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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薦書   事實即顛覆:無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寫作
周六薦書 事實即顛覆:無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寫作
東方歷史評論     阅读简体中文版

撰文:蒂莫西·加頓艾什

翻譯:于金權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牛津大學歐洲研究教授蒂莫西·加頓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穿行于真話講述者和政治騙子之間,以手術刀般銳利的筆鋒記錄下他所發現的真相。他的《事實即顛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收集了自新千年開始以來所寫的政論文章,所論的都是我們時代的重大問題:忍受長期獨裁的人民,當他們起而建立民主國家的時候發生了什么?推翻暴政的自由怎樣才能取得勝利?在具有不同信仰和種族的社會中貫徹言論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女權利平等,到底是怎樣一種狀態?


我們選摘該書的導讀和第一章節部分內容,與你分享。



導讀:老英國自由派的猶豫


撰文:梁文道



據說,今天的新聞就是未來的歷史。這句話簡單直接,似乎大家都能明白它的意思,甚至還能同意。但只要稍稍一想,就會發現這句話其實問題重重。例如,它似乎隱含了一個標準,一個什么事情能被寫進歷史的標準;難道只有今天被新聞媒體報道過的事實才夠得上歷史的殿堂嗎?當然不,因為我們在報道新聞的時候,在判斷什么事情才有新聞價值的時候,總是已經先有了一套預設,而這個預設又總是離不開我們這個時代的視界;明天的史學家憑什么要全盤接受我們這個時代的視界呢?此所以重大的史學進展往往和新史料的發掘相關;那并不只是新發現了一批被人遺忘的文檔那么簡單,而是更根本地把一些前人根本不看重也根本從未想過要入檔留存的東西當成史料。比方說樹木的年輪,前人可曾覺得這是訴說他們那個時代事實的重要線索嗎?可今天的史家已能學會在一片樹林的年輪里判讀過去氣候變化的痕跡,從而掌握往昔人們生活勞作背后的自然條件。所以我們不妨大膽地說,今天的新聞固然可以是未來的歷史,但對今日新聞標準的疑問更有可能是未來歷史學者的重點。


事實,乃是現代史學的核心問題之一。不只是事實如何發掘,更是事實到底可以證明什么的問題。自從海登·懷特(Hayden White)以降,一種忽略事實與證明之關系,轉而強調事實被詮釋被敘述的傾向(或者可以叫做后現代傾向),就漸漸又變成史學主流的趨勢了。因為什么算是史料,什么叫做事實,基本上是個看你把它們放在什么框架之下敘說,又如何敘說它們的問題。畢竟,任何時代的人用以了解他們那個時代的視界及價值標準,都是一些可以說出來的敘事,并且還可以不斷重新敘說。所以今天當我們在談歷史的時候,講“故事”、“敘述”和“書寫”乃是一件很時髦的事情,幾乎恨不得把歷史看成是一套像小說似的純粹敘述技藝。相反,依舊堅守某種單純甚至天真的事實之力量,則是不合時宜的,令人打呵欠的。所以,蒂莫西·加頓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的《事實即顛覆》不可能是一本很符合潮流的書,因為它連書名都很老派。就像他在是書序言里所講的,他依然相信“事實具有顛覆性,能夠推翻民選領導人和獨裁者、傳記作家和自傳作者、間諜和英雄、拷問官和后現代主義者的斷言,能夠推翻謊言、半真半假的東西和神話,能夠推翻所有‘為了安慰悲慘之人而脫口而出的演講’”。這是真的嗎?事實本身就具有這樣的顛覆性嗎?還是說編纂事實和安排事實的新敘事使得事實顛覆?


加頓艾什在英語世界和歐洲可是一個響當當的名字,當過英國《觀察家》雜志的編輯,后來在《衛報》有固定的專欄,而且還是牛津大學“歐洲研究”教授,曾經長年住在東德、波蘭和捷克,跟哈維爾與瓦文薩變成了老朋友,也被人認為是英國前首相布萊爾身邊的顧問,穿梭于學院、政壇和大眾媒體之間,其著作讀者不計其數。老和他筆戰的新左派史學大師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甚至(帶著貶義地)說他是冷戰末期推倒東歐共產政權最有力的一個聲音。但是直到今天,中國大陸才譯出了他這部作品,算是和中文讀者的第一次接觸。雖然我不能同意他在很多問題上的看法,可我還是長年閱讀他的著述。且引一句當今左派大紅人齊澤克的話:“盡管他是我的政治對手,我也一直認為他那些豐富的精確觀察仍是值得閱讀的,可以作為東歐滄桑劇變的可靠材料來源。”的確,整個英語世界大概很少有人能比他更明白前東歐究竟發生了什么事,那是他的本行領域。在他迄今最出色最動人的著作《檔案》(The File)當中,他回到德國翻查公開了的斯塔西檔案,發現不少當年圈子中的朋友原來都是秘密警察的線人,曾向當局報告他這個英國人的言行和心理,這個發現把他引向了一段充滿陰郁氣氛的溯往旅程,讓我們看到了人間情誼的脆弱與極權社會最深處的秘密。這種經歷不是每個外國人都會有的;就算有,也不會有他那種專業史學訓練所賦予的識見和涵養,好把這個經歷寫成一部雖然體量不大但是分量十足的深度回憶。


為了方便理解,不妨拿中文讀者比較熟悉的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作比。布魯瑪的對象是日本和東亞,而加頓艾什則可說是東歐的布魯瑪。他倆都是記者型的學者,或者反過來說是學者型的記者。從奧威爾開始,記者就已經取代了那種會渲染異國風情和浪漫化自身經驗的傳統外游作家(例如吉卜林,他可以把他從未去過的曼德勒寫成一首膾炙人口的名篇),成為比較可靠也比傳統學者有趣的外國知識來源。所以當前市面上介紹各國情況的非虛構書籍當中,那些駐外記者的作品總是最受歡迎的。他們曉得怎樣和公眾讀者溝通,又有長年的第一手經驗,有的甚至還具備了相當不錯的學養。加頓艾什和布魯瑪就是這類人中的佼佼者,是20世紀后期大眾傳媒國際化年代的新型知識分子。他們有點像人類學家,在祖家和他鄉之間迂回,因此往往能在一段距離中清醒觀察本地人視而不見的事實,然后再把它們放在另一個框架之中考察省視。當然,加頓艾什同時還是個歷史學家,他對德國史的了解要比許多德國百姓厚實得多,于是他在看待今日暗角的時候就有了一道從往昔深處照下來的微光。


然而,《事實即顛覆》并非典型的加頓艾什。因為東歐在他這部文集所占的分量真是太少了;相反,他寫了很多他不熟悉的地方,例如伊朗、緬甸,甚至香港。于是問題出現了,他憑什么去寫那些他沒有長住過的土地?又憑什么去和當地人溝通(訪談是記者獲得事實的首要手段,因此通曉當地語言一向是學者型記者的基本要求。加頓艾什會波蘭文、捷克文與德文,但他懂得波斯文嗎)?他甚至從來不是研究伊斯蘭的專家,他怎能寫那么多關于歐洲穆斯林的評論呢?當所有通向事實的管道都不是那么扎實,當事實本身都難以獲致的時候,事實還可能有顛覆的力量嗎?



雖然蒂莫西·加頓艾什在牛津大學教書,是個有地位的歷史學家,但他對學院里的理論發展似乎沒有太大興趣,所以他不會像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那樣,在史學方法論上細致探討事實、證明與修辭的關系。他用心的事實問題,是種更接近新聞記者專業關懷,更貼近常識意義,或許因此也更容易為人理解—同時也更容易犯錯—的問題。比如在談到第二次海灣戰爭的時候,他似乎完全接受了時任美國國務卿鮑威爾的說法,真的相信伊拉克擁有傳說中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把它當成事實。結果呢?他自然錯了。在整個伊拉克再度陷入分崩瓦解的今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就像個不好笑的笑話一樣。不只如此,加頓艾什在那篇文章里頭竟還說道:“薩達姆政權是當今世上最令人厭惡的政權之一。他對庫爾德人進行了種族大屠殺,還讓自己的人民生活在恐懼中。推翻他對他的國家和該地區而言都是福音。無論戰后的伊拉克會多么混亂—肯定會混亂,就像戰后的波斯尼亞、科索沃和阿富汗一樣—它幾乎已經不能更糟糕了。”可今天的事實卻顛覆了他當年的判斷,這大概是所有時事評論家的尷尬。


《事實即顛覆》原書出版于2009年,加頓艾什本來有機會刪掉這篇他自己都很后悔當時弄錯了事實的分析;可他沒有。一來,就像他所講的,錯了就是錯了,不掩過乃是道德義務。二來,我猜讓他可以稍稍放心的,是他毫不掩飾地在那篇文章題目里頭就已經表達出來的態度;它叫做“為騎墻派辯護”。也就是說,盡管他相信“大規模殺傷力武器”是個事實,相信薩達姆政權垮臺之后的伊拉克一定會更加幸福,但他仍然不敢輕言美國及其盟友入侵伊拉克就一定是對的。因為他覺得反戰派的主張也很有道理,也很說得過去。


那他究竟站在什么立場?不要忘記,那可是個黑白多么分明的時刻。布什聲稱:“你要不是站在我們這邊,就是站在他們那邊。”中國則有人一邊看著電視里的世貿大樓倒塌一邊拍手叫好,同時又有一大群自由派知識分子聯署宣布“今天我們都是美國人”。戰或不戰,義或不義,幾乎沒有任何灰色地帶,而加頓艾什居然要為騎墻派辯護?沒有立場?那你寫這篇東西干什么?他的解釋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所有人都必須這樣做,熱情洋溢,過分簡單地相信復雜的兩難處境中的一面,即使這樣確實可以讓電視更好看。”他甚至認為,這不單是他個人的態度:“我的直覺是,如果你在黑夜中為托尼·布萊爾注射真相的血清,他將基本上坦承這種自由派的猶豫不決。”“自由派”,就是這里頭的關鍵詞了。


自由派,或者自由主義者,尤其是老派的英式自由主義者,并不是像時下中國許多施密特及施特勞斯的信徒所以為的那樣,是批沒有價值傾向的虛無論者。最起碼,自由主義者要相信言論的自由。好比加頓艾什,他可以同情歐洲穆斯林的處境,但他絕對不能接受因為信仰受到冒犯,于是就理直氣壯地跑去殺掉敢替先知造像的漫畫家。而且他還是老派的、洛克式的英國自由主義者,主張“所有神明的信奉者與那些堅持沒有神明的人,自由平等地在廣場上試一試”;所以他比較不贊成法式啟蒙運動的路子,干脆不準任何神明的信奉者—不管你是佩戴頭罩還是十字架項鏈—出現在廣場之上。這樣的自由派會擁抱一些最基本的人權,所以當年他要和哈維爾等東歐異見分子站在一起,主張出版結社的自由。這樣的自由派還會看重一些最顯眼的事實矛盾,不屑于理會對那些矛盾的各種深奧辯解,所以他要說前東德禁止了自己國歌的歌詞(因為它歌頌“統一的德國”),是對自己覆滅的恐懼(因為它害怕會被西德統一)。我們知道,除了前蘇聯和前東德,這世上還真有些政權害怕人民過度認真對待國歌與執政黨的黨歌,而且居然有人辯說那是“復雜國情與時代的錯位,不能簡單判斷”(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加頓艾什這種自由派看來,你担心人民把國歌當真,這就是個非常簡單的事實問題,沒有什么好解釋的。


老自由派的真正麻煩不是價值虛無,而是對付不了種種身份認同困擾背后的激情。在英國人算不算是歐洲人這個大題目上,懂得歐洲并且親近歐洲的加頓艾什分析過其中各個應該考慮的條件之后,再度擺出了騎墻的態度:“我的結論?沒有結論,這是因為身份研究的本質很少會有明確的發現,也因為英國身份的特質。或許‘沒有結論’的聲明本身就是一個結論,甚至還是一個重要又積極的結論。”身份認同也好,政治立場也好,大家通常要求的是明確的結論,可加頓艾什這種老英式自由派通常卻只能提供傾向。他歡迎前波蘭和前捷克政權的倒臺,但他也看到了整個轉型的困難。所以他當然不能像某些把“自由化”當成神祇來朝拜的人那樣,不顧現實地迷信明天一定更好;但更不能如另一些憤慨現實的人,走上懷念老日子,又或者保守國家主義的道路。像加頓艾什這般的自由主義者,總是要在信念支撐的理想傾向與層出不窮且困擾理想的事實之間,進退猶豫。


由于《事實即顛覆》離開了加頓艾什熟悉的安全地帶,因此他在這部文集里頭變得更像那些什么國家的事都能夠暢談一番的“國際問題專家”,這部書于是就更能考驗他身為記者、評論家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能耐了。又由于他在事實材料的擁占上不具優勢,所以帶動他寫作的信念和傾向就會變得更為突出,但也更容易受到挑戰。他是個記者,把自己的寫作類型規定為“當下歷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切勿誤會,這不是福柯所說的那種“現在如何成為現在的歷史”,而是冷戰“圍堵理論之父”喬治·凱南推介的學術與新聞的混合寫作),所以他當然要發掘事實,最大程度地親近現場。但他究竟是個歷史學家,就算不愛談太過哲學化的史學方法論,卻也不能百分百地信任從現場帶回來的材料:


1989年,布拉格天鵝絨革命期間,瓦茨拉夫·哈維爾身邊的一群人在地下魔燈劇院一間奇特的玻璃墻房間里會面,做重要的決定。大多數時候,我是唯一在場的外人,肯定也只有我一個人拿著一本筆記本,試圖記下他們說的話。我記得當初想:如果我不記下來,就沒有人記下來了。像大多數歷史一樣,它也像倒入下水道的洗澡水一樣一去不復返。但是這樣寫成的歷史,基礎是多么脆弱……記憶問題就是見證人問題的核心所在……記憶是一個可以重新加工的CD,會受到不斷地加工,而且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重新加工,不僅讓我們理解故事,還讓我們感到更加舒服。


歷史學家加頓艾什疑慮的,大抵就是這種舒服,把事實裁剪修整得較為合體,較為符應論點邏輯的舒服。老式英國自由派加頓艾什所疑慮的,則是讓自己皈依某個既定立場的舒服。他寧愿讓理想和傾向不停在現實上頭對焦,找不著安穩的落腳之處;他寧愿讓現實持續地發出噪音,擾動理想世界的安寧。所以他總在猶豫、進退。在我看來,這樣的態度,或許就是這本書值得當今國人一讀的理由。






第一章  天鵝絨革命,綿延不絕


米洛舍維奇的奇怪倒臺


2000年10月5日,星期四,塞爾維亞人沖進位于貝爾格萊德的議會大樓,從燃燒著的窗戶中揮舞著旗幟,并占領了國家電視臺的總部(有一位反對派領導人曾經將它們稱為“電視巴士底獄”),這看起來像是一場真正的舊式歐洲革命。攻打冬宮!攻陷巴士底獄!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共產主義終結后繼續掌權的最后東歐統治者、“巴爾干屠夫”會步上所有暴君的后塵。有激動人心的報道稱,三架飛機正在將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及其家人送出國。也有報道稱他像希特勒一樣躲在地下掩體中。他會被私刑處死嗎?會像齊奧塞斯庫一樣被處死?還是會像他的父母一樣自殺?“拯救塞爾維亞,”人群喊道,“自殺吧,斯洛博丹。”革命的形象以及“巴爾干半島人”讓人聯想到的所有血腥場面,引來了數百名記者,前來報道這一可怕卻適合上鏡的結局。


出人意料的是,10月6日,星期五晚上夜深的時候,米洛舍維奇出現在另一個國家電視臺上,發表了和善的敗選演講。人們覺得美國總統或者英國首相才會發表這樣的演講。他說,他剛剛收到消息,沃伊斯拉夫·科什圖尼察(Vojislav Koštunica)贏得了總統大選。(這話竟然出自他之口,過去11天,他一直在努力通過選舉舞弊、恐嚇以及操縱法庭來否認這一點。)他感謝了那些選他的人,同時也感謝了那些沒有選他的人。現在,他打算“多陪陪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孫子馬爾科”。隨后,他希望重建其社會黨,使它成為反對黨。“我祝賀科什圖尼察先生獲得勝利,”他總結道,“我祝愿南斯拉夫的所有公民在今后幾年取得成功。”


他像往常一樣穿著整潔的西服、白襯衫,打著領帶,但卻僵硬地站在南斯拉夫國旗的旁邊,雙手交叉著,在身前放得很低,像一個作弊被抓的男學生一樣,或者說像在牧師前懺悔的人(他的父親曾經希望當牧師)。對不起,神父,我在選舉中作弊了,毀掉了我的國家,帶給了鄰國無盡的殺戮和痛苦,但是從現在起我將做一個好人。假裝這只是一次普通又民主的領導人換屆,既不協調又離奇可笑。


然而,這也正是新總統希望假裝的。科什圖尼察總統后來告訴我,米洛舍維奇曾打電話問他是否可以發表演講,他很高興,因為他希望讓塞爾維亞的所有人知道,權力的民主和平交接是可能的。同一天晚上早些時候,科什圖尼察曾出現在“解放”的國家電視臺上,一如既往地穿著得體且嚴肅,回答公眾的電話提問,鎮定自如地談論投票制度,似乎這是世界上最正常的事情。


沒錯,當晚,我發現有年輕人在議會大樓前吹哨跳舞慶祝。但是與我交談過的大多數朋友—多年來一直致力于推翻米洛舍維奇的人—既沒有表現出欣喜若狂,也沒有表現出憤怒不已,而是在情不自禁的喜悅中略感疑惑。他真的完蛋了嗎?世界各地的記者都很明白。見鬼,這不應該是一場革命嗎?但這場革命似乎始于星期四晚上,而星期五早上就結束了。不再有壯觀的場面。沒有流血事件。塞爾維亞人沒有引發流血事件。他們讓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美國廣播公司(ABC)、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失望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更會配合。他們正在互相拼殺。因此,第二天,一半攝影組奔向了以色列。那些留下來的人還在繼續琢磨這樣一個問題:這算怎么一回事?


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混合體。同日早上,科什圖尼察搬進了有回聲的聯邦宮(Federation Palace),就在接待俄羅斯外長前幾分鐘,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叛亂中的傳奇老兵“德拉甘上校”(Captain Dragan)在他的手臂下面別著一把天蝎式自動武器,帶著一隊武裝人員向聯邦海關大樓走來。他去那兒是為了將米哈利·科特斯(Mihalj Kertes)驅逐出境,米哈利·科特斯是米洛舍維奇的親信,通過海關控制了許多見不得人的交易。德拉甘上校告訴我,科特斯在顫抖,苦苦哀求饒他不死。


星期六,科什圖尼察不得不在20世紀70年代風格的薩瓦中心的簡陋接待室里站了幾個小時,等待反對黨和米洛舍維奇的社會黨新當選的議員解決他們的分歧,讓他按照憲法正式宣誓就職。與此同時,一隊“紅色貝雷帽”國家安全特種突擊隊,包括參加過武科瓦爾(Vukovar)和科索沃(Kosovo)行動的塞爾維亞老兵,正在占領內政部。但是他們這樣做是為了表明反對米洛舍維奇,或者說至少部分原因是如此。


在政黨會面共同討論新聯邦政府之際,工廠和辦公室內自封的“危機委員會”以人民的名義解雇了他們先前的老板。前一分鐘,我還在看準軍事部隊領導人、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沃伊斯拉夫·舍舍利(Vojislav Šešelj)在塞爾維亞議會的會議上譴責這場革命。接下來,我就在仔細觀察德拉甘上校從可恨的科特斯那里拿過來的手槍了。那把手槍相當輕便,紫檀木的槍托上刻有花紋,相當漂亮,里面有五發軟頭子彈和一發普通子彈。


然而,米洛舍維奇一直靜靜地坐在德丁杰(Dedinje)郊區郁郁蔥蔥的山間別墅中,與他的舊黨在一起商討。在貝爾格萊德的最后一天,我開車經過尤茲克卡(Užicka)大街上的這些房子,它們躲在高墻和防護籬笆后面。不知道怎么回事,我連門鈴都無法找到。




這場塞爾維亞革命是什么?顯然,有關塞爾維亞事件的許多事情尚不明朗,但這些事件不可避免地會被跟波蘭1980—1981年間“自我約束”的革命和1989年歐洲的天鵝絨革命(velvet evolution)進行比較。我最初的解讀是,在塞爾維亞發生的一切是一個獨一無二又錯綜復雜的組合體,由四個要素組成:有點兒民主的選舉、自我約束的新天鵝絨革命、較古老的短暫革命政變和些許舊式的巴爾干陰謀。


首先是選舉。許多外界人士不知道的是,與齊奧塞斯庫統治下的羅馬尼亞不同,米洛舍維奇統治下的塞爾維亞從來不是一個極權國家。這是他倒臺與眾不同的一個主要原因。沒錯,他是一個戰爭犯,給前南斯拉夫中塞爾維亞的鄰國帶來了巨大的苦難。但在國內,他不是一個極權的專制統治者。相反,他的政權是民主和獨裁的奇怪混合體:民主專制國家。


在米洛舍維奇的統治下,黨派斗爭不斷,多個黨派互相斗爭。連執政黨也有兩個:他自己和他妻子各自所屬的政黨。他自己的后共產主義時代塞爾維亞社會黨與妻子的南斯拉夫左翼聯盟(Yugoslav United Left)之間的緊張關系,導致他的權力根基動搖。但是如今即將掌權的反對黨和反對派政客,包括沃伊斯拉夫·科什圖尼察,也已經參政十年了。沒錯,是有警察及秘密警察的鎮壓活動,甚至還包括政治暗殺,但是也有選舉,米洛舍維奇在選舉中獲勝了。


它們不是自由公平的選舉。他的政權最重要的單一支柱是國家電視臺,被用來維持民族主義的受困心理,在居住于沒有什么其他信息來源的鄉下和小鎮上的人們中間尤其是如此。因此,他最早的政治對手之一,武克·德拉什科維奇(Vuk Draškovi)稱之為電視巴士底獄。但是也有設防的獨立廣播電臺和私營報紙。人們可以旅行,幾乎可以想說什么就說什么,還可以上街游行。反對黨可以組織活動和競選,在議會和市議會中也有他們的代表。米洛舍維奇掌權的另一種方法是在他們中間巧妙周旋,分而治之。比如,上面提到的德拉斯科維奇受命接管了貝爾格萊德市政府,人們都說他同時也接收了隨之而來的致富源泉。


在這個貧窮、目前深陷腐敗的國家,錢財在政壇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我所指的錢財是指塞在黑色皮夾克口袋里或裝在手提箱里帶出國的大量德國馬克。政界、商界和有組織犯罪機構之間的邊界完全消失了。米洛舍維奇的可惡兒子馬爾科是一名商人,同時也是個強盜。他有眾多家產,其中一家位于貝爾格萊德市中心的香水店叫斯康達(Skandal),這個名字真是再合適不過了(譯按:諧音scandal,意為“丑聞”)。10月6日,星期五晚,我和一群人站在一起注視著這家被洗劫一空、燒焦的店。他帶著米洛舍維奇的孫子馬爾科逃到了莫斯科。


從黑手黨的角度來理解,執政的家庭是更大家庭的核心。然而,這位“教父”還在表面上保留了憲法的形式,定期在選舉中尋求連任。他獲勝得益于電視巴士底獄和有些悄無聲息的投票舞弊,還因為他可以利用四分五裂的反對派,依靠真正相當高的支持率。


只有知道這些背景,才能理解為何7月初米洛舍維奇決定修改憲法,尋求直接連任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的總統。現在我們知道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了。但當初,這樣認為的人寥寥無幾。


他自己呼吁在9月24日進行選舉,為什么他會在選舉中敗北?最首要也最溫暖人心的部分答案無疑是:動員其他塞爾維亞人擊敗他。在“塞爾維亞人”都被妖魔化的情況下,再加上“他們”在波斯尼亞和科索沃的所作所為,人們常常無法堅定地說總是還有其他塞爾維亞人。一開始就有塞爾維亞人發表演說、寫文章和組織活動來反對米洛舍維奇。他們的斗爭與在蘇聯共產主義統治下的異見分子的斗爭不同,但難度或者危險程度一點也不亞于他們。蘇聯的異見分子冒著被克格勃(KGB)逮捕入獄的危險。塞爾維亞的異見分子冒著在漆黑的小巷中被陌生的暗殺者槍殺的危險。他們人數不多,但總是有這么一些人。


韋蘭·馬蒂奇(Veran Mati)是他們當中的一員,身材粗壯,留著大黑胡子,性格沉著冷靜。你總可以在他的辦公室里看到他在一臺輕巧的手提電腦上打字。馬蒂奇有一個敬業的記者團,又有西方的大量金融資助,于是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廣播電臺—B92電臺,科索沃戰爭剛爆發的時候,當局控制了這個電臺,但它仍然在網上提供新聞。他還開辦了一個叫ANEM的網站,為不受米洛舍維奇控制的省級廣播電臺和電視臺提供獨立的新聞和時事節目。目前,“電視巴士底獄”譴責科什圖尼察和反對派是北約的走狗、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特工,但該網站卻泰然自若地告知貝爾格萊德外面的人這場競選活動的真相。此外,還有一些不太知名的記者因為報道他們自認為是真相的東西鋃鐺入獄。


同樣至關重要的是名為“奧特波爾”(Otpor)—意為“抵抗”—的學生運動。它成立于1998年,與1996年和1997年的抗議一脈相承,但更加激進。一名活動人士告訴我,在西方資助的非政府組織舉辦的研討會上,奧特波爾的成員學習了其他地方的權力運動和非暴力反抗是如何組織的,從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到去年在克羅地亞的活動。這些都是“比較革命”專業的學生。但是他們自己添加了很多種創新的變化。比如,他們會穿著上面有“塞爾維亞的一切都不錯”字樣的T恤,出現在購買糖和石油的長隊中。他們舉著畫著緊握拳頭圖案的獨特橫幅,一而再再而三地對抗警察。在革命爆發前的一年里,有1 500多名奧特波爾的活動分子被捕。


在1998年的斯洛伐克選舉中,民間團體的活動分子推翻了弗拉基米爾·梅恰爾(Vladimir Meiar),與此一樣,他們組織了運動來“搖動投票”。流行的搖滾音樂會與出去投票的信息相結合。他們設計了一個口號,“Vreme je!”,即“時機已到!”或“現在是時候了!”,而這恰恰是1989年人們在布拉格所喊的口號。隨后他們找到了一個更好的口號,“Gotov je!”,即“他完蛋了!”,作為這場革命的名言,涂在米洛舍維奇的海報上,寫在帽子和橫幅上,涂在這座城市的墻壁上,還被十萬人喊著。


在這個獨立活動的世界中,還有許多人—在斯洛伐克,他們被稱為“第三部門”—致力于該事業。獨立的民意調查者(其中一些人由美國資助)會定期作調查,調查表明科什圖尼察正在取得勝利。競選志愿者和獨立的選舉監督人員數不勝數。在后共產主義時代的歐洲,西方在“民間團體”項目上浪費了數百萬美元。但是這次,在這里,確實是物有所值了。


其次是意見迥異的反對黨最終團結起來的事實。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所有反對黨。最大的反對黨,即武克·德拉什科維奇的塞爾維亞復興運動黨(Serbian Renewal Movement),拒絕加入。此外,黑山總統米洛·久卡諾維奇(Milo Djukanovi)呼吁抵制選舉,因而讓米洛舍維奇實際上拿到了所有留下來的黑山人的選票。但是還是有十八個黨一起加入了塞爾維亞民主反對黨(Democratic Opposition of Serbia)。其中最大的黨是民主黨,該黨黨首是反對派領導人佐蘭·金吉奇(Zoran Djindji),他任職很久了,但容易妥協,不得人心。


米洛舍維奇敗北的第三個原因是,金吉奇和其他人徹底平息了他們內部的爭執,一致提名讓沃伊斯拉夫·科什圖尼察當候選人。科什圖尼察是小塞爾維亞民主黨的領袖,該黨在20世紀90年代初從民主黨分離出來。科什圖尼察不太愿意去競選—他自嘲道,自己是第一位猶豫不決的選民,但這是一個完美的選擇,因為他集四種品質—反共產主義、民族主義、不腐敗和遲鈍—于一身,獨一無二。


科什圖尼察從來都不屬于共產黨。他是一名憲法律師和政治學家,1970年的博士論文寫的是反對黨在多黨制中的作用。他后來翻譯了《聯邦論》(The Federalist Papers),還專門研究了托克維爾(Tocqueville)和洛克(Locke)。由于反對鐵托(Tito)1974年頒布的憲法,稱該憲法對塞爾維亞人不公平,他被貝爾格萊德大學開除。與大多數其他反對黨領導人不同,他竟然從未見過米洛舍維奇,直到10月6號,星期五,軍隊總司令內博伊沙·帕夫科維奇(Nebojsa Pavkovi)才給即將離任和上任的總統安排了一次簡短的會面。科什圖尼察自豪地告訴我:“因此我是在他垮臺的時候第一次見到他的。”


他是個溫和的民族主義者,曾支持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共和國,強烈批評北約在科索沃發動的戰爭。與德拉斯科維奇和金吉奇不同,人們從未看到他與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過從甚密。轟炸期間,他一直留在貝爾格萊德,而金吉奇逃到了黑山,或許正是担心自己的小命不保。


他不腐敗。我基本上還未見過比他的黨務辦公室還簡陋的辦公室。他和妻子還有兩只貓一起住在一個小公寓里,開的是一輛破舊不堪的南斯拉夫牌汽車。這又與其他反對派領導人(尤其是金吉奇和德拉斯科維奇)形成鮮明對比。他們穿著光鮮亮麗的西服,開著快車,人們普遍認為他們貪污腐敗。在后奧斯曼帝國時代的世界里,大多數政客都是這樣做的,由來已久。


他的一大劣勢是他的遲鈍。不過在這件事上,連遲鈍也是一項優勢。人們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他們喜歡他慢條斯理、行動遲鈍的風格。他們說,遲鈍非常受歡迎,與米洛舍維奇悲壯的裝模作樣和他的許多對手,比如說武克·德拉什科維奇的夸夸其談形成對比。一位首席獨立記者告訴我:“你懂的,我想要一位乏味的總統,還想生活在一個乏味的國家里。”


話說回來,畢竟科什圖尼察也沒有那么遲鈍。他發現自己成為祖國解放運動的領袖,備受鼓舞(誰會不受鼓舞呢),于是帶來了一些英勇無畏又令人難忘的時刻。他在議會和電視臺被占領的那天晚上所說的“晚上好,解放的塞爾維亞”將載入史冊。


9月24日,星期日,至少有240萬塞爾維亞人在沃伊斯拉夫·科什圖尼察的名字旁邊畫了一個圓圈。當然,我們永遠無法確切地知道讓他們這樣做的所有動機,但是有人給我提供了兩個引人注目的部分解釋。


一個解釋與北約的轟炸有關。我問政客和分析人士,他們認為革命是何時開始的。有幾個人表示,常常撅著嘴說:嗯,老實說,科索沃戰爭結束的時候。在戰爭期間和戰爭一結束后,都在國旗下舉行過愛國集會,米洛舍維奇也從中受益。但是這也太荒唐,太“奧威爾”(Orwellian)了,國家電視臺竟然聲稱這個歷史性的明顯戰敗是一次勝利:塞爾維亞的耶路撒冷—科索沃—輸得其所。在經濟方面,情況變得更加糟糕了,在轟炸的影響下,每一項勒緊褲腰帶的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科盧巴拉煤礦的礦工—他們的罷工對這場革命起到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告訴我,戰后他們的工資從平均每月150德國馬克降到了70德國馬克的低位。對此給出的解釋是為戰后重建交稅。但這讓他們怒不可遏。


正如韋蘭·馬蒂奇所說,當時米洛舍維奇“競選不是為了對抗我們,而是為了對抗北約”。然而,這沒有起作用,因為人們內心更深處認為:“不過,他對抗北約輸了,不是嗎?”如果馬蒂奇說得對,那么科什圖尼察在不知不覺中成了他所譴責的轟炸的受益人。當然,這種解釋疑點重重,永遠無法證實。但戰爭推波助瀾引發革命在歷史上并不是第一次。


另一種部分解釋不那么具有戲劇性,但也令人信服,至關重要。那就是許多過去選米洛舍維奇的人只是覺得受夠了而已。這位領導人脫離了現實。他執政這么久,應該為當前的苦難負責。變革的時候到了。奧格年·普林彼斯維奇(Ognjen Pribievi)長期以來一直批評米洛舍維奇,他說,這與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和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分別掌權十一年和十六年之后發生的一切一樣。與撒切爾或科爾作比較可能令人吃驚,甚至顯得無禮。但這是一個有用的提醒,提醒我們,對于許多塞爾維亞的選民來說,米洛舍維奇不是一個戰爭犯也不是一個暴君。他只是一個國家領導人,做了一些好事,也做了一些壞事,但是現在必須下臺了。


正是這些人最終選了沃伊斯拉夫·科什圖尼察,讓他的票數超過了50%,在第一輪中當選。


這場選舉就是那樣。在9月24號,星期日晚上,一個成熟又獨立的選舉監督組織—外國資助的“第三部門”的一部分—告訴反對派,科什圖尼察已經獲勝,人們在貝爾格萊德的大街上一直狂歡到凌晨。但所有人都知道,米洛舍維奇不會認輸。他可能試圖“偷走這場選舉”,聲稱從黑山和科索沃獲得了額外的選票,來欺騙人們。好戲才剛剛開始。


可以肯定的是,米洛舍維奇讓聯邦選舉委員會宣布科什圖尼察獲得票數比他多,但不足以在第一輪中勝出。必須要在10月8號舉行第二輪選舉。反對派當時沒有聽從許多西方政客和支持者的建議,豪賭了一把。他們表示:不行,我們不會進行第二輪選舉。相反,通過策劃和平的大眾抗議,他們將迫使米洛舍維奇承認他在選舉中敗北。他們還設定了截止時間:10月5號,星期四下午3點。


這場競選運動已經帶有革命動員的性質,與1989年夏季在波蘭團結工會發起的競選運動如出一轍。這就是所謂的反思。但是目前形勢更加明確地朝著新風格的和平革命發展。人們走上貝爾格萊德以及其他城鎮的大街舉行大游行。反對派知道這樣還不夠。畢竟,1996—1997年的那個冬天,米洛舍維奇挺過了三個月的大游行。因此他們呼吁進行全面罷工。他們呼吁塞爾維亞的所有公民在10月5日星期四那天來貝爾格萊德游行,結束所有的游行。


全面罷工一開始非常零散,但在一個重要的地方站穩了腳跟:科盧巴拉的巨大露天煤礦場,大概在貝爾格萊德向南三十英里的地方,該煤礦場提供的燃料發出了塞爾維亞一半以上的電。它不可避免地被比作了格但斯克(Gdańsk)的列寧造船廠—1980年波蘭革命的發源地。探訪科盧巴拉的礦井確實感覺回到了二十年前波蘭的礦井和造船廠。同樣的塑料桌子、盆栽植物、透孔的窗簾、無數的茶杯,還有一臺舊收音機中傳出的民樂。工人們穿著一身藍色的衣服,留著胡子,臉上臟兮兮的,帶著失而復得的尊嚴。


與那里一樣,在這里,共產主義工業化的一大堡壘—此刻大約有17 500人受雇在科盧巴拉的基地工作—最終向其制造者倒戈。同樣,在這里,更加熟練的工人和技術人員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都與民主反對黨有關系,是革命的半導體。像三十六歲的工程師亞歷山大·卡里卡自稱是科盧巴拉的萊赫·瓦文薩(Lech Wałęsa)。他說:“但有許多萊赫·瓦文薩,我們都是萊赫·瓦文薩。”卡里卡坐在咖啡廳里,穿著一身藍色的衣服,戴著一頂鮮橙色的棒球帽,喊著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的英雄的口號:1+1=2。一個選舉監管組織把他挑了出來。卡里卡透露說,他最喜歡的流行歌曲非常紅,是由著名的南斯拉夫樂隊阿茲拉(Azra)演唱的,慶祝的是1980年格但斯克罷工。


與在格但斯克一樣,經濟問題推波助瀾,引發了這場罷工,但工人立即犧牲了他們當地和物質上的需求來滿足全國和政治的需求。當軍隊總司令帕夫科維奇和與他隨行的政府部長答應如果他們復工便給礦工增加一倍工資時,他們堅持只要一樣東西:認可選舉結果。罷工工人也有團結,但力度不夠。10月3日至4日的晚上,煤礦場罷工的工人減少了,警方入駐了。因此罷工的領導者呼吁人們前來支持他們。附近的拉扎雷瓦茨鎮和首都來了數千人。在一個礦井外面,警察警戒著,但有些躊躇。最終,三位老人開著一輛拖拉機,緩緩朝他們開去,警方的警戒線打開了一個缺口。這要么是電影里的場景,要么是具有紀念意義的一刻。


不應該夸大與格但斯克的相似性,我可以說出許多不同點。但是科盧巴拉的罷工具有巨大的象征意義。它增強了革命的勢頭,進一步破除了恐懼的壁壘。隨之而來的完全是塞爾維亞人。


10月5日,星期四凌晨,許多汽車和卡車車隊紛紛從省城、查查克(Čačak)和烏日策(Užice),克拉古耶瓦茨(Kragujevac)和瓦列沃(Valjevo)出發,還有從位于北部的伏伊伏丁那(Vojvodina)的肥沃平原和位于南部的塞爾維亞中心地帶舒馬迪亞(Šumadija)出發。來自查查克的車隊由長期担任市長的反對黨人韋利米爾·伊利奇(Velimir Ilić)領導。該車隊有一輛鏟車、一輛重型推土機和一些重型卡車,上面裝著大石塊、電鋸,沒錯,還有槍。他們差不多將強行堵在路上的警車推到了一邊。其他車隊也通過談判和武力打破了警方的封鎖。


許多趕到貝爾格萊德的人都是來自反對黨控制的城市的普通民眾,由于當地有獨立的電視臺和廣播電臺,有時他們收到的信息要比住在首都的民眾多,但是生活常常沒有住在貝爾格萊德的人好,因此更加憤怒。然而,在他們當中也有當過警察和士兵的,還有參加過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和科索沃戰爭的老兵。他們表情堅毅,光著頭,皮夾克下面夾著槍。他們知道如何戰斗,決定取得那天的勝利。


他們從四面八方聚集到貝爾格萊德,加入了成千上萬貝爾格萊德人的游行大軍中。憲法法院最近作出了荒唐又富有挑釁性的裁決—宣布這場總統選舉無效,這進一步激怒了他們。因此,他們聚在一起,舉著國旗,吹著哨子,拿著寫有“他完蛋了”的橫幅,站在壯觀的議會大樓(聯邦選舉委員會偽造了選舉結果,它的總部也在這里)前。


3點鐘了—這是這場革命的截止時間。接著過了3點,人群中就有人對扎克·科拉奇(Žarko Korać)(他是反對派的領導成員,設定了該截止時間)說:“哦,教授,已經7點多了……”


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是這樣嗎?



2015-08-23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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