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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麥:文革雜談
啟麥:文革雜談
啟麥     阅读简体中文版

民族的劫數

十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夢魘般的糾纏著千千萬萬經受它洗禮的人。回顧那個時代,恍若隔世;個中種種年輕人難以置信。我們也寧愿它沒有真的發生過,然而,歷史不僅無法重寫,幾乎不存在其它可能。
就像在劫難逃,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必然導致文革之類的動亂。革命運動像運動中的物體一樣,具有慣性;社會活動與自然生命不同的是它還帶有領袖人物的個性。與其他統治者一樣,毛澤東嗜權如命,他被政治浸透,不擇手段緊握權柄;與有些獨裁者不同,掌權不是其終極目的地,權力只是他推行政治主張的工具。
毛澤東及其之前的中國,科學技術一向落后,政府的管理方式也頗原始。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生活水準的途徑,基本依賴“皇家旨意英明與否”。中央集權需要公有制基礎。而帝制崩潰后的中國,中央集權有之,生產資料私人所有的制度,并沒有改變,中國依舊是一盤散沙。于是,許多人把二十年代的軍閥割據、后來的日本侵華等民族災難的根源,歸結為“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其理論解釋,有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解決方法有列寧主義的暴力革命,并順利地號召了各界民眾。四年內戰奪取政權,順理成章、萬眾擁護、意外順利地完成了生產資料公有化,建立了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國家。
建國初期,社會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經濟國防成就不俗。理論與實踐俱全。全黨全國不免以為,中華民族終于找到了通往共產主義天堂的康莊大道----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個勢頭的延續,不僅得力于中共的宣傳教育,也有外部世界敵視中國、“帝修反”國家本身行為不檢、社會弊端過多等的因素。即便資訊是開放的,西方世界的對華吸引力也頗有限。那時,中國社會的道德標準堪比烏托邦,價值觀念近似清教徒。人們樂于絕對服從黨的領導,自由民主乃多此一舉;崇尚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物質享受非英雄人物之所為。
社會制度雖然變了,文化傳統惰性依然。老百姓普遍不對英雄做任何批判;相信成功者一切都是好的、對的;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與興趣。堯舜的子民,從來都把太平盛世的希望,寄托在王侯、圣人身上。而毛澤東就是“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天才。懷著這樣忠君、自卑的心理,毛澤東在神州大地、億萬人民中間予取予求,何足為奇。
可惜,毛澤東不是一個容易滿足的凡夫俗子,其的思想境界、歷史視野、抱負事業竟不止于稱孤道寡、面南而王。他還要改變中國的傳統文化,對于國勢的規模與速度“有計劃按比例增長”也不耐煩。渴望移風易俗,“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達此目的,非繼續革命不辦。歷經多年鋪墊經營,毛孚眾到全黨全國追著請他獨斷乾綱的程度。其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多重目的,無一不在朝野一呼百應。“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怎能不轟轟烈烈、“自下而上地”開展起來”?
依照那個時期的行為方式,毛澤東的做法符合邏輯,人民大眾也沒有理由不推波助瀾。并非復興心切“慌不擇路”,實乃歷史局限“效不更方”。然而,革命徹底失敗,毛不顧而去一死了之。身不由己的人們,只能以“參與了一次社會改造試驗”,聊以自慰了。計劃經濟的國策、集體主義的理想,階級分析的思路、暴力斗爭的方法……,毛澤東不用,別人也會用;效力有多大、值與不值得,如同紙上不能談兵,用過才知道。曾經竊喜恭逢其盛、誰人料到不堪回首,就算為警示后人不再誤入歧途,自殘了一回吧。

2011-12-16

文革遠因逾百年

據說,歷史學界中有一派,主張把重大事件放在歷史進程中,才能看清楚其來龍去脈、意義云云。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若是引用這個方法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與機制,則近因不晚于毛澤東出掌中共;遠因至少萌發在鴉片戰爭。
按照湯因比的說法,直至十九世紀前期,歐洲人心目中的“世界歷史”,只包括歐洲大陸和接受其文化的“殖民地區”,是為“歐洲文化中心論”。無獨有偶吧,那時的中華帝國也真誠地以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不料,列強炮艦幾艘、兵將數千就在中國入無人之境了。此事對中華民族的刺激太大了,無論付出什么代價,若不盡快崛起,幾于無地自容。
歷史學家如黃仁宇等解釋社會進程、民族運動,又有“接力”之說。認為:不同黨派、集團相繼以不同的方式領導國家,其爭權奪利背后的推手,是承先啟后推動國家改造、民族進步的大趨勢。曾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尼·雷日科夫在《大動蕩的三十年》中說:“歷史本身是沒有具體形象的,它的具體形象是人。歷史把人推向前臺,授權他們以歷史的名義說話、做事。”近代中國迄自1840年,咸豐皇帝、慈禧太后以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北伐統一、乃至后來的共產主義運動,無論發起人心里做何打算,其號召民眾的共同點有“振興中華、強國富民”之意,區別在于采用的方法手段各有不同。
從這個大脈絡上看,為了雪恥與富強,中國人什么辦法都樂于嘗試。《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國人以博大的胸襟“師夷之長以制夷”。一一篩選西方成功有效的方式方法。體育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歐美留學生倡議,響應的人不少;社會主義、階級斗爭、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蘇聯共產黨指導,施行的力度大。多種方案里,“改變社會制度”強暴勝出。可能是求成心切吧,所有的人都想在有生之年看到中華恢復其世界地位。雖然帝制結束進入共和,抗戰勝利躋身四強,但是,社會改良緩不濟急,非大動干戈不能掃清障礙、興利除弊。
確實,許多社會問題的解決,非改變制度不可;公有制、集體化、黨領導,易于整合資源、凝聚力量。國民黨雖然維持了中國的統一與獨立,終因無力協調朝野力量、迅速廓清社會環境、發展經濟,令民眾失望而被共產黨取而代之。因中共的方針政策與以往那些效率不高的建國方略完全不同,而且頭頭是道。第一次鴉片戰爭到中共建國,已經過去一百多年,為了實現民族復興,除了“社會主義道路”,什么辦法都試了,與西方的差距仍然懸殊地令人汗顏。人們不免打起精神,給共產黨這個機會。
中華民族信奉“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為了遠大的理想,不惜付出任何代價:你說,生產資料公有制有利于建設,我們就把土地劃歸集體、工廠交給國家;你說我們得艱苦樸素、發奮圖強,我們就節衣縮食配合你的票證定量;你說右派干擾黨領導建設,我們就批判剿滅絕不留情;你說來個超英趕美的大躍進、激發一下民心,我們砸鍋賣鐵沒有二話;你說美帝組織包圍圈遏制中國,我們就與他勢不兩立;你說三年自然災害蘇聯落井下石,我們就反修防修,清查其在黨內國內埋下的別動隊;……。
中國人的境界真高啊,犧牲精神舉世無雙。誰能拿出改造中國、復興民族的方案,忍辱負重也心甘情愿。不然,十個中國共產黨、一百個三頭六臂的毛澤東,也不能那么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就像人家說的,一個時代有一種緊箍咒般的道德標準、價值觀念,并配以相應的行為方式。沒有人能夠超越、不受它的制約。毛澤東的基本隊伍是共產黨、社會基礎是人民大眾。那道緊箍咒可以歸結成十個字:祖國的前途、人類的命運。黨內從建立開始念,國內從建國開始念,聞者無不動容。
人們有時會奇怪:洋人談到中國的文革,好像不那么大驚小怪、不可思議。僅僅因為事不關己、沒有設身處地嗎。看似不止于此,卻原來,各個國家的歷史進程大同小異,多半也有過相似的經歷。比如法國大革命,幾乎殺光了國內的貴族;因為他們担負了阻礙民族進步的罪責。德國人跟隨希特勒迫害猶太人,因為“他們是德意志復興的障礙”;美國種族歧視,因為有色人種與他們的文明高度不配。蘇聯大清洗,因為黨內有一支西方勢力豢養的第五縱隊。都因事涉根本利益,而有全民參與。
陳寅恪、沈從文等又說:文獻資料需與文物對照,才能恰當地解釋歷史現象。文革之興,符合當時的社會基礎、民意人心的史料多矣。隨便上網搜搜圖片視頻:天安門前的“紅海洋”、機關學校的“大批判”、工廠車間“講用會”、田間地頭的“表衷心”……,都是現場紀錄不是擺拍哦。歷史真相不因參與者愧疚而裝聾作啞或文過飾非就改變行跡。所以,說文革是毛澤東利用甚或迎合了人們的“革命要求”,才順利發動起來的,不無憑據。其實,毛等號召七億人民投身文革,用的是最為“草根”且又“庸俗”的一招:不打倒黨內走資派,老百姓就要受二遍罪、吃二茬苦,中國將淪為列強的附庸。
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此言絕非強詞奪理、大言不慚。毛澤東之在中國獲得神祇的尊榮與地位,人民群眾的信服崇敬、抬舉吹捧至少占一半因素。但是,我們造了這么個神,原意是希望他帶領中國走向繁榮富強。不料,他與我們一樣,受制于時代的局限,除了階級分析的方法、暴力革命的手段,別無它策。任憑革命的慣性,把最后的能量在繼續革命中消耗殆盡。樂極生悲似地,在中華民族取得長足進步之后,轉向苦難的深淵。
然而,中國人不必因為認真出演文革鬧劇而自慚形穢,歷史的法則中根本就沒有“直線進步”這一條。民族成長、社會進步反而只能是一個痛苦掙扎、迂回曲折、誤打誤撞的過程。一切高瞻遠矚、正確路線,都是事后添注。幸而,我們是一個知錯即止、善于學習的民族。轉而開創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放在歷史的進程中,莫說十年文革,三十年改革開放,即使一百七十年中國近現代史,在以往幾千年、未來無限遠的歷史長河中,不過“彈指一揮間”。
人生的價值在于經歷人之所無。我們能夠期望的只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既史無前例又后無來者,讓我們獨享那份“唯一”,差似不幸之幸。
2011-12-20

被透支的獻身精神

孫中山先生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魯迅先生說中國遍地阿Q;實為痛惜之語。他們當然知道“聚沙能成塔”、對外發射匕首和投槍。中國的問題中國人自己能解決,因為大眾廣泛地具有為民族獻身的忘我之情。可惜,就像古人說的:士氣者,一而盛、再而衰、三而竭。在復雜的世界環境中,民族復興事業既不能畢其功于一役,就得看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精神夠不夠厚重,能經住多少分流與耗損了。
近代以來,中國的民族精神幾經動員,先是推翻帝制,繼而新文化運動,然后南北統一……。為之付出心血與生命者,不下千萬。而最徹底地動員民眾為國為民的獻身精神的,大約有兩次,一次是抗日戰爭,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了。經過這么兩次,中國人公而忘私的精神看似用盡,帶著剩下的個人奮斗、爭權奪利、貪污腐化,進入了目前的“新時期”。
所謂徹底動員,意謂盡其所有地動用。那兩次全民力量的投放、方向和結果完全不同。抗日戰爭: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無不具有守土抗戰之責-----是對外。羸弱的人民、貧瘠的中國,含辛茹苦、赴湯蹈火、屢敗屢戰,犧牲逾千萬,維護了中國獨立,振奮了民族精神。十年文革所付的生命代價也以千萬計,卻是內斗。舉國上下,除了襁褓中的孩子,略有所知者,無不多多少少、主動被動表態、站隊,“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奮斗”。后果卻是耗竭了人們的向善之心,離間了人們的友愛之意。
積累了一個世紀對列強的仇恨,盡情地宣泄在抗日戰場后。振興中華,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就是“內部爭執”了。歷史偉人如毛澤東等,境界太高了,他們的價值觀念遠離升斗小民的層次。民族戰爭的創傷,無需停止爭斗、全國療養,輪流調用各地、各個階層的資源。可矣。內戰,改變了生產和生活資料的所有制,然后是各種各樣的清算運動。分期分批將普通百姓的情操一番揠苗助長。模仿抗日時期:男女老少都能為民族存亡絕續有所貢獻;工農大眾,則個個是革命機器上的鏍絲釘,且需閃閃發光。
黨內培訓約自延安整風始;進城后則立即著手訓練全民。國家民族、主義理想,提升了每個人的覺悟。是農民嗎,站在虎頭山、放眼全世界;是工人嗎,寧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是學生嗎,為人民學文化、時刻準備接革命事業的班……。狠斗私字一閃念,集體主義無孔不入;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思想意志全國統一。人們心甘情愿、時時處處用黨的號召要求自己,用毛主席的教導鞭策自己。不是說:個人的價值,在于其存在對周圍之影響嗎?個人放大為偉大事業的一部分,于有榮焉。
曾幾何時,中國的民族正氣如彼、萬眾追隨。有這么成熟的條件,黨要搞什么樣的運動,民間都一呼百應。七億五千萬人民的政治熱情、獻身精神,被毛澤東一次用盡,倒比蘇聯那樣,在七八十年間慢慢耗竭,合算些呢。都說毛澤東最懂政治,集中外古今統治術之大全。也許是老虎打盹吧,他竟忽略了“是鏍絲釘就必然被磨損”,需要加油、養護,反而落入了“物極必反”的窠臼。事實上,國人為事業獻身的精神,林彪事件后就逐漸開始見底了。破四舊、立四新,沒有給革命群眾帶來任何好處;大字報、大批判人人自危。只奉獻而無所得還能繼續者,可遇不可求,人群中的鳳毛麟角也。
艱苦卓絕的對日抗戰,曾經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但中國式的獻身精神,在國際上效仿乏人。加上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就令世界畏懼了-----這樣的民族,做事(抗日)不計代價、(文革)不顧后果啊!據說,拿破侖曾經告訴英國人:中國并不軟弱,它是睡眠中的獅子,一旦驚醒、世界將會為之震動。改革開放,國內外的人們都說“睡獅中國”醒過來了,變成世界工廠了。不料,工廠的動力是名利;工廠的生產不安全;工廠的分配極不公平;工廠制造了大量的貪腐和墮落;工廠的運行方向頗為可疑。
不僅洋人對華望而生畏,我們自己也要有些檢點:不發動戰爭并不等于和平:分配不公,寡不足慮而患不均,引起過內戰;道德滑坡,制造了多少人間悲劇;資源枯竭,下單進口等于掠奪;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實為另一種形式的侵略……。就像機體受傷需要療養一樣,過度透支后的民族精神,需要相當長時間的休養生息。希望擇吉重整旗鼓的時候,調門降低一點、著眼不要太高、公私兼顧,莫忘吸取歷史教訓,方為行善積德、造福人類之義舉。
2011-12-21

改造文化治聾成啞

文革的全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顧名思義,革命的對象是文化。中共自己也說,這是一場上層建筑領域里的大革命,還喜歡冠上一個定義“史無前例”,結果畫蛇添足了。中國歷史上,革文化之命的運動不止一次,遠的不說,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劃時代的一次。前前后后,大中小規模的傳統反省、社會改造不勝枚舉。“史無前例”僅限規模,規模空前、失敗之徹底也不多見。
從歷史進程上看,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歷經幾個社會發展階段,變化可謂天翻地覆,方向未改強國富民,改造的主要對象一直是那個,妨礙中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傳統文化。明末,西方傳教士帶著一些科學技術來到中國,國人視為“奇技淫巧”,無礙中華文明優越性。是清朝后期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國人茅塞。洋務運動、變法維新、新文化、新生活、抗日戰爭……,都有內與落后的傳統文明斗,外與“為富不仁”的洋人比的目標和動力。中國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進步的。
社會改造的方式方法很有哲學含意,有點像樸素唯物論指導出的中醫治病法則。首先是診斷,根據疾病陰、陽、表、里、寒、熱、虛、實性質不同,制定汗、吐、下、和、溫、清、消、補治療方法,達到氣血通暢、陰陽平衡的理想狀態,名曰“致中和原則”。社會弊病像身體疾患一樣復雜多樣,區別對待、一一施救如對癥下藥“虛者補之,實者瀉之,干者潤之,濕者燥之,熱者冷之,寒者溫之”則緩不濟急。國民既無此耐心,世界局勢也不允許。只能溯本尋源、一記中的、綱舉目張。
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民諺:不為良相便為良醫。都是醫病、治人與治國,原理不無相通之處。醫史“金元四大家”有張子和者,著有《儒門事親》。認為人體發病都是內有邪氣,不論正氣是否虛,必須先驅除邪氣,邪去則正安。所處之方,首重上述中醫八法中的“汗、吐、下”三個狠著。其藥多為峻猛之劑,就是曹雪芹所說的“虎狼藥”。此人在中國醫學史上很有地位,就像歷史上的政治家,看法極端、手段激烈就名氣大、實踐機會多。主溫和調解社會矛盾的改良派,多半做不出什么大局面。因為,百多年來,中國的內憂外患太嚴重了,等不起。
曾經在經濟、文化上領先世界的中國,后來落到任人宰割的悲慘境地,各界都說是傳統文化糟粕滯塞所致,需翻然改進、棄舊圖新。十九世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救國功效有限;五四學人干脆主張全盤西化。西方思想派別不一,一齊涌入中國,等于打擂臺。“狹路相逢勇者勝”,來自德國的馬克思主義和俄國的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勇者毛澤東等結合,主導了中國的社會改造。在那個選擇與試行的過程中,中國逐漸獨立、社會面貌有所更新;“孔家店”關張歇業,新式中華文化孕育在腹。
雖然貫穿黨爭、內戰,中國卻在進步。國人無私無畏、高風亮節地接受了為此而付的生命財產代價,以為國家富強、民族昌盛,非暴力手段不辦。國家領導權,從而歷史地交在了共產黨、毛澤東手上。既然“惡治”有效、自然“效不更方”,而且“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階級斗爭一抓就靈”適用五行八業、大事小情。限度何在,無人問津。
革命運動慣性巨大,個人崇拜深入人心;階級分析唯一思路,暴力革命無上良方。不料,社會承受改造、與病體適應療法一樣有個邊界。不得其法或力度大太,就會像老百姓諷刺庸醫時說的:聾子沒治好,又給弄成啞巴了。病人沒有醫學知識,易為錯誤療法所誤,民眾所知有限,就會把誤國之方當成興邦之策。文革,億萬革命群眾推波助瀾,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無所不用其極地斗、批、改;抓革命、促生產,抗衡國際上的帝、修、反。將自戕之方當作振興之道,把國民經濟弄到了崩潰的邊緣。
文革失敗于社會主義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幼稚可笑、不成大器、不當大任;封資修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尚不過時,急于去之而無替代,違反了社會法則。毛澤東心知肚明,一次文化革命,不足以創建龍配套的“四新”,需待“七八年來一次”文革,逐步完善。第一次意在打下堅實的基礎。
但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既不符合國情,也不適宜人性。而抽掉了“四舊”的中國社會,就像空氣里氧含量不夠、飲食中蛋白質不足,生存其間呼吸困難、營養不良、血流不暢、頭重腳輕。所幸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他的人生第二大業,隨他一起扣在了紀念堂的玻璃罩子里。按惰性,毛若多活十年,那種渾渾噩噩的狀態還會拖延。
歷史學家說:民族文化,起源于與其所處的自然環境和由此決定的生存方式,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發展、成型。其傳播過程中,繼承、揚棄和改變的量與度,也受基本生產生活方式制約。自然進化與篩選。人為、急就,實屬不自量力。
然而,人類智慧的最大考驗之一,是政治方案的適用性;最難把握的,是社會改造的力度和分寸。所以有人說:無論成功或失敗,歷史都是“英雄與人民共同創造的”。
2011-12-22

殘忍的行為坦然的心

《紅與黑》的作者斯丹達爾,描述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時候說:“人們做著最殘忍的事,卻沒有殘忍的精神。”一部分人天經地義、理直氣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另一部分人,常見于人類“以文明的名義懲罚野蠻”之時。事后則引經據典、舉證說明其必要性。與此相對的是流氓作風、強盜行徑,做時避人耳目,事敗低頭認罪。兩種行為的主要區別在于實施方的心境:受謀取私利的卑劣心理驅使,參與者少或為時不久;出以公心的正義暴力,很容易形成運動,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時代中長時間、大規模地展開。
代表人類文明最高成就的那些優秀民族,概莫能外。比如:我們在史書和小說中看到的法國大革命,最著名的如雨果的《九三年》和狄更斯的《雙城記》。德國的納粹主義,最直觀的如萊尼?里芬斯塔爾的紀錄片《意志的勝利》等。俄國的十月革命影像不多、蘇聯的大清洗文字不少。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美國長年種族歧視……。在中國,則軍閥混戰、國共內戰,還有史稱“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所有這些,都不是偷偷摸摸、躲躲藏藏,而是正大光明、有根有據,并且得到過大多數國民的熱烈響應。
當然,這些都可以看作“時代的局限”、“歷史的合理”。其無奈的部分,如列寧開導高爾基時所舉的一個例子:兩個人打架,你怎么能分辨哪一拳必要、哪一腳多余?于是,許多野蠻和血腥,一句:跌跌撞撞、代價高昂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則,就輕輕帶過了。
文革之初兩三年,打砸搶、武斗遍及全國,死人無算,公私財物的損毀難以數計。人們知道這是一種破壞行為,卻樂此不疲。沉溺其中的,絕大多數是文質彬彬的學生、老實持重的職員和本本份份的工農。他們認真、有條理、按計劃地強迫他們的同事、上司、親友低頭認罪,大量毀壞珍貴文物、書籍、建筑。真正趁機泄私憤圖報復的是極少數,不具代表性。面對尸體、碎片和瓦礫,林彪宣布:文化大革命,成績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最小!于是,革命行為更加猛烈有力、義正辭嚴。
根據是一種寢食難安的危機感:中國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毛主席和共產黨告訴人們:國內的階級敵人控制了經濟、文化命脈;國際帝修反,把我們包圍了起來。解脫之道,唯有無產階級專政和暴力革命。進而,我們還要用類似的手段,讓世界人民都過上“社會主義的好日子”云云。肩負這樣的理想和抱負,群眾的革命行動只有坦然之意、毫無殘忍之心。就像蠻荒時代的原始人,放火燒山,并無破壞植被的動機,只道火種刀耕人能勝天。
這種于理有據、出自真誠的破壞行為至今漫延。最近的大例子就是殉道式的“911恐怖襲擊”了。目前,大陸因崇尚名利地位而遵循的道德標準、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也在一本正經地制造另一種民族悲劇。不僅自相殘殺,人類還以同樣的壯志豪情,開辟了另一條戰線:向自然開戰。人類之間,災難制造者均以“正義的代表”自詡;磨刀霍霍向自然,則因貴為“萬物之靈”,理應享有更高水準的物質生活。
對于自己、對于地球,人類之可怕正在這里。伸張正義、追求幸福無界無限,尺度分寸沒有標準,我們能做的恐怕只有借鑒歷史教訓,“冤有頭、債有主”,盡量縮小打擊面;“不遷怒、不貳過”把破壞程度降到最低。
2011-12-23

方向相反 能量對撞

牛頓力學第三定律大意為:同一直線上、兩個運動物體間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撞在一起就能量相加,互有損傷了吧?差堪借用來描述社會現象。如不同派別間的摧殘、傾軋和爭斗。就像路上的汽車追尾、損傷有限,迎頭相撞就慘不忍睹了。
比如,希特勒橫掃歐洲,不做抵抗或一觸即潰的國家,損失有限;日本侵略亞洲各國,香港、越南、緬甸等處的英法殖民軍,見勢不妙即舉白旗,茍且在戰俘營給日本人鋪路修橋也不為殖民地打仗。猶太人,一次二戰被德國人屠殺六百多萬,未見什么像樣的抵抗。依據都是“留得青山在”吧?焦土抗戰的中國和蘇聯,傷亡則以千萬計,英美所付代價也很可觀。
文化革命,一直也是兩股勢力。先是革命群眾“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被打擊的一方,既無招架之功、罔論還手之力,頗不過癮。革命勢頭在尋找新的泄洪口時,分成了勢不兩立的兩大派,武斗派仗、全面內戰。造反派與保皇派各執一詞、一攻一守,場面不亞于槍林彈雨、壯志可媲美赴湯蹈火。兩造均以“毛主席的革命戰士”自詡,都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狹路相逢勇者勝,斗爭慘烈可想而知。符合中國歷史上,內戰比抗擊外敵災難更大的慣例。
與二戰的同盟國、軸心國不同,文革兩派之上還有后臺老板、太上皇。比如,軍委辦事組與中央文革,各有班底、嫡系和基本隊伍。在他們的授意下,打倒誰、奪哪里的權、組織什么行動或者保護誰、爭哪里的權、抵制什么行動……。那時,毛澤東等并不知道文革應該怎么搞,不得不坐山觀虎斗,伺機拉一派打一派,“調整斗爭大方向”。致使社會局面混亂、中央掌控失靈。群眾組織暫時地獲得了一些自由發揮的間隙。一時,魚龍混雜、戰做一團。
文革兩大派之爭與二戰兩大陣營之不共戴天、置之死地而后快相同。不同則內部之間造敵我之勢;事后思之,你死我活所為何來,不但對別人說不清,自己也不知從何說起了。二戰硝煙散去,伸張了公理,懲戒了罪魁;文革呢,派性在聯合中繼續,是非在運動里迷失。沒有任人、任何派別、任何階層、任何組織,在派仗中受益。二戰,同盟國的犧牲,為了正義與和平,死傷者都是英雄;贏得的是民族獨立、世界和平。文革,派仗對全國、全民、全黨只有破壞、摧殘,沒有任何建樹、不曾懲惡揚善。造就的只有內傷。
粗看,“破四舊”時期對于生命、財物的破壞最嚴重,其實,稍后形成的兩大派群眾組織間的暴力斗爭,因參與的人數更多、持續的時間更長,對人的摧殘、對社會、對生產生活沖擊更大。突出地表現在對于精神的調動與折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但是,他們的語錄、文章并無確解,句句都是雙刃劍。囿于時代的信仰與思路,人們站不到圈子之外、不能平視那些革命箴言。認真學習、深刻領會,不外“矛盾沖突、斗爭解決”的理論和方法,以消滅對方達到統一意志。有時,擇善固執,可怕有如此。
信奉由感情來維系。感情不容輕視、玷污。本來可以止于辯論的教義之爭,就升級成水火不容的教派之爭了。那是一個非左既右、非黑既白、我革命你就是反革命的時代。雙方各挾巨大的社會資源撲向對立面,這等級別的能量相撞,能不造成浩劫?
2011-12-27

馬列游民 東西絕配

細看近代中國動蕩與巨變,呈現兩股力量糾結纏繞之勢,甚至可以形象化為細胞核內染色體的雙螺旋圖案,一股是中國的民族精神,一股是傳入的西方思想。細胞分裂成什么組織器官,受染色體上基因的控制;社會結構之成型、時代發展的走向,就是某些民族需要與特定外來文化結合的產物。每個歷史階段,無不中西合璧、交相輝映。
雖然自西而來的文明文化可以追溯到秦漢以前,但是,對近代中國歷史直接產生因果效應的,可能不早于明末基督傳教士。利瑪竇、艾儒略、湯若望等,以先進的天文、歷算、機械等,先期在皇家、貴族中留下了“先進”的名聲;有清一代,歐洲的奇技淫巧絡繹于途,擴大了朝野影響,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等,西方文明事實上徹底征服了中國民心。政客,挾洋自重多能所向披靡;民間,卑躬屈膝崇洋媚外不在話下。清高如文人士子,主張全盤西化;傳統如世家貴胄,樂于舞會洋餐。從那時起,一切社會改革、政治運動,不分黨派政見,都從歐美思想文化武庫中選旗幟、挑兵器。
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名曰效法明治維新,其實東洋轉賣的是西洋貨;建共和選總統,仿效的是美國的喬治·華盛頓;五四新文化運動,砸爛孔家店全盤西化;民國期間各種非暴力的救國方略如科學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等,都不是原創、沒有版權。“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則令中國共產黨崛起于草莽之間。乃至輿論曾經認為:中共的革命不是中國的本土運動,而是蘇俄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延伸;中共黨員不是中國的共產黨人,而是共產黨里的中國人;故剿共屬于“攘外”并非“安內”云云。
聰明莫如中國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之長以制夷。才在短短百多年的歷史瞬間,讓中國發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歷史的發展螺旋上升,文明進程波浪起伏。看似,凡中國民族進步的需要結合了西方的營養素、催化劑,中國歷史就在螺旋形態的上升段,波浪遞進的峰頭上;反之,就是文革那樣:中國傳統文化的糟粕,結合了西方思想的渣滓,把整個民族帶向一場浩劫。文革是典型的一例。
中國,除去“儒家思想”,在野的還有“游民意識”。處處與正統的道德標準、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相反,如:蔑視威權、游戲人生、鼠目寸光、野蠻殘暴等,代表作如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條好漢。他們的口號是替天行道。“天道”也者,行為準則。西方思想在中國長期踞有類似地位。現代占山為王終成霸業者,首推湖南湘潭的毛澤東。所作所為游民氣息濃重。1939年底在延安的一次集會上,他發表講演,其中最為激動人心的一段為:“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斗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
這個結論正中平民百姓下懷,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組織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市民罷市,動員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割據稱雄,都是他們夢寐以求,卻不得其法而為之的泄憤之舉。建國之后,提高生活水平、鞏固工農專政、抗衡國際帝修反,放大了個人的能量。所以,“階級分析的方法、暴力革命的手段”此一被冠以“馬列主義真諦”的錦囊妙計,一直有效指導著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并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極。正如“紅歌”中唱的:“根據這個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爭、就干……社會主義!”
毛澤東,看透歷史、洞悉人生;深知,欲出必然王國而入自由王國,非循“游民路線”不辦。中國恰好是一個游民文化深厚的汪洋大海。奴隸制壓榨有多長、封建專制有多久,游民意識就傳播、積累了有多少年。所謂“壓迫越深、反抗越重”。民間渴望擺脫束縛、揮灑人性本能的愿望極其強烈,卻因找不到正當的理由獲取廣闊的舞臺,而流散于街頭巷尾、僻壤窮鄉。自詡代表西方文明的歐美留學生等人,忽視或不懂如何收拢、凝聚、利用這股力量,改造社會。所出之方和者蓋寡,理所應當。而所有傳入中國的西方思想中,能夠在最大的深度和廣度上與小農、小市民文化契合的,是西方的游民意識-----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只有毛澤東這種來自游民、甘做游民文化傳人的歷史級人物,才會因勢利導、化腐朽為傳奇。
毛澤東高明于歷代農民起義領袖的地方在于,他不是無意中請對了打鬼的鍾馗、順應了游民的意志,他還會改造這支一向無拘無束的隊伍,讓他們“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方法是挾洋人之威、把馬克思主義的義理玄機、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忠肝義膽有機結合:理解的要執行、暫時不理解的也要堅決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成功運作幾十年的絕竅是:封鎖其它西方思潮進入中國,讓老百姓失去比較、無從選擇。
然而,游民畢竟是游民,有點像那個關在瓶子里的魔鬼,第一個一百年,他時刻準備報答釋放他恩人;后來就惱羞成怒發誓要制裁放他出來的人了。人們發現,文革其實是“奉命造反”,并沒有真正的“四大自由”。于是開始敗壞那個誤導他們的黨。諷刺的是,依據和理由還是來自西方;其中不乏馬列原文,意指毛的所作所為離經叛道。看來,雖然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等一一駕鶴西行了,中國的歷史進程,仍舊在惟西方馬首是瞻的窠臼里掙扎徘徊。
2011-12-28

破壞 理由多功能全

文化大革命最突出的特點之一是破壞,物質和生命的摧毀集中在前幾年,文化和精神摧殘則始終貫穿。雖然大規模的破壞活動史不絕書、屢有所見,但是,像文革這樣動員得那么徹底、參與得那么廣泛的民族悲劇,卻古往今來舉世無匹。
人,天生具有破壞的稟賦。因為人類是自然界的一員。鳥獸魚蟲,頂多會為自己營窩造穴,其為了生存與繁衍的一切行為,不是殺戮就是攫取。人類雖然貴為萬物之靈,卻未出動物化外,在自然界的位置是:脊椎動物門、哺乳動物綱、靈長目、人科、人屬、人種。據說,靈長目共13科,有12種猴子猩猩與人類平行,這么一看,人類獸性未泯情有可原。誠然,在進化的長河中,人類也發展出了任何生物都沒有的建設能力。
可惜,人的摧殘、毀壞能力,比其它功能容易調動得多。幾乎是時刻準備、蓄勢待發,而且一發就不可收拾。要是個人行為,危害程度尚有界線;群體所為,就災難可觀了;若是有理有據、大義凜然,則不造就一場浩劫也難。粗看,破壞比建設更接近本能,行動起來更加痛快盡興又立竿見影。細想,“人之初、性本善”,若非情不得已,不至輕易失態吧?卻原來,諸多本能中,“破壞”與“占有”頗有重疊,權重大于似有還無的善良與愛心。而人生又多艱險磨難,積累下來多為怨憤恨仇;屈指算來,許多不滿都可心歸結為“不平等”。平日,道德有約束、法規有限制,無從“實現平等”。而摧毀和虐待,能使人與人的地位、處境迅速趨向平等-----在“總帳”上打平。缺的惟有機會。
以中國的事情為例,什么時候能把我想要而得不到的東西毀掉?什么時候能在自愧不如的人面前有挺直腰板?什么時候能無拘無束打擊我看不起的他們?什么時候能顯示我的存在意義非凡……?日常里暗中搗亂、造謠生事、栽臟陷害,名不正言不順,效果有限。最有效的方法是獲得“革命行動”的名義、動用無產階級政治手段,則小到一人一物、大至制度文明,都可以動一動、燒一燒,打翻在地再踏上千萬只腳。那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情性急躁、理想遠大又深通世故人情,其所規劃的社會藍圖,等不得改良與漸進,非狂風驟雨式的暴力運動不辦。他說:“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解放以后,一連串的政治運動,規模力度與日俱增。“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把全國軍民訓練得個個真理標準在手、政治嗅覺敏銳、斗爭意志堅強。人們發現,一切不公平、不順眼、不如意,其實還有政治意義。不需再等,文革斗、批、改三階段正好一一清算。信仰是一柄雙刃劍,用在科學研究、藝術創作上,可能百折不撓;用在砸爛舊世界、橫掃牛鬼蛇神上,所經之處能不滅頂之災?
極端的政治信仰與本能中的殘忍強強聯合。人們把“破壞”的功能發揮到極致:破壞是義舉,伸張了革命正氣;破壞是泄憤,表達了對階級敵人不共戴天;破壞是占有,按照新的標準分配資源或者取消其存在的必要;破壞是改造,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狂飆到處,抽象如文明文化,實體如身體物品,都要一一經過革命的檢驗,經受打擊的篩選。一時間,人民群眾的革命行動摧毀所及,竟超出了毛澤東的需要,不得不接二連三地下達“最新最高指示”,平抑運動的勢頭。他懂:放出來的魔鬼可能欺師滅祖,早晚連他老人家一同吞噬了去。
2011-12-29

回憶文革口徑統一

錢鍾書先生給《干校六記》寫的“小引”里說,不妨增加一章“運動記愧”。原文非常精辟,只能照抄:“當時在運動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們也許會來一篇“記屈”或“記憤”。至于一般群眾呢,回憶時大約都得寫《記愧》:或者慚愧自己是糊涂蟲,沒看清“假案”、“錯案”,一味隨著大伙兒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慚愧自已是懦怯鬼,覺得這里面有冤屈,卻沒有膽氣出頭抗議,至多只敢對運動不很積極參加。也有一種人,他們明知道這是一團亂蓬蓬的葛藤賬,但依然充當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蘆案”。按道理說,這類人最應當“記愧”。不過,他們很可能既不記憶在心,也無愧怍于心。他們的忘記也許正由于他們感到慚愧,也許更由于他們不覺慚愧。慚愧常使人健忘,虧心和丟臉的事總是不愿記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記憶的篩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凈。慚愧也使人畏縮、遲疑,耽誤了急劇的生存競爭;內疚抱愧的人會一時上退卻以至于一輩子落伍。所以,慚愧是該被淘汰而不是該被培養的感情;古來經典上相傳的“七情”里就沒有列上它。在日益緊張的近代社會生活里,這種心理狀態看來不但無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覺到它也罷,落得個身心輕松愉快。”云云。老人家厚道,話說的很客氣。
錢先生這番提醒是1980年。至今,我們看到的文革回憶,還都是“記屈”或“記憤”,不是控訴自己的遭遇,就是說當年退避三舍、冷眼旁觀來著。其中不乏紅衛兵、造反派。就連王力、聶元梓、徐景賢這樣中央級的主力干將,也是一紙無辜。“林彪反黨集團”中人更妙,不僅沒有積極領導運動,反而超前地反四人幫、反文革。為那場浩劫負責的只有毛澤東率老婆及周恩來、康生、謝富治及王、張、姚等屈指可數的那幾個人。此事于情于理都說不通。
文革,是在七億人民普遍具備了高度革命自覺性和積極性的社會基礎上興起的。既不像江西蘇區、長征路上,要“國家保衛局”督戰;也過了“四清”需工作隊反復動員的階段。回放當年群眾集會的場景:運動領導高踞主席臺,聲嘶力竭振臂一呼,下面萬眾站腳助威齊聲響應。散會各回原單位貫徹落實,雷厲風行。其勢一如大字報語言中的“煽風點火、推波助瀾”。受限不能開展和參加運動的地方和單位,領導被沖擊、規定遭質疑。不然,怎么會那么迅速就在全國城鄉、各行各業全面鋪開、波瀾壯闊了?不如此,文革傷害的人也不會那么多、造成的破壞也不會那么大。
終于,文革把群眾搞煩了、領導搞怕了、定性成浩劫了,人們紛紛與之撇掉牽連。七零年代之后出生的人看到的文革,就成了現在這樣:億萬不明真相的群眾,在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小集團寥寥數人威逼下,心不甘、情不愿地干了那些事情。因這個說法的解釋力實在有限,官方便由鄧小平親自出面,舉出中共圣人周恩來,說他為了與毛等周旋,減少文革對國家人民的損害,“說了些違心的話、做了些違心的事”。相當于“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吧。周氏以下,干部群眾一體適用。法不責眾,息事寧人好過一一追究,否則豈不又要挑動群眾斗群眾了,一不留神就引火燒身了。
毛澤東頗懂觀人術,他對鄧小平的評價略如:你看那個小個子,前途無量;人才難得;政治強!老鄧對歷史的貢獻是設計改革開放,對過來人的貢獻則是給大家找到了臺階,因為他深知國人心態。人們回憶文革經歷的口徑,就這樣舉重若輕地統一起來了。曾經有人簡潔地區分東西文化的特點:恥與罪。東方人要刻意回避“恥”;西方人則認為人性有“原罪”。以文革為例,積極爭當無產階級革命派、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等等,因時移世異被歸入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的羞恥事,避之當然唯恐不及。
文革中,全國人民自覺自愿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步調、統一行動,以示革命覺悟與熱情,與今天如此統一回憶口徑,都是出于人性的弱點:投身革命,帶著趨炎附勢的算盤;文過飾非,是怕承担責任吧?承認自己在文革中積極過、活躍過的也不是一個都沒有,如著有《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的美國人李敦白,回去之后皈依在耶蘇基督麾下;住在法國、《一個人的圣經》的作者高行健,是不是耳濡目染了西方文明?
美國南北戰爭,南方的士兵為奴隸制而戰。卻有其人的后代,把作過南軍士兵的祖輩,被北軍俘虜、釋放后又回南軍再被俘再釋放的釋放證,當成獎狀高高掛在客廳墻上。而偌大一場席卷神州、影響深遠的政治運動,甫一結束,就無人表示主動參與、與有榮焉,可見失敗之徹底。而其傷人之深者,不僅在于無數人受到它的打擊批判,更深刻的原因是,它愚弄了所有恭逢其盛的人。
那時,不僅社會主流遵照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大搞斗、批、改;被造反、被批判、被關押的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也遵行同樣標準,要求自己、檢討自己、為自己申辯-----冤枉啊,我不是反革命、我沒有那么壞,只是做的不夠好!至于零星而又微弱的“異端思潮”,無一不以正統、真正的馬列主義自居,認為毛澤東曲解了革命原理。就連受封“人權斗士第一人”的遇羅克,所著《出身論》,要求的不過是“黑五類”子女參與革命運動的權力,因為“我們能被教育好”。違心也好,以子之矛攻盾也罷,即便有過超越時代的人,因其仍以革命陣營中人的面目出現,而未起到“另一種思路與選擇”的作用。
年輕人對文革不感興趣可能多半因為弄不懂:左一個戰役右一個派別,反反復復所為何來?不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都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嗎?那時,我們自己頭腦發昏、暈頭轉向。出于對毛的信仰與依賴,不理解時只會自責覺悟不高,沒有人會懷疑毛主席、黨中央。其實,我們在迷魂陣里折磨自己的時候,毛澤東等一干人也是糊里糊涂、東一鎯頭西一棒子,失去了“斗爭大方向”。朝野雙方均因認真,愈加痛苦徘徊。人之常情,可惡不過愚弄人,恥辱不過看走眼。十年一覺、揚州夢醒。方知心血氣力全部白白拋灑,能不悔恨交加、羞愧難當,不忍回首面對?
錢鍾書先生還提到過一個概念“單位觀念史學”;大意是,同一個觀念在不同歷史階段含意不一樣。就是說,社會公認為“正確”的道德標準、價值觀念、行為方式是要變的。比如,先人開疆辟土,可能被后人指責為侵略;懲罚異教的義舉,可能在歷史上定性成擴張;戰天斗地,則毀壞環境生態等等。今天的某些所作所為、建設成就,日后或許變成愚蠢之舉、貽禍子孫呢。
既如此,我們只能把文革看作是社會改革的一次實驗。人民像實驗室里的小白鼠,用青春和生命,為科學研究和社會進步付出代價。當然,談到我們在實驗過程中的表現,不必像盧梭寫《懺悔錄》那樣大言不慚。只需把文革的歷史源流、社會基礎、實施過程、社會效應說清楚,讓后人看明白:這樣的社會實驗一次足矣。不要忘記提示他們,感謝我們為他們所做的探索和犧牲哦。
2011-12-30

讓本能沖破牢籠

一部人類文明史,似可大致地看作思想解放的歷程。東西方都經歷過漫長的鉗制、禁錮。西方,自文藝復興開始逐漸松動,過程比較平直;中國,則晚至辛亥革命才有所開放,一度頗有自由,后又迅速收緊,在文革中陷入不亞于中世紀的黑暗。
四大文明古國長篇大論地記錄思想、開班授徒傳播文化,時間上相差不遠,內容也不外如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名曰“理想主義”,規定了許許多多的自我約束。各地的宗教,則充斥形形色色的禁欲與修煉。如此兩三千年,人類活得既煩且累。回頭看去,可以視為嘗試建立一套適合人性的社會制度、生活方式的試驗與努力。可能是因為到達現代文明之前是野蠻和蒙昧吧,古人很容易地承認了自律的必要性,還開發出各種各樣協調一致的理論和制度。比如歐洲政教合一的中世紀,中國的封建制度、儒家學說等等。不惜作繭自縛。
然而,在以百萬年計的進化過程中形成的人性,本能地要求自由揮灑、無拘無束。區區兩三千年的教育、修行對之無可奈何。經過文藝復興、工業革命,歐洲人漸漸發現,人生苦短、來世無蹤,還是讓意識形態、社會制度適應人的本性吧,不要扭曲了本能。于是,他們的社會劇烈動蕩起來,歷史進程加快了步伐。什么殖民主義、種族歧視、共產革命、世界大戰……無不各顯其能地張揚人性。幾百年波瀾起伏,西方的社會面貎、生活形態才能成就現在這個物質發達、藝術豐富,無所顧及、為所欲為的樣子。
苦難深重的中國則晚了他們一步。帝制持續到1911年,隨后的中國雖然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思想和制度的桎梏卻松馳了下來。在列強入侵的間隙,甚至閃現過科學、教育、民主、富裕的影子。但是,舊時代的沉渣與新時代的糟粕,阻礙國家富強、民族獨立。如果“歷史留下的是結果而不是可能性”一說可用,則緩慢的社會改良不敵激烈的所有制革命,就是人民的選擇、歷史的規律了。為了“超英趕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們放棄了自由發展的可能,心甘情愿地戴上意識形態的枷鎖,滿懷期望地在新的封建思想和制度下,開始了新中國的建設。
與中外古今的歷史進程相比,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開展的既快速又順利,只因“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長期研究與實驗,毛把人性參透。他深知,人的一切行為都受思想支配,只要信仰上他的主義,就可以任意驅使這億萬民眾了。毛在長征中掌握了軍隊,一俟在延安站住腳,就開展整風運動,用《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樹立正統、統一全黨的思想。首先在黨內和解放區,繼而在全國全民范圍,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步調、統一行動。輔之以統購統銷,掌握了全國的工農業生產資料;戶口配給制度,控制了全民的生活資料;嚴管社會輿論,篩選資源……。正當世界潮流趨向自由、民主、多元之際,毛澤東卻能順暢地反其道而行之,由于他打出的是強國富民的旗號。
老百姓并非不想任意而為。怎奈,有人因壓抑已久、人性麻木、喪失了自我;有人因求成心切,為了國家民族復興寧愿犧牲自我;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則“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根本沒有選擇發展方向與道路的意識。毛澤東也者,非常人矣:你若附庸風雅,他則吟詩填詞;你若看重學識,他則談古論今;你若急于建設,他《論十大關系》;你是讀書種子,他就拿出哲學篇什;你推武略文功,他則“用兵如神”;你想改造社會,他組建了“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在戰火中壯大的共產黨,本來人才濟濟,毛澤東的才干能力又遠在諸領袖之上。百姓不把他奉若神明、身不由己地供他調度也難。掌握了如此亙古未有的龐大資源,毛澤東能不理想抱負無限膨脹、戰天斗地與人奮斗,固執己見發動文革嗎。
有人說,自然界中的物種,個體群體雖然在地球上星羅棋布,以種群論、在歷史的尺度上,其進化變異的速率基本同步。所以,我們只能看到東北虎、華南虎看不到劍齒虎;只能看到亞洲象、非洲象,看不到猛犸象。因為,地理地質氣候決定物種存亡。人類社會的進步規則也大致地可以援引這種“大環境”現象。文明文化的歷史階段上,東風西土,社會制度、思想意識所差之百幾十年,在以萬年計的人類歷史上,忽略不計也罷。
再者:另一個現象早已引起注意:獨居動物比如貓狗,生活習性、智力水平基本一致;推測其有尚不為我們所知的遙感通訊、交流方式。何況群居動物如人類者,雖有國界相阻、主義區隔;明里暗里的關注、交往、了解,千絲萬縷。鐵幕如蘇聯、竹幕如中國,都封鎖不了冥冥之中主宰的意愿、蠢蠢欲動于每一個細胞的本能。從壓抑中釋放,只需一個契機。人類文明已到人性釋放、本能活躍的時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先行后至,相差不了多久。因為,史上付出的犧牲和現今放任自流,歷史意義都是試行建設最好、最適宜的社會與生活。
文革,人人戴著緊箍咒,人性的遏制程度,古今中外無出其右。譬如初期破四舊、立四新,血統論還不算,進而狠斗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卻沒有相應的平衡或補償,連體制內的“社會主義新天地、新文化”也沒有像樣的成品,最終鬧出物極必反,理所當然。
沒法推測毛澤東晚死幾年中國會怎樣,只消看看文革一結束,人們的思想像蜷縮的彈簧,猛然蹦開、隨即無限伸展,就知道,一切都是有限度的。短短二三十年,國人的意識就從迂腐滯后,一躍而為世界瞠目、全球領先。懸想我們的后代捧讀中國歷史:古代尚可不算落后,近代就恥辱得令人汗顏了;經過抗戰,內部動蕩加劇,生活水平、社會制度、個人尊嚴等等方面,與外界有些國家距離日益拉大,心中不免上火著急;到了文革,暗無天日得找不到出路;不忍卒讀正待合卷之際,偶然看到下一段,中國發生了突變,從落伍一躍而至前沿云云。既然事有因果、歷史延續,文革那些年付出的代價,可以算是飛躍前的準備、歷史上的貢獻了吧。至于那其中的痛苦和悲劇?誰讓我們民族的命運如此呢。
2012-1-4

這是最后的斗爭

經過幾十年戰爭、內亂,新的國家建立起來了。此時,社會思治、民心思富。途徑大約兩個,一是師從蘇聯;一是效仿歐美;而且都有相當的社會基礎。這是外人、后人遠遠觀望中國時的臆測。身臨其境、了解情況者知道:1949年時的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任何其它選擇。
中共政權在蘇聯幫助下取得,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割據江西時就建立了蘇維埃,黨團是布爾什維克、軍隊是黨指揮槍。蘇美處在冷戰前夕,美國是國民黨的后臺老板,背靠蘇聯資源無限……。投向歐美,不僅無法向黨內交待,也沒法對斯大林解釋。蘇共是天然盟友、美國是現成凝聚民心的敵人,“對蘇一邊倒”毛澤東從來沒有猶豫過。這不僅是他基本隊伍的機制、思想方法和行為方式的必然,而且由于他的理想抱負尚待全面開展,取得政權只是其“萬里長征的第一步”,還有一系列社會改造計劃有待實施。
在長期戰爭中訓練出來的軍隊和共產黨共青團,組織嚴密、令行禁止,影響遍布各個階層行業、遠近城鄉。如果在華實行民主政治、自由經濟,這支力量就完全浪費、甚或反咬毛澤東一口;繼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則是一筆無可比擬的社會資源、一支戰無不勝的政治力量。這份財富,是毛澤東的政治生命線,采取各種方法使之鞏固、擴展、提升,意在其龐大、長遠、多重政治計劃的落實推行。
毛澤東追逐權力的欲望之強,不亞于古今中外的任何政治家。因為沒有這個工具,他的事業就無法開展。對于將相王侯,毛澤東豈止平視、甚至輕視:“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他們的眼界與胸懷,不出創業守成的窠臼,事功以朝代為限,毛澤東則意在改變、更新文化傳統,在中國建立一套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洋為中用、古為今用,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相結合云云。只念文明文化可以傳承千秋萬代,忘記了那是在民族的歷史進程中、自然變化、緩慢成長的。
進城之后的社會局面遠遠大于解放區、根據地。雖然抓得緊、控制嚴,經濟建設、文化遺產、民風民俗……,還是很容易分散革命的力量、改變政治的走向。這時,毛澤東最大的敵人是人性中追求安寧、充裕、豐富生活的本能。毛澤東把它形象化為:拿槍的敵人消滅之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會用糖衣裹著的炮彈,向共產黨發動拼死的進攻。毛澤東認為,安逸會消磨革命斗志,富裕會制造貧富差距,等于資本主義復辟,讓中國的老百姓遭二茬罪、受二遍苦。
而保衛革命果實、繼續未竟的事業,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可以同時進行,就像練兵為了打仗、戰場也是最佳練兵場。于是毛澤東等便接二連三地發起政治運動,維護革命成果、壯大革命力量,同時把社會主義事業引向經濟、生活、意識形態的更深處。雖然毛澤東沒有說過。也許他已經意識到,此時,他正在與自然規律做斗爭:當時的中國呈現復雜的現象、前景迷離。社會上,高漲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與封資修的文化藝術、生活追求同行并存;雷鋒、王杰、歐陽海與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城市老爺,對人民大眾具有同樣的吸引力。兩股勢力:黨政軍工青婦與積淀千年、滲入骨髓的傳統文化,趨向旗鼓相當。社會發展的政治方向顯然要朝權重較大的一面走下去。而蘇聯和東歐,已經丟掉了列寧的旗幟,把共產主義庸俗化成“每天都有一盤土豆燒牛肉的好餐”。中國來到了岔路口。
飽溫思淫欲,個人、群體概莫能外。人性貪圖安逸像水性就下般自然而然。這樣的人組成的團體,雖有理想的灌輸、嚴明的紀律,也難成鐵板一塊。權力的腐蝕類似化學反應,不但無法阻止還由此及彼。民間小農意識、市儈思想大量涌現,黨內生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迅速侵蝕著毛澤東的政治班底。一向受到重視的美國人的預言:和平演變將發生在中共第二代、第三代身上,時刻敲打著毛澤東的神經。主張居安思危的毛澤東面臨那樣的內外局面,能不安排下大的動作,殊死一搏、力挽狂瀾?
崛起于草莽之間的毛澤東,一生信奉王安石的三不畏:“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并發展出了“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欲與天公試比高”。那時,毛澤東的勝算在于,經過革命戰爭洗禮的黨和軍隊、十七年教育的全國人民,雖然受到封資修的吸引、革命意志有所動搖、斗爭方向有所疑惑,但是,整個社會的道德標準還是毛主席教導,價值觀念還是革命事業,行為方式還是階級斗爭,此乃啟動文革的真言咒語。如果小打小鬧、甚或觀望等待下去,力量對比彼長我消,可能坐失最后的機會。眼睜睜地看著“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爬起身來,施施然洗漱更衣、磨刀霍霍,拉開房門沖向廣大群眾……。
所以,當毛澤東看到億萬群眾革命之心未泯、熱烈響應其號召,一舉摧毀了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時候,欣慰地說道:“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語見1968年10月3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擴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員會全會公報》)他老人家有沒有意識到:掐斷了物質享受而沒有補償,透支了革命干勁而沒有止息,等于竭澤而漁,久之會導致破產的。
2012-1-5

無神論者拜偶像

巴爾扎克有一個著名的短篇《無神論者做彌撒》,講了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外科醫生出入教堂的故事。意為一心向善的人,因承認個人智慧、能力有限,也會到代表神祇的場所尋找靈感、寄托情懷,因為神壇是真理導師、精神家園的象征,借用而已,非關迷信。文革當中國人種種頂禮膜拜毛澤東的行為與此類似。
經查:神或神祇是宗教觀念,為超自然體中的最高者,一般認為不具物質軀體但有軀體形象;衪不受自然規律限制、還高于自然規律,主宰世間萬物,對物質世界施以直接間接的影響云云。先民的圖騰和各種宗教的神明無不具有這等地位。給神祇賦予人形并人格化的做法,普遍見于世界各大文明文化,中國自然也不例外。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一眼就看出,借用宗教技巧號召民眾,是凝聚人心的捷徑。采用頗頻、屢試不爽。以無神自居的共產黨也樂此不疲,可見純粹是個實用主義的招術。
黨內、延安時,由劉少奇出面,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規定了“主席有最后決定權”。初衷是與國民黨的“一個國家、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分庭抗禮。因效果不錯,近而思之:多神不如一佛,適應國人的文化習俗、思想思路。譬如儒家孔子為大,道家獨尊太上老君,釋家只有一個真佛。遂將“黨的集體智慧”歸拢起來,以毛澤東個人的名義詔告天下,便于人民理解遵循。因為“一國三公各行其是”、“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從此,毛澤東在全黨全國的地位,隨革命形勢發展、勝利接踵到來,水漲船高由人而神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到達頂點-----變成擬人化的紅太陽。
從歷史上看,人類對于神明的需要,起源于原始社會對自然規律的向往與恐懼。出于自卑的心態、依附強勢的渴望、不勞而獲的取巧等。后來,出現了哲學與宗教,不是代表真善美,就是些令人自愧不如、肅然起敬的理想或學問。人類的信仰與崇拜嵌入了正義、向善、利他等內容,不再是純粹的迷信。形式上,多神轉為一神也呈普遍趨勢。后來,科學興起,苦思冥想自然法則變成了實驗實證,神祇功能的折扣率逐日增大。人們開始由信仰主義變成物質主義。
但是,先前的文明史,已經使政治家認識了信仰力量之偉大,學會了如何培育民眾信仰一個特定的人。因為,無論正反、迷信的因素仍然普遍在存在人的心里,只需巧妙地引導利用,就能誘使人們,以事半功倍的僥幸心理尋求真理、把政治理念當作真言咒語,在生產和生活中執行、應用,以期神跡發生。中國曾具有把馬列主義宗教化、毛澤東個人偶像化的絕好條件,天時地利、水到渠成,只消十幾年,就在文革中把政治信仰庸俗化到無以復加的可笑地步了。
然而,宗教色彩雖濃,崇拜的畢竟是個政治人物、政治理念,與膜拜傳統神明本質上不同,具有鮮明的雙重性:形式是宗教的、心理是政治的;信仰是狹隘的,境界是高尚;自我是謙卑的、追求是超越的;雖然祈求指導,卻不坐享其成;希望奇跡發生,準備自己做成……;與一般的宗教迷信最大的區別在于,民眾知道,毛澤東不是“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的灶王爺、也不是消災解禍的送子觀音。文革中人崇拜追隨毛澤東,不是為自己謀福利而是為了國家民族的某種偉大事業。冀望毛澤東能帶領我們走向共產主義的明天。他們膜拜的是正義和真理、以為毛澤東是其代表,并非盲目崇拜個人。
不料,那個漫延全國的“紅海洋”潮漲也驟、潮落也疾,推動文革到了高峰,迅即偃旗息鼓。暫時被它取而代之的宗教,則逐漸回歸大江南北。也許是因為,宗教在幾千的發展傳播過程中,形成了一套生存機制,會應時而變、隨遇而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畢竟稚嫩,長而未全、強而不壯,容易代謝紊亂,夭折于世事變遷。短期效應有力,功能后繼乏力。在其門下,修行太苦、成果貧乏;加上內部管理不善,運營代價太大,信徒難免后悔不迭、眾叛親離。表面看來:政治信念現實性極強,不能快速實現信眾就會流失;而宗教多半修的是來世,相關許諾不必兌現。
2012-1-6

干柴烈火同氣相求

曾經有人煞有介事地說毛澤東之所以“戰無不勝”,因為他深通命理之學、會推算滄桑之變。用現代語言說,大約相當于他能看準社會潮流、歷史規律,因勢利導、順水推舟吧。老毛這方面能力到底如何,人見人殊,發動文革正逢其時,則有星火燎原般的史實為證。
現在稱之為“權力之爭”的黨內高層斗爭,那時的用詞是“路線斗爭”,意思是一樣的。路線也者有兩條: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從時間上看,1966年的中國,離基本屬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民國、北洋時期不遠,前清遺老遺少健在的也不少。那時的中國是個什么情景,中年以上的人記憶猶新,連制度的受益者都說那樣的社會乏善可陳。至少,1949年之后的中國,貧富差距大為縮小、社會面貌比較新鮮、經濟建設頗有成就、文化生活比較健康,國際地位大為上升-----不為人忌是庸才,被人圍堵說明受到重視。所以,社會主義為稱作“陽關道”,資本主義則是深淵上的“獨木橋”,人們避之唯恐不及。整個社會的道德觀念、價值取向、行為方式,均以社會主義為標準。個人思想與之有所偏差的,不免極力修正、掩飾。
現在有人說,毛澤東欺騙甚或逼迫全國軍民執行他的旨意,干下那些不可思議的暴行的只是一小撮人,其實不確。過來人心知肚明,我們都曾爭當毛主席的革命戰士、與封資修堅決斗爭來著。就像歐洲地理大發現時代,白人殖民主義者以奴役亞非拉土著為榮;希特勒治下的德國人,以殺戮猶太人為己任;種族歧視的美國,有色人種長期遭受社會意識迫害;斯大林的清洗,日本鬼子侵略……,無一不是背景厚重社會主流、理直氣壯的正義事業。一如延續到后來的冷戰雙方;纏斗到今天的文明沖突,前赴后繼、義無反顧。因其出于信仰,絕非一般犯糊涂、干壞事可以比擬。故“正義之師”的戰斗力之強,常常令人瞠目。
也許物質與精神的關系不僅是互相轉變、還能相互替代、總數持平吧?與目前的中國大體相反,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國,物質生活非常枯燥,精神生活卻十分活躍。用現在的眼光看文革前后政治與生活的關系,有點像青藏高原上的喇嘛教之于牧民,沒有期許未來的精神寄托來轉移注意力,游牧生活簡直打熬不下去。看似毛澤東認為,豐富的物質生活會消磨人們的革命意志,“窮則思變”,才能保證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廣大民眾,則因服膺于毛澤東、共產黨那時所取得的社會改造成就,“見賢思齊”似地,以緊跟不悖、深刻領會、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教導等,為最高準則與境界。并沾沾自喜于有所發明、有所創造呢。
比如,林彪提出“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統帥、領袖、舵手),民間就說“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而且“永遠不落”;林彪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百姓就說還是“糧食、武器、方向盤”;林彪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下面接道“一天不學問題多,兩天不學走下坡,三天不學沒法活”;不一而足。全社會有了“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的共識,毛澤東想打倒誰、想做什么,不就是一句話的事了嗎。這是開展文革最堅實的社會基礎。當然,這個鋪墊解放前就開始了,源頭則不遠于延安的窯洞。
獨立思考的概念本不出自中國;多元、多樣化等意識西方直到近年才清晰起來。過去,國人只知道“齊心合力、萬眾一心”。毛澤東深知統一意志是成功的前提,政治掛帥就成了他的常規武器,事無巨細地用了起來。正好,中國文化中有企盼圣主明君的傳統、百姓普遍謙卑的民情,推行個人崇拜、劃一價值觀念既順理成章又水到渠成。或許是從眾心理與奉獻精神同時發作吧,普通民眾常常會因覺悟不夠高、表現不夠好而自責,進而積極主動地向黨表衷心、為革命做貢獻云云。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是在這么堅實的基礎上,大展宏圖的。也有民主和自由:黨的一元化集中領導下的民主,歌頌黨和毛主席、社會主義的自由,對那個時代的人們,這些已經足夠。現在叫畫地為牢、作繭自縛,那時的人卻以此自期、樂此不疲呢。
其實,人民大眾崇拜的,說到底只是毛澤東頭頂上的真理和正義,而不是那個“兼具虎氣和猴氣”的人。心甘情愿一致皈依,是希望聚散沙為鐵塔,撐起民族背脊、合力振興中華。而共產黨的宣傳、教化確與先前的宗教、主義不同。在百年積弱、屈辱、落后、彷徨的歷史進程中,社會主義制度、共產主義理想,對那時的中國人,有過柳暗花明、振聾發聵的刺激。其宣教、組織、行為,對各自為政的小農散戶,拔高了他們的境界,提升他們的價值,寄他們以重托。一時間,不論虎頭山上耕種,還是鉆井臺上采油,好像都關系著祖國的前途、人類的命運。而使命感最能催人負起責任、做出犧牲。當億萬人民滿懷崇高理想尋求貢獻的機會之際,毛澤東給了他們施展的舞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與目前的社會氣氛相反,那時,政治敏感度極高,一切的標準為是否有利革命事業。一旦有人指出:某某公款吃喝、某某宣揚封資修、一旦復辟將三餐不繼、流離失所等等,能不一哄而上,“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翻在地再踏上千萬只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群眾的政治興奮點低得像是散落在地的干柴,毛澤東的啟動令便是烈火,頓成烽火燎原之勢理所當然。所以,文革初期才呈現出“無產階級司令部”發號施令,“億萬革命群眾”推波助瀾的轟轟烈烈。一時間,革命群眾的主動性、創造性,使革命運動迅速高漲,革命手法推陳出新,紅色恐怖無遠弗屆,打擊力度史上空前。一派上下呼應、志有一同、互相啟發、各取所需的因緣際會。運動之興雖然不是自發,勢頭之猛卻超出了毛等的預期和需要。
現在看來,那時的情形非常戲劇性。無論什么地位、身份、職業的人,都可被以革命的名義剝奪尊嚴。貴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低著頭任中南海的工勤人員批斗,罔論省軍部地市縣局科處,大大小小的走資派。可笑或曰可悲的是,遵循同一政治標準,受到沖擊批判的人,也都自責確曾違規,辯解僅限“錯誤的程度和性質”。同在“牛鬼蛇神”之列,還要互相攀比:他們是真的反動,而我罪不至此。如毛澤東的“大警衛員”羅長子瑞卿,曾經對女兒道:“不應該把我和彭德懷關在一起,他還是做過幾件反對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和他比?”疑惑乃至質疑現行政策者也曾有過,則無一逾越“真假馬列主義、執行政策、理解毛主席指示正確與否”的境界。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無人能夠超越時代。
心理學上有一則定律:真正的愛與迷戀首先在深度上是不同的,淺深的標準在于持續時間。群眾政治信仰與此類似。狂熱的往往短暫,因為,維持政治信念需要利益澆灌。但是,暴力革命不是雨露甘霖,“紅太陽”只能把禾苗烘烤成干柴。干柴易燃,易燼也易折。平民百姓獻身精神畢竟有限,沒有收獲就不再付出了。“林彪事件”恰似兜頭一瓢冷水,政治熱情逐漸冷卻。文革中期及后,任毛澤東、四人幫如何煽風點火,運動日漸氣息奄奄。人們的興趣慢慢轉到安排日常生活、搏取物質利益上去了。“改革開放”以來,社會性的信仰危機、紙醉金迷,實乃肇始于文革后期。
民間缺乏革命熱情,中央就煽動不起政治運動。文革之后,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都無甚可觀,也是一例。

2012-1-9 
    

2012-02-21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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