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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總被無情惱——評蕭功秦審視重慶模式
多情總被無情惱——評蕭功秦審視重慶模式
張鳴     阅读简体中文版

蕭功秦是我尊敬的學者,雖然他的觀點我經常不大贊同,但是卻很少生出要與之爭論的意思。但是,讀了刊載于共識網上的蕭功秦先生在“用非意識形態方法看待重慶模式”研討會上的發言(蕭功秦:超越左右兩翼,重新審視重慶模式),卻如鯁在喉,不得不說點什么。
我注意到,蕭功秦先生在發言中,對重慶模式,或者說重慶的做法,基本上持正面肯定態度的。而這種肯定,則是基于重慶的民生工程和打黑。即使蕭功秦先生稍有非議的唱紅,在蕭功秦看來,實際上也沒有什么,因為在現實中的紅,已經淡化,變成粉色了。只是由于文革左派的過度解讀,加上輿論的壓力,在壓力下重慶方面尋求來自左派學者的聲援,才變成今天這個樣子的。換言之,重慶模式今天的面目,不過是一場誤讀,不僅自由派誤讀了,左派也一廂情愿地誤讀了。
蕭功秦先生比我年長,對于1949年以來中共的這種運動政治理應比我更清楚。當年建政之初,鎮反運動,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一場更大規模的打黑。盡管在今天看來,運動目的是為了肅清國民黨留在大陸的軍政人員,但卻是打著打黑名義進行的。在運動過程中,也的確打掉了很多流氓地痞和惡霸,肅清了會道門的骨干。順便也借抗美援朝戰爭的東風,整肅了基督教,切斷了中國教會跟西方的聯系,把基督教納入了“三自”或者愛國運動的軌道。這場運動中發生大量逮捕和殺戮,甚至按指標殺人,在當時,都沒有引起社會各界,尤其是知識界的抗議。自然,由于這樣的運動,對于整頓政權轉換時期混亂的社會秩序具有好處,所以,民眾對此無疑是支持的,即使整肅基督教,對于更多的非教民而言,也是一種好事。事實上,對于多數民眾而言,從那以后多次非法制軌道的運動式社會整治,各種嚴打,民眾都支持,除非誰家里有冤枉被殺的人,哪家人家才會不滿,但一般也不會構成對整個運動的否定。有誰會看清楚,這樣的運動整人,最終會越整越多,波及千家萬戶呢?
至于民生工程,當年的土地改革,也可以說成一場最大規模的民生工程。雖然運動以暴力為特色,但畢竟平分了土地,讓眾多無地少地的農民嘗到了均貧富的甜頭。對于這樣的民生工程,沒有被沖擊的多數農民,肯定也是持支持態度的。這些農民當時也想不到,隨后到來的合作化運動,馬上就把他們得到的一切都剝奪了,甚至還要付出利息。
無疑,當年這樣打黑和劫富濟貧的民生工程,都是在非法制軌道,對于人權完全無視狀態下的產物。鎮反運動,從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反對“寬大無邊”,結果就是濫殺成風,死刑決定權一度下放到縣以下。黃克誠當時主政的湖南,最后收手的時候,底下居然殺上了癮,收都收不了。作為后發國家,土改當然可以,但暴力土改,不僅無視地主的財產權,甚至無視他們的生命權,在運動被殺者比比皆是。這樣以暴力劫富濟貧的民生工程,固然也可以得到民眾的擁護,但卻為中國后來的發展,留下了巨大的隱患。
再回頭看重慶。我想,蕭功秦先生應該不會不知道,種種關于重慶打黑過程中的那些蔑視法律的現象,那些有組織的刑訊逼供的指控,這些來自律師界和法學界的指控,如果都是空穴來風的話,怎么解釋李莊案,怎么解釋重慶方面用如此牽強的證據,把一個正在為打黑案從事刑辨的律師判了刑,又幾乎是羅織罪名追究余罪,最后在實在無奈和國內外強大的壓力下才撤回起訴。這些事情,都是經過公開報道的,我想,如此關注重慶的蕭功秦先生,不會不知道。
我也承認,重慶打黑,的確打擊了當地的黑惡勢力,使得社會秩序有了很大的好轉。如果沒有這樣的效果,打黑作為爭取民心的另外一種工程,就完全沒有意義了。但是,在21世紀的今天,在強調多年依法治國的今天,打黑只能在法制軌道內進行,而不是在運動中掃過。建國以來,運動辦案辦得冤案錯案實在太多了,其中比較大,就有涉及薄氏家族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重慶打黑打出來的許多黑社會頭子,同時也是大企業家,他們到底涉黑涉到何等程度,是不是都是黑社會頭子,很多大案要案是不是他們做的?據律師界的朋友們講,都是大有疑問的。在案件偵辦過程中,有沒有刑訊逼供?刑訊到了何種程度?整個過程的司法程序有沒有問題,顯然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清晰的答案。這些大企業家被當成黑社會頭子打掉,家產被沒收,用來資助那些小企業,小作坊。這樣的殺富濟貧,民眾當然歡迎。
歷史告訴我們,不是惠民的事情一定都絕對是好事。如果這樣的事情,背后是對法制和人權的踐踏,而且是有組織的踐踏,即使不伴隨著政治運動,都令人不寒而栗。更何況,跟打黑相對應的唱紅,點明了所謂的重慶模式,就是一場意識形態超濃的政治運動。有高壓,有動員,有組織強制,具有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所有的特征。這種時候,居然有人出面組織什么“用非意識形態方法看待重慶模式”的研討會,本身就滑稽透頂。
再說,重慶模式走到今天,也絕非像蕭功秦先生說的那樣,是遭受了自由派知識分子和輿論的誤會,轉而趨向跟文革左派抱團取暖。重慶方面的最高領導人,多次公開宣稱要走毛澤東的路,搞毛澤東那一套。他也確實這么搞了,這就是運動式的治理。沒有民主,沒有法制,鐵腕統治。重慶方面跟左派學者甚至張宏良這樣不是學者的極左人物的結合,并沒什么人逼他們。是他們自己選擇性地尋求這些人支持,為了贏得這個支持,還付出了很多,給錢給房子。烏有之鄉存在這么多年了,其極左甚至反現存體制的傾向,盡人皆知,作為省級的公安局,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們依舊公開對之表示歡迎。重慶成為左派的基地,左派的紅色首都,是重慶方面自己主動的選擇,沒有什么逼他們這么做。換言之,他們完全可以不這樣做,或者選擇一些平衡的做法,比如至少形式上做一點“既反左又反右”的姿態。可是,重慶方面連這樣的姿態都沒有。
基于蕭功秦先生一貫的新權威主義立場,對鐵腕人物有偏愛我可以理解。對于你把重慶模式納入你新權威主義的解釋路徑,也可以理解。但是,你的新權威主義最終是要通往民主憲政的,你憑什么認為重慶現在的道路也是通向哪里?你從哪個證據看出的這種跡象?重慶領導人向你做了保證了嗎?不管重慶現在的做法,領導者最初的動機是什么,但所表現出來的東西,告訴人們這就是一條通往文革的路。非法制軌道,罔顧人權的鐵腕治理,就是這樣一條路。從時間上看,土改和鎮反離文革還遠,但文革的基本因素都具備了。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一步步走過來,一直走到文革,是必然的。正像毛澤東自己的那樣,一輩子就干了兩件大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了海島上,一件就是文革。在和平時期,再把人趕到海島上不大現實了,剩下的就是文革。真要到了那個時候,漫說蕭功秦先生這樣的教授,就是薄氏家族自己,也一樣會被吞噬。
在高華先生去世前三天,我跟他聊的一個主題就是,在1949年之后,為何知識分子會如此輕易地認同了中共的做法,在大規模的人權被侵犯的情況下,連一點點抗議都沒有。原本作為社會預警的人,卻先后變成歌頌者。不幸的是,現今這樣的事情再次重復發生,連蕭功秦這樣的知識分子,也輕易地被所謂的民生工程和民眾反應所迷惑,開始為重慶模式唱贊歌。一廂情愿地把重慶的鐵腕,視為民主轉型前權威主義的象征。即使后發國家的轉型真的非經過蕭功秦先生所鐘愛的新權威階段,重慶的現實,也是風馬牛不相及。那里有民生,有民粹,有鐵腕,
也有國家資本主義控制下的市場經濟,跟1949年之后的一段時間幾乎一模一樣,只要沒有法制和人權的保障,那里的現實,其實更像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真正錯會意的,不是別人,正是蕭功秦先生自己。

2012-02-19 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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