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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  一日一書
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 一日一書
鳳凰讀書     阅读简体中文版


極權主義的起源

作者: (美) 漢娜·阿倫特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年: 2014-10


《極權主義的起源》的主要分析對象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人類政治大災難——極權主義。包括德國的納粹主義和蘇聯斯大林的大肅反。極權主義這個詞最早出現于1925年,一般認為是意大利法西斯黨人的創造,強調國家權力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滲透與控制。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年出身于德國漢諾威一個猶太人家庭,在馬堡和弗萊堡大學讀哲學、神學和古希臘語;后轉至海德堡大學雅斯貝爾斯的門下,獲哲學博士學位。1933年先是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國,1951年成為美國公民。同年,《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出版,為她奠定了作為一個政治理論家的國際聲望。


許多人至今仍以為,納粹意識形態集中于反猶主義,納粹政策一貫堅持以迫害并最終消滅猶太人為目標,其實這僅僅出于偶然。只有最后大災難的恐怖,甚至只有當幸存者無家可歸(homelessness)并且失去了根基(uprootedness),才使“猶太人問題”在我們的每日政府生活中顯得重要起來。納粹所宣稱的主要發現——猶太人民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以及他們的主要興趣——迫害全世界的猶太人——一直被輿論認作贏得群眾的借口或有趣的蠱惑手段。


忽略納粹自己所說的話,導致以上認識偏差。在當代歷史上,幾乎沒有哪一個方面比這一事實更令人憤慨、更帶有神秘性質,亦即,本世紀懸而未決的全部重大政治問題中,這個似乎無足輕重的猶太人問題居然有此曖昧的榮耀,能啟動整部地獄機器。這種原因與結果之間的脫節擾亂了我們的常識,更不用說歷史學家關于平衡與和諧的觀念了。與反猶主義事件本身相比,一切解釋似乎都是倉促的胡編亂造,只是為了掩蓋問題,嚴重威脅著我們的衡態感受與明智愿望。


這些倉促的解釋之一,是將反猶主義等同于猖狂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以及仇外情緒的爆發。然而,事實上現代反猶主義是在傳統的民族主義義衰朽時生長起來的,并且恰恰在歐洲的民族國家制度及其權力失衡被摧毀時達到了頂峰。


人們早已注意到,納粹并非單純的民族主義者。他們的民族主義宣傳針對“同行者”,而不是他們信任的成員;相反,他們絕不允許后者無視政政治上一貫的超國家觀點。納粹的“民族主義”和近來蘇聯的民族主義宣傳一樣,是多方面的,都是用來培植群眾的偏見。納粹一向真正蔑視狹隘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地方主義,他們一再重復說,他們的“運動”像布爾什維克布運動一樣,是國際范圍的,這一運動對他們來說比對任何國家都重要,其它國家的民族主義只局限于一塊具體的領土。不光是納粹。還有五十年的反猶主義歷史,都明顯證實反猶主義和民族主義不是一回事。十九世紀最后幾十年里一批最初的反猶主義政黨也是在國際上最早聯合的組織,從一開始起,它們就召集了國際會議,關注國際的——至少是在歐洲范圍內的協調行動。


類似民族國家紛紛衰落和反猶主義的生長這樣的總體趨勢,單獨用一條理由或一種原因很難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在大多數這一類例子中,歷史學家面對一種復雜的歷史情景,他簡直可以任意孤立——但這意味著迷失方向——出一種因素作為“時代精神”。但是有幾條有益的一般規則。其中對于我們目的最有用的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舊政權與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第二卷第一章里論述的偉大發現,既然法國革命爆發時群眾對貴族階級的狂暴仇恨的動機——這種仇恨啟發了伯克(Edmund Burke)。他說革命與其說關注國王的體制,不如說關注“紳士的狀況”。托克維爾認為,法國人民比以前更仇視即將失去權力的貴族,恰恰因為貴族迅速地喪失真正的權力并不伴隨著大量喪失財富的事實。只要貴族還擁有無邊的司法權力。他們就不僅被人容忍,而且還受人尊敬,當貴族失去特權,尤其是喪失剝削和壓迫的特權時,人們覺得他們是寄生蟲,在統治國家方面不起任何作用。換言之,剝削和壓迫都不是他們引起怨恨的主要原因;而沒有可見的政治作用卻擁有財富才是最不可容忍的,因為誰也不理解無功為何受祿。


當猶太人同樣地喪失了他們在公共事務中的作用和影響,除了財產之外一無所有時,反猶主義就達到了頂峰。希特勒執掌政權時,德國銀行早已幾乎全是猶太人(judenrein)了(在銀行業,猶太人控制了主要的地位已有一百多年),德國的猶太人在經過社會地位和數量上的逐步增長之后迅速衰落;統計學家們預言,它將在幾十年之內消失。當然。統計數字并不一定指向真正的歷史過程:值得注意的是,對一個統計學家而言,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和滅絕,似乎無情地加速一個過程的進行,一個無論如何會到來的過程。


在西歐各國,情況幾乎也都一樣。法國的德雷富斯事件的突發并非在第二帝國治下——當時法國猶太人正處于繁榮的頂峰,并且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個事發生在第三帝國時期,當時猶太人盡管擁有一切,但是從重要的地位上消失了(雖然并未從政治場景中消失)。奧地利的反猶主義之演成暴力,并非在梅特涅(Clemens Metternich)和弗朗茨.約瑟夫{Franz Joseph)統治時期。而是在戰后的奧地利共和國,當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 monarchy)垮臺后,其它群體都很明顯地并不像猶太人那樣失去影響和聲望。


迫害無權的或失權的群體也許是一幅令人不愉快的景氛,但是這不僅僅產生于人類的卑劣行為。認識到權力應有的作用和廣泛用途的理性本能。一方面使人服從和容忍真正的權力,另一方面使人仇視那些無權卻有錢的人。即使剝削和壓迫都仍能使社會運轉,并能建立某種秩序,唯有那種無權但是有錢,或者高高在上而提不出政策的人,才使人感到是寄生的,無用的,反叛的。因為上述情形割斷了人與人之間的一切聯系。非剝削的財富甚至缺乏那種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聯系;高高在上而沒有政策甚至也不意味著剝削者對被剝削者最小的關心。


西歐與中歐猶太人總體的衰落只構成了一種氛圍,發生后來的各種事件。衰落本身很少能解釋這些事件,正如貴族權力的喪失不能解釋法國大革命。意識到這類通則,有一點很重要,即可以駁斥那些常識的說法,它使我們誤信暴力仇恨或突發的反抗必定產生于巨大的權力和巨大的虐待,而隨后來產生的對猶太人的仇恨只是對他們的重要性和權力的反動。


由于問題只訴諸境遇較好的人,所以有另一個更嚴重的常識性謬誤:因為猶太人是一個毫無權力的群體,它遇上了時代中普遍和難以解決的沖突。背負罪責,最后被當作一切罪惡背后的黑手。在許多自由派分子的心目中,對這種說法的最出色描述——也是最出色的反駁,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流傳的一個笑話:一個反猶主義者聲稱,是猶太人引起了戰爭;有人回答說,是的,猶太人和騎自行車者引起戰爭。有人問:為什么是騎自行車者?另一個人反問:為什么是猶太人?


關于猶太人總是代罪羔羊(scapegoat)的說法,意味著其它任何人也都可能成為代罪羔羊。這種看法堅持認為受害者是完全無辜的,說他無辜,暗指他不僅未曾作惡,而且根本未曾做過與面臨的問題有關聯的任何事悄。事實上,純粹獨斷形式的代罪羔羊一說從未見諸文字。但是,每當堅持此說者苦心孤詣地試圖解釋為何代罪羔羊的形象如此適恰,他們總會指出,他們已拋棄此等說法,轉向通常的歷史研究——在這種研究中,所發現的只是歷史由許多群體創造,而出于某種原因才單列出某一個群體。所謂代罪羔羊,必然不會再是那種無辜受害者,整個世界都將其一切罪愆歸咎于他并通過他而意欲逃避懲罚:它變成群體中的一個群體,而所有的群體都和這個世界的事務有關。不只僅因為它成為世界之不義和殘酷的犧牲者,就不再要共同負責。


直到最近。代罪羔羊論的內在破綻足以證明它是一種逃避主義(escapism)的說法是應該被拋棄的。但是恐怖(terror)作為政府的主要武器的趨向上升,又使它比以往更能令人置信。


現代專制政體同過去一切暴政之間的根本區別在于,恐怖不再用作一種手段來壓迫和威脅對手,而是作為一種工具。用以統治十分恭順的民眾。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恐怖是事先沒有任何挑動便實施打擊,它的受害者即使從壓迫者的眼中似乎也是無辜的。這就是在納粹德國發生的情況。全部恐怖都對準了猶太人,即針對和他們的具體行為無關的的共同性格。蘇俄的情況更混亂,但不幸事實卻很明顯。一方面,布爾什維克制度不像納粹,它在理論上從不承認可以對無辜的人民實施恐怖,盡管根據某些實踐來看,這種說法好象很虛偽,但是這畢竟有區別。另一方面,俄國的實踐在某種范圍內比德國更“先進”:任意實施的恐怖甚至不局限于種族差異,當一些舊階級類別早已被遺棄之后,遂使俄國的任何人都可能突然變成警察恐怖下的受害者。我們在此不討論恐怖統治的最終結果——任何人,甚至是恐怖的實施者,也難逃恐懼之心;本書只討論選擇受害者時的任意性,在這一點上,關鍵在于他們在客觀上是無辜的,無論有沒有做,他們都可能被選中當作受害者。


初看起來,這一點好象是對舊有的代罪羔羊的說法遲來的證實,而且事實上現代恐怖的受害者確實顯示出代罪羔羊的一切特征:他在客觀比絕對是無辜的,因為無論他有無行為,都與他的命運無關。


因此,這就誘使我們回到一種自動解除受害者責任的解釋:這足以說明一種現象,即正是被恐怖機器抓攫的個人完全無辜,以及他們絕對無力改變自己的命運,才有力地打動了我們的心緒。然而,恐怖只是在它的最后一刻才發展成純粹的政府形式。為了建立一個極權政權,恐怖必定表現為執行某種具體意識形態的一種工具;而這種意識形態必須贏得許多人的堅持,那怕這批人只占少數,才能使恐怖得到固定。對于歷史學家來說,猶太人在成為現代恐怖的主要受害者之前,就已是納粹意識形態的中心。而一種必須說服和動員民眾的意識形態無法任意選擇受害者。換言之,如果一種公然的偽說,例如“錫安長老們的草案”,被許多人信以為真,它可以變成一場政治運動的內容,那么歷史學家的任務就不再是揭露那種偽說。當然,這并非要制造一些解釋,用以抹煞事件中的主要政治和歷史事實;偽說為人們所相信。這個事實比(從歷史角度來看是次要的)它是一種偽說的情形更重要。


因此,代罪羔羊的說法仍是主要的企圖之一,旨在回避反猶主義的嚴重性,以及猶太人被驅趕到事件的風暴中心這一事實的意義。同樣流傳甚廣的還有關于“永恒的反猶主義”(eternal antisemitism)的對立信條,據此,仇視猶太人只不過是對歷史僅賦予或多或少之機會的正常的、自然的反應。突發事件無需特別解釋,因為它們是一個永恒問題的自然結果。這一信條之為專業的反猶分子所信奉是當然的;它為一切恐怖提供了最好的不在場證明。假如人類不停地屠殺猶太人已有兩干多年歷史是事實的話,那么屠殺猶太人就成了一種正常的、甚至是符合人性的職業,仇視猶太人也就無需爭執地被合理化了。


這種解釋還有一個更令人吃驚的方面,即永恒的反猶主義,許多并無偏見的歷史學家,甚至更多的猶太人都接受了此說。這一奇特的巧合使理論變得危險與混亂。在兩種情況下,它具有一致的逃避主義的基礎;正如反猶主義者明顯希望逃避他們行為的責任一樣,受攻擊而處于防守地位的猶太人更可理解地不希望在任何情況下討論他們那一部分的責任。然而,在猶太人,更多地是基督徒,其正式辯解的逃避傾向都基于更重要的、較不理性的各種動機的基礎之上。


2015-08-23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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