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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姚洋:新一輪科技革命,中國可能坐上頭等艙
【思享】姚洋:新一輪科技革命,中國可能坐上頭等艙
騰訊思享會 姚洋     阅读简体中文版

對當下中國經濟的判斷,海外政要、中國主流及輿論幾乎不謀而合,認為中國經濟有下行甚至失速的可能。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卻并不認可這種判斷。上周五,在北大國發院與學習型中國合辦的論壇上,姚洋發表演講說,本文是對其演講內容的整理。

對中國經濟沒必要太悲觀

作者 | 姚洋

今天中國面對的惡劣的外部環境,與1970年日本面臨的石油危機等糟糕背景沒啥兩樣。那么為何人們仍然難以消除悲觀呢。

我每年都來參加學習型中國的論壇,學習型中國論壇是我參加所有論壇最接地氣的論壇,來參加的人很多來自企業界,這也是為什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愿意和學習型中國合作的原因,沒有中小企業的活力,就沒有中國的今天。

我是經濟學家,所以談一點對當下經濟的感受。我們經濟學家來談這些事情,可能沒有在坐的企業家自己來談好。我給大家舉一個小例子,我們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老師叫宋國青,被譽為中國宏觀經濟預測第一人,他弟弟大概只有初中畢業,他給他弟弟學教會了炒期貨,他和弟弟一起炒,最后的結果,他弟弟發財了,他虧了。

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企業家最重要的就是3%的企業家精神,這個是教不會的,很多經濟學家不具備那3%的東西,決斷力、判斷力,因為這個能力有利可圖。經濟學家會瞻前顧后,想可能有風險,最后就失去機會了,企業家看準了投下去,就成功了。經濟學家擅長的是分析,擅長的是講一些經濟表象背后的東西,今天我也希望做這樣一個事情,和大家分享,并對大家有所幫助。

轉型為什么這么難?

劉景斕主席(指北京人間遠景文化教育集團董事長)剛剛也在講這個話題,就是我們處于一個轉型的時代,進入了新常態。新常態不僅僅是增長速度的下降,我個人認為更重要的是結構的變化。


▲姚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經濟學季刊》主編。

從2001年到2008年這段時間,中國的經濟增長是超高速的,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這樣一種超高速的經濟增長是不可能長期持續的,試想一下,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第一大貿易國,如果我們的出口增長速度還超過世界的平均水平,那就一定意味著有些國家的出口在萎縮。這種事情不可能長期下去,所以我們只能期待中國的出口增長速度能維持世界在世界平均水平,這已經非常不錯了。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第二個轉變,以前我們是靠一些低級產品就可以打遍天下,今天不行了。看宏觀數據,我們的制造業對就業的貢獻也好,對GDP的占比,都在下降,而服務業的占比在上升,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

制造業的市場是全球的,它的需求是來自外部,但是服務業不一樣。服務業的需求是靠我們自己創造的,是內生的,所以這個轉型增長就變得非常困難。這是我們今天遇到深層次困難的原因。

當然還有一些短期的原因。短期的原因我個人認為就是過剩,因為前一階段我們上了很多項目,蓋了很多房子,到了今天就過剩了。這有一個痛苦的調整期,這兩項疊加,使得我們經濟進入一個比較困難的時期。

外部環境惡劣 日本1970s也實現了高增長

但是,是不是我們因此就悲觀了呢?如果大家關注一下國際上的經濟學家的看法,他們的聲音都是比較悲觀的,比如美國前財長、哈佛前校長薩默斯,他認為整個世界進入了一個長期低速增長的時期,他也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談中國的經濟增長,他認為在十年之內,中國的經濟增長會跌到3%、4%。如果這件事情發生的話,的的確確我們要進入長期低速增長的時代。

但我覺得這個判斷過于悲觀了,我們還是要看一下歷史。我覺得和中國可比的是日本、韓國還有臺灣,因為我們現在今天經濟所達到的這個高度,和60年代末的日本,80年代的臺灣和韓國幾乎一樣的。比如都是高儲蓄、高投資,教育水平都非常高;再比如我們的科研投入非常高,所以用他們來跟中國比較,把他們作為中國未來的走向,我覺得是有意義的,我們也會有很大的信心。

比如我們現在的人均收入基本是日本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時候,日本70年代經濟增長速度還是超過了7%。1970年代是日本產品開始統治世界的時期,整個1970年代1980年代世界可以說是日本的時代,日本成了世界產品的主導,幾乎所有新的產品都來自于日本。大家可能說他趕上了好時間,實際不是。1970年代和現在面臨的國際環境差不多:石油危機、債務危機,到了1980年代初期的時候,整個美國也陷入非常困難的境地。但是日本經濟仍然保持了高速的增長。那么日本經濟增長的源泉在哪里呢?就是創新,它是長期積累的一個爆發。

韓國的經濟爆發性增長相對短一些,我的感覺本來應該90年代爆發,但是由于亞洲危機而推后了。今天韓國達到的高度已經是接近了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的水平。韓國能做到這點是靠什么?靠創新,而且是一些戰略性的創新。今天我們知道韓國的芯片,特別是三星的芯片在統治世界。但是三星從70年代末就搞芯片,投入海量資金下去,他成功了。

這方面也可以對比一下臺灣,臺灣的人均收入一直比韓國高,但這幾年韓國超越臺灣了。我們沒有聽到任何的臺灣國際性企業。但是韓國有,這是和韓國重視創新分不開的。

下一輪工業革命的苗頭

展望未來,我覺得這個世界還會保持高速的增長,只不過這是一個痛苦的調整期,這個調整期可能需要十年時間。就像1970年代危機之后有十年的調整期,到了90年代新經濟起來了,美國進入了十幾年高速增長的時期。

那么,下一輪工業革命在哪里呢?我們不知道,但是有一些苗頭是非常好的。

比如上個周末我們也開了一次會,科協的陳章良副主席做了一個講座,他講了幾個新的技術,我是第一次聽到,我可能孤陋寡聞。其中一個是量子通訊,這個我們國家是領先的。中國科技大學有個年輕人,他以前在國外,現在回來做應用,我們國家實現了最長距離的量子通信,他們在長城腳下做了一個實驗,一個量子態,在沒有任何載體的情況下,瞬間傳送了22公里。22公里大家聽上去可能太短了,但是這是革命性的。我一直也搞不清楚這個量子通訊究竟是怎么做的,但是如果一旦成功,這是一個革命性的東西,是對傳統通訊方式的重大突破。

另外一個他提到石墨烯。我們現在的電子元器件普遍采用的是硅材料。而石墨錫傳導性極其好,容量極其大,不僅是電子行業會發生革命性的變化,我們的電池行業會發生革命性的變化,而且由此延伸,意味著我們就會解決電動車的電池問題。

現在電動車唯一的一個問題是電池太重,充電太慢,續航能力太低,如果石墨錫實現應用以后,這些問題都解決了。今后大眾化的汽車一定是電動車。

我以前對電動車抱有懷疑態度。電動車,先用煤發電,然后儲存為化學能,化學能轉為機械能,實際它比我們內燃汽車的效率要高兩到三倍,如果有了石墨烯,它更是插上了翅膀,電動車就會主導未來。

中國在這兩方面都是走在世界的前列,有可能成為一個突破性的東西。特別在石墨烯方面已經接近應用,我想前途還是光明的。


▲石墨烯微觀結構圖

我們都說現在企業盈利難了,因為成本增加,工資水平增加了等等。工資水平一定要提高,GDP在增長,如果工資水平不提高,這個叫什么經濟增長?在提高的過程中,工資的提高唯一的出路就是技術進步,中國創新有很好的基礎,我們的教育水平非常高,我們每年有700萬大學畢業生,研究生培養出來,我們只要求有10%的人參與創新已經足夠了。

另一方面,我們的資本存量又極其多,剛才劉主席也提到,我們資產是越來越多,我們的M2現在達到130萬億,M2實際上就是我們紙面上的財富。我們的問題,是如何把這個紙面上的財富變成實際的財富,如何變呢?

一個是搞固定資產投資,但是這個現在已經開始飽和了,而且成本很高。

最好的投資是投到哪里呢?投到創新上面,投到人才上面去。這樣才能把我們過去15年積累的財富變成未來一個資產,一個有收入流的資產,現在它是睡在賬面上的。在這方面,我覺得中國應該有信心。

我給大家舉一個數字,我們的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在十二五初期的時候,大概這個數只有1.7%,今年是我們十二五結束之年,會達到2.2%,十三五要達到什么水平呢?十三五我估計鐵定超過2.5%,2.5%的水平就是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

那個時候,我們的人均收入按照可比價格計算,大概也只會是發達國家的四分之一左右,但是我們的科研投入已經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說明我們在這方面的投入是非常非常多的,有人會說很多投入,特別國家的投入都浪費掉了,的確有浪費的,但是它會有收益的。

美國的科研投入也有很大的浪費,我聽一些做科研的人說他們很多實驗設備在美國都沒用,發展中國家的訪問學者,他們說我們不要了,你打個包帶回去吧。也有很多浪費的,但是一定會起作用。很多科學家估計在未來的五到十年間,中國有可能有人會獲得諾貝爾科學獎,在物理、化學,特別是物理方面極有可能獲獎。怎么出來的呢?就是因為這些年投入增加了。

還有一個好的現象,在我們科技投入里頭,我們的企業投入已經超過了國家的投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企業的投入是市場導向的,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改變。我去看過一個華夏幸福基業的企業,他們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孵化器,他們是一個地產公司,但是他做孵化器,而且真正做,做生物醫藥方面,投入了海量的資金進去。他希望有10%的成功概率就行了,他就可以收回成本,這都是我們國家未來的希望。

“破”的阻力

除此之外,我還想講講,我們說今年是改革的元年,我們很多改革措施都已經推出來了“你看政治上這么緊,難道經濟上的改革就能推進嗎?”我告訴他們說,一點問題沒有。市場化改革已經是勢不可當,改革無非是做兩件事,一件是破,一件是立,過去三十多年間,中國的改革歷程都是破的過程,今天還破的不夠,破的阻力來自于哪呢?

我覺得來自三個方面,一個是思想方面。因為我們很多官員他們還沒有轉變觀念,他們還沒有建立一個概念,市場和社會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情,市場和社會有自主能力,市場和社會可以達到非常有效的配置,有效的社會管理,他們不相信這一點。所以我們老聽說一收就死,一放就亂,他們老担心這個亂,其實放了,一點都不會亂,我們市場會做的很好。

第二方面是權力,為維護自己的權力,把這個權力都放給市場。我們總理很少發脾氣,總理是個謙謙君子,但這次他發了脾氣,說我們國務院做的決定為什么一個處長就能給它擋住?處長他有權,他手中有權力,他有使用。我們很多規制,我們在教育界深有感觸,都是這些官員自己生造出來的,根本毫無用處。比如報考研究生,以前都是各個學校自己報就完了,教育部弄了一個網站,說所有的報考研究生必須到那個網站上去注冊一下,必須在網上報考。人為的加了一道成本,一點用處都沒有,那是權力,要體現出我教育部有權力,把這個權力收起來,你得聽我的。

第三個方面是利益集團的阻撓,有很多人在舊體制當中有很強大的利益,不想變革。在這方面我覺得還是需要我們有一些強有力的領導,好在我們有習近平總書記這樣一個有担當、有責任、敢行動的領導,中國的改革有希望。這是在戰略層面上。

我們具體到實施層面上,怎么去搞改革呢?最好的辦法還是我們以前用過的辦法,就是以開放促改革。以開放促改革這是用外力的改變來促成國內的改革,在這方面我覺得有兩件事值得大家關注。一個是自貿區的擴容,一個是我們和美國正在談的雙邊投資保護協議。


▲中美雙邊投資保護協議將對兩國產生重要影響

自貿區擴容他們做什么事情呢?好多老外問我,下午我還要接待一批老外,我估計他們還會問這個問題。我個人覺得自貿區要做的無非是兩件事,一個是金融開放,一個是服務業開放。既然你對外開放,對內一定要開放,這是一個利好的消息,今天我們的論壇是資本論壇,金融業的開放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利好消息。

我想稍微談一下和美國的投資保護協定,投資保護協定是什么樣的一個協定呢?它名義上是保護雙邊國家在對方國家投資的這么一個協定,美國人到我們這里來投資,我們要給予保護,中國企業到美國去投資,他要給予保護。

但是按照美國拿出來的那個母版,這個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遠遠比這個要大得多。對中國而言這是個關于全面改革的一個協定,我們要開放市場,要求我們開放市場,準入前國民待遇,所有的企業都必須一律對待,包括我們民營企業,他們要求外資企業和國營企業同等要求,這是一個巨大的改變。還有規制環境保護、勞工保護方面都會有新的措施出來,雙邊保護投資協定通過22條,每一條對中國都是革命性的。

這個協議我覺得是肯定要簽的,現在談判是相對比較順利的。我估計明年年底之前一定要簽,就像我們當年談WTO的時候,想要在克林頓任上談下來,但是沒談下來。但是這次我想奧巴馬會把這個協議給簽了,那就意味著我們到明年年底的時候,會有一個大的改革開放。這是破的方面,我們要用開放來促進國內的破。

“立”什么?

另一方面我們還要立,中國過了這么多年,有些地方要立,立什么呢?我覺得要立產權,要建立產權。我們對民營資本的保護遠遠不夠,我們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遠遠不夠。

因為我自己在大學里頭,我對知識產權是深有感觸,我們大學里頭的老師搞科研,基本上就是寫論文,寫完論文之后就撂到那兒不管了。因為我們現在知識產權的法律,你在實驗室里做的這些成果都是屬于學校,學校是屬于財政部,北大的一草一木都是屬于財政部的,財政部要管的。在這種情況下,你不可能把知識產權轉移出去。

我們知道現在還有幾個案件還沒有判決,大概比較顯著的案件就是浙江大學的一個顧校長他把自己的知識產權,自己的產品拿到自己的公司去生產,現在把他抓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和我們創新有關的,如何把我們的知識產權給它建立起來,建立的更靈活,使得我們真正的把產學研相結合給做到位,需要我們建立更加靈活的知識產權。

在這方面,我的母校做的是非常好的,美國也有同樣的法律,但是這個法律之外有一些靈活度。在我們那個大學,老師有了自己的科研成果,你就可以拿出去辦一個企業,企業的收益,學校和教授有一個分配機制。這樣做的結果,威斯康星州的人在下降,但是大學所在的這個城在擴張,就是因為大學知識產權成果的轉化,產生了很多新興的生物醫藥公司,帶動了就業。

我想總結一下,世界未來十幾年,我覺得會有一個科技革命,我們正處在科技革命的前夜,這一輪科技革命,中國一定能搭上這趟列車,而且可能會坐在頭等車廂里頭,中國能不能做到這一點呢?完全取決于我們在座的企業家。謝謝大家!

本文選自觀察者網,轉載請注明來源

2015-08-23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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