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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萬永:我在《冰點周刊》的日子
劉萬永:我在《冰點周刊》的日子
觀察中國     阅读简体中文版

在中國的新聞史上,《冰點周刊》注定會是濃墨重彩的一筆。它開創了中國特稿的高峰,又見證著新聞理想主義的光榮與失落。

近日,有位叫劉萬永的讀者向“觀察中國”來信,講述他在《冰點周刊》的日子。


劉萬永1998年進入中國青年報,目前是中國青年報全媒體協調中心副主任,同時他也是中共十八大代表。



文/劉萬永


2004年6月,中國青年報正經歷著一場改革,一些部門被撤銷,一些部門被推出。影響比較大的是新增的兩個部門,一個是冰點周刊,一個是特別報道部。湊巧的是,我跟這倆部門都有了交集。



1995年1月6日,中國青年報第八版刊登了一個整版的報道《最后的糞桶》,這篇以《北京晚報》一張照片為線索、描述返京普通知青生活狀態的報道,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也成為“冰點”的開山之作。




關于冰點的故事,大家可以參考創始人李大同的《冰點故事》,里面有很多好玩兒的故事。在我的印象中,冰點一直是大同和幾個“老”記者在干,一周一個版一篇報道,基本上每一篇出來都能從“冰點”變成“熱點”。


(注:李大同)


冰點歷史上的一個大事件是2004年的改革——冰點從每周一個版擴容到每周四個版的冰點周刊。配置可謂史上最強:李大同任主任,盧躍剛、杜涌濤任副主任。相信這三位的詳細情況無需介紹了。記者除了冰點原有的蔡平、董月玲、馮(王+月)、江菲、劉元、沙林等,還吸納了徐百柯、包麗敏、周欣宇等年輕記者。



(注:盧躍剛)



(注:杜涌濤)


我是這個時候加入冰點周刊的。當時,我已經到中青報6年了,第一年總編室夜班,此后在采訪中心跑教育。


當時的報社,流行一種說法————開花期,新人來到報社,報社鼓勵你放手去干,你拼的時間越長,你的“開花期”越長。回憶起來,6年中我還算勤奮,發稿量前三名沒問題。



質與量很難兼得。當時的想法是,多寫,自然能多積累經驗教訓,有了量再提高質順理成章。直到一天下午,我到老杜的辦公室聊天,他問我:“當了幾年記者,你覺得現在有代表作嗎?”



我心里很不服氣,心想,這意思是我沒有好稿子了?!我認真想了想,說了幾篇自認為不錯的稿子。老杜笑笑,開始講應該怎么寫稿。



老杜當時是新聞采訪中心副主任,其實這個副主任沒什么正事兒可干,手里沒版,跟記者說話也沒什么底氣。沒多久,老杜去冰點周刊當副主任的事敲定,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到我這兒來吧,我們做真正的新聞。”



現在的冰點周刊,基本沿襲了2004年的設置,除“冰點特稿”之外,增設了文化、人物、探索三個版面。作為主任,李大同負責統籌4個版面,重點是冰點特稿,盧躍剛負責文化版,老杜負責人物版,探索版編輯是劉縣書(據說他老爹最大的愿望是他能當上縣委書記,因為覺得這個官最大),后來是鄧琮琮老師。


冰點周刊很快進入正軌,文化、人物、探索版設立了一些專欄,要求每個記者輪流寫。當時人物版有欄目叫“點評”,選出上一周4、5個熱點人物進行200字的點評,三個主任的風格一樣,稿子不滿意直接退回,告訴你怎么改,但絕對不會給你改一個字。所以,記者們寫稿時絞盡腦汁,交稿前斟酌再三,交稿后忐忑不安。


印象深的是,有一天江菲用A4紙打了幾張標語貼在辦公室墻上,一張是盧躍剛開會時說的,“采訪要穩、準、狠,必要時使用美人計”;另一張是老杜教訓我們的話,“即使寫200字的點評,也要了解他一輩子”。





初試“大冰”



一直以來,冰點特稿都以選題新穎、重大,寫作精良著稱。有很長時間我經常想,什么時候能寫一篇冰點,就算離開中青報也不遺憾了。



但是,即使我成了冰點的記者,寫第一篇冰點特稿《就這樣敲詐患者》時,也非常不順利。



2004年6月9日,我發表了第一篇整版的稿子《就這樣敲詐患者》。這篇報道講述的是浙江省瑞安市人民醫院的事,少數醫生為了回扣不惜對患者近乎瘋狂地榨取錢財,審計人員喬裝成藥販子才搞清情況。此后,瑞安市人民檢察院共立案瑞安市人民醫院賄賂案件9件10人。



2004年5月24號和6月2號,我兩次赴瑞安采訪,但很難說有什么進展。瑞安市委宣傳部、審計局、衛生局以及瑞安市人民醫院的有關領導,口徑非常一致:關于回扣案,給記者的都是同樣內容的打印材料,其他情況一概以結案后統一告知。



幸好,通過努力,我拿到了審計報告,印證了舉報人的說法。我知道,根據冰點的要求,我應該采訪到一些患者,講述他們的故事,這樣的報道才有血有肉,讀起來才好玩兒。


比如,有一位姓丁的患者在瑞安市人民醫院骨科做手術,植入他身體的鋼板,本來需要安裝7枚不銹鋼螺絲釘,醫生卻少裝了3枚。即使按國產最低價200元一枚計算,老丁也稀里糊涂交了600元冤枉錢。多交錢也就罷了,少裝螺絲釘意味著鋼板受力不均,傷情恢復可能會受影響。如果能采訪到他,該是很好的故事。可惜的是,我只知道他姓丁,其他一概不知。



稿子交上去,只能等著挨罵了,想到第一槍就可能啞火,心里很懊喪。沒想到,6月9日周三,稿子發出來了。



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才知道,其實編輯對這篇稿子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李大同認為可以發,雖然離特稿的要求還有差距,但題材很好,證據扎實。而且,對于第一次操作特稿的記者來說,如果稿件被槍斃,打擊會很大。


至今回想起來,我都對大同老師心懷感激。一個優秀的編輯,能夠發現選題、改出好稿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他能激發出記者的自信,發現記者的優點。槍斃記者的稿件很容易,發掘記者的潛質需要眼光。



此后,在冰點周刊各種體裁(當時有各種點評、各種規格的稿件,比如,記者把整版的冰點特稿稱為“大冰”)的稿件中,我最得心應手的就是“大冰”了。



2005年5月18日,冰點周刊發表了我的《一個退休高官的生意經》。




這是一篇典型的調查性報道,監督的是一個雖已退休但仍權勢熏天的原阜新市委書記王亞忱家族。這篇報道是我真正意義上的成名作,也引來了持續3年的官司。



報道發表后,王亞忱及其子女向團中央、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中央紀委都部門舉報我“收受巨額賄賂,發表不實報道”,一時間各種壓力襲來,要不停地給各方寫情況說明。要說沒負担是假的,但讓我感動的是報社領導以及大同老師的態度。


記得大同把我叫到辦公室,告訴我王亞忱把我告了,團中央轉來了材料。我問:“需要我做什么?”大同把手一揮:“不用管他,你該干什么干什么!”



話不多,但給了我很大勇氣。一家媒體,是否鼓勵記者做有硬度的新聞,不是靠領導口頭表態多漂亮,而是看記者遇事時的表現。有的媒體,記者采寫的稿件惹上官司,單位竟然不管,讓記者個人應訴,如果敗訴還要自己承担費用,記者怎么可能用心寫好稿呢?



領導的底氣來自對記者的信任。當然,遇到問題,除了勇于担當,領導還要有智慧和技巧。2004年,因為一篇400多字的消息,我被叫到海里寫檢查,才真正見識了領導的水平。題外話有機會再說。


沒有什么不能寫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媒體人開始互稱“老師”,據說這個光榮傳統現在已經蔓延到美容美發界了。但在中青報,叫你“老師”也許是在開玩笑,因為大家更習慣直呼其名,但對盧躍剛,我們叫老師是認真的,在他被解職后,我們干脆稱他為“盧大師”。





盧大師是四川雅安人,但有著北方人的豪爽,辦公室里經常能聽到他爽朗的笑聲。他當過知青,以新聞報道和報告文學聞名,對中國社會有著比我們深刻得多的認識。


我時常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青年報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記者編輯,和他們閱歷豐富、善于學習有很大關系。另一方面,他們目光長遠,心胸開闊,和我們一樣每天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種瑣碎事件,可貴的是自己沒有被庸俗化,一步一步成為“大記者”。



盧躍剛性情豪放,稿子滿意了,他會毫不吝嗇地夸你:“不錯!”稿子不好,直接退回,改,不行再改。



每周三下午,冰點周刊開評報會及選題會。這種會,通常是我們幾個記者聽三個主任神侃。有了選題,他們會征求記者的意見然后派下去。對選題有意見,我們也會直說。


但通常,盧躍剛都會這樣回復:“我告訴你們,沒有不能做的選題,關鍵是你怎么做!這個選題,你先寫這個,再寫那個……這不完了嗎?!”每每這時,我們都似乎明白了,但事后還是不知道該怎么寫。



按相關部門要求,從2004年4月26日起,《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和《北京日報》等黨報開始在北京市城八區部分報刊亭上攤銷售。北京八大區街頭的報刊亭,一半以上都掛起了北京市郵政部門統一制作的A4紙大小的招牌,寫著“《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北京日報》銷售點”。



這一試點的效果怎樣,大家不用看就知道,但一段時間過去,沒有一家媒體去碰。那天盧大師大手一揮,對我和包麗敏說,你們去寫!



當時我就頭大了,這完全無從下手呀!盧躍剛哈哈大笑:沒有不能寫的稿子,自己想個角度,下周二交稿!



面對這個燙手的山芋,我和包麗敏分頭采訪。因為這個選題,我聯系了四川省社科院新聞所的陳國權,他的研究方向是媒體競爭,已經為《人民日報》等黨報上攤寫了兩篇論文。


當時,陳國權還是研究生,后來去了新華社新聞研究所,經常發表一些很有分量的研究文章。



后來,我們還采訪了在清華新聞與傳播學院當院長的范敬宜先生,請他談主政人民日報時對如何滿足不同層次讀者需求的思考。沒想到的是,10年后的2014年,我獲得了第二屆范敬宜新聞教育獎。



(注:范敬宜)


記得采訪時他說,范老剛剛拿到頭一天人民日報全市的零售數字——11份。我把這個數字寫進了稿子,可惜見報時刪掉了。如何吸引受眾,應該是一個媒體的長期任務,也許一些嘗試最終失敗了,但勇于嘗試的精神不能丟。


“不要以為自己已經很有名了”


冰點周刊三個主任中,我跟杜涌濤最熟。他曾是新聞采訪中心副主任,我在采訪中心當記者,經常有事沒事聊天。




話說老杜年輕時,也是個文青。報社曾經流傳過一首據說是他寫的詩:


這個世界最大的騙子/是理想

和理想一同作案的/是愛情


這個世界最愚蠢的/是豬

比豬還要愚蠢的是我/一個詩人



老杜的理想是把新聞打造一篇篇美文。在他的長江韜奮獎申報材料上這樣描述:如果用一個詞匯概括杜涌濤的職業特質,"美文編輯"或可概括一二。他一直試圖打破"新聞只有一天的生命"的定律,孜孜以求的是,即使當新聞變成舊聞,其認識價值和文本價值仍然歷久彌新。



“冰點人物版”從創辦起,就對選題、文本提出了嚴格的要求,這為它成為最受讀者喜愛以及閱讀率最高的版面奠定了基礎。我認為,制定一個高標準并按堅持這個標準,無論對版面還是對記者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很多人當了十年二十年記者,仍然不會寫新聞,和他始終堅持低標準是密切相關的。



對老杜印象最深的事也和稿子有關。我在冰點周刊發表的第一篇人物報道叫《他們最害怕光》:一個叫李新德的人,自己辦了一個“中國輿論監督網”,最大的戰績是率先曝光了時任山東濟寧市副市長李信的丑聞,46天后,“下跪副市長”被抓下臺,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



即使現在讀這篇報道,我也認為算得上精品——雖然署的是我的名字,卻是老杜推翻重寫的。



人物通訊,我并不陌生。李新德曾在媒體干過,接觸起來也很容易,他的故事多且豐富。采訪到位,寫稿輕松,兩個多小時,一篇3500字的稿子完工,就等見報了!


不到半個小時,接到老杜電話:稿子不符合要求,要改。



竟然不符合要求?我感到莫名其妙,我的稿子還要該!



沒辦法,我又認真構思了一下,換了一個新的開頭,變換了一下結構、語言。



萬萬沒想到,第二稿仍然不過關。更讓我惱火的是,老杜在電話里竟然說:稿子要用心寫,不要以為自己是一個很成熟的記者,稿子寫得不錯了,不愿意改……



說實話,我覺得自己很冤枉,雖然我已經是干了6年的老記者了,但也不是他說的以為自己很不錯了,而是,我就是按照自己理解的好稿標準在寫呀!



硬著頭皮寫了第三稿,交稿前特地請我老婆提意見。老婆說:“寫得挺好的呀!”我說,我担心還不過關。聞聽此言,老婆氣得一拍桌子:“再說不好,讓他自己寫,敢說我老公寫得不好?!”



當天,老杜電話告知:稿子不用管了,他來改。



聽到這個回復,我心里一半失望,一半是賭氣。失望的是稿子第三次被斃,賭氣的是,說我的稿子不好,我倒是要看看你所謂的好是什么樣?



周三,當期的冰點周刊正常出版。署著我的名字報道出來了,認真讀完,內心里一個字的評價:高!



見報稿與原稿素材相同,但結構、語言有著天壤之別,如果說原稿是一個破衣爛衫、蓬頭垢面的叫花子,見報稿就是一個亭亭玉立綽約多姿的少女,看一眼就會被深深吸引。



這時候,我終于體會到老杜所說的美文的含義:記者要用心去寫,報道不僅僅是向讀者傳達信息,更要有精巧的構思、清新的語言,讓讀者產生閱讀的快感。



在冰點的歲月里,我寫得比較多的是“大冰”,感覺駕馭起來并不十分困難,比如寫《鄂東晚報》敲詐式采訪的《有償不新聞》,寫開封一位老師不幸遭遇的《我說你是精神病》。



人物稿件也寫了一些,離開冰點前發的《她改變了法規》,自己寫起來得心應手,稿子也一次通過。



幾天前,我和一名年輕的同事聊天,我說,年輕記者有激情,但4、5年之后就會進入瓶頸期,該寫的稿子寫過了,想去的地方去過了,如果不能自覺地提高業務水平,以后就都是重復了。



我很幸運,在面臨瓶頸卻又不知如何提高的時候,進入冰點這個團隊,雖然心理壓力很大,但遇到了好編輯、好同事,他們給了我業務上的指導,讓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新聞、什么是好的作品,在他們的知道下,我的業務水平實現了飛躍,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2006年1月11日,《冰點》周刊特稿第574期刊登了中山大學哲學系袁偉時教授的《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




(注:袁偉時)


后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1月25日,冰點周刊被停刊整頓,李大同、盧躍剛被撤銷職務,安排到報社新聞研究所工作。副總編陳小川兼任冰點周刊主任,老杜繼續留任副主任。



一段時間后,冰點復刊,但已經沒了大同和盧大師的名字。再到后來,大同退休,盧大師忙自己的事。老杜先后升任冰點周刊主任、編委、副總編,然后去了國辦,還帶走了冰點幾個小同事。蔡平、劉元等年長者陸續退休,江菲去了中國新聞周刊,其他同事有的調離報社,有的干脆離開了這個行業。



今天的冰點,依舊是中國青年報的一個品牌欄目。執行主編周欣宇也是冰點周刊剛成立時加盟的,寫了很多出色的報道,其他人員都是以后進入冰點的。有人說,冰點是一鍋老湯,人員有來有往,但在這里呆過,就會有這里的味道。



冰點周刊停刊整頓前,我已經離開了冰點周刊,到教育科學部當編輯,一年后又到特別報道部任副主任。《中國新聞周刊》有一篇關于我的報道,記者采訪了老杜,“在杜涌濤的記憶里,劉萬永不喜歡溫吞的選題,也不喜歡拼思想的選題,他的選題大多比較‘硬’,需要突破,更需要輿論監督的勇氣。”



老杜說的沒錯,在特別報道部,我繼續實踐著自己的新聞夢想,也寫了一些引發轟動的報道。但是,我已經轉向編輯工作,也曾試圖用冰點的標準改造特報的稿子,但發現太難太難,最后終于放棄。由此也知道,改變慣性、樹立新的標桿,是有風險的,更是需要付出艱辛的。



8年后,特別報道部改組成“全媒體協調中心”,成為紙媒艱難轉型的一個嘗試。



十年過去,冰點周刊的經歷是我對新聞理解的一次轉折,更是我人生的一筆寶貴財富。在最好的年代遇見最好的你,是人生的一件幸事。在紙媒衰落,文字精品寥若晨星的今天,也請允許我說出早該說出的一句話:謝謝冰點,謝謝你們!



2015-08-23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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