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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自述:我到底為了什么活在這兒?
北漂自述:我到底為了什么活在這兒?
CocoaChina     阅读简体中文版

大家從不同的地方來到北京,試圖從1號線上找到一個入口,把自己嵌入這個城市,在這里安頓自己的人生。


長安街在上,一號線在下。上面8條車道,燈火通明,橫貫北京東西,是世界上最長、最寬的街道。而地下則以3分鐘一班的車次,45年不變的路線,每天穿過31.04公里,把約150萬人運到23站點,那相當于北京常住人口總量的1/13。


從東單向東,一路出建國門,過永安里,至國貿CBD商區,寫字樓越來越多,世人眼中的精英沿長安街沿線一路向東聚集。樓越來越高,地價、房租也一路飆升,那代表著名望、財富、位置。


而西單以西,出復興門,入木樨地,一路西行,由商轉政:過了繁華的金融街,進入財政部和計委所在地,接著就是首都博物館、中科院,一路下去,濃濃的府院氣息。


再往西又一番氣象。文氣漸弱,兵氣漸濃,八寶山是有名的革命公墓,至于公主墳、萬壽路一帶,則是全國軍事中心,軍政司令部所在地了。


一號線展開,就是這個城市的生活層級,站點本身似乎帶上了某種隱喻,成了某個階層、某種生活的入口。


人們從不同地方來到北京,抱著不同的目的,通過不同路徑,以不一樣的代價,扎進1號線,投入各自的北京生活。

  

28歲的李征(化名)漸漸開始對自己在京打拼的意義感到困惑。

  

一、四惠東

  

每天,李征(化名)從出租房走到四惠東坐1號線,從起點經11站到西單,再轉4號線坐12站,一個半小時到達上班地。回程再一個半小時,經23站。

  

當李征拎著小公文包,鎖著眉頭急匆匆從寫字樓里走出來的時候,他的狀態有點兒游離,那樣子看似溫吞卻又煩躁,整個人充滿了矛盾。

  

這個地道的山東漢子今年才28歲,卻已經有點兒滄桑了。父母種地,一個男孩就這么考到了北京。人雖然出來了,面臨著這個大城市的一切新鮮東西,可一套價值觀還留在玉米地那里。

  

眼下他正跟“么么噠”較勁。他剛從體制內的公務員跳出來,在一家企業上班,負責微信平臺,他指著那界面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真的不適應,“這不是矯情嗎?”他激昂地說,“話不好好說,干嗎要用‘親’‘么么噠’?‘冰淇淋’不叫冰淇淋,干嗎要叫‘甜品'?”

  

他皺著眉頭跟記者討論,似乎那是關乎體面的大事。“我喜歡嚴肅一點的東西。”他指的嚴肅是那種人民日報體,或者幾個學者來講課或交流,探討一些哲學、文學、藝術類的問題。

  

可他必須學習“么么噠”的用法,非常努力地造出“博雅塔,么么噠,我來了”的句子。說的時候他很嫌惡,就像每一個字都要花他錢似的。

  

一旦工作本身讓他沒了興趣,上班就變成了一件需要忍耐的事情。上班從一出門開始就是一段艱難的旅程。作為1號線始發站,四惠東在2000年通車,1號線東側始發站第一次從西單東延到了東四環外,這也是1號線最近一次的擴延。一條線從此穿起了朝陽、東城、西城、海淀、石景山五個區。又因這一站靠近立交橋,客運、地鐵、公交方面都是重要的交通樞紐,這里的日客流量超過20萬次。

  

此前很長時間,四惠東近北京郊區,多是小商品市場,檔次、服務效率都不高,住在這里的也是小商販、打工者、底層務工人員。可1號線一路向東,加上CBD東擴,四惠及四惠東有了新的價值。這個西起大北窯,東至高碑店文化園的地帶,搭乘地鐵至國貿縮短到了20分鐘以內,它因輻射CBD商務圈、與國貿距離最近、而房租又能被普通小白領承受,很快成了的那些寫字樓里白領的首選,這一帶房子開始炙手可熱。

  

每天,大批住在通州、燕郊的小白領在這里換乘。在天橋下排隊30分鐘等地鐵,五六趟過去仍擠不上去車是完全正常的。在哪個門口,跟哪群人一起上也大有講究,最好能選中一個強大的人流,順勢被推上去,這個地鐵口流行一句話:“選好團隊比個人努力更重要。”

  

李征也不例外。每天,他要拿出3個小時,上車,換乘,一路西進北上,周而復始,那感覺就像每天都比別人少活了3個小時似的,每天像圓形籠子里的倉鼠一樣一直循環地跑,上班是為了下班,下班為了睡覺,睡覺為了第二天再上班。

  

時至今日,他仍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在體制內不行,現在到了體制外也不行;老家那一套不行,大城市這一套也不適應。他在兩套標準里出出進進,左搖右擺,把自己的生活過得很糾結。

  

當初進體制,有多少是自己的意愿,多少是為了滿足老家那邊對他“出人頭地”的期待,他已經分不清了。2009年從煙臺大學畢業,又考上人大專業碩士,對一個農村孩子來說,這是不錯的成績了。初來京時,他頗有幾分躊躇滿志,一心想取得一個父老鄉親所認同的位置。那渠道很清晰:拿戶口,進體制,熬兩三年,做上副主任、主任,攢錢買房,結婚生子,逢年過節衣錦還鄉。

  

剛進體制的時候,他和所有年輕人一樣,以為自己可以改變或影響什么。“我想把大家的心氣兒都捋順了。”為這,他專門做了一個單位內部微信公號,每天推送員工事跡,單位故事。這是分外工作,本以為是錦上添花的事,卻被老板找去談話:“小李啊,你要在這個微信公號上制定一個規矩,什么能說,什么不能說,這個宣傳口徑要把握好。”

  

李征蒙了,怎么解釋領導就是聽不進。

  

再就是一遍一遍地開會,學焦裕祿,學到晚上10點再討論兩小時,領導帶頭表示:焦裕祿是我的神。

  

輪到他發言時,他大著膽子說出真話:“焦裕祿死了二三十年,蘭考還是一個貧困縣,我覺得當干部沒必要成公仆,辦事兒就行,我給你服務,你用納稅來滋養我,把這個互相服務的關系搞好。不然累死也是無效的。”

  

一句話惹毛了領導。那時他已經動了離開體制的念頭。這只是最后一根稻草而已,更根本的原因是他看不到升職的希望,之前干得熱心,以為可以提干,卻沒了希望,原來的下級做了他的領導。這下級之前來北京開會,叫他李總,給他倒酒,現在反過來叫他“小李”,酒也輪到他倒了。

  

離開體制那天,他坐到領導辦公室里,“我想走。”領導一驚,“小李啊,我們這么培養你,你作為一個黨員干部,你怎么能……”“領導”,李征打斷他,“我只是一個黨員,我不是干部。”

  

這是他的第一次叛逆。內心里更深的厭惡壓倒了出人頭地的想法。骨子里,他一直比同齡人更焦慮,那幾乎是一種潛意識,學生階段他已經開始找工作,同齡人都在享受校園時光,讀書戀愛,而對他來說,這一切都沒有意義,如果它們不能指向一件事:好工作。“好”當然是指物質方面的:穩定有保障,能支持一份殷實的生活。

  

研一那年,他在兩個機會之間猶豫。一個是中國移動徐州分公司的offer,另一個是去愛爾蘭交流一年。他猶豫了,到手的那份工作框住了他,家里勸他,“出國也就一年,工作可是一輩子的事!”

  

對父母那輩人來說,工作就是鐵飯碗,找到一個必須抱牢,“出國”屬于不務正業。李征很矛盾。一直以來,他都在自己的價值觀和父母傳統的評價體系里搖擺不定。瞧不起一張戶口,又必須得到它;骨子里討厭官僚主義,又真心想進體制。一切機會面前他都傾向于傳統的價值觀,但當中又透出不甘。

  

他猶豫了很久,最終拋下手邊這份工作去了愛爾蘭。愛爾蘭很美,人也悠閑,在湖邊散步,不時有鴿子飛起來。他卻不安起來:太輕松了,將來怎么辦?回國怎么辦?工作怎么辦?

  

一旦學業、工作、結婚、生子這四件事兒里,有哪一環銜接不上,他馬上陷入焦灼。好像這一步接不上,就永遠接不上了。

  

他發現,那些固有的東西,正根深蒂固的留在自己腦子里,逃也不是,順從也不是。一年里,他的口語沒進步,見聞沒增加,吃也克制,玩兒也小心,按部就班地在愛爾蘭過了一年中國生活。

  

他感到自己正陷入尷尬:一回老家,鄰居圍上來,“李征,你都三十了,還沒結婚……”“我才28”他反駁。再就是問戶口,問房子,問一個月賺多少。之前,這一套曾經指導著自己全部的奮斗路徑,可現在他聽著,突然一陣厭煩。

  

自己離老家遠了,可北京這個城市并沒有接納他,觀念、生活上他仍然沒有接軌。如果他膽敢不結婚,不買房,他簡直無法踏到老家的土地上,無法活在鄰居的眼光里。

  

擠地鐵擠煩了,他偶爾也會皺起眉,撫著額頭問:“我到底為了什么活在這兒?為了父母嗎?父母不在身邊;為了舒服嗎?還是為了更高的意義,可哪兒又有更高的意義呢?”

  

他開始睡不著了。女朋友家里催著結婚,一套房子首付60萬,女方那邊已經準備好了一半,他這份就是拿不出來,家里幫不上一點兒忙。

  

睡前,他偶爾會問女朋友,咱在這兒干嗎呢?雙方父母掏空了,買房子,還房貸,還了二三十年,六十歲還完,還得再給兒子買套房。

  

28歲,他已經開始嘆氣了。

  

“我堅信“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我的好奇心豐滿了我的生活。”jolie語氣堅定的說著。從老家考到北京努力打拼10年的她似乎已經實現了自己曾經的目標。

  

二、國貿

  

按照一般的職場標準來說,Jolie的條件并不好。

  

父母很早就下崗了,家里在錢和關系上幫不上忙。她自己身體差,眼睛晶狀體、玻璃體有先天性病變,一只眼睛幾乎看不見,另一只上千度的近視,除了外語上有一點兒天分外,生活的一切方面她都是非常吃力的。她甚至不敢提一只重箱子,因為那可能讓她本就脆弱的視網膜破裂或滑落。

  

大學畢業11年后,Jolie出入在北京國貿三期的寫字樓里。戴著隱形眼鏡,眼睛看上去仍然不大對勁,太大了,有一點外凸,那是長時間戴眼鏡留下的痕跡。但一張臉是漂亮的,不僅如此,還帶有一種神氣,讓人感到她對自己的生活擁有著完全的控制力,甚至可以說,她就像那種天生就該待在這里的人。

  

現在,她在一家美資的高級律所做市場推廣,之前做過的兩份工作分別是高級翻譯、PICC(“中國人保財險”)評級。

  

她語速快,但并不給人壓力,聲音柔軟客氣,這顯示出她在待人接物上受過好的訓練。小城的窘迫童年沒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跡,她已經取得聯合國口譯資格,她還想去紐約,想去聯合國那樣的機構看看。

  

她知道,在北京,一些看起來遙不可及的事情會在這里成為可能。

  

可如果留在武漢,Jolie不知道自己會落入哪一種生活里。她上的是理工大學,專業又是英語,加上不到一米六的個頭,八十多斤的體重,“聯合國”,離她像天那么遠。

  

可現在,站在國貿三期的最高處,她幾乎可以俯瞰整個北京城。她是剛從國貿銀泰的一家評級公司跳槽后到的國貿三期,采訪當天,她剛剛在這棟北京最貴租金的寫字樓里工作一周,自己也覺得恍惚。它在這一帶樓群中高入云端。那高度就像一種權力,待在這兒的注定是少數人。

  

作為北京的最高建筑、全球最大的國際貿易中心,國貿三期位于北京東三環CBD核心區域,這座330米高的巨型建筑正以一種難以企及的高度,把整個北京城壓在下面。

  

是的,它已經朝天際去了,而這之前,這一帶早已把地下的風光占盡。

  

國貿區建在建國門外大街,那是北京最中心的商務區,毗鄰東長安街,12公頃的占地,43萬平方米的建筑面積,入駐的企業多是全球500強,是京城黃金商業帶里最黃金的那一塊。

  

這里要的不是繁榮、熱鬧、和諧,而是更高一層的東西,比如奢華、孤獨、克制。國貿三期里,每一件器物都來歷不凡,4.5米高的荷蘭皇家寶盾旋轉門,9米高的大堂,從以色列專門運來的金黃色的大理石地面,棚頂4組500公斤重的彩色玻璃泡吊燈,由600個工人人工吹制而成。

  

而在樓中工作的人也有著不言自明的共同秩序,他們彬彬有禮又不過分親密,客氣周全而又充滿節制,他們擁有這城市最好的教育,他們的工作場所處在最優質的地段,這一切都暗示著權力、位置和身價。

  

Jolie用11年的青春、健康、孤獨,和一份毫無積蓄的生活換來了這棟大樓里的一個位置。

  

進入這個大樓的路徑并不那么簡單。從武漢理工大學畢業之后,她鉚著勁的要考外交學院的高級翻譯專業。這幾乎是全國英語類考試中難度最大的,畢業后可做外交官或同聲傳譯。那難度極大,用腦量驚人。

  

本來是可以去外交部的。研一那年,外交學院要跟教育部批一塊地,得到了上級領導的應允,但有個要求,要一個外語好的女生到領導家來當家教。學校選上了她,在外交學院這是有慣例的,給領導當過家教,前程遠大。可通知她剛一周,這位領導就因為犯事兒被拉下馬,之前的腐敗和生活作風問題一下子都被揭出來。她這才恍然明白那是一個什么性質的捷徑。

  

同學中90%以上考了公務員,她放棄了,一個人開始體制外打拼的生活。但公平有了,辛苦卻是加倍的。這個城市里,Jolie至今沒有房,沒有車,沒有男友;只要她還能工作,生活就可以維持在一個不錯的水準上,一旦工作停了就一切都沒了。這個城市里,她將無法安頓自己。

  

跳槽之前,房租要占Jolie收入的40%以上。她要租一整套二居室的房子,在這個城市的任何地區,這樣一套房子每月四五千是至少的。作為家里的獨生女兒,她把父母從武漢接到了北京。他們很早就下崗了,有時,看女兒一個月剩到手里的只有三四千,他們也心疼,吃穿用度上也幫著女兒貼補,最初Jolie拒絕,慢慢也接受了。

  

她花錢很省,“平常我幾乎沒什么開銷”,她說。但一套體面的衣服還是需要的。有時要出國開會,她就上網去淘一點,買的都是些顏色大方,富有層次,款式好價格卻不貴的衣服,“幾十塊也可以穿”,最貴的一條裙子,是一個一萬塊的大品牌打一折,一千就入手了。

  

外人看來,Jolie這個位置上,連辛苦都是高一層的,比如花一個半小時化妝,為了不讓人看出剛剛熬過通宵;住5星級酒店里,只睡上3個小時,第二天就跟著公司高管去以色列開會,6小時的大會,漢語從耳朵里進,英語從嘴里出,6小時下來也不露出疲態。

  

不是不累。在這行里,累也要累得光鮮,如果因為累,放松了對儀表的要求,那你就成了個可憐人。和任何高薪、高壓的行業一樣,任何一點兒邋遢、疲乏都會讓人不堪,因為它會將你打回原形,打回光鮮之下沒車沒房、沒有儲蓄、沒有背景的真實里。

  

說白了,自律就是為了那一點體面。她已經能熟練駕馭不同款式的短裙、黑色針織衫,穿著經過巧妙的搭配,顏色上富有層次。

  

這就像個悖論。在北京,必須消耗自己來換取資源。但回老家,她有了資源,但擅長的技能又超過了城市的需要。

  

如今,對她來說換一種生活方式,把眼界和環境降低一層,已經完全不可能。她只有進沒有退,北京給了她好的一面,這一面她要踮著腳才能夠到,但這已經足夠把她架在這里了。

  

只是,無論她穿得多么體面,每天從國貿三期走出來,她必須從一號線進去,扎入人海,進入最真實的北京生活,那里沒有大吊燈,玻璃咖啡廳,甚至要踢著菜葉回家,但那是她的生活。下班,上地鐵,到家,一路下去就像過了三重天。

  

那幢大樓里,她連買杯咖啡都還需要用導航,別的名品店更是一無所知,唯有一件事她一清二楚:怎么繞過重重地下通道找到地鐵入口。

  

當她繞過國貿地下商城,走過一條長長的通道,還沒走到頭,一股熱氣就來了,空調弱了,氣味也大了,從這兒起,優雅就不要緊了。要的是潑辣、麻利。她把自己投入人流,被擠著、推著、搡著,就這么進了地鐵一號線。性騷擾是常有的事。對此她已經很有經驗。最好大聲講出對方的行為,講得具體、有細節,讓人臉紅為最佳,幾十雙眼睛就會一下子唰地看過來。

  

來京10年,她早已身經百戰了。

  

小時候,Jolie就看不起身邊那些沒有野心的同學。她不同,上大一時,家里拿學費都困難。人一漂亮,心氣兒格外高,覺得武漢裝不下她,她要更大的世界。認識她的人都知道,這女孩從小優秀、拼命、求勝心切,一直是“別人家的孩子”,要拿出A+的東西,要名列前茅。

  

而Jolie自己說,這好勝背后,其實是巨大的不安全感。“我眼睛不好,相當于半個殘廢。”但她依然很注意著眼部的修飾,戴著隱形眼鏡。這有磨損角膜的風險,但一個體面的外表還是要緊的。

  

這棟光鮮的寫字樓里,所有人都那么時尚、得體、精力充沛,但私底下,Jolie知道他們花了多大力氣讓自己“看起來輕松”。

  

在武漢時,她一直覺得能來北京就是到天了,現在回頭一看,“那東西已經在我后面了。不知不覺的就這么走著,我也成了少數人。”

  

但身體始終讓她有很大的不安全感。“我怕黑,黑了就什么都看不見了,讓人不安。我做口譯也是為這個”,她指指眼睛,“將來壞掉了,用耳朵也可以做。”


來源:網絡


2015-08-23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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