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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追憶父親老舍:最是戀家人   鳳凰網讀書會
舒乙追憶父親老舍:最是戀家人 鳳凰網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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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座城市曾經的輝煌、繁華甚至苦難與蕭條可以在作家的筆下重現,那么毫無疑問,老舍之于北京,相當于張愛玲之于上海、昆德拉之于布拉格,或者狄更斯之于倫敦。茶館、祥子,月牙兒,先生筆下各色虛構的人物構成了一個真實存在過的北京,一個飽經風霜仍優雅、閑適、沉穩的北京。


一湖之間,大師遠去,他年老羸弱,卻有著文人的硬骨頭,這骨頭,撐起了中國人的脊梁和文脈,亦成了那個特殊時代的注腳。城墻還在,但已被扒開了許多豁口;花兒照開,少了疏影橫斜的暗香浮動。本次鳳凰網讀書會請到老舍先生之子、著名作家舒乙先生和人民大學文學院長孫郁教授,就讓我們跟最了解老舍先生的人一起,聊聊這位最不該被遺忘的文學大師。



要點

孫郁:老舍既無舊式文人腔、也沒新式文人腔,而在胡同里生發出了一種智慧的語言

舒乙:《月牙兒》里“媽媽”的原型正是老舍的母親

舒乙:老舍替絕大多數沒有話語權的中國民眾發聲

孫郁:老舍的作品幽默但并不淺薄,背后隱藏著他對人生的打量



文字實錄


舒乙:《月牙兒》里“媽媽”的原型正是老舍的母親


生下來老舍先生的時候,媽媽年歲已經大了,大概過了四十。老舍先生是她的幺兒子,排行第九。那個時候婦女都生得很多。生產的時候大出血,昏死過去。臘月二十三北京冷的要命,生下來就把這個新生兒扔在地下了,大家都在忙著救產婦。他的大姐知道媽媽又生小弟弟了,匆匆忙忙地由婆家趕回來,進門一看小弟赤身露體的給扔在地下,她一把就把他抱起來揣在自己懷里頭。后來老舍先生寫文章說“大姐的眼淚是我生命的洗禮。”她把他給救了。


解放后他又找到大姐,那個時候老舍先生五十歲,我估計大姐起碼已經七十了,是一個不識字的老太太,穿得很干凈,但是還有補丁。他把她請到家里來,特別善待她,讓她一個人住在我們的東屋。他說:“老太太你就住在這兒,你什么時候想回去再回去,平常就在我這兒。”兩個人沒有話,因為文化差的太遠了。而且隔離的時間也很長。我經常看見老舍先生在寫作的間隙、休息的時候跑到東屋趴著窗戶偷偷往里看,也不說話,看一會兒又回去了。姐弟的感情特別深厚,特別地好。


老舍先生出生的時候家里還不是特別窮,他的父親是一個護軍,是一個旗兵,這個“旗”不是騎馬的“騎”,是旗人的“旗”。清朝政府有二十四個野戰軍,其中滿族、蒙古和漢族各八旗。二十四個旗實行同一種生活制度和管理制度。老舍先生的父親是一個旗兵,是皇帝的御林軍,負責看守紫禁城。住在家里,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去上班。八旗分上三旗和下五旗,上三旗的人派兵守衛紫禁城,就是現在的故宮。下五旗負責守皇城,皇城是什么呢?紫禁城外還有一道城墻,紫禁城和皇城之間全部都是皇帝的附屬機構。老舍先生的父親負責守這里,他的武器非常有意思,是一個大刀片,但是這個大刀片特別薄,嘩啦嘩啦的拿來練武差不多,實際上不能砍人。腰里頭別一塊腰牌,木頭板兒上頭寫著四個字--面黃無須,面黃沒有胡子,沒有照片,只能靠文字說明外貌特征。


1900年,義和團起來了,跟著來了八國聯軍。這個時候慈禧太后帶著光緒皇帝逃到了西安。但是鎮守北京城的這些滿族的旗兵,蒙古的旗兵和漢族的旗兵不知道太后和皇帝已經跑了,他們在進行英勇的巷戰。我祖父叫舒永壽。滿族人的名字都特別吉利。他負責守正陽門和前面的箭樓,就是現在的前門,前頭的那個有點洋式的區域,當時是一個甕城,他負責守這里。攻打這里的是日本兵,他們已經是洋槍洋炮了,中國的武器還特別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呢?使用抬槍,就是鑄鐵管的槍管。一個人拿不動,前頭派一個兵扛著,后頭這個人瞄準射擊。子彈都是黑色炸藥,其實就是硝、木炭混合的面面,裝子彈非常麻煩,要把槍管倒過來,往里頭捅這個黑色的面面,之后拿一根簽杵把鐵球裝進去。日本人知道這一點,攻城的時候用燃燒彈。中國軍隊裝子彈時黑色藥面灑了一地,地上全是炸藥,一個火星投過來,馬上一片火海。


我祖父被嚴重燒傷。他就退下來,爬過了天安門廣場,爬到西長安街、南長街,再往北到了現在的西華門,爬不動了。路西有一家糧店,店主早就跑了。門半掩著,他就爬進去躲在那里頭。這時候日本人由下水道里頭鉆進來攻破了城,守前門的這旗兵們潰敗下來。有士兵經過他這個地兒,進來找水喝,發現墻根有一個傷兵,他們倆認識,而且那個人是他的一個晚輩,好像是侄子輩的一個人。過來問他怎么樣,他已經不能說話了,腿腫的很厲害。祖父手里拎著一副褲腳帶,意思就是你回家,給我傳個信,我在這兒呢。那個時候天下大亂,八國聯軍入城,燒殺擄掠三天,平息以后,家人匆匆忙忙叫了一輛大牌子車到西華門的糧店來找他,沒有了。一家人嚎啕大哭,悲傷得要命。最后就把他褲腳帶、布襪子和他的生辰八字用小盒裝起來埋了。


老舍先生的爸爸是一個烈士,后來我在故宮找到了一個庚子年間的撫恤名單,這個名單公布了十六個戰死在天安門廣場巷戰中的人。其中第九名是永壽,被正式地記錄下來。烈士的家人是有撫恤金的,但撫恤金少得可憐。如果人活著,當兵一個月有三兩銀子,一個季度有一石老米,這個叫做“錢糧”。士兵犧牲以后,銀子減半,由三兩變成了一兩半,這個時候除了老舍先生以外,家里還有一個哥哥倆姐姐,這倆姐姐都還沒有出閣。老舍先生的媽媽要負担小兒子,哥哥,倆姐姐,這點錢就不夠了。清朝末年錢糧不能按期發了,發下來的也成色不足,于是老舍先生一家不到半年就淪為窮人。


老舍先生的媽媽是位很要強的婦女,她給別人洗衣服,洗臭得要命的、硬得不得了的店員的布襪子,臟衣服,常常被這些東西熏得吃不下飯。她的手非常粗糙,老舍先生寫文章說,“要是用她的手背來給我撓撓背上的癢倒是挺好的,但他說不敢這樣要求。”因為沒有奶水,所以他常常講“我是靠我媽媽用糕干把我養大的”。什么叫糕干呢?北京到天津之間有一個楊村,楊村有楊村糕干,實際上就是用面做的一種類似壓縮餅干的東西,用點熱水,和一和就成糨子,就喂他那個。老舍先生很幽默,他說因為自己是吃那個長大的,所以長大了以后一腦子的糨子。


他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身體非常弱,弱到什么情況呢?他們的鄰居后來反映說,這個小孩到了三歲還不會說話,不會走路,一天到晚一個人偎在炕上,給他一個小棉花球或者一個小面團,一個人能玩半天。后來好不容易到四五歲才勉強能走路能說話,但是沒有玩具。他說他僅有的玩具是在南房一個破屋子里頭找的幾個泥餑餑的小模子和兩副涂了紅顏色的羊拐。還有就是門外頭大槐樹上的吊死鬼,那是不要錢的玩具。他的媽媽除了洗衣服以外,還當傭人當女工,到學校幫著女老師打飯洗衣服做活計,這樣把還孩子養大。


后來當然哥哥也走了,姐姐也出嫁了就剩他一個人跟著寡母,兩個人相依為命。他一輩子都非常尊重他的媽媽。他說自己的性格跟媽媽特別像,媽媽是一個特別利索的人,性格直率,為人熱情,需要幫助別人的時刻總是跑在最前面。他還說自己有過幾十位老師,但啟蒙老師是一個不識字的媽媽,她給了他的生命的教育。爸爸的小盒子埋在現在的海淀區明光村,媽媽經常背著小兒子,出西街門,走很遠的路去給爸爸上墳。冬天的時候會在路上買幾個熱栗子給他抱在手里頭取暖。到了之后把他放在一邊,媽媽就開始抱著墳頭哭。天上有幾個烏鴉,非常悲慘地叫,天慢慢黑了,這時候媽媽有點害怕,背起他來就往回走,要走很長的時間。月牙兒出來了,他就看著月牙兒跟著他們走。所以他后來對這個月牙兒的印象很深,寫過一篇非常棒的中篇小說,叫《月牙兒》。小說里的象征意象,就來自他小時候的印象。《月牙兒》里頭的那個“媽媽”的原型是他自己的媽媽。


他經常講自己小時候又窮又孤單,所以他可能一輩子都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大家都知道他那些有名的小說、戲劇,絕大部分是悲劇。這跟他的出身有關系。我從事文學研究以后,第一個作品就是研究老舍的童年。想了解一個作家,必須知道他的童年,童年可能給他一輩子的印記,這對了解這個作家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他是一個貧苦旗人家庭的孩子,到他該上學的時候媽媽沒有辦法,準備給他一個小筐子,讓他到街上去賣花生米,稍微再長大一點就送他到店鋪里去當學徒。哪知道到了七歲的時候,突然胡同里來了一個大人物,這個人叫劉壽綿,外號“劉善人”,大概這是一位大官大貴族。兩家的祖輩有過密切的接觸。舒家的媽媽比這個劉善人歲數要大,所以他管她叫大姐。“大姐,我知道你有個小兒子,跟我的女兒同歲,我女兒7歲應該上學了,我有一個私塾,可以領他去上學。學費、衣服的布料、課本你都不用管,我來出,明天就帶著他上私塾。”這個私塾離護國寺旁邊的小羊圈胡同只有半里路。正覺寺當時是個老道的廟。一進門有一個大殿,那就是劉善人的私塾,他把老舍先生拉著進了私塾,并由他來負責一切。如果不是這個偶然的原因,老舍先生不可能成為知識分子。他從這以后,就慢慢的轉到小學、中學、師范學校,最后成了一位作家。他對這個劉善人感恩不盡。


抗戰的時候,老舍先生到了重慶。而這位“劉善人”最后當了和尚,成了北京的一位高僧。他的法號叫宗月,宗教的“宗”,月亮的“月”,1942年圓寂。這個消息很快傳到重慶,老舍先生寫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宗月大師》,最后他提到,“沒有他,我也許一輩子也不會入學讀書。沒有他,我也許永遠想不起幫助別人有什么樂趣與意義。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確相信他的居心與言行是與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質上都受過他的好處,現今我的確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領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著我去入私塾那樣。”


但是非常奇怪,他由私塾轉到正規的公立小學以后,該上中學了,他上的是北京三中,但是剛上了半年,媽媽就拿不出錢來了。正好這個時候北京師范學校第一屆招生。慈禧被“打疼”了以后,有著非常厲害的改良措施,比光緒皇帝原來提的要進步很多。其中一個很大的政策,就是在全國各地設新的師范學校,公立的,免費培養小學師資。一切課本一切課程設置學日本,學明治維新。這樣的學校開始在北京招生,叫北京師范學校。招收50名,擇優錄取。老舍先生沒有告訴他媽媽,偷偷去報名,一千人取五十個,他完全憑自己考試進去了。進去以后才發現,同班同學絕大部分是河北人,鄉下的,口音很重,但是都是品學兼優的孩子,原來北京人不怎么念書。


這個學校是中等師范專科學校,所以老舍先生沒有大學的學歷。但是這個學校特棒,先從待遇上說,一進去就發衣服,兩身呢子制服、皮靴、帽子,住校,管吃管住免學費。所有的設施都是洋式的,手風琴、洋鼓、洋號,真槍實彈的軍訓,不要一分錢。所以當時口頭上有這樣的傳法“師范、師范,白吃飯”。他是第一屆畢業生,他進去以后特別用功,而且他口才很好。畢業的時候是1919年,平均總分第五,前三名派到日本留學,第四第五第六直接當小學校長,所以他這個第五名就被派到第十七小學去當校長,那年他19歲。進門就跟媽媽說:“您可以歇下了,以后我來養你。”媽媽的回答是一串的眼淚,這樣他算是走上了正規的人生道路。


他非常感謝這個學校,當時大學非常少,師范學校的老師全是最有名的國學大師,其他的都是留學生,教什么呢?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心理學、教育學、英文等等。他在這個學校受了非常嚴格的訓練。據我所知這樣的師范學校全國一百個,培養了幾萬個杰出的人才,這些人才里的代表者有湖南的毛澤東,北京老舍,老師的代表者是魯迅。老舍先生1918年畢業,比他晚兩屆的人,畢業后全班開赴日本實習。客觀地說,這樣的師范學校比新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任何一所師范學校都要棒,培養了大批的杰出人才。


老舍先生當校長的時候治校有方,兩年以后就獲得晉升,當了一個收入豐厚的教育官,這個教育官叫勸學員。全北京市一共有四個勸學員。北郊一個,東郊一個,南郊一個,西郊一個,他是北郊的。城中間還有一個勸學長,一個五個人。這個是類教育職業,教育職業管中學小學,勸學員管私塾。西直門、德勝門、安定門、東直門外所有的私塾歸他一個人管。薪水也高,一個月一百四十塊大洋,一個中學教員工資只有四十,最低一級的公務員是街上的巡警,一個月六塊,要養家糊口還有富余,他一個人一百四。在當時絕對是個大富翁。


但是老舍畢竟是老舍,兩年以后主動辭職了。他不愿意面對勾心斗角,想要每天陪著孩子,于是去了南開中學教書,薪水降為每月四十但是甘心。


一個人的人生道路,是可以自己選擇的。到了一定的關口,自己轉彎就能成為一個人才。老舍先生一生中有很多這樣的轉彎,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他從14歲考上師范學校就離開家了。當了勸學員以后,老舍先生的媽媽看著他應該結婚了,就私下里給他定了一個非常好看的姑娘,交了定禮才告訴他,“我給你找了一個媳婦,好看、賢惠,好得不得了。”他馬上就生氣了,五四運動已經爆發了,社會上講究婚姻戀愛自由,他認為這是時代賦予他的權利,他不愿意丟下這種權利。即便那時候自己并沒有意中人,他還是反對這門親事,要求媽媽把婚約退了。他媽媽認為這很難理解,那個時候退婚是很麻煩的,那個姑娘會受到很大的傷害。他那么敬愛自己的媽媽,還是說了一句狠話:“你要不給我退掉,我以后不養你。”說完了這句話以后自己抱頭痛哭,不敢回家了,因為他得罪了媽媽。之后去找自己的大姐、三姐,讓姐姐幫他出面,把婚事退掉。兩個姐姐也沒有辦法,只能跑到對方那兒去,死說活說甚至于最后給人家下跪,給人家磕頭賠不是,說“我這小弟弟混蛋,新式人物,我們拿他沒轍,退了吧”。


最后勉強把婚退了,但老舍先生覺得太對不起媽媽了,自己非常難受,一天到晚在街上轉,也不敢回家。結果發了高燒,自己覺得很暈,不得已回了家。開門就一頭栽在地下不省人事,媽媽趕緊請原來宮里的御醫給他看病,后來大概花了好多錢,治好了。但是那個御醫下了猛藥--石膏,本應該二兩就夠了,但老先生給他開了半斤,這下壞了。據他自己描寫,病好了以后頭發全部脫掉,一個光頭,他說光的程度有如電燈泡。自己一個人躲到西山一個叫臥佛寺的地兒,在禪房里頭休息,大概休息了一兩個月,才慢慢地長出來,這個難關才算過去。他后來寫了一篇文章叫《二十三,羅成關》,實際上當時是21歲。羅成關就是生死關。這是他的第一次戀愛結婚的故事。


這之后他就有點獨身主義傾向,長到很大都沒有女朋友。到英國去了那么長時間而且成名了,成了小說家了,回來以后還是光棍。那時候身邊朋友的孩子都好大了,都催他趕快結婚。他堅持不結。他非常非常喜歡朋友,沒有朋友不行,這幫家伙知道他的弱點,就說“你要不結婚就不跟你交好了。”“那不行,那你們幫我找一個吧。”于是就找了胡絜青。胡先生是北師大的,那時候分男女師大。魯迅先生是女師大的教授,她是男師大的學生,這一班就倆女生,她在那兒的國文系,快畢業了,朋友找到她,說“你和老舍先生兩個都是滿族人,兩個人都是知識分子,我看挺合適”,就介紹他們兩個認識了,老舍先生那個時候已經到濟南去教書了,兩個人寫信,一天一封,有時候一天兩封,寫了半年,結婚了。


1931年,胡先生大學畢業,在北平結的婚,兩人在濟南組成了一個特別幸福的小家庭。老舍先生這才離開了單身漢的生活,以前都是到處漂泊,住在別人家里頭。他自己有了家以后變得特別戀家。媽媽在那個地方當中學教員,她也有自己的朋友圈,朋友請她出去吃飯,她就一個人去了。回來以后看見老舍先生躺在被窩里,她問:“怎么了?生病了?”“沒有啊。”“那你干嘛躺在被窩里?”“你一個出去吃飯我在家多難受啊。”好不容易過了7年的幸福生活,抗戰爆發,又出走。那個時候我們特別小,我兩歲,姐姐四歲,小妹妹剛十幾天,他逃走的時候帶不走。就讓媽媽和三個孩子留在濟南,他自己一個人到武漢重慶抗戰,他不愿意當漢奸。就這樣我們就留在了濟南,等到濟南鐵路修好了以后,回到北平當了五年的亡國奴。



舒乙:老舍替絕大多數沒有話語權的中國民眾發聲


后來,媽媽帶著我們三個孩子,走了55天,徒步經過整個河南到了重慶,和爸爸會合,這個時候已經1943年了。1946年他又走了,到美國講學去,一住四年,解放了才回國。重慶解放了媽媽帶著我們幾個孩子也回來了。1950年在北京一家人團聚了,他就建立了一個幸福的小院子,不愿意離開家。開人大會、政協會,他從來不去住,連吃午飯都要回來,非常戀家。他在家里養花,掛畫,根據自己的興趣來布置擺設,這樣子一直到他去世。去世的故事太悲傷了,我不愿意說,他是這么成長過來的,中間經過了很多的波折,走了很多自己選擇的道路,最后終于成了這么一個人。剛才孫老師提到的那些他的價值,我覺得都非常準確。我來補充一件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在沒有得諾獎之前寫過法譯本《四世同堂》的序,他在序里說他最喜歡中國作家是老舍。《四世同堂》讓他想起了淪陷的巴黎,念起來特別親切。勒克萊齊奧在諾貝爾獎授予儀式的發言里說他有一個老師,這個老師叫老舍,是一位中國人。他說老舍的價值在于為沒有話語權的絕大部分中國窮人說了話。


確實是這樣,舊中國97%的人是文盲,而且特別窮,于是就要鬧革命。勒克萊齊奧說中國窮人的代言人是老舍,他讓人們了解了中國人民,了解了中國的悲慘,了解了中國為什么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做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都喜歡講“魯、郭、茅、巴、老、曹”(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認為他們是無產階級文學的幾個集大成者。當然魯迅是沒得說,孫先生是研究魯迅的,魯迅的評價嚴格地說改革開放以后沒有升也沒有降,更加符合他原來本身的面貌,還是有很多人研究他。郭、茅、巴、老、曹地位變化很大,有的人下降得很厲害。上升最猛烈的是老舍,現在老舍的讀者大概跟魯迅的一樣多。


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他帶來了三個大作家。戈爾巴喬夫自己是個知識分子,他成立的總統顧問委員會只有五個人,其中三個大作家,他把三個人都帶來了。中央打電話給作協,讓他們找一個飯館,請這三個大作家吃頓飯。當時主持工作的馮牧先生在崇安門烤鴨店請他們三人吃飯,我作陪。其中有一個人知道我的身份以后,告訴我莫斯科大學的一位漢語學家翻譯了老舍先生一部非常有名的作品《貓城記》,受到了一個人的特別的重視,這個人叫特瓦爾多夫斯基。


最近我看到上海《文匯報》一條消息,莫斯科上個月給特瓦爾多夫斯基立了一個銅像,認為他很了不起。特瓦爾多夫斯基是一個大詩人,當時主編一本權威的綜合性雜志叫《新世界》,有次把《貓城記》俄文版在《新世界》里連載,連載完了以后出了單行本。《貓城記》的單行本前后累積起來一共出了六、七十萬冊,七十萬冊對于蘇聯的一億人口來說可謂是家喻戶曉,幾乎是人手一冊,非常暢銷。坐在我旁邊的作家說,有一次陪特瓦爾多夫斯基到西伯利亞去訪問,他跟州委書記就推薦了這本《貓城記》。“《貓城記》寫了人際關系的陰暗面,寫了人和人怎么勾心斗角、爾虞我詐,中國是那樣,蘇聯也是這樣,所以讀了大有益處。”


當時中國和蘇聯關系不好,大家知道當時的政治局以文人為主,康生、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全是文人,他們說蘇聯在搞《貓城記》肯定是反華、反毛、反共、反文革,咱們得研究一下怎么來回擊它。除了這幾個文人政治局委員以外,還有一堆武人,黃永勝那一批人,還有謝富治,公安部長兼北京市革委會主任,他們讓每個人去看一遍《貓城記》。解放后《貓城記》是禁書,一時找不到,他們就把解放前晨光出版社的找來。后來大家一致認為蘇聯翻譯這本書、捧這本書是反毛、反華、反共、反文革,直到最后周恩來總理說了兩個字:“未必”,引起了很大的風波。


后來老舍之死跟這個也有點關系,紅衛兵說他是“反共老舍”,拼命打他,最后很悲慘,遍體鱗傷、奄奄一息。接回家以后第二天就出走投水。投水是他的人生觀。我后來研究他,特別是研究他的身世,我就比較注意這個事情。抗戰時他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長,他發起了一個節日叫“詩人節”,把每年陰歷的五月五號端陽節定為中國的詩人節。他每年要寫一篇文章來紀念,1941年就寫了一篇《詩人》,他說詩人可奇怪了,別人高興的時候他老說喪氣話,跟人家倒著來,而且平常奇裝異服,頭發長長的,怪得要命。別人悲哀的時候他大聲地笑,可反常了。但是國家民族有禍患的時候,就會挺身而出,老舍先生用六個字來概括--“殉難、投水、身諫”,這個實際上是講他自己的人生觀。


1944年,日本人突然由貴州獨山方向包抄重慶,重慶大亂。大家開始向西跑。由南京跑到武漢,由武漢到重慶,由重慶到西康跑,再往現在阿壩那一帶跑。重慶有一個文人叫王冶秋,這個人是馮玉祥身旁的一個地下黨。他跟老舍先生關系非常好,寫了一封信由重慶寄到北碚,問老舍:“聽說重慶大亂準備往西跑,你怎么辦?”老舍先生給他回了一封信,這封信王冶秋居然一直保存著。文革以后老舍先生平反了,他把它拿出來發表,老舍先生信里是這么寫的:“我看不出來向西跑有什么用,何況我又不知道我朝哪兒跑,好在嘉陵江近。”這個信說明了他的人生觀:國家有禍患的時候他愿意去投水。所以當文革給了他這么大的侮辱,他決定投水。他在西街口外的太平湖那兒坐了一天,深夜自己走到水里嗆水而亡。第二天清晨有鍛煉身體的發現水里站著一個人,距離岸邊不過四五步,那個就是老舍先生。他把自己的衣服掛在樹上,人家翻他的兜,翻出了一張名片,他的名片就印了兩個字“老舍”。


據說當天(1966年8月24日)有上千人去看他,引起了很大的轟動。這個時候他67歲,如果他能像巴金、冰心、臧克家那樣活到99,活到100,他肯定還有非常棒的著作問世。他晚年曾說過還有三部長篇小說要寫,都醞釀好了。第一部自傳,就是現在的《正紅旗下》,《正紅旗下》一共才寫了八萬字,11章,剛寫到一歲就終止了。第二部寫天橋,第三部寫八大胡同。如果這三部真能讓他完成,那一定是非常了不起的作品。當時我們千方百計地把《正紅旗下》他沒寫完的八萬字給轉移了,那時候冒了很大的風險,東躲西藏,文革后得以發表出來。老舍先生的一生非常悲哀,他那么愛國,那么熱愛生命,對人民那么好,最后卻是那樣一個下場。


2015-08-23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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