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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葛劍雄:被高估的民國學術
觀點 葛劍雄:被高估的民國學術
《國家人文歷史》 葛劍雄     阅读简体中文版




葛劍雄


在社會上出現“民國(小學)教材熱”時,有記者問我:“為什么民國時的大師會編小學教材?”我告訴他,那時編教材不需要哪個政府主管部門批準,只要有出版社出就行,而出版社對編者是按印數付版稅的。所以編教材的版稅收入一般遠高于學術著作,如果能編出一種印數高、通用時間長的教材,編者等于開發了穩定的財源,何樂而不為?至于“大師”,這是現在對這些編者的稱號或評介,當初編教材時,他們還不具備這樣高的身份,甚至還只是初入職場的年輕人。

  

近年來,隨著“民國熱”的升溫,一批“民國范兒”的故事流傳日廣,更成為影視作品的新寵。與此同時,一批民國的“學術大師”如出土文物般現身,或者被媒體重新加冕。于是在公眾和年輕一代的心目中,民國期間成了大師眾多、高峰林立的學術黃金時代。

  

不過如稍加分析,就不難發現,這樣的“黃金時代”的呈現并不是正常的學術史總結研究的結果,或者是相關學術界的共識,大多是出于媒體、網絡、公眾,或者是非本專業的學者、沒有確切出處的“史料”、人云亦云的傳聞。所關注的并非這些人物的學術成就,而是他們的價值觀念、政治立場、社會影響,甚至風流韻事。例如,一講到民國學術言必稱陳寅恪、錢賓四(穆)的人大多并不知道陳寅恪究竟作過哪些方面的研究,往往只是看了《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也沒有讀過《國史大綱》或錢穆的其他著作。稱吳宓為“大師”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行的教授,只是同情他“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或對他單戀毛彥文的故事感興趣。稱頌徐志摩、林徽因是因為看了《人間四月天》,或知道有“太太客廳”。



 

其實,民國期間的總體學術水平如何,具體的學科或學人處于何種地位,有哪些貢獻,還是得由相關的學術界作出評價,并不取決于他們的社會知名度,更不能“戲說”。影視創作可以以民國的學術人物為對象,戲說一下也無妨,但他們的真實歷史和學術地位不能戲說。

  

那么,今天應該怎樣看民國期間的學術呢?

  

毫無疑問,這是中國學術史上重要的篇章,是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化的關鍵性時期,也是現代學術體系創建的階段,各個學科幾乎都產生了奠基者和創始人,并造就了一批學貫中西、融會古今的大師。

  

從晚清開始,西方的自然科學(聲光電化)被引進中國,在回國的早期留學生與外國學人的共同努力下,到民國期間基本形成了學科體系,建立了專門的教學和研究機構。社會科學各學科也是從西方直接或間接(如通過日本)引進并建立的。就是人文學科和中國傳統的學問,也是在采用了西方的學科體系、學術規范和形式后才進入現代學術體系的,如大學的文、史、哲院、系、專業或研究所,論著的撰寫、答辯、評鑒,學歷、學位、職稱的系列與評聘,學術刊物的編輯出版,學術團體的建立和發展。

  

以我從事的歷史地理學為例,在中國傳統學術中是沿革地理,屬史學的一個分支,主要是研究疆域的變化、政區與地名的沿革和黃河等水道的變遷,其源頭可以追溯到《尚書·禹貢》。而中國傳統的“地理”也不同于現代地理學,只是了解和研究歷史的工具。只是在現代地理學傳入中國后,沿革地理才有了歷史地理這樣的發展目標,才發生了量和質的進步。上世紀30年代初,大學開的課還用“沿革地理”或“沿革史”的名稱,1934年創刊的《禹貢半月刊》的英文譯名還是用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中國地理沿革),但到1935年就改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國歷史地理)。50年代初侯仁之先生提出創建歷史地理學的倡議,自然是接受了他在英國利物浦大學的博士導師、國際歷史地理學權威達比教授的學科理論和體系的結果。



五十年代的顧頡剛  


民國時間的學術水平如何,就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而言是有國際標準的。盡管有少數科學家已經進入前沿,個別成果達到世界先進,但總的水平還是低的。人文學科的具體人物或具體成果很難找到通用的國際標準,但如果用現代學科體系來衡量,顯然還處于初級階段。如果在中國內部進行階段性比較,則除了個別杰出人物外,總體上遠沒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總體學術水平,已經大大超越了民國時期。至于杰出的個人的出現,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天才獲得了發揮的機遇,與整體水平沒有必然聯系。而且歷史上出現過的學術天才,或許要經過相當長的年代才可能被超越,甚至永遠不被超越,民國時期也是如此。

  

正是由于這些特殊情況,到了今天,民國的學術往往會被高估。因為每門現代學科幾乎都是從那時發軔或成長的,今天該學科的專業人員,除了直接從國外引進的外,一般都是由當初的創始人和奠基者一代一代教出來、傳下來的,這些創始人、奠基者自然具有無可爭辯的、崇高的地位。解放后留在大陸、以后成為大師的學人,大多是在民國期間完成了在國內外的學業,已經嶄露頭角。盡管他們的成就大多還是在解放后取得的,但也被看成民國學術水平的代表。

  

歷次政治運動的消極影響和破壞作用更加劇了這樣的高估和偏見。有的學科和學人因學術以外的原因被中止或禁止,形成了二三十年的空缺,以至到了改革開放后這門學科恢復,還只是民國時期的成果獨領風騷,一些學者的代表作還是當初的博士、碩士論文。例如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本來早就應該被他自己的新作或他學生的成果所超越,但由于1952年院系調整時社會學科被“斷子絕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科徹底取消。等費孝通當了右派,連《江村經濟》也成作毒草批判,從此消失。由于一部分民國學人成了戰犯、國民黨反動派、帝國主義走狗、洋奴、特務、反革命分子、右派、反黨分子,或者去了海外,他們的論著被查禁,像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幾乎一無所知,更不用說更年輕的一二代人。我在1978年考上研究生后,才在專供教師和研究生使用的參考閱覽室中看到一些民國學術著作,而直到1985年游學哈佛,才有比較全面了解民國學術的機會。



費孝通  


毋庸諱言,一些人對民國學術的評價、對民國學人的頌揚是出于一種逆反心態。是以此來顯現、批判今天學術界的亂象,表達他們對目前普遍存在的學術垃圾、學術泡沫、學術腐敗的不滿,對某些混跡學林的無術、無良、無恥人物的蔑視。就像贊揚民國時的小學課本編得多好,就是為了對比今天的某些課本編得多差一樣,應該促使我們反思,推動當前的改革,而不是一味壓制這種另類批評。


當然,輿論與公眾出現這樣的偏差,學術界本身也負有一定的責任。本來,學術和學人的史實、學術研究的成果和水平,應該讓公眾了解,才能獲得應有的尊重,才能充分發揮社會效益。即使是高深、特殊的學問,也應該用淺近的語言、形象的方法向公眾介紹。在媒體出現不實報道、輿論對公眾誤導時,學術界要及時予以澄清和糾正,要主動提供正確的事實和評價。但由于學術界往往脫離公眾,或者不重視社會影響,對一些本學科視為常識性錯誤或胡編亂造的“史實”不屑、不愿或不敢公開糾正,以至積非成是,形成“常識”。而一旦傳說被某高層領導認可或采用,不但再也無法糾正,學術界某些頌圣人士與風派人物更會從學術上加以論證和提升,反成了不刊之論。

  

例如,在季羨林先生的晚年,從大眾媒體到全社會無不將“國學大師”當成他的代名詞,有時連他的“弟子”也被尊為“國學專家”,甚至“大師”。在學術界、特別是他的同行和學生心目中,季先生當然是無可爭議的大師,但大家都明白他的主要學術貢獻并不屬國學的范疇,而濫用國學實際是貶低了其他學問,如季先生主要研究的印度學和梵文的地位。但誰都不好意思或不愿意向公眾捅破這一層紙。當我在報紙上發表質疑季先生“國學大師”身分的文章時,好心的朋友勸我應該給老人留點面子。我說:正因為我尊敬季老,才要在他生前糾正他身不由己的被誤導,而不是在他身后批評。所幸不久季老公開表明了他不是“國學大師”,要求摘掉這頂“帽子”的態度。



晚年季羨林  


我還看到過一篇“錢鍾書拒赴國宴”的報道,據說他在江青派專人邀他參加國宴時不僅斷然拒絕,而且謝絕來人為他找的“沒有空”、“身體不好”的借口,要求直截了當回復江青“就是不想參加”。一些媒體紛紛轉載,使錢鍾書的形象又增添了學術以外的光環。我覺得這既不符合“文革”期間的史實,又不符合錢先生的行事風格,在看到對楊絳先生的一篇訪談后,更斷定這是夸大失實的編造,就寫了批駁文章發表,此后似乎再未見到這則故事的流傳。



葛劍雄的恩師譚其驤  


對先師季龍(譚其驤)先生,又有一些不實傳聞,如毛澤東曾多次就邊界糾紛征詢他意見,林彪也向他請教歷史地理。實際上譚先生從未有與毛澤東交談的機會,唯一近距離見到毛的機會是參加他在上海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但因臨時通知不到,等他趕到會場時座談會已結束,大家留著看戲,他看到的只是坐在前排的毛澤東的背影。所謂林彪求教歷史地理,實際是他奉命為“首長”葉群個別講課,當時他根本不知道這位首長就是林彪的夫人。如果我順著這些傳聞擴展,或者保持沉默,完全可以給后人留下學術神話,并且會被人當成史實。所以我在《悠悠長水:譚其驤傳》中如實揭開謎團,復原真實的歷史。


來源:《文匯報》2014年10月17

作者:葛劍雄


2015-08-23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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