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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中國兩種蘇維埃傳統之抉剔
李伯勇:中國兩種蘇維埃傳統之抉剔
燕南園愛思想 李伯勇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一道歷史的窗口


20世紀30年代,以蘇俄為師,中國大地涌動蘇維埃革命熱潮,好些地方成立了蘇維埃(政權),南方的如閩粵贛,以瑞金的中央蘇維埃為中心,姑且叫瑞記蘇維埃,北方的如陜甘寧,以陜北的蘇維埃為中心,姑且叫陜記蘇維埃。瑞記陜記蘇維埃,從其共名就可以知道,都是來自列寧渠道的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與俄國集權式文化傳統融會成列寧主義,被中國革命者欣然接受。革命就是改天換地,需要集權,階級斗爭也只有在集權下才不致引火燒身,而引火燒別人(敵對的階級和敵對的個人及勢力),階級斗爭(山頭派別斗爭)又成為權力上位再上位的利器。這又與皇權殊途同歸。

由于年齡上的隔代,時代語境的變化,知識視野的不同,我輩對中國蘇維埃基本行為特征的準確表述,比不上“局中人”即親歷者和見證者——后來某種程度的反思者,近年出版的一些如陳獨秀、瞿秋白等曾在蘇維埃中央高層生活過的人士(包括如李德等外國人士)的著述,都表述得比較清楚。何況現在的主流媒體也把反傳統文化、暴力特征的蘇維埃革命傳統抽象化為“共產主義信仰”或“理想信仰”,其“理想信仰”的內涵由變化了(棄暴力和重接傳統文化)的現實意識形態所逐漸填充。

蔡孝乾的《中共蘇區高層的性關系》(百度博客2014/12/26)因涉及這一話題又引起了我的興趣。

蔡孝乾(1908年-1982年10月),曾化名蔡乾,出生于臺灣彰化廳燕霧上堡(今彰化縣花壇鄉),為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人,曾隨中國工農紅軍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在臺灣被蔣介石當局逮捕入獄后變節,加入中國國民黨,1956年官拜國軍少將。我不因其人是中共叛徒而廢其言;我也無意跟蔡文所寫蘇區高層性關系所引發的個人恩愛情仇話題接茬;我所在意的,倒是蔡文無意記錄的瑞記陜記蘇維埃的某些相同和不同的思想行為特征。比如蔡文說,陜北蘇區是由陜北共產黨劉志丹、高崗、謝子長等開創起來的,他們“執行著列寧主義的暴動政策”。這是相同的一面;“但他們在倫理道德觀念方面多少還帶著中國儒家思想所孕育的婚姻觀念,所以他們所領導控制的陜北蘇區,在婚姻關系上和男女關系上就沒有發生過劇變。”這是不同的一面。

當然,蔡文并不具揭示中國蘇維埃基本行為特征的思路,而只是顯示了“高層性關系”這一角度或叫這一窗口。在我看來,蔡文無意顯現了瑞陜蘇區同中有異的思想行為傳統——瑞記陜記蘇維埃的革命傳統有不同的文化和精神底色。從而蔡文倒展現了窺視陜記蘇維埃傳統一道歷史的窗口。

之所以說蔡文無意,因為它只著眼于蘇區高層性關系,它所敘寫的瑞記蘇區高層性關系的多個(類)典型事例,其實在陜記蘇區高層是沒有的,或者說不是普遍發生的。這等于說,陜記蘇區高層對性關系在口頭和行動上是持謹慎的態度,或者說陜記蘇區高層能自我規約,其規約不是來自革命律令,倒是來自本土的農民文化心理,所控制的陜北保持著家庭(農村家庭)穩定的語境,蘇維埃便在陜北扎下了根。而瑞記蘇區(中央)的紅軍到達陜北,那表現著蘇維埃式的婚姻制度和基于性茍合(不同于一般理解的自由戀愛)的男女關系又在陜記蘇區重演,“影響所及,原來淳樸的陜北農村家庭生活遭受到嚴重的破壞”,換言之,這一后果恰恰反證了陜記蘇維埃不存在而且反感并反對“自由婚姻”而帶來的“亂性”,瑞記蘇維埃高層是不在意或無視所在地民眾婚姻背后的農民文化心理的。

蔡文有具體的指涉——

一九三六年春陜北“省蘇維埃政府”內務部科長高朗亭在一次由蘇維埃中央政府內務部(筆者時任該部部長)召集的紅軍家屬工作會議上激昂感慨地說:自從中央紅軍來到陜北之后,掀起了兩個高潮:一為中央紅軍老干部的結婚高潮;二為陜北紅軍家屬的離婚高潮。高朗亭率真地說:中央紅軍到了陜北蘇區什么都好,就是蘇維埃政府的婚姻法最不好——中央紅軍帶來的“離婚高潮”最不好。

應該說,高朗亭的看法既代表了陜記蘇維埃高層,也代表了富有農耕傳統的陜地民眾的意愿。蔡氏雖不是瑞記蘇區高層,可是與其高層多有接觸,到了陜北進入了中央高層,對蘇區高層和底層(參加革命的一般人員及其家屬)的生活耳熟能詳,不過他所敘寫的重點仍是蘇區高層的性關系即性茍合,因而,它所記錄的蘇維埃思想行為特征有其片面性,卻在原生態意義上真實地展示了背離農民文化心理的思想特征,同時,另一種中國蘇維埃——另一種以農民文化心理為支撐的蘇維埃傳統就此顯現。

我們并不清楚蔡文的具體寫作時間,但用此標題是吸引眼球的,這是有意暴丑,也反映蔡氏對這一問題耿耿于懷的精神糾結。蔡文記錄了瑞記陜記蘇維埃在兩性關系上不相同的價值取向,也就無意地顯現了瑞陜蘇維埃不同的思想傳統。而在我們數十年覆蓋式的意識形態宣傳中,其實都是瑞記蘇維埃傳統占主導,甚至以瑞記蘇維埃傳統為唯一的革命正宗。問題倒不在宣傳什么(比如鼓動農民投身革命戰爭,中國革命以農民為主力),而是伴隨著宣傳,背地里延續并流行什么——背地里流行的恰恰與所宣傳的相悖,也就是某種隱性傳統與公示的傳統相伴隨行,一直在場——既在執政黨高層,也在干部們的私下生活中。我們的話題也就從這個“窗口”進入。

隱性傳統:瑞記蘇維埃“自由婚姻”


蔡文把“觀念”和“經濟解放”視為瑞記蘇維埃高層“性茍合”的原因,也就是“性的解放”和“蘇區的婦女和男子一樣分得土地”——婦女在經濟上就獨立了,于是性的解放(爭自由)“水到渠成”。蔡文還從瑞記蘇維埃以及在陜記蘇維埃所在地延安推行的“自由婚姻”,在制度上歸結于有蘇聯烙印的“共產主義的婚姻觀念”, 其《婚姻條例》(1931)《婚姻法》(1934)是蘇聯《新婚姻法》翻版,在當時瑞記蘇維埃的現實生活中,以蘇共為領導的共產國際帶來“一杯水主義”的婚姻觀念(早期俄國左派共產主義者柯侖泰女士曾担任共產國際婦女部書記,主張男女自由戀愛自由結合)的巨大影響(中國許多革命家通過蘇聯接受共產國際的革命思想)。

這里,我用“自由婚姻”這一中性名詞代替蔡文所指涉的蘇區高層紊亂的性關系,代替“性茍合”一詞(本文后面所提及的“性茍合”已超出“自由婚姻”的幅度之外)。

考慮到柯侖泰的共產國際高級干部的身份和當時瑞記蘇維埃的實際生活,“自由婚姻”的普泛化當分兩個層次,一是給蘇維埃高層的影響,這些高層人士大多數有著知識人的背景,何況依賴蘇聯、向蘇聯一邊倒是不二選擇,較快接受了像柯侖泰這種人物所傳導的的革命(性解放)信息,“一杯水主義”正中下懷,革命在宣傳上是利他利群的,其實也應該是利己利私(以“宣傳”掩蓋謀私)的,滿足性的欲望是最基本也是最愉悅的,而且簡單易行,不需要高深的文化和理論;二是這些高層不僅頒布蘇維埃婚姻制度,而且他們自身身體力行,下屬和底層也就紛紛效法,才造成“‘守規矩’的紅軍家屬能有幾個”的局面。因而,對于瑞記蘇維埃自由婚姻的泛濫,歸咎于柯侖泰(共產國際)有失公允。

這里,瑞記蘇維埃高層的精神背景中的“中國情境”應該得到正視(蔡文這方面是個缺失)。就是說,這些處在高層地位的革命者身上,已流淌著1919五四反帝反封建反傳統——追求個性解放的熱血。

我輩是從自己的認知背景來看“蘇區高層的性關系”的。從生活環境時代背景,不妨對蔡文所言的“性關系”跳過其人際關系的糾結做出解釋,在瑞記蘇維埃即中央蘇區,高層的性關系比較紊亂,在人性原由上,參加革命的高層多是年輕的知識人,“里比多”較旺,需要釋放,“里比多釋放”也構成革命的原動力之一;在時代背景上,有反封建追求個性解放的五四運動的洗禮,加上他們接受來自蘇俄的馬列主義,走上“砸爛舊禮教舊鎖鏈”武裝斗爭的最前線,他們否定傳統文化,自然否定有約束力的婚姻,在“革命”的名義下,沒有背德的精神壓力,革命就是征服,性征服應該是有機之一環,即人性惡的一面可能得到揚厲;在具體的戰爭環境中,隨時都有離散和喪命的可能,“過一把癮”的思想是自然的;加上以蘇共為領導的共產國際(上面提到的柯侖泰)的影響,在瑞記蘇維埃,“自由婚姻”也就遍地開花。

“一杯水主義”的自由婚姻在瑞記蘇維埃泛濫,嚴重地破壞了中國固有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倫理道德觀念,這是不用杜撰的事實。其實如此自由婚姻也是“為了目的(革命)而不擇手段”的一種利己的運用。因而可視為瑞記蘇維埃的思想行為基因,由此誘發某種蘇維埃傳統的成型。最革命的行為有可能涵養最腐朽的傳統;高層(干部)容忍,高層(干部)推動,瑞記蘇維埃“隱性傳統”得以形成。

隱性,與顯性相比較而言,自由婚姻為其代表性征候,盡管它在瑞記蘇維埃轄區大量存在,卻在其意識形態的宣傳上不見其行蹤,屬于可做而不必說或不可說;再就是由于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格序,等級分明,紀律嚴格,等級越高越封閉越神秘,諱莫如深,高層也就保持著較大的行動自由,他們的“自由婚姻”可以是如火如荼,如入無人之境,卻只為小范圍少許人所知,一般的士兵和農民更不知道。但“自由婚姻”不是一次數次可以了結,艷遇經常有,“自由婚姻”也就頻頻發生,作為一種閑談(性的話題總是引人關注)不可避免地流向社會,傳到社會末端,蘇維埃高層具體的某某可以省略,可大家會感覺這是一股見怪不怪的作風、風氣、風俗的蔓延,一種“傳統”已然現身。

隨著革命步入正軌,共產主義道德的宣傳理論化,“作風敗壞”成了某些低級別干部“腐敗”的標簽,但毫不影響領導高層一直踐行的“自由婚姻”。這種隱性的“傳統”也就保留下來了。

“傳統”的詞義是,世代相傳,具有特點的社會因素,如風俗、道德、思想、作風、藝術、制度等。借用李澤厚的話,“真正的傳統是已經積淀在人們的行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態度中的文化心理結構。”(《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1987,后面所引李澤厚的話皆出于此書)當瑞記蘇維埃的“自由婚姻”又在成為革命大本營的陜北“重演”,并造成對當地強烈的沖擊,即蔡文說的“兩個高潮”,作為瑞記蘇維埃這一“風氣”,經長距離的時空流轉,更成了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傳統”。

隨著政治中心的轉移,或面臨政治經濟的新局,始于瑞記蘇維埃基于自由婚姻的隱性傳統卻完好如初、無聲無息地存留,而且在一波又一波新的局面下泛濫。上面我們已經說到了第一波瑞記蘇維埃、第二波陜記蘇維埃和延安(中央所在地)的自由婚姻潮,共和國成立的1950年代地方干部的離婚潮,20世紀90年代以來高級干部的換妻潮、情人潮,都可視為瑞記蘇維埃這一隱性傳統的繼續發酵。

因而可以說,瑞記蘇維埃自由婚姻成了許多執政黨人(特別是高級干部)的真正傳統,但它始終是隱性的存在。

隱性傳統巍然成圣


基于內部外部的原因,瑞記蘇維埃戰略轉退移到陜北。我們不妨設想,如果一直持守在瑞金,如此自由婚姻會不會像陜記蘇維埃招來革命隊伍內部激憤的指責?瑞記蘇維埃高層有過“戰略失誤”“領導失策”的相互指責和爭論,后來被登上延安頭把椅子的毛澤東(他也是瑞記蘇維埃高層之一)歸結為“錯誤路線的統治”,為此他數十年生涯里以自己劃線,“唯我正確”,把別人歸于“反動路線”和“反黨集團”。他離開瑞金后他再也沒有重返瑞金,當然他也不看重當年瑞記蘇維埃的革命史(當時他不是最高領導,而后來的相關宣傳卻放大地強調他在瑞記蘇維埃的作用)。盡管在他生前和身后,黨史理論家們為著現實的需要反復闡釋以他為代表的瑞記蘇維埃“偉大的革命實踐”——這也說明“偉大的革命實踐”即瑞記蘇維埃傳統不是固定和定型的,乃是基于“現實”(包括最高領導人)需要,而選擇新(內容)的說詞(解釋)。而對瑞記蘇維埃的“自由婚姻”,主流的中國蘇維埃史從來避而不談,瑞記蘇維埃的“自由婚姻”也就成了隱性傳統。

其實,毛澤東雖然一度在瑞記蘇維埃被邊緣化,但他同樣是瑞記蘇維埃這一隱性傳統的發揚光大者。

瑞記蘇維埃轉戰到延安(陜北),由于它的“中央”地位,它的思想也成了中國蘇維埃的主流。從當年中國知識界學生界普遍接受五四洗禮這一“新文化”背景,內地知識分子也是以反帝反封建反傳統——追求個性解放投奔延安的。于是延安的中共中央站到了時代的制高點。1939年紀念五四20周年,毛澤東說:“五四運動以后,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五四運動的的確確給第一次大革命準備了輿論,準備了人心,準備了思想,準備了干部”(李澤厚說“這突出了五四運動的政治救亡方面”)。周揚在1979年說:“中國有史以來,還不曾有過這樣一個敢干向舊勢力挑戰的思想運動,來打破已經存在了幾千年的舊傳統,推動社會的進步。”胡繩在1979年說:“在那時,人們提出個人主義,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他們把個人主義作為反封建戰斗武器。(李澤厚說1979年紀念五四突出的是思想啟蒙方面)。(毛及其他人士的相關論述均出自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應該說,這些代表人物總結的,都屬于顯性的革命傳統的內容,都與“隱性傳統”擦肩而過。如此“隱性傳統”的通道或關鈕(關鍵處)又是什么呢?革命神圣、權力和等級及其融會的領導神圣。在馬克思那里,他雖然對資本主義宣戰,但他吸收了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文藝復興的人文精神,也就是對資本主義進行了揚棄,但到了我們中國,則成了“徹底摧毀”即“徹底反傳統”進而“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類世界革命”的革命神圣。革命神圣也就是革命至上和唯上。在實踐認知上,革命神圣置必然換成領導神圣,這“領導”既指金字塔式(囊括頂級到基層官員)的權力結構,亦指金字塔中的大小權力者。凡是對此冒犯便冒犯了這一“隱性傳統”,被打壓或被邊緣化是冒犯者的命運。若以最粗俗最直接的一句話,就是“老子為革命賣命,玩個女人算什么!”(這一性語言經時間推移可以推衍出如“老子辛苦工作,多吃點多占點算什么”、“領導皆真理”等一類豪爽的解套之語。)

但是,這種冒犯總會抬頭或叫油然浮現,又說明冒犯者同樣基于某種“傳統”。陜記蘇維埃高朗亭所表達的對“亂性”的不滿,說明許多投奔延安的各式人等也加入了“自由婚姻”——干部的結婚潮和紅軍家屬的離婚潮的行列(這方面有太多的事例),爾后服膺“領導皆真理”,也說明瑞記蘇維埃這一“隱性傳統”對陜記蘇維埃傳統的強烈沖擊,陜記蘇維埃傳統由于是“地方”而難以招架(地方領導對于中央領導,不成其“真理”)。這固然在正面意義上有五四個人主義的覺醒這一新文化背景,更有著瑞記蘇維埃帶來的思想作風即傳統,以性關系為例,來自瑞記蘇維埃高層的延安高層就是這個隱性傳統在新情境中的接力者。

問題是,那些投奔延安年輕人的個人主義不久被中央高層整肅,以毛澤東發動的延安整風——《反對自由主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系列文論為證,說明五四的正能量“個性解放”“個人主義”被叫停,革命隊伍不能容忍思想上組織上的個人主義,但是,基于瑞記蘇維埃的自由婚姻(性自由),這一最具個人主義的思想印記,卻秘而不宣、可做不可說地延續著,換句話說,延安高層一直保留這種隱性傳統,而且對有可能觸及它的言行拒絕于千里之外。因而,這一隱性傳統政治化了,即領導神圣,非如此不能抵擋并制服那些質疑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實味事件。現在有的資料說是康生把王歸于國民黨特務而處決之,我們不妨用另一種思路考察這個案例。

從“色食性也”(領袖也是人)——一般人性作解釋是容易的,也是廉價的;我也不想停留在“特權批判”這個層面。我想從瑞記蘇維埃傳統的演進——外在變與內里不變——做出自己的辨識。我進而發現,從瑞記蘇維埃至今,有一種貫穿始終的,大家不說卻一直在做的隱性傳統,正是在延安,此隱性傳統被做大做強。

王實味批判延安陰暗面的表征是反特權,與前面提到陜記蘇維埃高朗亭對瑞記蘇維埃高層所表達的不滿,恰恰形成了質疑瑞記隱性傳統的兩個視角,王是現代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現代派,而高是中國傳統農民即農耕傳統派(有儒家特征)。他們兩人可以說毫無關系,他們先后的抱怨或批評所向,卻逼近了這一隱性傳統。王是以個人悲劇結束,而高后來的態度改變或沒有改變,由于資料匱乏,我們無從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當瑞記蘇維埃在延安成為中國蘇維埃(革命大本營)的正宗,自由婚姻之潮洶涌向前,決不會因有對它的批評而收斂,其背后就是“領導神圣”的觀念已經確立。(各個層次的)“領導”的“自由婚姻”怎么能置喙呢?

這時還有一個既可以打壓“個性解放”“個人主義”,又可以阻止逼近這一隱性傳統的實例,就是“周揚受整”。魏邦良的《舒蕪:聰明的怯懦者》一文披露:周揚在延安是魯藝院長(屬于延安權力金字塔),關起門來講《安娜·卡列尼娜》(他翻譯了該書上部),延安還出了“四大美人”的“安娜”,延安整風周揚卻首當其沖,他馬上覺悟過來,徹底做檢查,深刻得很,并且發起秧歌運動,自己帶頭扭秧歌,把魯藝師生都拉出校門,大跳秧歌舞,大演秧歌劇,一下子碩果累累,文藝整風見了效,毛澤東知道了很高興。(《粵海風》,2014年第6期)因為有文化修養的安娜的愛情選擇所寓的個人主義(婚姻再選擇),可能會對延安“領導神圣”構成消解。

于是高朗亭式言論——陜記蘇維埃傳統邊緣化消彌化是一種必然。同時,陜記蘇維埃高層發生分化,比如活下來的高崗(劉志丹沒能活下)就服膺了瑞記蘇維埃隱性傳統。高崗之“喜歡搞女人”肯定與陜記蘇維埃傳統背道而馳,而是瑞記蘇維埃站穩延安后高崗轉向的標記,也表明瑞記蘇維埃模式有著巨大的誘惑力(恰恰頂著前面講的“領導神圣”的光環)。從這一渠道,高崗與延安高層親密接觸,也成為延安高層的一員,這個時候,他更是擁抱這一隱性傳統了,1950年代初他成為“東北王”就更是肆無忌憚,可他最終身敗名裂,所公布的罪狀卻不是緣由“作風敗壞”。如此隱性傳統的魔力及界限可見一斑。這里,雖多由男性權力者體現,但扯不上大男人主義,而是“領導神圣”起的作用。

這也說明,正是在延安,這一隱性傳統已經成圣,而土生土長的陜記蘇維埃傳統只能式微。如果說,延安革命黨的理論、制度及意識形態(“領導神圣”是其要素)是顯在之圣(成熟成型,多是為后來年代所總結),那么,這一隱性傳統就是隱秘之圣。只要進入黨政領導層,人們就能由下而上地浸染于這一隱性傳統,擁戴“領導神圣”,養成相應的文化心理結構,迎合和加入“自由婚姻”這一高級游戲,也成為這一傳統的有機組成。

于是我們看到,后來登上全黨全國最高位的毛澤東,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清算瑞記蘇維埃的反動路線及代表人物,深挖狠批,“反面人物”的檢查,“犯錯誤者”為迎合毛澤東做自我檢查,更不要說“革命群眾”的口誅筆伐,方方面面都沒有涉及上面所提到的那個“隱性傳統”,比如被毛拋出的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她受盡了作為國家主席夫人的羞辱(以補償江青尚未享受的尊榮),批判文章無數但沒有拿劉少奇作風敗壞(娶了幾任妻子)做文章。大概是人人有份吧,大概會招致犯忌吧,大概是革命之下生活作風屬小事吧,大概提及它會惹起眾怒吧,大概革命君子對此不足掛齒吧。如此種種“現實利害”的考慮,恰恰呵護著這一隱性傳統。

相反,數十年歲月淘洗,原先被定為反面人物的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等轉為有紅色背景的中性人物對待,許多瑞記蘇維埃傳統在宣傳上已面目全非,但是,這一隱性傳統毫發無損。

隱性傳統代代相傳,這里再舉一個現實的例子。2015年第一期《炎黃子春秋》張金昌《我認識的貪官王守業》一文載:據可靠消息,王在被“雙規”后,很快就觸動了上層某些人的神經。有人動用大人物的關系給中央領導去電:“王守業的問題主要是生活作風問題,他也快到年齡了,放他一馬,讓他提前退休算了。”中央為了顧全大局,幾天后就將王放了出來。

“領導神圣”再次顯靈,領導層“領導神圣”的文化心理結構可見一斑,“家奴”頻現也就成為常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隱性傳統”(“不就是生活作風嘛”)反而促成相關領導干部減罪和卸罪。還有,這些年被揭露和落馬的高官顯要,幾乎都涉及“性茍合”,但在定罪和相關報道上,都拿“經濟犯罪”說事,這不正說明這一隱性傳統尾大不掉,繼續起作用——仍未引起足夠的正視嗎?

陜記蘇維埃傳統的回聲


李澤厚說:“傳統既然是活的現實存在,而不只是某種表層的思想衣裝,它便不是你想扔掉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所以只有從傳統中去發現自己、認識自己從而改換自己。”“任何理解都有理解本身的歷史性因素在內。歷史離不開歷史解釋本身的歷史性。也正因為如此,理解傳統亦即理解自身,理解自己也只有通過理解傳統而具體實現。”

我們用了不少筆墨談瑞記蘇維埃傳統,現在來談談開頭提到的陜記蘇維埃傳統。像上面提到的“高朗亭抱怨”,不管它被邊緣化被消音,它的背后同樣是蘇維埃一種傳統。蔡文將之歸于他們“還帶著中國儒家思想所孕育的婚姻觀念”,在我看來,蔡文歸納得浮泛。

與其說陜記蘇維埃高層受“儒家”影響,不如說他們受浸透中原農耕文化汁液的陜地農家生活的影響(以書寫傳統文化命運的長篇小說《白鹿原》誕生于陜地為證,但此書有向典籍儒家靠拢的傾向)。儒家可分為典籍儒家和農耕儒家,典籍儒家偏重統治格序場面威儀,重的是治國齊家平天下,而農耕儒家由于跟大地(大自然)親近接觸,更帶有生活和人生的溫度,在意(追求)的是生活的和諧和持續。陜記蘇維埃便扎根于此(其高層是本地人是一重要因素)。兩者同中有異,我們強調的是“同”,而忽視了“異”。這種“異”,可以構成人類學意義上的中國鄉土傳統。(我們講的儒家傳統基本止于典籍儒家,忽視了農耕儒家。)這又等于說,與瑞記蘇維埃(其高層多是外地人)相比較,陜記蘇維埃已顯現另一個傳統——這另一個傳統即中國鄉土(農耕)精神能夠構成中國蘇維埃的一種精神資源。

接著的問題是,陜記蘇維埃中的列寧主義傳統與生活化的農耕精神可能貫通么?以建立“秩序”和“格序”來說,確有共通點,但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斗爭這種西來的理念只能傷害和摧毀中國鄉土生活中本來就有的家庭人倫秩序——“高朗亭抱怨”其實也是陜地農民的抱怨——陜地農民文化心理結構——中國鄉土傳統的一種反應。這也告訴我們,陜記蘇維埃已擁有或即將擁有自己的傳統。然而歷史的發展并沒有給它足夠的時間和空間,被邊緣化或被碎片化是它的命運。

對整個當代中國,同樣如此。我之所以稱其為邊緣化或被碎片化,是指:一它依然存在,不時涌現;二可能整合,但在經濟基礎已然變化的今天,整合談何容易!比如,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基層群眾憤慨地揭批領導干部的“亂性”即作風腐敗,地方上不少當權派由于“自由婚姻”(換老婆)受到群眾的指責和清算(跟當年“高朗亭抱怨”如出一轍),把此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狀,雖有無限上綱上線的偏頗之嫌,也就證明陜記蘇維埃傳統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現實的發展卻是,這些被打倒干部的紛紛復出,正是那種瑞記蘇維埃的隱性傳統起的作用。沿襲此隱性傳統,某些復出的高層代表著復出的中低層,把群眾基于中國鄉土文化心理的憤慨指責歸于“四人幫”或“壞人”作祟,把批評他們作風敗壞的人視為壞人,簡直就是“延安整風”的復活,保留的仍是瑞記蘇維埃的隱性傳統。

盡管如此,陜記蘇維埃傳統仍不時現身。2014年執政黨反腐力度空前,主流媒體頻頻用“通奸”指稱落馬官員,就是新的證明。有正人君子說現在是法制時代,用這個詞有辱人格,欠妥當,但它頻頻登上主流輿情的大雅之堂,確有“大快人心”之收效。其實,“通奸”就等于公布了雙方作風敗壞的事實。在我看來,時隔半個多世紀,“高朗亭抱怨”終于再次閃亮登場,陜記蘇維埃傳統在新的時代又響起了它的回聲。

于是現實中國行進著這樣兩個隱性傳統,兩者消長起伏。顯然,瑞記蘇維埃的隱性傳統較有“現實”的力量,而陜記蘇維埃隱性傳統則具有“根性”的頑強,它們都積淀為干部群眾的文化心理結構。

兩個“傳統”相間:新的歷史之問


新的質疑又產生了。

李澤厚關于傳統及文化心理的一些觀點:中國革命實質上是一場以農民為主力的革命戰爭,這場戰爭勝利了,“而作為這些戰爭的好些領導者、參加者的知識分子們,也在現實中為這場戰爭所征服。具有長久傳統的農民小生產者的某些意識形態和心理結構,不但擠走了原有的那一點可憐的民主啟蒙觀念,而且這種農民意識和傳統的文化心理結構還自覺不自覺滲進了剛學來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中。”“長期處在軍事斗爭和戰爭形勢下,封建意識和小生產意識始終未認真清算。”應該說,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背景下,作為一種社會精神現象,李澤厚表達了一種“歷史之問”。他把執政黨高層的封建主義思想歸咎于“農民意識濃厚”, “農民意識”還是作了深層批判的靶子。

我也一度認同他的這些分析。不過現在看來,這種啟蒙姿態的歷史之問,“小生產者”鄉村農民承担了被改造(轉化)的主要群體,在野進而在朝的革命黨領導層(領導神圣)仍是被“農民意識”所制約,這跟毛澤東“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的思路相近,一點也沒有觸及已經背離了農民的“領導神圣”的文化心理結構。數十年以階級斗爭為主軸的農村改造,已摧毀了舊有的鄉村及小農心理,農民非農民化,戶籍的城鄉兩元結構,城市戶口吃“米”(商品糧),而農村戶口吃“谷”(農村糧),農民成了生活在鄉村種稻谷的游民,其身上的“小農心理”與傳統的農民意識相比,朝著惡劣的狀況發展。此農民已非彼農民。改造農民農村農業的結果,農民——國民素質并未提高。“領導神圣”意識并不是“農民意識”作祟的產物。

面對瑞記蘇維埃和陜記蘇維埃同中有異的傳統,及其背后不同的文化心理結構,李澤厚這一“歷史之問”就顯得籠統而張冠李戴了。瑞記蘇維埃和陜記蘇維埃,作為其高層,哪個基于“農民意識和傳統的文化心理結構”? “領導神圣”充斥皇權意識,但農民意識能等同于皇權意識嗎?沿著瑞記蘇維埃一路走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延安高層,他們掀起并踐行的自由婚姻沖擊波,以及奪取全國政權后一步步的革命實踐(從農民手里收回土地,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的斗私批修,取消資產階級法權),不是在持續地摧毀農民意識及其文化心理結構嗎?與此相比照,陜記蘇維埃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維護著農民意識及其文化心理了。如上所述,當下的強力反腐里我們聽到了陜記蘇維埃傳統(隱性傳統)的回聲,難道又能說農民小生產意識卷土重來嗎?顯然,這反映了我們有著巨大缺限的慣性思維:不管是“革命”,還是現在重獲主流地位的“現代化”,都把農民及其文化心理視為排斥之物,李澤厚的“傳統轉化”的的基點也在于此。看起來李澤厚箭矢所發,卻是射錯了目標。

本文無意對李澤厚觀點“再討論”,而是梳理瑞記陜記蘇維埃“兩個傳統”時而引了新的質疑,也就是說,在李澤厚們的“歷史解答”面前,新的歷史之問產生了。寬泛意義上,我這一思索固然也涉及“傳統轉化”的時代話題,但已朝另一個方向,有著另外的內涵。

回到開頭的話題,簡言之,對于瑞記蘇維埃隱性傳統(“領導”一詞已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中,當人們口稱“領導”,其實包含著“領導正確”即“領導神圣”),如何走出“領導神圣”?回溯陜記蘇維埃傳統,如何讓農耕(真正農民)心理或農耕精神精神作為一個有益的思想資源?

中國的農耕心理或農民意識并不是典籍化儒家的實踐形態,而是如前所說,跟大地(大自然)親密無間的“大氣場”,人與大地,人與人,家庭與家庭,家族與家族,會產生一種微妙的親和關系和感悟關系,比如1950年代初期,我所在的贛南偏僻的一個鄉村,能識字的人極少,過年時分只要外面來了客人,家家戶戶都湊糕點相聚,農家殺豬也會給鄰居送一小塊“汪子”(旺的偕音,即煮熟的豬血),真是“雞犬之聲相聞人相來”,鄰里和睦家庭穩定,小村世世代代就是這樣過來的,其“小生產心理”跟陜記蘇維埃時候的鄉民心理相同。先進?落后?愚昧?封建主義?沒有胸懷世界的、解放全人類的革命覺悟?如此“小生產意識”能等同于革命陣營領導層的被稱作“農民心理結構”的封建意識嗎?數十年過去了,這個小村也豎起了鋼筋水泥房子,路道比過去寬敞,可人心渙散了,過去那個溫馨的小村形態已是遙遠的記憶,農民真成了馬克思說的“裝在口袋里的馬鈴薯”,“領導神圣”卻依然如故。

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蘇維埃革命即中國革命是農民革命,也是值得再商榷的。因為正是在農民最為關注的、事關家庭穩定和生活發展的兩性婚姻上,瑞記蘇維埃“自由婚姻”的極端化,完全背離了中國農民的意愿,即使農村(農民)出身的革命戰士,在他們步入革命黨權力的金字塔階梯,除了個別者,幾乎都被那個隱性傳統吸附過去,實際上背叛了農民家庭背叛了農民。所以,說擁有那個隱性傳統的“神圣領導”基于“農民意識”,是缺乏根據的。

漢娜·阿倫特說:“我們生活的世界在任何時候都是過去的世界;這個世界由人們已經完成的各種事情的豐碑及其廢墟構成;它的事實總是那些已經變成的的東西。”“歷史的作用就在于,縈繞著處在當下并且想要生活在如其所是的世界(即,像它現在已經變成的那樣)中的我們。”“當報應發生時,我們起碼要認真對待它們。”她又說,雖然辨別是非善惡的傳統標準喪失了,但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卻總是存在于人類的心靈之中。這種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就是人類的判斷力。(《反抗“平庸之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著重號為原文所有)

由是,我寫下了自己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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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3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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