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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口述:耀邦同志與中國為什么要改革(上)
胡德平口述:耀邦同志與中國為什么要改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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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失落的巔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負責人親屬口述歷史》作者:胡德平、周海濱

耀邦書記總說自己有兩個沒想到:一個沒想到會做到總書記;還一個是沒想到退了以后還那么多人懷念他。

胡德平: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長子,1942年11月生于延安,湖南瀏陽人。1962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之年適逢“文化大革命”,受父親胡耀邦被打為“黑幫”所牽連,在北大被整,1968年下放北京軍區農場勞動,1971年到北京第二通用機器廠“接受再教育”,1972年“落實政策”調到中國歷史博物館,1984年調中共中央整黨辦公室,1986年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秘書長。先后任中國歷史博物館負責人,曹雪芹研究會第一任會長,全國工商聯黨組副書記、副主席,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副會長,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第一副主席,十屆全國人大常委、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2008年3月起任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胡德平太忙了。

這位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長子,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現任全國政協常委,日程安排得滿滿當當。

胡德平的日程由其夫人王豫穎打理。王豫穎現任中華慈善總會形象大使、天諾慈善基金會理事長,端莊而秀麗。我先后三次與王豫穎聯系預定訪談時間,在所接觸的一個多月時間里,顯示胡德平根本沒有周末,一直在持續地忙碌著。于是,我們最后約定“兔年”春節后再訪問。但是好消息不期而至,1月26日,王豫穎發來短信息說:“你好,周先生,我們的時間略有調整,你可周五下午兩點前來采訪,胡德平夫人王豫穎。”

2011年1月28日,周五,農歷臘月二十五。

胡德平的家與中南海一墻之隔,沿著長長的南長街一直向北,一路高聳的院墻顯示這里住著中共的高級官員。

從臨街的門進去,轉過幾個門就到了胡家。這個胡耀邦生前住過的地方,胡德平和兄弟胡德華等一起照料母親李昭。警衛先領我進入一個辦公室,墻角上堆放著一大堆未拆包裝的書籍,寫字臺上放著一臺寬顯示器電腦,而會客桌上放著一套茶具。稍后不久,胡德平來了。沒想到,他酷似父親胡耀邦,熱情地伸出手,謙和而親切。言談之中,他的學者氣質盡顯。

他指著一堆書說,正好昨天(2011年1月27日)剛出來這本書,我送你一本,你從上面參考寫吧,節省下時間。

我從胡德平先生手中接過他的新書《中國為什么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我說,我有幸成為受贈者。我也送給胡德平先生一本《家國光影》,他說都是人民出版社出的。

《中國為什么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是胡德平最近幾年的作品集。與父親胡耀邦一樣,胡德平勤思敏行,經常在主流報刊上刊發文章,一是研究父親胡耀邦的思想;二是對經濟領域發表觀點和建言。在身份和學者的雙重因素下,胡德平成為中國具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之一。

與我訪問的其他領袖人物后人遺憾沒有與父親好好談心不同,胡德平不僅與父親交流思想,而且及時記錄下父親的談話內容。在胡德平撰述的文章中,來自自己當時與父親談心時的“日記”,成為第一手價值難得的史料。這或許與胡德平學歷史出身有關,他深知,父親這樣一位領袖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深思熟慮的,胡德平的聰明讓我們知道了在家庭生活中的胡耀邦和他對時勢的態度和判斷,價值斐然。

對于我提的一些問題,他說,子女說父輩的經歷,說不好,也許會有傾向性。另外,有些事情我沒有切身經歷過,有的雖然我經歷過了,但是也是斷斷續續的。

他解釋說,我更愿意談觀點、談胡耀邦的觀點,他對現在形勢的預判,他的民富觀念,他的反腐等。

比如,胡德平曾回憶說,1982年,父親認為東歐的一些改革,“包括我們認為是最成功的匈牙利的改革,他說未必成功”。胡德平回憶說,父親是這樣解釋的:他們的改革,他們的經濟的改變,仍然處于一種盲目的狀態之中。“現在世界上有三種做法,中國到底要走哪條路,他希望(全黨)來探索。第一個就是蘇聯的高積累、低消費、剝奪人民,強制發展生產的道路,他說這個我們不學。同時,在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又出現一個高舉債的情況,借來的資金多用于消費而不用于生產。他說這條路,我們也不能走。第二條路是資本主義的路,我們不走。就是過度的競爭,讓人都異化、都變形了,完全追求利潤了。他說這個我們也不能學。第三個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究竟應該怎么走,生產和消費應該怎樣來配備,他說這個我相信五年、十年我們要走出一條新路來。

耀邦書記總說自己有兩個沒想到:一個沒想到會做到總書記;還一個是沒想到退了以后還那么多人懷念他。

有人這樣解釋說,真正為民的人,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對父親的“兩個沒想到”,胡德平解釋說,“我覺得這確實是個特殊的情境。‘文革’剛剛結束,給全國人民造成的災難非常之大,作為當時新的領導人,粉碎‘四人幫集團’,這個功勞是很大的。沒有這個進展,以后的問題也都談不上。但還有一點,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完全回到“文革”以前我們的治國方針,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改革,他也出不來。他也是改革開放的積極呼吁者。我覺得這是個特殊的歷史情況,應該把這點也說清楚。”

那么,胡耀邦的改革思路的框架是什么呢?

胡德平說:“父親提倡改革,就是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黨內各種的改革。這是他1978年或1979年說的話。我覺得他這些就可以印證我的觀點:即特殊的情景,一是打倒‘四人幫’,在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新的領導人盡管有功勞,但是也有思想不解放,堅持‘兩個凡是’。是在這種情況下,他組織推動了‘真理標準’的討論,這是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另外,改革也是,改革的形式要再往前走一步,不是要回到完全的特有的教條時期,這也說它是特殊歷史階段的重要原因。如果我們黨選擇的領導人還是要回到17年前,那么他(胡耀邦)也出不來。”

對于“耀邦同志也不愿意動華國鋒”的說法。胡德平解釋說,“因為在當時,他(胡耀邦)覺得,只要黨的路線方針確定了之后,只要真理標準討論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了,他說華國鋒可以繼續來工作了。關鍵還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確定了之后,華國鋒也做了自我批評,可以不要很頻繁地變動。”

20世紀80年代,黨內的一些領域出現腐敗現象,引起了胡耀邦的高度重視。胡耀邦提出要抓大案要案、端正黨風,要從自己身邊抓起、從中央抓起。胡啟立曾回憶說:“(胡耀邦)在首都八千人大會上發表了激動人心的講話。這件事震動之大,得罪人之多,老實說,我當時是為耀邦捏一把冷汗的。但耀邦是義無反顧。我至今記得,一次陪耀邦在中南海散步,耀邦對我說,貪污腐化,以權謀私能否制止,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他一連用了三個‘最’,要用‘最大的決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韌性’,狠狠地抓,堅持到底。”

對于“胡耀邦下令搜查政治局委員家,反腐震動中南海”的說法,胡德平解釋說:“這都是傳言,沒有這回事。反腐是認真的,胡啟立的一篇文章就說到這事了。他說,抓這件事不能討好,不能怕得罪人,‘寧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寧可得罪個別人,不可得罪十億人’。父親這句話的意思是反腐要及早展開,展開的早、態度堅決,可以挽救更多的人。如果搞得晚,不進行這方面的斗爭和糾正,這樣的腐敗行為會越來越面積大,那時候再動手就是一路哭了。蔣經國好像也這樣說過,堅決要把反腐問題進行下去,不要怕得罪人。”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而自此之后,人們對胡耀邦的懷念綿延不絕。胡德平說:“父親口碑好,和當年平反冤假錯案有關。另外,大量啟用中青年干部。他主張要大批的中青年干部上來。至于干部子弟,尤其是開國元勛的子弟要關照愛護,但是干部子弟如果要提拔要先下去鍛煉,在機關里一步一步提升不行。”

胡德平披露說,我并沒有帶胡錦濤主席來我家見父親,這個傳言是失實的。我和很多國外記者說過這事,但是他們都不報道。2007年,日本的《產經新聞》后來終于報道了,今天我和你說,你寫的時候要提下《產經新聞》曾報道過。我說,我一定會寫。

他解釋說,這不是說與胡錦濤同志沒有交往。1984年,胡耀邦視察湖北,胡錦濤陪同前往,我當時任湖北整黨聯絡組組員,也與之同行,在一路上也有交談。

事實上,每年的春節期間,胡錦濤都會去胡家看望。

父親出任團中央第一任書記

1952年7月,父親從南充川北區黨委調北京工作,一行四人,其中有秘書曹令中、警衛員藍天祿和我。

父親上京時的興致很高,意氣昂揚,真有一股事事爭上游、處處比先進的勁頭。那時也有“小廣播”,人們風傳他要去政務院建筑工程部任常務副部長,部長的后備人選是陳正人同志。陳正人同志早年隨毛主席開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他的夫人彭儒同志也是井岡山時期的老戰士、老資格。胡陳二人相識很久,彼此關系很熟,我父親很愿意在他領導下工作。

我想,傳言比較可靠,因為這事是我外祖母告訴我的,她都知道,可知傳言范圍之廣,可信度也就大了。為此,父親十分興奮,能為全國城市搞基礎建設,為老百姓修建房屋,這是多么有意義的事情。

在北京翠明莊,有一天我看到父親匆匆從外邊回來,徑直一人走進客房,一下坐在床上,右腿盤在床邊,左腳垂落在地,半晌沒有言語。沉思一會兒后,他慢慢抬起頭來,面帶一絲笑意看了看我,仿佛自言自語地說道:“我的兒子都這么大了,還讓我做青年團的工作?哼,沒有想到。真沒有想到……”邊說邊搖頭,一掃來京時的興奮。

事后不久,聽周圍的同志們講,那天是劉少奇同志找他談話,分配他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工作。對團中央第一書記的人選,有兩位候選人,一為胡耀邦,一為陳丕顯。名單上報黨中央時,毛澤東同志圈定了胡耀邦。父親當然服從了中央的決定,但他獨自一人發的輕微牢騷,恐怕只有我一人知道,同時陳丕顯的名字也深深印入我的腦海。那時他正任蘇南區黨委書記兼軍區政委,那里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

父親到團中央工作的當年,毛澤東同志就給他出了兩道題目:一個是黨如何領導團的工作;另一個是團如何做工作。第二年,毛主席借團代會召開之際,親自回答了這兩個問題。

毛主席講話開門見山第一句話就是:“青年團對黨鬧獨立性的問題早已過去了。現在的問題是缺乏團的獨立工作,而不是鬧獨立性。”他高屋建瓴的判斷和氣勢一下子吸引了到場所有的聽眾。正當大家關注毛主席怎樣闡述黨團關系,什么是獨立性這樣重大嚴肅的政治問題時,毛主席卻話鋒一轉:各地黨委反映,對青年團的工作是滿意的,現在要來個不滿意,就是說青年團的工作還沒有適合青年團的特點搞些獨立活動。14歲到25歲的青年們,要學習要工作,但青年時期是長身體的時候,他們的學習和工作負担都不能過重,青年人就要多玩一點,要多娛樂一點,要蹦蹦跳跳,不然他們就不高興,以后還要戀愛結婚。他們一要身體好;二要學習好;三要工作好。在場聽眾怎么也沒想到毛主席會講出這么一番話。體貼入微的話語叫人凝神屏氣,講話時的魅力風采又令人贊佩傾心。毛主席意猶未盡,又談到學生的睡眠。他認為8小時不夠,要9小時,因為學生們容易神經衰弱,經常睡不著醒不來。這真是對青年慈父般的關懷。說到這里,毛主席態度一轉斷然說道,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討論,要強迫執行。革命帶來許多好處,但也帶來一個壞處,就是大家太積極太熱心了,以致過于疲勞。這是談話的第一個層次。

談話的第二個層次是怎么選拔青年干部。團中央提名的團中央中央委員,30歲以下的只有9個。經毛主席、黨中央審議后增加到六十幾個,毛主席認為人數還不多。他說三國時期,周瑜是個“青年團員”,孫權任命他為東吳統帥,老將們不服,孫權的任命不改,結果周瑜大敗曹賊,火燒曹營連環戰船。他認為干部的威信是逐步建立起來的。群眾對領導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實踐中了解。他還詼諧地說有“小廣播”是因為“大廣播”不發達,團中央的威信已經相當高了,有些人還不佩服,慢慢會佩服的。“‘小伙子’剛上臺,威信不高,不要著急,不受點批評不挨點罵是不可能的”。

談話的第三個層次是講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毛主席在十五天之前剛剛在政治局會議上對此問題做了重要講話。在對青年團干部的講話中,他先是從青年特點、生理需要、青年工作娓娓道來,最后歸結到黨的總路線,話語不多,畫龍點睛。“青年團如何執行這個總任務,你們應當按照青年的特點,作出適當的規定”,他的結語既指出了青年團今后十五年的奮斗方向,又為團中央今后獨立工作留下了廣闊空間。

毛主席說的“‘小伙子’剛上臺,威信不高”所指何人呢?我認為這里既指個體,又指群體。紅軍時期的“紅小鬼”就是一個群體,現在這批幸存下來的“紅小鬼”都變成了“小伙子”,成為黨政軍中的領導骨干。在我父親任青年團第一書記的當年,毛主席簽署文件,調“小伙子”陳丕顯同志任上海市委第四書記并代理第一書記。因為第一書記陳毅同志在華東軍區上班,第二書記劉曉、第三書記劉長勝即將離任,中央對陳丕顯同志所寄托的信任可想而知。

“紅小鬼”與兒童團

“紅小鬼”在“文革”時期先由江青叫響。1966年8月她在群眾大會上先說胡耀邦從“‘紅小鬼’變成‘膽小鬼’”。1967年4月她在“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中又氣急敗壞地把陳丕顯“紅小鬼”罵作“黑小鬼”。另一個“紅小鬼”譚啟龍在黨的九大之前還未解放。不管怎么罵“紅小鬼”,似乎在革命人民的心目中,“紅小鬼”仍是一種親昵溫暖的愛稱。陳丕顯的同輩人和上級都不叫他名字,總叫他阿丕。難怪《長征組歌》的作者肖華上將在“文革”中被迫檢討時,總要說一句“我是一個‘紅小鬼’”!

1929年,陳丕顯、譚啟龍、胡耀邦同時參加革命,譚15歲、胡14歲、陳13歲。他們都做過地方兒童團的工作。三個人在肅反過程中都被打成過“AB團反革命分子”,丕顯叔叔又多了一項罪名--“參加了社會民主黨”。他們三個人最后均僥幸存活下來。

譚啟龍伯伯的回憶錄中,說到1932年年底,省委政治保衛局把他和父親列入“AB團”反革命分子名單,在生死危亡之際,馮文彬同志敢作敢當把他們兩人帶到中央蘇區,脫離了險境。譚伯伯以后沒有再受審查,我父親仍然在被審查之中,這使他很苦惱。一次少共中央書記顧作霖到我父親所在單位指導工作。一天晚上我父親鼓足勇氣,敲開他的房門,向顧作霖同志訴說了他的家庭、經歷,如何參加共青團,如何離家來到蓮花縣蘇區。激動之處,竟已是邊訴邊哭起來。顧作霖聽了大半個晚上,也是動容非常。他也不相信一個14歲的兒童出來參加革命,有什么根據去當特務加入反共的AB團,他看出了父親的巨大痛苦和委屈,斷然作了不再繼續審查他的決定,分配了他的工作。

1933年,我父親和陳丕顯同在瑞金的中央蘇區團中央兒童局工作,同吃同住,朝夕相處。他們在兒童團共事的時候,丕顯叔叔是我父親的上級。他是團中央兒童局書記,賴大超同志負責組織工作,李秀英同志負責福利工作,我父親負責宣傳并兼《時刻準備著》雜志的主編。他們一日只能吃兩餐飯,吃的菜既無油又缺鹽,但革命熱情很高,生活也很愉快。

當時的兒童團就是現在的少先隊,兒童局就是現在的團中央少工委。凱豐任少共中央局書記,劉英任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張愛萍任少先隊中央總隊長。1933年8月,他們結識了毛澤覃同志。毛澤覃是作為“鄧毛謝古”幫派被批判的重點對象。因有被共同打擊的經歷,他們之間的共同語言很多很多。此時毛主席也因“右傾”離開反圍剿的戰場而賦閑,經常來看他這個倔強的胞弟。以后,丕顯叔叔調往閩贛負責團省委工作,賴大超同志接任中央兒童局書記,我父親升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

抗日戰爭初期,共青團隨之改名為青年救國會,我父親和丕顯叔叔又在延安會面。丕顯叔叔任中共中央東南局青年書記、青年部長,我父親任西北青年救國會常務委員,抗日軍政大學一大隊政委。革命陣營擴大了,抗日局面打開了,我父親經過長征,丕顯叔叔經過三年游擊戰爭,兩人的友誼更加深厚了。

新中國成立后,父親在團中央工作十年,后到湖南、陜西。丕顯叔叔則在中國工商業最發達的上海工作達23年之久,其見識、經歷很豐富,工作的繁忙程度要超過我父親。父親關心上海方方面面的發展,丕顯叔叔在繁忙之中也不忘支持、指導上海市的青年工作。

“文革”一來,一時天旋地轉,人倫顛倒,批判、奪權、斗爭席卷全國,無所不在,無孔不入。“反動路線”要斗,“走資派學術權威”要斗,“黑五類”要斗,“紅小鬼”要斗,“劉、鄧”要斗,還有帶槍的“劉、鄧”最后也跑不了。我父親1966年8月就被停職打倒。1966年10月,丕顯叔叔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當時他的心情復雜、彷徨、心中無底,遇到的熟人也都緊張而憂郁。“什么是黨內走資派?”他的心理活動正像他的回憶錄描寫的那樣:“這種提法實在是令人不安。究竟什么樣的人算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呢?我們在心里暗暗為自己劃線。”

“文化大革命”進入奪權階段,“共產黨”打倒GongChanDang真是天下第一奇聞。奪權斗爭的第一個回合就出自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經濟文化中心的上海,首當其沖的人物就是陳丕顯。1967年1月l日凌晨3點,周恩來總理親自打電話給陳丕顯,指示他担負起領導責任,維持革命秩序,“抓革命,促生產”。中央“文革”這一條線卻策劃著一場奪權陰謀。1月4日《文匯報》奪權,1月5日《解放日報》奪權,1月12日凌晨上海造反派沖進市委大樓,搶走了市委大印,宣布奪權成功。同時在人民廣場召開幾十萬人大會,扣押了陳丕顯、曹荻秋等領導人。1月31日,《紅旗》雜志發表了《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斗爭》的社論。張春橋為此作注:“蘇聯十月革命是一場偉大的人民革命,我們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場偉大的人民革命。這兩次革命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深刻的大搏斗。”至此,丕顯叔叔帶著鼻咽腫瘤,開始了八年囚禁的囹圄生活。

我見到的父親唯一一次痛哭失態

父親是湖南人,很愛家鄉的花鼓戲。但在延安,他迷上了京劇。他簡陋的臥室中有一臺留聲機,珍存了一些京戲名角的唱片,跟著唱片《打魚殺家》、《空城計》中的蕭恩、諸葛亮學唱幾段,就是他很好的娛樂休閑。他經常向朋友們訴說心中的向往:“什么時候能到北平,聽聽梅蘭芳梅老板的《霸王別姬》呀!”

1945年12月22日,耀邦同志來到察哈爾省會張家口。城市的規模、設施令他吃驚。他回憶那時的心情是:

對一個從延安來的人講,一切都讓我驚訝。心想中國還有這樣一個大得出奇的城市真難想象。

歷史的機緣讓他1946年4月1日來到北平,但不是欣賞京戲來的,而是到八路軍辦事處的翠明莊,進了北平的軍調部工作。

在隨后展開的整個解放戰爭時期,父親曾担任過政委的華北野戰軍三縱、四縱都在華北地區作戰。隨著戰爭的進展,在戰爭后期,部隊逼近北平城,曾在昌平的十三陵、延慶的康莊、京西的石景山、房山的琉璃河、平谷的靠山集一帶作戰。北京密云水庫有一處叫石匣的淹沒區,華北野戰軍三縱在此殲滅過蔣軍數千人。他離開三縱到太原前線担任第一兵團政治部主任后,在平津戰役中,三縱在友軍的配合下,全殲傅作義王牌部隊三十五軍。新中國成立后,父親從1952年7月離開他担任書記的川北行署到京,除去兩三年時間在湖南、陜西工作,“文革”中在河南信陽黃湖農場團中央干校勞動外,一直住在北京。

父親的痛哭失態,我只見到一次,那是1967年“文革”之中。祖母去世,他還關在團中央大樓中。當我告訴他祖母去世的消息時,雖然有些驚訝,但仍很鎮靜。一路上,我騎車,他坐三輪,其表情也還平靜。到了醫院的太平間,母親已在此等候多時,我站在他們身旁,正準備三鞠躬,和祖母作最后告別時,他張了張嘴,突然用家鄉話喊了聲:“娘老子,兒子送你來了!”一句未了,“哇”的一聲竟然痛哭起來,頓時淚如雨下,鞠躬之時,全身微顫。我沒有一點思想準備,一時不知所措,一邊抬頭看看祖母清癯遺容,一邊從旁瞅瞅父親那神態,淚水也涌出眼眶。走出醫院,他輕輕地念了一句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回到家中,他復又平靜下來,告訴外祖母、母親和我,祖母在土地革命時,當過鄉蘇維埃的婦女委員。

父親給毛澤東主席上萬言書

沒有“文革”就不會有改革,但不能絕對化。“文革”之前,黨內外一些同志就已經看到了蘇聯經濟體制、我國計劃經濟、農業合作化、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大躍進”中的問題與弊端。劉少奇、張聞天、鄧子恢、孫冶方、卓炯、戴浩天、李云河、楊偉名等同志,均以各種方式表達了對當時經濟體制的批評和改進的要求,就是毛澤東本人對蘇聯經濟模式也有不滿。

父親把蘇聯的經濟模式稱為“斯大林時代的計劃經濟”。他認為這種經濟沒有“實在的可行性”,中國共產黨人這樣勉強堅持下去,“共產主義”只會“遙遙無期”。他看準了一條“亦農亦工、農工結合”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符合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

1968年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以“莫須有”的罪名永遠開除了劉少奇的黨籍,1969年黨的九大又在黨章上欽定林彪為毛澤東的接班人,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至此發展到了頂峰。九大召開前夕,父親在擁護“大躍進”的旗幟下,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長信,用他的話來說:“雖然我對主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反復教導,仍然一直頑固的不理解”,但他還是要向毛主席進一言。這里姑且把這封信稱為《耀邦同志給毛澤東主席的建言信》。原信已于1969年3月5日寄送毛澤東主席。

父親在建言信中反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照搬當時還有巨大影響力的蘇聯模式,他說:“完全縮回到或者基本上縮回到斯大林時代的計劃經濟的老框框中去,這是很可悲的。”他并把蘇聯的經濟模式總結為“斯大林時代的計劃經濟”。

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建設之路,這時已成為他思想中的一個明確觀念。13年后的1982年5月,耀邦同志在和國務院有關部委同志談消費問題時指出,蘇聯高積累,加重群眾負担的老框框我們不學;追逐高額利潤,巧妙剝奪人民財富的資本主義游戲規則更不能學;我國要走出一條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改革新路。

父親在建言信中認為,必須走一條與蘇聯“產品交換”完全不同的創新道路,那就是“亦農亦工,農工結合”的新路。他在論述“亦農亦工、農工結合”的農村經濟發展道路時,把勞動力、勞動時間、資金、技術、生活需要、公社集體所有制下各種資源和生產組織形式都考慮到了。從今天改革的實踐來看,他提出的建議多數已成為現實,而且更加實際、細化了。我國農村的企業,先以社隊企業的面目出現,以后變為鄉鎮企業,最后又分化出多種所有制企業。和今天相比,他的建言只有不足,并沒有過分之處。在九大期間,他給毛主席寫這樣的信,可不是兒戲,因為這是一條與“以糧為綱”、“以階級斗爭為綱”完全相反的經濟發展路線。

父親在20世紀改革初期,就積極呼吁過,在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辦企業,要社辦、隊辦、聯戶辦、戶辦四個輪子一齊轉,國家、集體、個人一齊上。當鄉鎮企業蓬勃發展期間,他又情不自禁地稱贊這是“異軍突起”、“方興未艾”,希望其占據經濟總量的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

我國改革之前,政府直屬的國有企業,即全民所有制企業,占有全民巨大資源,但和全國人民的利益沒有直接掛鉤,全民既不知對企業的權益何在,企業也不知對全民有何義務。

父親向毛澤東主席大膽直言,全民所有制企業必須要改,全民所有制要有實際內容。他說:“害怕破除那個實際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個全民皆無,或者全民皆困;丟掉那個把人們頭腦縛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夠實實在在地比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他認為要把“全民所無”、“全民皆困”變為“全民皆有”、“全民皆富”,就應給地方、集體共享全民所有的資源,發展地方經濟,發展社隊企業,以壯大全民所有制經濟的基礎。

他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資源是全民的,國家可以開礦,地方政府可以開礦,社隊企業可以開礦。也就是說,他主張“地盡其利,資源共享,人盡其才”。1969年,他被打倒了,毛澤東讓他來參加黨的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在當時,只要不發表任何言論,擁護‘文革’,就可以做中央委員。但他說,除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的輕重工業和交通運輸事業之外,原則上公社可以通過上級規劃,通過協商聯合起來,地盡其利的有計劃地興辦一切可能興辦的工業。

父親主張全民共享分用資源,在“文革”中只分到縣市、公社、生產隊組合的經濟組織,建言信中并沒有提到自然人。后來他進入中央領導集體以后,就沒有任何偏見地支持工商個體戶、個體經濟,并把從事這一自謀生路的職業和事業稱為“光彩事業”。

1964年12月30日,父親調到陜西省任省委第一書記、中共西北局第二書記。父親在陜西工作期間,明確主張開放農貿自由市場,不贊成批斗投機倒把的群眾,強調“四清”運動是教育人的運動,并把大批被關押的社隊干部釋放出來,對他們邊工作邊考察。結果他在陜西工作了一百天被批判了一百天。1965年6月20日,葉劍英同志攜他乘飛機回京。直至來年3月9日,鄧小平同志路過陜西,針對批胡的會議做了“滅火”的指示,西北局和省委的批判才迅速降溫。不料此火雖熄,“文化大革命”之火又起,整個西北局,整個中央領導,幾乎無人幸免,或被批斗,或受沖擊,天下真是大亂起來了。從中可知,對于中國應走什么發展道路,黨內從上到下、從下到上,矛盾尖銳極了。

在“文革”九大期間,父親以“待罪”之身,參加了黨的代表大會。會前他向毛澤東寫出這封建言信。建言信反映了他在“文革”中的現實思想,為以后他在改革開放中的工作做了很好的歷史注腳。在那時,諸如此類的建言不僅毫無用武之地。毛澤東同志可能忙,沒看到他這封信;也可能看后,沒有動怒,才使他又免去一劫!

2015-08-23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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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為元首清廉不阿至情至性
林森(1868年—1943年8月1日)字子超,號長仁。福建閩侯人。1868年出生于福建省閩侯縣尚干鄉,1884年于臺北電信局工作。1902年到上海海關任職,其間參加反清活....
教育專家大學思想啟蒙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餘,浙江紹興山陰縣(今紹興縣)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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