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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為啥叫中國人“支那”?
日本人為啥叫中國人“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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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丨《中國歷史的側面Ⅱ:近代史疑案的另類觀察》


文丨馮學榮


比日本人稱呼中國為“支那”更早的,是一個唐代的中國人,他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唐僧”——玄奘法師。


玄奘法師在其口述的著作《大唐西域記》里面,記載了拘摩羅王和玄奘法師的一番對話如下:


拘摩羅王:“自何國來,將何所欲?”

玄奘法師:“從大唐國來,請求佛法。”

拘摩羅王:“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日,去斯遠近?”

玄奘法師:“當此東北數萬余里,印度所謂摩訶支那國是也。”


這段文獻翻譯成現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


拘摩羅王:“你是從哪個國家來的?來我們這里干什么?”

玄奘法師:“我從大唐國來,是來求佛經的。”

拘摩羅王:“大唐國在哪里?要走多少天?有多遠的路程?”

玄奘法師:“往東北方向走幾萬里路,印度叫支那的,就是指的大唐。”




玄奘法師所說的,只不過是一個事實,古印度將大唐國稱呼為“至那”、“支那”、“脂那”。


這個故事發生的時間是在唐朝。當時的唐朝是日本崇拜和學習的對象。


于是,從唐朝開始,一些日本僧人就開始在文獻中,稱呼大唐國為“支那”——注意:那時的日本,不但對大唐絲毫沒有惡意,而且還相當地仰慕大唐。


唐朝時代的日本僧人,為什么稱呼大唐為“支那”呢?因為當時的日本僧人和唐僧(玄奘)所讀的,是同一批的梵文佛經——古印度人將中國稱為“支那”,唐僧也跟著學,于是,日本僧人也跟著學。


可見,“支那”一詞,從其誕生的最初來看,其實并沒有歧視、侮辱、蔑視中國人的意思。


“支那”一詞在日本的影響進一步的擴大,是從江戶時代(17世紀初)起,當時的中國處于明朝時期。


那么在明朝的時候,日本為什么不稱中國為“中國”,而是沿襲舊稱,繼續稱呼中國為“支那”呢?


因為——日本要避免混淆。


事情原來是這樣的:在明朝以前,“中國”這個名詞,并不常用。當時大明國的周邊小國,都知道“大明國”、“大明”,而不知道“中國”——反而是在日本,有一個地方名叫“中國”——日本本州島西部的“山陽道”、“山陰道”兩個地區,在日語中,合稱“中國地方”,也簡稱“中國”。


因此,如果把大明國硬稱為“中國”,則在日本國內必然會造成混淆。

兩個地方叫同一個地名,很顯然會造成誤會。所以,日本從明朝開始,舉國上下就習慣了稱呼大明國為“支那”,而不叫“中國”——為的是與日本國內的“中國地方”區別開來。




直到后來抗戰勝利,日本迫于戰勝國——中國的壓力,才普及了“中國”的稱呼,并開始遷就中國,將日本的“中國地方”改稱“山陽地方、山陰地方”。


事實上,將中國稱呼為“支那”的,遠遠不止日本一國,至少還有以下國家的語言,都稱呼中國為“支那”:泰語、法語、馬來語、德語……更有甚者,俄語更是將中國稱呼為“契丹”,至今仍是如此。


在中國的歷史上,將中國稱呼為“支那”的,也不僅僅是日本人,在中國,大量的漢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都曾經將中國稱呼為“支那”。下面舉一些例子:


我們知名的中國皇帝唐玄宗,寫過一篇名叫《題梵書》的詩,行文如下:


鶴立蛇形勢未休,

五天文字鬼神愁。

支那弟子無言語,

穿耳胡僧笑點頭。


可見,咱們這大唐朝的堂堂皇帝,也把自己的國家叫作“支那”——這簡直是反了,反了,成何體統。


梁啟超在他所著的《戌戍政變記》里面,也有這樣一段話:


“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后始也。”


看到了嗎?我們近代史上的著名“公共知識分子”——梁啟超——不但把自己的祖國叫作“支那”,而且還往上加了個“我”字——“我支那”。


還有更瘋的。章太炎寫過一篇《正疆論》,他說:“以支那與日本較,則吾親支那;以日本與滿洲較,則吾寧親日本。


章太炎這段話,是什么意思呢?他說:“拿支那和日本來選擇,我親近支那;但是如果拿日本和清廷來選擇,那么我寧愿親近日本!”


可見,“章瘋子”不但稱自己的祖國為“支那”,而且還高聲唱道——“日本比清廷還要親”。肉麻死了。



△章太炎


還有,中國近代知名學者嚴復,曾經將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翻譯成《原富》,他是這樣翻的:


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國皆有海禁,以內地市場已廣,不愿有外交致窺伺。然而是三國,皆古盛而今衰。


很清楚,嚴復也將自己的偉大祖國——中國稱呼為“支那”。


孫中山,也寫過一篇文章,叫作《支那保全分割合論》——事實上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孫中山遠遠不止一次稱呼中國為“支那”。


知名的革命女英雄秋瑾,寫過一篇叫作《支那逐魔歌》的詩歌,也把中國叫作“支那”——該詩的行文如下:


四鄰環繞欲逐逐,

失權割地無時止,

這等人兒還昏昏,

如夢如醉如半死。

吁嗟乎!

我國精華漸枯竭,

奈何尚不振衣起?

無心無肝無腦筋,

支那大魔首推此。


還有,康有為流亡印度期間,他的女兒康同璧,從中國步行到印度去找她老爸。西游成功之后,她寫詩自夸,夸自己是一個了不起的“支那人”:


舍衛山河歷劫塵,

布金壞殿數三巡。

若論女士西游者,

我是支那第一人。


再舉一個例子,近代知名文學家、詩人聞一多寫過一首名為《我是中國人》的詩,在這首詩中,聞一多曾多次高呼“我是支那人”。該詩歌的相關文字摘錄如下:


我是中國人,我是支那人,

我是黃帝的神明血胤;

我是地球上最高處來的,

帕米爾便是我的原籍。

我的種族是一條大河,

我們流下了昆侖山坡,

我們流過了亞洲大陸,

我們流出了優美的風俗。

偉大的民族,偉大的民族!

……

我們是四萬萬不滅的明星;

我們的位置永遠注定。

偉大的民族!偉大的民族!

我是東方文化的鼻祖;

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

我是中國人,我是支那人!


這還不算呢,許壽裳在其回憶錄性質著作《我所認識的魯迅》里面,記錄了魯迅的一段往事如下:


魯迅在日本住旅館,要登記姓名、籍貫。魯迅寫下:周樹人。但是籍貫卻不能寫中國。因為日本的山陽地區也叫中國,如果魯迅寫中國,會造成混淆,結果魯迅寫下‘支那’兩個字。不料,日本旅館店主見是清國人,認為是貴客,免費給魯迅升級了房間。


許壽裳作為日本留學生和魯迅的知心好友,他的這一段回憶,說明了以下的幾個問題:


1.在近代史上的日本,說“中國”二字,的確會造成混淆。


2.魯迅稱呼自己的祖國為“支那”,毫不以此為恥辱。


3.魯迅自稱是“支那人”之后,不但沒有受到日本人的歧視,反而還因此被日本人視為貴客,免費給升級房間。


那么,為什么“支那”一詞在近代史上,會被視為一個侮辱性質的詞語呢?其實是因為自從甲午戰爭以來日本對中國的殖民侵略,在中國民間催生了一股強大的反日、仇日的思想,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之下,中日兩國之間任何的事情,都變得十分敏感——“支那”一詞,也就難免成為眾矢之的了。


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一個客觀的事實,在近代史上,部分日本人的確歧視中國人,這種歧視是客觀存在的,在史料里也是有跡可尋的,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下,“支那”這個原本是中性的詞語,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侮辱”的色彩了。


這個邏輯用一個加法算式來演示,是這樣的:


日本人歧視中國人+日本人稱中國為“支那”=“支那”是侮辱詞


我們從這個等式里可以看出來,“支那”稱呼本身并不是問題,“歧視”才是問題的所在。因此,我們這個算式再簡化一點,是這樣的:


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詞

歧視你+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詞


也就是說:在民國時期中日關系惡化之前,日本稱中國為“支那”,當時的中國人不但不在意這個,而且還跟著這樣叫。但是中日關系惡化之后,“支那”這個稱呼就成為一個事了。當時民族自尊心較強的國民意識到,日本人歧視我們中國人,因而,“支那”這個詞就成為了一個帶有侮辱性質的詞語了。


這就是“支那”一詞的歷史由來以及它的含義演變的過程。


本文來自:壹讀微信號:yiduiread


2015-08-23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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