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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致總理公開信背后:過節要交特種稅
企業家致總理公開信背后:過節要交特種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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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海想寫這封信已經很多年了。2015年3月23日凌晨,他終于按捺不住內心翻涌的情緒,寫下了這封給總理的信,并放到了自己的微信公眾號上。

這番話在他心中已經醞釀了許多年,寫起來幾乎是一氣呵成,五千多字的公開信他一個多小時就寫完了。起初他擬了一個標題,叫《致克強:對企業好才能真的對人民好》,然而在他自己的微信公號里發布之前,吳海重新加了個標題,《做企業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他担心的是,如果用原標題發出來,文章可能通不過微信的審查,會被屏蔽掉。

3月23日凌晨三點,吳海在自己的微信公號里發表了這封信,長舒一口氣,和北京道了晚安。一覺醒來,吳海發現自己火了。這封信在他自己的公眾號里的閱讀量超過了4萬,是他16篇文章中閱讀量最大的。許多微信公號和網站也紛紛轉載了這封公開信。在百度里搜索“吳海”,第一頁幾乎全是他的新聞。

許多企業家看到吳海的信后,覺得吳海說出了他們不敢說的話。而這也不是吳海第一次站出來發聲。2012年,吳海在博客里發表了近3000字的《討賊檄文》,把行為不端的住店客人稱為“賊”,并在文中細數了不講理客人對酒店從業人員的各種凌辱和不法行為,明確宣布他的“三不”原則:取消打不還手的規定,可以不接待很過分的客人,可以不保護涉嫌犯罪客人的隱私。這篇文章當年在行業內掀起了軒然大波,很多人認為,吳海是一個性情中人,非常敢說話。

但吳海對自己的評價卻不一樣。“我其實是一個封閉的人,甚至有點自閉癥。”吳海說,“我很不擅長閑聊天,溝通能力是我的短板。”

而這個封閉內向的人,卻在20年中多次創業。

1987年吳海從江西老家考入中央財經大學經濟信息管理專業。畢業之后,他去了化工部下屬的科學技術研究院做出納,留在了北京。一年半之后,有一家做機票預訂系統的外國公司招人,而且提供出國培訓的機會。憑借出色的英語,他通過了面試。在國外培訓了一段時間后,由于當時國內不讓外資企業參與國內的機票預訂,這家公司就關閉了在中國的業務。離開這家公司后,吳海做過很多事,包括在柜臺上賣計算機。后來,這家公司與海航在國內組建了合資公司,還是做機票預訂系統。吳海就重新加入,一直在合資公司里做到北方區總經理。

但是吳海一直想做點自己的事。1997年他創辦中國第一家提供酒店預訂服務并最早實行會員制的商旅管理公司——商之行集團有限公司。2000年3月,將公司賣掉之后,吳海投身攜程,完成了攜程的轉型。一年半以后,吳海離開攜程,創建財富之旅,又在2004年將財富之旅賣給新浪,新浪又在2005年將其轉賣給藝龍,而藝龍買下財富之旅的條件就是連吳海本人一起買進來。2005年6月,吳海加入藝龍。10個月之后,他以VP(副總裁)的身份離開藝龍,開始了新的創業。2006年,在投資人和朋友們的共同幫助下,吳海創立了桔子水晶酒店,盡管起初做酒店并不是他的本意,從一開始他就覺得傳統行業非常辛苦,但他還是堅持了下來。獲得凱雷的投資之后,桔子水晶酒店越做越大,目前已在國內近30個城市有近一百家酒店。他給自己在桔子水晶酒店的職業定位是:服務員,大管家。

“很多事情并不是我自己選擇的,是命運在推著我一步一步往前走。”吳海說。

盡管吳海認為自己內向封閉、不善溝通,他在博客、微博和微信公眾號里發表的文章卻措辭犀利。“不善于說的人,寫的時候就會比較激烈。”吳海說。

目前吳海的所有文章和言論中,沒有一篇像《致總理的信》激起了這般反響。

《致總理的信》的反饋首先來自他的朋友和家人。公開信發表當天,吳海接到了來自朋友們的問候,包括很多企業家和東城區政協的委員們。一些企業家給吳海打電話,說看到這篇文章淚流滿面,吳海所說的正是他們自己在經歷的。盡管大部分人都站在吳海一邊,但大家一致關心的,就是發表公開信的風險。吳海的弟弟在微信里問他的第一句話就是:風險有多大?

“風險我其實是評估過的。”吳海說,“其實發文之前我也有很多顧慮。企業與個人不同,個人對什么不滿喊出來,也不會有人拿你怎么樣。但是企業需要長期經營,盡管有些不合理的東西長期存在,但畢竟有些人的利益會受到影響,這樣有可能通過各種方式對企業有影響。”

思來想去,吳海還是決定在微信上發出這封信。

“一個原因是現在的大環境比較好,總理講話也是說要營造良好的環境,促進企業發展和經濟發展。簡政放權,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這是總理最近一直在說的。總理都支持,那我就說吧。第二個原因,是我沒有私心,實話實說,我一直是想為國家做點事。畢竟企業到了現在這個程度,比小企業強多了,抗風險能力比較強,我不是在這里為自己的企業喊冤,因為我們自身有足夠的資源和實力解決營商環境的問題,但成長中的小企業沒有我們這樣的資源,我實際上是想幫助全國千千萬萬的中小企業。說出來呢,最壞的打算也就那樣了,無非是有些酒店有人來找麻煩。”吳海說。

而寫這封信的起因,正好是3月22日吳海在網上瀏覽新聞時,看到3月20日李克強總理視察工商總局的視頻。克強總理在隨后的座談會上提到,工商部門是政府和市場的重要聯接點,要抓緊推進“三證合一”等改革,年內力爭實現“一證一號”,切實降低企業注冊場所要求,繼續簡化企業登記和注銷流程。依托大數據完善監管平臺,探索建立統一監管機制,加快推進綜合執法,堅決防止彈性執法、選擇性執法,提升執法公信力。這對政府是自我革命,要從全局出發“忍痛”前行,也是打掉尋租空間。各部門都要主動謀劃,形成合力,把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的改革“好菜”、“新菜”端出來,共同營造便民利企的良好環境。

正是這些激發了吳海想把自己對國家的建議喊出來的想法,其實他在2014年東城區的政協全體會議上的發言就是這個主題,得到了委員和領導的一致肯定。李克強總理對國家工商總局提出的要求,正是他創業幾十年來碰到過的問題。他担心的是,總理提到的改革目標非常好,政府的出發點也非常好,但這些要求地方能執行嗎?政策很好,能落地嗎?

“首先一個問題是政策制定者的問題,很多政策都是相關部門自己制定的,這有一個革自己命的問題;其次,雖然可能有專家參與制定,可是專家們畢竟沒有實際做過公司,雖然他們可能接觸過一些公司,但有多少公司敢真的對他們說出具體問題?”

“另外,雖然中央有了統一的要求,到了地方往往會各自解釋并縮小放開的范圍,因為這樣出錯的概率低,自己比較安全。我寫這封信的出發點可能有點幼稚,我其實是想讓總理看到這些問題和我的建議,萬一這封信總理看到了呢?”吳海說。

在吳海創辦桔子水晶酒店的這些年里,他遭遇最大的問題就是來自各個部門之間對政策解讀不一,變相攬權,管理部門的權力交叉、口徑不一致,存在執法彈性。

一般說來,在一個城市開設一家酒店的流程是這樣的:找到合適的物業、當地建委審批、消防審批、公安審批、衛生審批、工商審批、環評,如果裝修完成之后審批全部通過并拿到不同的證照之后才可以開業。除去設計和裝修的時間,正常按部就班走流程,完成這一套審批流程正常需要兩三個月,而這兩三個月的時間對于酒店而言就可能是要交200多萬的房租,這還不包括在這兩三個月無法開業的損失。

在簽完物業合同之后,吳海首先要和建委打交道,建委審查是否符合安全標準。理論上建委的工作是鑒定所選建筑是否符合標準,然后審核符合國家資質要求的設計院出的裝修設計圖紙,再找到具備資質的施工隊進行施工裝修。

作為設計師酒店,桔子水晶酒店的裝修比較復雜,公司有一些自己熟悉的工程隊,吳海一般都使用這些工程隊施工。但按照建委的規定,施工隊的選擇必須經過招投標,而且招投標必須通過第三方招投標公司做,必須由幾家建筑工程隊來參加競標,否則酒店就拿不到施工許可證。一旦招投標,就意味著選擇工程隊的過程需要一個多月,而每個月酒店的房租就得七八十萬。如果希望選擇自己熟悉信任的工程隊,吳海還需要跟招投標公司商量,讓招投標公司去操作。而且一旦招投標,各種招標費用以及其他費用最起碼也要十幾萬,高的得要幾十萬。

“如果是國家的項目,那確實需要通過招投標來保證項目的安全和預算透明,降低違規操作的可能性。但我們是私營企業,其實不存在這些問題。按說我們是可以直接確定符合國家資質要求的工程隊,建委關心的是安全,我有符合要求的圖紙,符合標準的施工隊,施工過程中他們按照常規來監管應該就可以了。但還是要求必須招標。”吳海說,“如果不招投標就拿不到開工證,可能面臨處罚,最怕的就是讓我們停工。所以這幾年除了一些管理松的地方我們都通過招投標公司來找施工隊,然后才拿到開工證。”

下一道手續是消防。消防有很多規范,但各個城市、乃至一個城市的各個區對國家規范的解釋不太一樣。“國家有大的規范,但我們到全國各地去做酒店,就要適應各地的小規范。不同地方對規范解讀不完全一樣,這樣我們就比較辛苦。”吳海說,“有時候消防窗口的人對業務不是那么熟,我們的消防設計是甲級設計院做的,經常出現設計院的人說行,消防的人說不行,沒辦法只能來回折騰,因為有些規范的解讀確實不那么懂或者不那么明確。”

公安是下一個需要打交道的部門,需要對酒店進行“特行許可”。公安系統要檢查的主要是安全監控和登記上傳,比如說裝多少個攝像頭,裝什么樣的監控系統等。“特行對于這些技術性的管理本身沒有特別細致標準,沒有說攝像頭多少米一個,而是說兩個攝像頭能同時照見一個人。這個要求就比較模糊。沒有明確的標準時,負責發證的現場檢查人員說我們的安防符合規定就符合,不符合就不符合。”吳海說,“甚至有的城市有些技防辦也要對我們進行管理,我們必須采購他們指定的計算機,外面的計算機3000塊,他的計算機7000塊,整個城市都得用他的計算機,包括身份證掃描儀也得買指定公司的,否則不給安裝公安上傳系統,酒店就沒法開業。”

在吳海看來,國家對于安防的要求非常應該,問題在于,國家制定的政策比較寬泛,到了地方解釋不一樣。當然對地方來說,越卡得細出錯的概率就越低,不過每個地方有不同的解釋,對企業來說就比較麻煩。

酒店開業之后,又面臨的另一個問題就是相關部門日常檢查監管時的不規范問題,個別城市甚至出現所謂的“特種稅”。

每到“端午、中秋、春節”三節期間,在個別城市就要面臨著必須給一些相關部門相關辦事人員送禮打點,吳海稱之為“特種稅”,因為這是每個企業都要面對的成本,對所有企業都公平。“有的時候就跟看病一樣,不塞點紅包心里不踏實。另一種情況,他們這么多年形成習慣,不給就覺得別扭。我總結就是,過三節你去看他,他可能記不住你,你不去看他,他一定能記住你。這是多少年形成的氛圍。”吳海說,“基層的收入比較低,我也能理解,但有時候很過分的確實有點不合適。”

有一次“特種稅”的納稅經歷讓吳海印象深刻。某市的某部門把它片區內的所有相關企業都找來開會,說這個機構要做點事情,在該片區里哪些企業分別給了多少贊助,那么其他企業應該給多少,根據公司的大小來指派。

如果不交呢?

“像酒店、賓館、娛樂業等做開門生意的很多部門都可以管,如果企業做得讓他們不滿意,他們也不直說,但他們可能以合法的常規騷擾性檢查等手段讓你無法正常經營,查處一點小毛病可以高限罚款,甚至可以讓你停業整頓。”吳海說。

對于能夠管理他們的部門,吳海覺得,跟市區級領導都非常好溝通,各委辦局領導也很好,但具體到每天面對企業執行層面的部門就容易出問題,越往下問題越多。“政策制定的沒問題,具體到執行層面,就出問題。一個原因是基層人員素質比較低,咱們實話實說。”

作為北京市東城區的政協委員,吳海也會通過正規渠道來提看法。2014年1月北京市東城區兩會期間,吳海就在政協大會上發言,把他遇到的這些問題講了出來,并提出解決方案。他覺得東城區做得非常好,一是本身做得就非常規范,而且經常看到一些企業問題有人反映之后,政府真的會改,但東城區畢竟只是北京市的一個區,聲音比較小。

桔子水晶酒店在全國三十多個城市(含在建工程)有一百家左右的酒店,不是每個酒店所在區域的管理部門都很規范。“往往大城市會規范很多。”吳海說,“而在所有的部門中,工商局是最規范的,因為所有企業都和工商局打交道,大家都會關注工商局。其他部門不是所有企業都要打交道,所以出問題相對多的就是這些部門。總理也可能不會注意這些部門,這些部門也缺少相應的監督。”

在這封信放在微信上的頭兩天,吳海已經收到來自其他城市大區經理的反映,說已經有相關部門來找他們問,公開信中說到的部門是不是說他們。“我跟大區經理們說,不要害怕,首先我沒有指具體哪個部門哪個人,而是說整個國家的事情,另外我們企業現在也比較大了,抗風險能力比較強,青島我們投資400萬的一家酒店讓有后臺的奸商給騙了,直到現在還在停業我都不怕,如果來了罚點款就給,真太過分了我就真嚷嚷了,反正我已經這樣了。”吳海說。

不過,對目前總理提出的簡政放權、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作為企業家和政協委員的吳海有著自己的建議。

“就像我在東城政協里的發言一樣,首先要明確企業地位,政府相關部門要確立自己的服務和監督位置,不能光是監督沒有服務,在守法的企業面前他們應該是公仆;另外,我希望過時法規該清理的清理,該更明確的明確,該細化的細化,不要給相關部門無限解釋和彈性執法的空間;同時,我希望國家能把該集中的權力集中,該放的放。”吳海說。

“對于涉及到某個行業全國性、通用性的管理政策,中央要有統一并且明確的規定,避免地方進行過度解讀,或者各地解讀的不一致。比如說,可以住酒店的有效證件,是不是包括護照和駕駛證。目前各個城市乃至不同的區,對此的規定都不一樣。”吳海說。“另外,最好是能讓各個管理部門的口徑一致,而且各管各的,不要攬權。不要讓公安來查房屋鑒定,這是建委的事;也不要讓消防來查房產性質,那是工商局的事。各部門應該統一口徑,這些比坐在一起辦公的行政大廳,對我們來說更實用。”

這封信的影響可能還會繼續發酵,盡管已經超出了吳海本人的預期。

“做傳統行業太辛苦了,遇到的事情太多。我確實希望環境能有一些改變,讓那些中小企業不用經歷我們曾經的遭遇。”吳海說,“如果將來有機會,我最想做的是當一名老師,不用這么累,而且那才是我最擅長的。”

致克強:對企業好才能真的對人民好

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桔子水晶酒店集團的CEO吳海,沒有根基的做企業的公民,也是北京東城區政協委員。

對企業不好就是對人民不好

我覺得一個政府如果對企業(指守法企業)不好,實際上就是對人民不好,先拿我們企業舉個例子:

1)我和我幾千名同事都是人民,如果政府對我們不好,我就沒法照顧好我的幾千同事以及他們的父母、子女,換句話說加上員工家屬就是對幾萬人民不好;

2)我的企業服務于人民,如果政府對我們不好,我們的成本就會變相地增加,我們就會把成本轉嫁給客戶,每年有上百萬的人住我們酒店,他們和他們家里人可能上千萬,他們家里的可支配收入就會減少,就是對上千萬人民不好。

我覺得政府對企業不夠好

我覺得政府對企業不夠好,原因如下:

1)地位問題:企業是個不敢反抗的奴才,公仆是爺不是仆

如果按地位排的話,政府管理人員是大太太的孩子,國企是偏房生的,而私營企業則是婊子生的,雖然都是國家的親骨肉,但是大太太的孩子管著我們,偏房生的也怕大太太生的,但是他們敢找親爹撐腰,而我們這群婊子樣的只能被大哥打完左臉再主動地把右臉轉過來讓打。

我們不敢說,是因為我們還要活著,我們說了,可能讓大太太的一個孩子感覺不爽、或者受了批評、或者進了牢房,大太太其他的孩子會整死我們。

現在我們國家正在抓家法 - 反腐,我們切實體會到了大太太的孩子們規矩多了,但是,您相信嗎,就在習大大前年抓腐敗的之時,在我們行業俗稱的“三節”的時候,某城市所有下屬機構幾乎傾巢出動,只要屬于他們管理的行業他們都會照顧檢查到,并且主動按企業規模排名來做某種要求,當然,關系好的企業可以討價還價,“特種稅”也有減免的時候。

為什么那個城市幾千家企業沒人敢做聲,因為他們都知道,一旦出聲他們的企業就會遭到滅頂之災,我記得4、5年前,那個城市的某經濟型酒店的加盟商舉報了某政府部門下屬機構,從此之后這個品牌的酒店在那個城市就沒法獲得某種批文而沒法開業,直到某個品牌集團老總到這個城市來賠罪才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是全球最大的私募基金“凱雷”投資的企業,有時候跟投資人聊起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很淡然地告訴他們腐敗任何國家都有,只是形式不一樣,這種極端的規模化的腐敗行為不多,就算有我也看成是“特種稅”,至少還有個標準,對誰都一樣,也很公平,無非是我們把這個稅負轉嫁給成千上萬的住酒店的客人。

對了,我們行業很怕“三節”:端午、中秋、春節,那是我們繳納“特種稅”的時段,在我說的那個城市的酒店等行業都會哆嗦

2)家規不清楚

我是中財畢業的,做會計師事務所的同學多,有一次稅法專家給一群會計師事務所的老板講課,被一些問題問急了,他公開說:“稅法本來就不是給企業定清楚的,是給稅務局定的,說清楚了執行時我們怎么再來靈活解釋”

記得有一次我們一家酒店客房里的一盒薯片過期了幾天(辯解一下,我們都是快過期時拿出來同事們分著吃了,可能漏了一間房,我絕對認罚),結果被客人舉報查了,最后一盒過期幾天的薯片罚了我們三萬,因為規定是“金額不足一萬的,處以兩千以上五萬以下罚款”,剛開始要罚五萬,后來找人說情罚了個中間值。我想問的是,什么情況罚兩千,什么時候罚五萬?為什么不能夠清楚地說十倍、二十倍產品銷售額的金額罚?如果我們認識人管用的話,我一定只會被罚2千。

還記得有一條規定是“外商投資企業租用廠房等需要交納土地使用費”,這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引進外資給了各種優惠和減免,國有、集體土地經常免費給他們用,后來就開始征收了土地使用費,而當所有的房屋租賃都面向市場尤其是有了土地使用稅之后,這條規定忘記取消,換句話說,內資和外資企業一樣的價格租的辦公室,外資就需要交納土地使用費,而內資則不需要。我就這個問題咨詢過稅務總局,他們的答復是幾十年前國土資源部前身(國土部?)定的,由稅務局代收,后來轉到地方財政還是那個部門,國土資源部也不管了,忘記改了。

這條規定雖然國家忘了取消,但只有幾個城市已經取消了,絕大部分城市每年還會做要求,大太太的孩子收稅完不成任務時就會來收。

3)家規為一些中間機構提供斂財機會

建委要求投資金額30萬以上或面積300平米以上的裝修或建設需辦理開工證(注意了,家里裝修花30萬可能要開工證嗎?沒有的可能違法哦!),為了保證工程建設安全,我覺得建委審查辦開工證是合理的要求,可是,為了取得開工證必須有工程隊伍招投標,而招投標需要招標公司來進行。

如果是國家的項目,通過招標公司來進行是合理的,因為可能有人在報價里做手腳貪污問題,而我們作為私營企業,我為什么不能指定自己習慣使用的工程隊,只要建委認定我指定的工程隊和設計圖紙取得有相應的資質認可就一樣保證安全了。

說白了,建委怎么會去掉這個要求?要不然招投標公司沒飯吃了!所以,我們最后都是由招投標公司操作,最后選定我們指定的工程隊,我們多浪費幾十幾天時間等待招投標,多花幾十萬罷了。

4)家規被濫用

為了保證治安,各級公安部門都有個特行管理部門,其中要求酒店客人必須持有效證件實名登記,訪客也必須持證件實名登記

我覺得酒店是有可能成為犯罪分子臨時落腳地,嚴格要求是合理的,對國家安全絕對有好處,連原來不管的美國現在也這樣做了。

但問題就出在沒有嚴格規定如何保證每個客人、訪客實名登記,于是,全國各地派出所(除浙江省之外,好像是因為當年查房老外不開門,踹開了老外的門造成外交事件)都可以敲開客人房門進行核查,首先,是不是需要正當理由來敲門、是否侵犯隱私我不討論,但至少得規定什么情況下可以查吧?于是,關系處不好的派出所半夜到酒店挨個房門敲門,酒店要做生意,那怎么受得了,于是,尋租空間自然出來了。

另外,酒店員工沒有派出所干警的慧眼,有時候兩個客人住,一個客人沒登記悄悄溜上去了,一旦被查出,從幾百元到幾千元罚款他們隨便定(為什么不是幾倍房費罚款呢?),自然,最厲害的就是說停業整頓!

對了,還有,什么叫有效證件?有的城市護照可以,有的城市必須身份證?不規定清楚,我們只能挨客人罵。

其實我認識公安部的朋友,有一次專門討教了他們這個問題,他們很吃驚,因為不允許這樣敲門的。不管怎樣,我們沒辦法,規定不清楚,我們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了,搞好和每一個相關部門的關系,顫顫驚驚地看著路過的每一個穿官衣的人。

5)各自為政,自建家規,政出多門

我們這類設計師酒店經常把一些有特點的老舊建筑投巨資改造成酒店,老實說我們到今天不知道什么建筑可以做酒店,什么不可以做酒店。理論上只要符合建筑、消防安全,只要工商允許做企業的樓我們都可以做。可是,問題出在每個部門對什么樓可以做的解釋不一樣。

舉個例子吧,酒店開業需要有如下部門的批文:工商、建委、消防、公安、衛生、稅務等,但是,經常有每個部門之間互相不認對方的規定的情況。

比如說,國家一般會把一些城里的老舊廠房集中的地區改成高科技園區,按照一般合理的工作邏輯應該是這樣的:

工商:工商部門按照規定認定是否可以登記注冊。工商部門相關法規明確了什么不可以用于商業注冊,所以,理論上除此之外的這些地方一般是可以做的,其中,由于歷史原因沒有房產證的老樓由開發區管委會出具證明,為了建設科技園區配套設施,同意將老舊廠房作為配套酒店改造。

建委:符合建筑設計安全,施工隊伍符合資質要求,辦理開工證

消防:審核消防圖紙是否符合規定,檢查是否按消防圖紙施工,發放消防開業檢證書

公安:要求在取得消防證書的前提下,檢查是否酒店按照要求安裝了監控和住客登記系統,發放特行證

衛生:按照圖紙要求,進行相關環評等,發放環評證書;

稅務:按照要求,辦理稅務登記手續。

而實際操作過程中是:每個部門都規定什么樣的建筑可以用于商業,本來屬于工商部門的事情變成了每個部門的事情,而每個部門的規定不一樣,經常會造成許多企業在一些開發區里開公司顫顫驚驚,不知道是否他的行業能夠取得一些相關部門的批文,這實際形成了每個部門可以就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尺度卡你一道。

這件事情說明了各個部門各自為政,職責不清,或者是為了不給自己惹麻煩,或者是為了攬權,造成了許多規定形成了沒有規定,企業無可適從。

解決方案

為什么現在的各級政府能夠更加關注民生,關注老百姓的聲音?是因為老百姓滿意的政府才是好政府,而滿不滿意老百姓可以用各種形式表達出來(包括上網和堵高速路),老百姓說了算。而對于企業,各級政府除了關心企業的稅收貢獻外,為什么可以不去真正地關注企業、甚至可以去蹂躪企業?最主要這是因為企業不敢說,說了會被整死,沒有有效的制衡系統(Check and Balance),對此,我提出如下建議

針對問題一:明確要求面對企業的政府機關、部門的服務意識,就算是監督、管理企業的部門在守法企業面前就是公仆,就像是站在守法公民前面的警察。對于不滿意的警察,守法公民可以投訴,同樣,我希望對于不滿意的管理部門企業可以投訴,對于基層管理人員可以像小區居民可以給社區警察一樣進行打分,并且要建立保護機制,以確保企業不被報復,因為,企業不敢說的原因就是怕報復,在針對企業的管理法規不明確或者不合理的情況下,舉報了相關部門的一個人,剩下的人可以用合法的手段整死你。

針對問題二:明確各種監管措施,尤其是處罚措施,明確規定如何罚款,讓企業明確知道違法的代價而不去違法;對于所有的和企業相關的法規、規定進行一次自查,不合理的廢除,不明確的明確,尤其是處罚部分。

針對問題三:對于可能涉及官商勾結的中介機構進行梳理分析,部分中介機構有其合理性,但是是否必須使用應該明確。

針對問題四:將一部分可以由各地方、各部門、甚至基層單位制定的對企業進行監管的規定進行整理分析,如果這些監管屬于全國范圍,則盡量由中央相關部委制定比較詳細的規定、法規而不是過去的粗線條,由各地方自己制定的細則需在中央部委制定的規定、法規之內,并報中央相關部委審批,尤其要確保沒有被無限地解釋或者權利擴大,因為地方有沖動將相關中央規定的解釋制定的更死,以確保自己的安全。

針對問題五:明確各企業監管相關部門的職責,對于同一件事情必須有一個主導部門,不能對同一件事情各部門有不同的規定,造成各自攬權或者不同部門政策不一。

做企業十幾年,太憋屈了!

正文到此結束,也不知道寫完這篇文章會不會給企業帶來滅頂之災,也不知道我說的南方的某個城市我是否還能獲得那個部門的批文,但是不管怎樣,我還是想說出來,做企業十幾年了,太憋屈了!

我還是想做點事的

我非常熱愛我的國家,當凱雷這些投資人給我投上億美金的時候,一些投資人提出讓我移民,我拒絕了,因為,我看到了國家的不好,也看到了國家的好,我看到了我外公被打成右派住牛棚,也看到了我們這些努力的外公的子女們都過上了更好的生活,尤其是這屆政府給我更大的信心。我不在政府干,也沒做官商,我沒有貪污,我也沒什么好怕的。

我是東城區的政協委員,而且連續三屆是優秀政協委員,我沒有寫過一篇為自己企業說話的政協提案,沒有求政協領導、區領導為我們企業辦一件事,是因為我覺得我如果這么干了,我就是一個不正直的人。

我在政協也寫過提案、寫過文章,雖然確實寫的水平比全國政協的有些無聊低智商提案高明多少倍,但是涉及面都太大了,估計也到不了中央的耳朵,拿其中兩篇做個例子:

其中一篇實際上中心思想是“如何建立中國國家品牌”,因為我對營銷比較在行,政府宣傳部門可能這方面比較弱,同時我也看到一些精通營銷的互聯網大V為自己揚名而造謠損害中國品牌,因此我寫了篇文章,并且找機會給了當時還在北京市政府任職的魯偉,不知道現在是不是用上了里面的一些建立國家品牌相關的策略。

另外一篇實際上是講“如何促進文化繁榮”,其實里面首先指出大家不懂什么叫做文化(請翻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文化”的定義),然后才講如何建設,其實寫這篇文章的初衷是因為不忍國家把錢花到錯誤的地方,另外是因為,一些無良企業借“文化”之名,賺地產錢,或者減免稅之實。

寫太多了,仔細想想自己確實算有良心的商人,前年凱雷投資到我們的境外公司,部分股東轉讓了股份,我們居然主動要求老老實實地交了上千萬的所得稅,據說這是北京市第一個交這種稅的企業,當時還報到了國家稅務總局,因為北京市不知道該怎么收,實際上所有在境外進行企業買賣的人都應該交,比如說一些國內地產大佬在境外公司的買賣、當然包括互聯網境外股份轉讓的公司。

還有啊,本來因為自己積極交稅,區里說獎勵一些給我們,當時我就跟街道說:一半的錢我捐給街道,用來幫助孤寡老人,另外一半用于擴大我們為員工子女設立的教育基金。結果去年政府財政吃緊政策變化,獎勵沒了,對不住了街道的馬主任、還有老的白書記,我的承諾沒兌現:)

夜深人靜該睡了,晚安東城,晚安中國。

2015-08-23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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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務總理到修道士
陸徵祥(1871-1949年),字子欣,一作子興,上海人。中國近代著名的天主教人士,也是著名的外交官。他出生于一個基督教家庭,父親是一位基督教新教徒,曾經在倫敦傳教會工作....
新與古典文化研究大家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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