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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華:關于極權主義與中國社會轉型的思考——哈耶克對中國的意義
郭于華:關于極權主義與中國社會轉型的思考——哈耶克對中國的意義
燕南園愛思想 郭于華     阅读简体中文版


今天我們就極權主義與中國社會轉型的困境以及哈耶克對中國的意義做一次交流。任何理論的產生都有其時代背景、社會土壤和思想脈絡,對此前面幾位老師都有所介紹。因而,當我們借鑒一種理論用于中國現實的時候,不能簡單地套用,而需理解性地解釋現實。自由主義的思想、憲政民主的主張不能懸浮于空中,一定要落地,要觀照中國社會現實,尤其要面對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特別要關注普通民眾的切膚之痛。解決中國當今的所有問題都有賴于我們對中國制度的了解,對這種體制的歷史、特點、性質的判斷。

我們知道,哈耶克是一位徹底的自由主義者,他始終睜大眼睛,以極其警醒的態度防范極權主義——經由集體主義、社會主義而達到的奴役狀態。所以正像《哈耶克傳》導論中所評價的『沒有任何一個人像他那樣清晰、有力地闡述了拒絕社會主義的理由,也沒有任何一個人像他那樣富有成效地拓展了那些論證,使之從經濟秩序領域擴展至更一般的社會秩序領域』。那么,我們要知道,哈耶克竭力防范的極權主義到底是什么?

哈耶克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有個誤區:“已經取得的成就,被視為永保無虞、萬無一失的財產”。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已經取得的成就,被視作萬無一失的財富。我們看到,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公民社會的條件下,哈耶克尚且如此警惕,這一點對我們非常有啟發意義。我們也以為在中國已經發生過的悲劇不會再發生,而實際上如果不從根源上認識、清算罪惡,罪惡就會再度降臨,悲劇也會重新上演。

今天主要談三方面問題。


一、對政體的基本理解,關于政體的基本界定


我們要理解極權主義就要有所比較,要知道與之對應的民主政體、威權政體。

民主政體(Democracy):政府權力源于被統治者的正式認可;公民有權以一種有意義的方式參與決策過程。民主的基本理念:主張個人利益完全由個人自己決定,認為個人在爭取自己的權利、利益的時候能夠有保持國家繁榮所需要的最好的決策能力和智慧,應該允許所有人具有同等機會參與政治,并在制度上給予保證。民主社會總是以法律法治作為基礎,強調公民有廣泛的公民權,也包括持不同政見的權利。而不同的政府部門具有各自不同的職能,也就是實行行政、立法、司法部門的三權分立——權力分散與權力制衡。治理過程通過代議制來付諸實施;代議制機構分別被稱為國會或議會。選舉權是廣泛的,選舉是經常性的。民主政體以市場經濟作為經濟基礎。

另一種政體形式叫威權政體,也叫獨裁政體(Authoritarianism)。這種政體以絕對權威的方式實現領導者統治權,領導者要有絕對的控制權,實質上是一種寡頭政治,基本上不具備民主國家的要素,當然也不具備極權主義國家的要素。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實行威權政體,比如一些拉美國家、實行獨裁的軍政府國家等。威權政體有兩個突出特征:其一,領導人以一種近乎獨裁的方式進行統治;其二,領導人非常努力地致力于國家經濟發展,會以經濟建設作為中心。威權政體被認為是一種中間型、過渡型政體,可能會轉向民主政體,也可能轉向極權政體。從長遠看,這種政體是不穩固的。

極權政體(Totalitarianism),極權(主義)政體是專制政治的一種極端形式,意味著由一個政黨以及控制著這一政黨的那些人對國家和人民實施專制性統治,也意味著對整個經濟、社會、文化的全面控制、全面改造。它實行一種計劃經濟體制,同時對社會文化實行一種全面控制,創造一種全面的生活觀念和一個統一的國家與社會。這樣的政體概念首先被用于描述20世紀兩種不同的體制,也就是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和納粹統治下的德國。

卡爾·弗里德里克和布熱津斯基為極權主義社會概括了六種重要標識:

(1)一種復雜的思想體系滲透到個人生活的每一個方面;

(2)一個由獨裁者個人領導的政黨;

(3)一種影響遍及四方的恐怖體制,把黨和國家機構合為一體來反對極權統治的內外敵人;

(4)一種對大眾傳媒的切實而又嚴密的完全控制,由于技術現代化和復雜性,這一控制變得獨一無二;

(5)一種對武器和武裝力量的控制;

(6)由國家官僚機構來指導和支配整個經濟,或者至少是其最重要的經濟部分。(蘇聯體制在經濟上體現為高度的計劃性、嚴重依賴行政指令;在政治上體現為高度專制和黨政不分。)

對極權政體的理解中經濟基礎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方面,指令性經濟,計劃經濟。具體表現為經濟規劃和經濟結構特點包括勞動力嚴密的管制、工業企業的特別編制,預算和工業生產計劃等的統一方式。這些特點在前蘇聯時期比納粹德國時更加全面和完善。當時納粹德國的經濟具有戰時特點,在和平時期它包括國家指令性的部分,但同時也包括規模巨大的私人部分。所以當時蘇聯的計劃經濟特點比納粹德國更突出。

極權統治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強制性(鎮壓)暴力和意識形態暴力的完美結合。極權主義的宣傳和對被統治者的社會化過程聯系在一起的,比如一個小孩的成長過程都有極權主義的灌輸。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極權的經濟制度與極權政治結合在一起的力量有多么巨大。而達到這種程度的支配,的確具有了生殺予奪的力量。


二、極權主義的歷史形態與統治特征


全世界的極權主義國家屈指可數,除了前蘇聯、納粹德國,還有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以及北朝鮮。極權主義以最美好的理想為標榜,卻制造出最邪惡的后果,也就是最巨大的人類災難;極權主義從無限的理性出發,卻走向極端的非理性;極權主義最狂熱的擁護者,最后也成了它最深重的受害者,甚至在成為受害者之后仍然是它狂熱的擁護者。它巨大的誘惑力從何而來?這巨大的迷團等待我們去破解。我簡單地談三個方面:

1、極權主義的現代性質;極權主義是一種現代現象,它不同于帝國時期、王朝的統治;同時強調其現代性也是強調它力量的強大,不受限制,是理性的僭越和哈耶克所說的致命的自負。那么就會表現為權力的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從物質到精神,從身體到心靈。我們從歷史上的極權主義國家可以看到納粹德國所謂的意志的勝利,納粹德國、前蘇聯、中國都有過的改造人的精神、靈魂、造新人運動;比如中國文革時期的『精神原子彈』、『靠毛澤東思想治好精神病』等,達到登峰造極。這種烏托邦的理想設計基于人的德性:無私、忘我、利他,奉獻和犧牲,我們可以感到這已經帶有宗教性質,其與自由主義基于個人主義完全相悖。

2、極權主義的基礎;是群眾,著名思想家阿倫特概括為『缺乏自我權利意識的無結構的群眾』,哈耶克用了『我們中間的極權主義者』指那些崇拜國家、迷戀權力、好大喜功、熱衷于任何事情“組織化”、“有計劃”的人,有著“不能讓任何事情聽命于有機發展的簡單力量”這樣的思維和邏輯。極權統治熱衷于群眾動員,喜歡“大規模群眾運動”。群眾作為被統治者積極參與其中,在被支配被統治過程中學會被統治,所以是一種以共謀達成的統治。

3、極權主義的權力技術: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有一種很強的組織依賴,也就是通常宣傳的『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這種組織性和我們一般所說的社會組織不同。因為這是一個強制性、不可退出的組織。

運動式治理。有一種“儀式”偏好,比如開大會、標語、口號、象征等。“運動”作為社會動員和社會運作的機制,包含大量的儀式性表演和象征形式,或者不如將政治運動理解和解釋為國家儀式和革命儀式。我們在此意義上可以將國家儀式定義為:由國家最高統治者發動的,民眾或被迫或自覺參與的政治(或革命)運動。我們會看到一些極端的例子,比如我在做農村調查時發現,改革開放前,本來最需要重視天時、地理環境的農業生產過程,都當作“運動”來搞,即以運動的方式發動和組織農業生產的過程。所以我把它叫『運動經濟』。這就是非常典型的計劃經濟的極端體現。農民種的農產品種類由上級決定,黃土高原不適合種植玉米小麥,但指令性計劃必須種這些。比如指定農民種叫作『江青一號』的玉米,無論收成如何都必須種,所以農民說“那陣種地沒自由,說話也沒自由。”

精神控制術。范圍更廣,控制人們的記憶、情感、情緒、情結甚至感覺。大家在《1984》中能看到這一點,對任何方面都是控制的。這一點在歷史方面表現得特別突出——按照統治的需要篡改、偽造歷史,扭曲、改變人們的記憶。

審美特性。最突出的表現是大一統、要求整齊劃一。比如朝鮮的《阿里郎》、中國擅長而至今仍存在的大型團體操,追求一種非常整齊劃一的步調,完全一致的行動。看上去很震撼,整齊好看,但無形中形成了一種審美偏好。比如我們看到的記錄片《大堡小勞教》中幾千個流浪孩子被送去深山里勞教,在大饑荒時餓死數千(有記錄的2680人),僅僅因為當時城市中為了整齊劃一、干凈好看,覺得流浪兒童有礙觀瞻,制定政策要多少個“無”——其中之一是“無流浪兒”。

對極權主義我可以告訴大家最容易的兩個辨識指標:有沒有宣傳部;審美偏好——是不是大一統。有失簡單但很明顯。

現在我們可以對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做一比較:

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在統治形式上有相似的地方,比如都是專制統治,但二者仍有非常明顯的區別。極權體制是全面控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

極權體制以計劃經濟為基礎;而威權體制下不存在全面調控的經濟制度,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可以存在,尤其是威權政體的政府努力致力于促進經濟發展;

極權體制下各種民間組織、社會組織被全面取消,社會空間被全面占領,不存在獨立的自治空間;而威權體制之下有社會組織存在,前提是這些組織不反對獨裁統治,不試圖推翻現政權;

極權之下對于私人生活的干預控制達到一種極致;但威權政體下并非能全面控制私人生活空間;

最后一點,極權主義對意識形態和宣傳比如新聞、出版、輿論全面掌控;而威權統治無法全面控制新聞、言論、出版和輿論。比如民國時代國民黨的統治從來沒有管得住大學、新聞、出版。


三、中國社會轉型困境與哈耶克的意義


中國正處在社會大轉型過程中,也正處在轉型的困境中。轉型過程始于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

1949年以后,中國建立起一個政治、經濟和社會高度合一的“總體性社會”,國家對經濟和各種社會資源的分配和運作實行全面控制和壟斷。在這樣的體制下很難看到計劃外的經濟活動和自主的社會生活的存在,社會被國家嚴重擠壓而難以存活,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空間不存在。年長者可能知道單位-社會:城市中的單位組織;農村中的人民公社。作為獨立個體、擁有財產權利的人和作為自由人組成的社會都不存在。

上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這一局面,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為經濟自主提供了契機,使得經濟逐漸從國家的全面掌控中被釋放出來,開始嘗試著按照市場的原則運行。然而,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確立并未帶來市場秩序的形成,有限的開放后依然是權力-市場經濟;社會空間也并未隨之自然形成。特殊利益集團的崛起和對大部分經濟和社會資源的占有,使得權貴體制日漸坐大,一個斷裂的社會結構日漸形成。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確立雖然可以為民主政治的發展和社會的自主發育提供契機,但公民的權利、自由和公民社會都不會從天而降。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依然存在一個巨大的悖論,我概括為『社會主義竟然沒有社會』。我們是以社會主義制度立國,但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很難以正常的方式存在。

這種轉型到一定程度會陷入無法繼續的困境,孫立平老師定義為『轉型陷阱』,指的是經濟體制發生變革,但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都沒有改變。所以孫立平老師認為現在中國面臨的最大困境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轉型陷阱,形成的是強大、不受限制的特殊利益集團,特殊利益集團想把過渡性體制定型化,保持這種權力-市場經濟,以便占有并攫取巨大的資源和財富,保持不受限制的權力。

正是在這樣的情境下,哈耶克的意義就凸顯出來,他主張的市場經濟、自發秩序、擴展秩序、分立知識等對于中國轉型具有委大的啟發和意義。而且哈耶克的論證不是基于道德立場,而是基于一個根本的事實:知識是分立在所有人的心智中,這些零散的知識不可能被匯集到一個人的頭腦中。因而“社會主義不僅僅是沒有效率的,也必然是不自由的。” 這也正像米塞斯所說:“這些空想家熱衷于設計地球樂園的各種規劃,而所有這些規劃的共同特征就是,這些烏托邦中的居民都必須無條件地首先服從于其創建者,爾后還得繼續服從于其繼任者。”

這就是哈耶克所說的致命的自負、理性的極度擴張、公權力的僭越,這些對于個人自由的侵犯都會導致奴役狀態的產生,無論它們以多美好的理想、形象、表現形式出現,包括共產主義理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夢都是這類美好烏托邦的標榜,而它們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會導致巨大的社會不公正,導致奴役和死亡。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哈耶克的理論對于今日中國尤為重要,強調自由的價值、自由的狀態、人的自由的權利;世界多樣性存在:自然生態、社會生態、文化、市場都應該是多樣的。這一理論提醒我們一定要警惕那種大一統,大一統意味著控制,用一個頭腦思考、用一張嘴說話,控制和壟斷一定會導致整個生態的破壞。

每個公民從實現和保護自身權利做起。今天大家會覺得很多事不知道該怎么辦,好像自己起不了任何作用,我想實際上實現個人的權利就是達致正常社會的起點。我們需要意識到今天講改革的動力,它應該來自于社會,而不是頂層的權力。體制內的改革力量是在社會力量的逼迫下產生的;公平正義的規則是在各種力量的博弈中形成的;公民社會是在公民的參與行動中生產出來的。今天我們走出停滯狀態、恢復社會活力只能從公民的自覺和公民的行動開始。我們不是等待制度的改變,好的制度不會從天而降,我們每個公民的行動就是推動制度變革和社會進步的力量。這一點也是哈耶克給予我們的啟示。


提問

問題:中國王朝年代的中央集權制屬于今天講的極權類型嗎?歐洲王朝封建制呢?

回答:都不屬于今天講的極權類型。極權主義是現代統治形式。


問題:個人保護不了自己的權利,那么團結有沒有必要呢?

回答:團結是必要的,特別是結社的權利,現在憲法規定有,而實際上沒有,要我們自己爭取。


問題:在極權體制下,公民運動的突破口在哪里?

回答:突破口應該不止一個,維權運動、勞工抗爭,業主自治,包括我們的讀書會,都是公民社會的生長點。


問題:在中國尚不具備法治傳統的時候,這種激化的矛盾是否會帶來革命?造成暴民專政而不是法制社會?

回答:在民主體制下公民社會是社會穩定的力量,在中國情境中堅持非暴力抗爭,堅持自我健康生長,否則還有什么路可走?


2015-08-23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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