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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最愚昧的往往是讀書人
李劼:最愚昧的往往是讀書人
過慣了校園生活,一下子淪落紐約街頭,起初有些不習慣。那感覺就是空空蕩蕩。殊不知,正是那樣的空空蕩蕩,突然發現自己空前地自由,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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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皆為工人,自幼酷愛讀書,以致家父一再抱怨:你生錯了人家,應該生在書香門第才是。那時,我也覺得自己會不會是投錯胎了。及至年長,見識不少書香門第出來的各色人等,才發現自己其實很幸運。華夏民族當中,最愚昧的并不是不讀書的人,而往往是讀書人。過去有說,人生識字糊涂始;如今發現,人生識字愚昧起。書香門第出來的孩子,身上未必一定有書香味。就算有書香味,通常也是文弱得不行。更不消說,在一部由梟雄主宰的歷史當中,書香氣的濃淡遠遠比不上精神骨骼的健壯與否更為重要。嵇康能夠臨刑撫琴,不是因為書香氣濃得化不開,而是骨骼非常健壯。

有人說我的《中國文化冷風景》顛覆了整個歷史,其實首先顛覆的,恰好就是兩千多年的讀書傳統。倘若生在書香門第,沒準就跟眾人一樣,沿著那個傳統順順當當地香過來了。就算出格一些,也不過像錢鍾書那樣,將讀書心得做成一部《管錐編》,顯示一下如何博聞強記。幸好沒有投胎書香門第,天然一介邊緣書生,才沒有被兩千多年的讀書傳統所左右,才能夠從《山海經》和《河圖洛書》這兩個華夏文化的源頭開始,重新審視中國文化連同中國歷史。

還有那部論《紅樓夢》的專著,也是如此,因為小時候讀不到,也不了解紅學泛濫到什么程度,所以才得以別開生面。有許多讀者都是從閱讀此著開始進入我的文字世界的。

我是不相信“留取丹心照汗青”那類豪言壯語的。人都沒了,還照什么汗青?

我小時候非常柔弱,不會打架,也不會跟人吵架,一點都不頑皮,中規中矩得不行,并非人們如今印象中那個一直以強硬的姿態面對世界的人。后來怎么會變得強硬的?這可能也是我對自己的提問。也許是我輩生不逢時的緣故吧,長身體的時候碰上大饑荒,長知識的時候碰上“文革”,談戀愛的時候被要求晚戀晚婚,成家立業的時候沒有住房。具體到我自己身上,改革開放的時候,沉緬書海,不懂得為自己撈錢;學府執教的當口,又正好幸逢不得不表示一下良心的時刻,然后當了十幾年的講師。所有應該得到的全部錯過了。驀然回首,教過的學生都成了教授了,自己依然站在起跑線上。到了海外,又不無驚訝地發現,但凡中國人出沒的地方,無論學府還是傳媒還是什么,游戲規則全都一樣,就連潛規則也一樣。你們問我身份認同,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有身份。能夠證明我身份的,不過是一本美國護照和一張美國駕照。既不愿與難民為伍,也不想高攀知識分子行列。曾想自比伯夷叔齊,可是翻開歷史一查,史書上寫著,人家是貴族,不是工人家庭出身的。以前高校里胡亂混著,還可以跟在人家后面自稱貧下中教,如今連這個稱呼都自行放棄了。過去讀美國小說《隱形人》覺得很好玩,哪曾想,自己也成了隱形人。落到這種地步,你們說說看,不強硬,還活得下去么?

好在我不算怎么孤獨,總有些朋友可以說說話。與其說是因為寫了幾十本書,不如說是因為有了網絡世界。倘若不是因為網絡傳播的緣故,可能不會有多少人知道曾經有個叫做李劼的人存在。那幾十本書,就算將來出版了,也跟我本人毫無關系。因為那時很可能我已不在人世。死去元知萬事空。人死了,書雖然還會繼續活著,但跟作者本人卻毫不相干了。我是不相信“留取丹心照汗青”那類豪言壯語的。人都沒了,還照什么汗青?

《金剛經》里有說,不著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我的尷尬在于,想著相都沒法著。我有什么相呢?無相可言。但正因為無相可言,所以下筆沒有任何束縛,自說自話,天馬行空。前不久網絡上流傳我那篇談論北京文人墨客的文章,你們問我是否得罪人。其實你們看看我在《梟雄與士林》一書(即臺灣版《百年風雨》)里如何臧否20世紀那些政治領袖和文化泰斗,就應該知道,我對文學名人的評說,算是很客氣的。再讀讀我怎么談論西方自亞里士多德到康德到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的思想演變,讀讀我如何月旦先秦諸子的高低優劣,讀讀我如何調侃喬伊斯那么頂級作家的文字,就可以明白,北京城里也罷,上海灘上也罷,那些個詩人作家,只要提到名字,不管褒貶如何,其實都是抬舉了。有位局外人的海外作家就曾指出,我的《文學備忘錄》提了太多不值得談論的文人墨客。

有人將我比作持筆笑傲江湖的人物。我確實喜歡俠客。但在文字間的那些酣暢淋漓、快意馳騁,似乎并非本性。但凡跟我有過交往的人,都會覺得,區區性本和善。偶爾出言不遜也是童言無忌,并且往往是說了別人都不肯說的話。

精神困境恐怕是一種富貴病吧。像我這一貧如洗之人,想染還染不上呢。

我的寫作,主要分兩大類,一類是思想的,主要由論著和評論構成;一類是審美的,主要體現在小說寫作里,尤其是上海三部曲和三部歷史小說里。網絡上流傳的評說北京文人墨客那樣的文章,在我的寫作中,占的比例很小,并且很不重要。

過慣了校園生活,一下子淪落紐約街頭,起初有些不習慣。那感覺就是空空蕩蕩。殊不知,正是那樣的空空蕩蕩,突然發現自己空前地自由,想寫什么就寫什么,根本不在乎聽眾的有無,完全處于自言自語的狀態里。自己寫給自己看的論著,是最精彩的;自己說給自己聽的故事,是最好聽的。僅一年半的時間,我就寫了三部歷史小說,一部40萬字,一部60多萬字,最后一部20多萬字。從來就沒有那么開心過。即便悲劇,也悲劇得痛快淋漓。一面寫,一面流淚,面對那些自己虛構的人物悲痛欲絕。

我其實很想跟大家談談小說,除了我自己的除了曹雪芹的,還有許多小說家,都是我非常想談論的。我很迷戀小說敘事藝術。我尊敬所有在敘事藝術上有貢獻哪怕有獨到之處的同行。尤其是喬伊斯、普魯斯特、卡夫卡或者卡爾維諾,還有福克納,等等。

我的宗旨是,寫作不是為了生存,相反,生存是為了能夠寫作。漢語寫作的最大困境,恐怕在于寫作的生存意味太強了。不少當年的先鋒作家,其才華最后都被生存需要所出賣。你們問我,為什么我說大家其實都活得很可憐,我的意思是,從我的角度看為生存而寫作的同行,很可憐。而從他們的角度看我,也會覺得我很可憐。因為我一無所有。他們擁有的名聲地位職稱房子票子車子娘子孩子,我全都沒有。到底誰可憐呢?只能互相可憐了。這就好比當你可憐賣笑女時,得小心人家一旦傍上高官大款后反過來可憐你。把文人聚到一起的什么會,弄不好就成了青樓。所以我曾對諸多在文學上成名成家的人,咕噥過一聲“妓院”,提醒他們小心成為青樓中人。

你們問我,精神上有什么困境,這恐怕是一種富貴病吧。像我這一貧如洗之人,想染還染不上呢。倘若我像當今學府的許多學者教授,盲目追隨德里達、薩義德,也許我會陷入困境。假如我迷失在某種意識形態幻覺里,可能會有困境。但我如今是個連著相都無處可著之人,還可能會被什么困境打擾么?

當今漢語寫作的作品成就以及相應人物的存在本身,就已經意味著文藝復興。

人生一世,最終是個選擇的結果。選擇有時是意識到的,有時是下意識的。除了從農場考上大學是我強烈地意識到的之外,挺身而出,異國他鄉,都是下意識的。因為華夏民族有《山海經》人物傳下的担當傳統,所以血脈里會有担當的沖動。担當過后的悄然離去,也是有傳統的。不求回報。這一切在古代都是無言的,不言而喻的。

這陣子家母病危,無法回去探視相伴,經常思念得苦。印度禪師有言,所謂菩薩般的人物,并非被供在寺廟里,而是在日常人生里不聲不響地活在當下,無欲無求,不給他人壓力,像一陣微風般拂過。這番描述,正是我母親的寫照。真是說來慚愧,以前一直沒有讀懂過我母親,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紡織女工。直到她老人家病危,才猛然意識到,母親此生,淡如水,輕如風。倘若說,我的無相是生存所迫,那么以后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母親的輕淡了。

曾寫過兩篇有關中國式文藝復興的文章。有人質疑說,中國哪有文藝復興,簡直是天方夜譚。我的回答是,當今漢語寫作的作品成就以及相應人物的存在本身,就已經意味著文藝復興。這根本不需要談論不談論的。當然了,中國式文藝復興最早最典型的歷史地標,是《紅樓夢》。再當然了,這樣的復興,跟曹雪芹那樣的人物,毫無關系。人家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選擇自己想要的人生,書寫自己想寫的文字,而已。復興不復興的,只跟民族有關,跟個人無關。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作為個人,我又很不愿意談論文藝復興。與我何干?等到大家全都復興去了,我惟有悄悄地走開。放心好了,一片云彩都不會帶走的,全部歸你們。

你們問我,如此異國他鄉的,是幸,還是不幸,我只能回答說,生存不幸寫作幸。上蒼待我不薄。這16年來,我寫了20多本書。其中包括6部專著和9部長篇小說。但不要以為我會覺得很有成就感,恰好相反,我覺得空空蕩蕩。這些文字,一旦問世,就像長大的兒女一樣,都不再專屬于我,而屬于整個讀者世界。

遙想當年,坐在農場的考場里應考時,多么向往學府生涯。事實上,上世紀8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也確實享受了一下自由自在的學術空氣。但好景不長。到了海外之后,曾滿心以為,美國的學府應該是大有作為之地。結果在海外東亞系里轉了圈,看了眼,不瞞你們說,遠不如80年代的一些中國高校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十幾年過去,回首當年,倒吸一口涼氣。幸虧沒有入伙海外東亞系。


李劼

生於1955年,本名陸偉民,學者、作家。1978年考入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1984年考入華東師范大學攻讀文學碩士,1987年留校任教。現旅居美國。著有五卷本《李劼思想文化文集》、《論紅樓夢:歷史文化的全息圖像》、《中國文化冷風景》、《麗娃河》等。

【李劼答問】

問:學界內很多人為你離開學府感到惋惜。

答:倘若如此,我只能說,老虎本當在山林里,而不是在籠子里。衰敗的學府像籠子,美國大學的東亞系也像籠子。這兩種籠子比較適合家禽,即便是鴿子都不愿就范的,更不用說向往天空的鷹。

【采訪手記】

6月,身在美國的文學批評家李劼的一篇題為《北京文人墨客的皇權意識和中心話語情結》的舊文在平靜許久的文壇引發熱議。長達3萬余字的文章,幾乎把當今中國文壇聲名煊赫的北京或具有北京背景的文人批評了個遍。

通過郵件聯系上李劼,李劼隔天便回復了記者的采訪提綱,還是七千余字的回復。他用一種老派文人的口吻說:遵囑寄上采訪應答,可能長了一些。「《新周刊》的采訪提問,幾乎囊括了寫作和人生的各個方面,得拿出部自傳才能圓滿回答。為了滿足該刊的諸多好奇,在此只好將自己的林林總總,如實道來。」他的文字讀來酣暢淋漓,真誠得像個孩子。他給我留下的印象正如他所說:「也許但凡跟我有過交往的人,都會覺得我性本和善。偶爾出言不遜也是童言無忌。」

 

2015-08-23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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