《記錢鍾書先生》第206頁,大連出版社1995年)

錢鍾書從武漢回京后,“只愁爹爹亂發議論”。(《我們仨》第136頁)沒想到担心什么來什么。重病之中的錢基博被成功“引蛇出洞”。這一年,年屆古稀、身已患疾、担任政協委員的錢基博,響應中共“鳴放”號召,抱著切實幫助執政黨整風的態度,“本著愛國愛黨愛民族的良好愿望”,給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寫了一封后被人稱為“萬言書”的信。信中,他本著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敞開胸襟,提出了很多事關黨和國家建設大計的真知灼見。

6月,“反右”開始。錢鍾書的眾多師友和親屬紛紛落網。文學界的馮雪峰、周勃、陳涌、何直等相繼落馬。家人中錢孫卿、許景淵、錢鍾漢、錢鍾毅都被劃為“右派”,錢基博受到批判。

錢基博的“上書”震驚湖北省委。省委當即將這封信轉交中共華中師范學院黨委,要求學校組織對其批判。1957年夏,華師校園內開始出現揭發與批判錢基博的大字報。7月初,錢鍾書有“突擊任務外調工作”,未能請假探親。(羅厚《錢鍾書書札書鈔續一》,《記錢鍾書先生》第329頁)在父親因言獲罪后,組織上派人來京就此事“征詢”他的意見,他回話說:“他年歲大了,你們認為該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吧。”(王武子《關于六“不”說之說》,《文匯讀書周報》2009年11月27日)雖不說饒其一劫,只是提醒人家自己父親年事已高,何必追究;也深知大勢所在,難左右大局,露出不盡無奈。9月26日至29日,歷史系和中文系組織教師連續幾次對錢基博進行了批判。夏天過后,錢基博的病情急轉直下。1957年11月31日,在病痛的折磨下,在極度的壓抑與憂郁中,錢基博溘然長逝。在這個批斗的過程中,以及去世后,他是否被打成“右派”,在學者之間一直存在爭議。

文學研究所內形勢復雜,人心浮動,此時已展開了激烈的鳴放、辯論和批判,如從12月10日至27日,歷時17日,文學所內大小辯論會開了無數次,在所內形成了三大派別:系統派、當前派和并重派。這時錢鍾書的《宋詩選注》已脫稿,并在這一年發表了其中的十篇《宋代詩人短論》和《序言》,雖然他在1957年6月寫的《序言》中引用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該書照樣受到批判。后來他在香港版《宋詩選注》前言中說:“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氣壓力下,我企圖識時務,守規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聰明,稍微別出心裁。結果就像在兩個凳子的間隙里坐了個落空,或宋代常語所謂‘半間不架’。”余英時認為“他不能不引幾句‘語錄’作擋箭牌。而他的征引的方式也實在輕描淡寫到了最大限度”。(《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文化昆侖》第207頁)其實這本書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好評,如上層胡喬木和周揚當時都有稱贊的話。好在小川環樹的評論,很快扭轉了批評的方向。


對于反右派運動,錢鍾書夫婦本以為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足為奇,直到運動結束,才知道右派的嚴重。據楊絳說,運動總結時,他們“很正確很誠實地”說,“對右派言論有共鳴”。(《我們仨》第136頁)不知此話對何人總結?在當時的特殊氣候下,以他兩人的個性,敢對組織承認右派言論嗎?

總的來說,錢鍾書有驚無險的度過了1957年,并沒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錢鍾書何以能逃過此劫

錢鍾書為什么沒有被打成右派,與晚年楊絳關系密切的吳學昭曾撰有《錢鍾書為什么沒有被劃成右派》一文,大量引述楊先生的文字(實際上就是轉達楊的觀點)。楊絳說:

“錢鍾書憑什么應該是右派分子呀?1957年大鳴大放,他沒說一句錯話,說的全都正確,卻也不是違心之談,憑什么該是右派呢?無非憑那份黑材料,認定他是‘全國最反動的知識分子’,還有別的理由嗎?”“我們也見到共產黨確為人民辦了好事。經過三反、思想改造運動,直以為人都變得沒有人性了,心上害怕。看了大字報,原來一點沒變。只要知道人性未改,我們就很稱心。”“我們從未參加過‘大合唱’,鳴放也是‘大合唱’,這回是大合唱罵共產黨。我們不參與‘大合唱’,完全是自然的。”(類似表述亦見《我們仨》)

錢鍾書能避過“右派”的帽子,是不是對時事的認知有先見之明呢?楊絳也回答說:“哪有什么先見之明。錢鍾書和我都‘脫離政治’,歷次運動都不積極。”“我們只是‘不靠拢’,從來未表示過入黨之求。不愛開會,勉強應景。對一切運動存戒心。我們覺得政治運動總愛走極端,一切運動都運動過頭。”“多年后看到各種記載,聽到各種論說,才知道‘引蛇出洞’是經過長期策劃的手段,使我們想起來都后怕,對‘政治’更加悚然畏懼。所幸我們當時雖對右派言論思想上有種共鳴,卻沒有發表一言半語的右派言論,逃過了厄運。”(《錢鍾書為什么沒有被劃成右派》)

在當時的大環境下,錢鍾書的不說確實保護了自己。解放后,他最明智之處也就在于,很多事他看在眼里,思在心里,絕不說、不寫,因為他知道,“禍從口出”。這和解放前比變化很大。吳學昭認為:“對政治夸夸其談,不是錢鍾書的風格。以錢先生對社會政治的極度清醒,對人間世態的深悉洞察,不論會上會下,談話絕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學術討論,一旦牽入政治,錢先生即三緘其口,絕不發言。”“他說過: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ience.多少年來,他保持沉默,不做頌圣詩,不做歌德式表態,但也謹言慎行,從不貿然就政治發表意見。”(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第276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

錢鍾書不說不代表沒有看法,也不是完全銷聲匿跡。文人士子,以文字筆墨曲筆含沙者并不少見,錢鍾書也不例外。李慎之回憶說,他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讀到《宋詩選注》時,曾為書中注語里“偶爾爆發的狂言大語”而捏一把汗,還說喬冠華認為《宋詩選注》是“那年頭惟一可看的有個性的書”。(鄧紹基《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記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前輩學者之間的情誼》,《光明日報》2003年10月15日)這種曲筆言志的寫法,在文革后推出的《管錐編》中更為常見。今者有人批評錢鍾書的“默默無言”,缺少“知識分子在現實生活中的道義和責任”,“沒看到與他地位相稱的担當”。(蔣寅《在學術的邊緣上》,《錢鍾書評說七十年》第154頁,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版)這是缺乏歷史體驗、嘩眾取寵、標新立異的無知妄語,他們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儲安平那樣,言人所不敢言。錢鍾書的不說,在當時的大氣候下是大智慧的表現,沒有洞悉政治本質的遠見,沒有堅守個人獨立人格的決心,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實錢鍾書“黑材料”中“污蔑領袖著作”等言論,我想不是毫無來由的,它符合錢氏說話的風格。


▲老年時期的錢鐘書和楊絳

錢鍾書自己分析,他能輕易逃過關,主要是他非共產黨員,從未出過風頭,罵過什么人,捧過什么人,所以也沒有什么“劣跡”給人抓住。(夏志清《重會錢鍾書紀實》,《記錢鍾書先生》第183頁)這顯然是書生看法。其實“反右”中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是無辜的,都沒有說錯什么話,都沒有理由被劃為“右派”。僅僅因為自己的謹言慎行就能免于浩劫,這是天真的認識。在當時的大氣候下,已被傳聞說過“反動言論”的錢鍾書,能免于被劃為“右派”,應該不僅僅像楊絳說的這么簡單。

除了謹言慎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錢鍾書的“毛選翻譯”、“外事翻譯”等身份,使其身罩保護傘。在1957年之前,“毛選翻譯”,“外事翻譯”,這些經歷一度讓海外盛傳他是毛澤東的英文秘書。錢鍾書曾對夏志清苦笑著說,他非共產黨員,怎么會有資格去當毛的秘書?(夏志清《重會錢鍾書紀實》,《記錢鍾書先生》第180頁)海外之所以會有他担任過毛的秘書的傳聞,據周恩來的秘書回憶,毛澤東、周恩來和胡喬木等中央高層都曾因外事顧問過錢鍾書。(陸緯《清華狂才子當代一鴻儒》,《文化昆侖》第256頁)有人說,錢鍾書翻譯毛選,“此事具有明顯而光榮的政治意義。不論錢、楊主觀上是否有不問政治、甚至有意疏遠政治、清高超脫的傾向,但這件事卻使得他們實際上進入了比較高層的政治領域”。(柳鳴九《君子之澤,潤物無聲——心目中的錢鍾書、楊絳》,《“翰林院”內外》第88頁,長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

不僅如此,高層中的“二喬”(胡喬木、喬冠華)都是他的同學。夏志清猜測說:“在大陸,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無福享受到‘沉默的自由’,錢自稱多少享受‘沉默的自由’,我想情形并不這樣簡單。很可能上面有人包庇他,不讓當代第一博學鴻儒卷入無謂的斗爭之中。”(《重會錢鍾書紀實》,《記錢鍾書先生》第183頁)尤其作為毛的秘書的胡喬木,從“文革”后他主動為錢鍾書分配房子一事,就能看出他對錢的重視。胡喬木直接負責了1950年和1951年的整風,毛關于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也是通過他的筆第一次公布于世的。1957年的運動前后,胡喬木都是緊緊迎合毛的思想,為運動推波助瀾的,他還不清楚這場運動的走向嗎?“文革”中曾與錢鍾書夫婦大打出手的林非、肖鳳夫婦撰文稱,在他們兩家打架之后的第二天,單位的領導就找他談話,“訓斥他怎么敢跟大有后臺的錢鍾書吵架,說是他已將我們告到他的一位聲勢顯赫的同學,當時是炙手可熱的一位高官那里”;“這對夫婦用心真是兇狠,竟要搬動這么大的后臺來壓垮和摧毀我們”;“幸虧那位當時的高官與我們素不相識,無仇無怨,所以并未聽信一面之詞,將林非置于死地”。(肖鳳《林非被打真相》,《作品與爭鳴》2000年第4期)但是楊絳似乎有意撇清他們與胡喬木的關系。《聽楊絳談往事》:“‘文革’前,胡喬木對錢鍾書比較冷淡,而‘文革’后卻十分親厚,關心照顧,先后判若兩人。錢鍾書也不明白什么緣故。”(《聽楊絳談往事》第314頁)揣測“二喬”在錢鍾書1957年命運中的影響,這種世俗的眼光,也許是對他的不敬,但很多事在特殊環境下是撇不了關系的。

“反右”從開始到尾聲,錢鍾書目睹了知識分子之間相互揭發、甚至詆毀的丑態,看清了人與人之間的提防、冷漠。可他對在“反右”中受傷害的人與迫害他人的人態度非常鮮明,是非分辨得很清楚,從未失卻自己一貫做人的本心。鄭朝宗1957年因言獲咎,困頓三年。錢鍾書聽到他“歸隊”的消息后,第一個寫信給他表示關懷,囑咐他要讀書養氣,勿因受挫而從此消沉。(鄭朝宗《懷舊》,《不一樣的記憶》第115頁)蕭乾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被送到柏各莊農場勞動。一次回京,路遇錢鍾書,錢熱情地和他打招呼,并在熙熙攘攘的北京街頭與之交談一刻鐘。文潔若說,那年月要是讓哪個急于立功的“積極分子”撞見了,馬上就會給匯報到人事部門去,成為日后挨整的資料,然而錢鍾書先生好像什么事也沒發生。(文潔若《與錢鍾書先生邂逅街頭》,《北京晚報》1999年1月5日)同樣是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吳興華,那時也是有意回避親友,以免連累別人,但錢鍾書見面還是主動和他打招呼,態度一如既往,并無敬鬼神而遠之的意思。(謝蔚英《和錢鍾書做鄰居的日子》,《北京晚報》1999年2月26日)而在1979年出訪美國時,有人談起吳晗一家的悲慘遭遇,錢鍾書忽然對著費孝通說:“你記得嗎?吳晗在1957年‘反右’時期整起別人來不也一樣地無情得很嗎?” (余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文化昆侖》第208頁)他對知識分子之間的相互傾軋深惡痛絕,這一點與乃父錢基博有相似之處。胡志德分析說:“錢氏認為,就文人打破社會等級和背叛自己階級地位所達到的程度而言,他們知識分子間的互相斥責,甚于國家在他們的不利處境中起的作用。依錢氏看來,最大的罪過就是trahhison des clercs,即知識分子互相出賣。”


▲吳晗

1957年過去了,顧頡剛在年終日記中寫道:“1957年逝矣。此一年中,蘇聯貢獻最多,有人造衛星,有星際火箭,有北極破冰船,又有利用太陽能之發現。中國方面,以完成長江大橋為最顯著之成功,而發動反右派斗爭,使人知物質建設必須賴思想改造,不能站在中間路線,亦促進覺悟之大事,有劃時代之意義者也。”(《顧頡剛日記》第八卷,第359頁)言語間依然無覺醒之意。如果說意義,這一年在中共執政以后的政治轉型過程中無疑具有標志意義,讓中國知識分子實實在在經歷了一次心靈與肉體的考驗。但對于錢鍾書以及中國多數知識分子來說,“反右”還只是一場悲劇的開始,還有一場更大的文化浩劫在不遠的前方。

本文選自人民網,轉載請注明來源。

2015-08-23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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