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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邊緣的徘徊:重建中國社會科學傳統的引路人
專欄 邊緣的徘徊:重建中國社會科學傳統的引路人
燕南園愛思想 蘇振華 等     阅读简体中文版


編者按:由于篇幅限制,全文刪節較多,可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前往愛思想網閱讀全文。原文載于《社會科學戰線》2003年03期,作者為蘇振華、毛云峰、梁捷、劉晶


一、汪丁丁的生活經歷和求學歷程


對于汪丁丁的讀者而言,可能會有一個共同的困惑:這個人到底讀了多少書呢?事實也是如此,以我們有限的閱讀面而加以猜測,我們愿意相信,汪丁丁可能是學養最為深厚的學者——東西方皆然。我們仍然只是將此解釋為汪丁丁的無與倫比的勤奮,一個基本的判斷是,汪丁丁是一個“純粹”的學者,學術于他,是一種志業,而非為稻粱謀的手段,這在日益功利化的學術界殊為難能可貴啊。汪丁丁長年徘徊與國內外之間,我們個人化的閱讀感受是,這是一個頗顯神秘的學者,為此,我們愿意將汪丁丁的生活經歷和求學經歷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汪丁丁,1953年5月出生在沈陽,成長在北京,祖籍浙江淳安。

汪丁丁關于兒時的記憶是屋子里有很多的書,可見其家學也頗淵源。1969年,汪丁丁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其間,他結識了一個會拉小提琴的哈爾濱老知青,聽如泣如訴的琴聲,讀莎翁戲曲集,這是汪丁丁的心靈的第一次啟蒙。1971年夏天,汪丁丁回到北京,“九一三”事件使他開始認真思考中國的命運。在三年內,他讀完了家藏的馬列全集和數百本商務印書館翻譯的歷史書籍,還有陀斯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羅曼、羅蘭、巴爾扎克、雨果、杰克倫敦等文學書籍。這次讀書經歷是汪丁丁的第二次啟蒙。1974年,汪丁丁在北京一家應用電子技術研究所當工人,之后的兩年,他讀了政治經濟學說史、剩余價值理論和高等數學,兩年的“批林批孔”運動是汪丁丁的第三次啟蒙。

1977汪丁丁進入北京師范學院(首都師范大學)數學系學習。大學期間,他上課很少,更多的是在圖書館或家里讀自己感興趣的書。主要是黑格爾、羅素、休謨、康德的哲學,羅素的《哲學問題》和黑格爾的《邏輯學》導言對汪丁丁有很大的影響。1981年,汪丁丁進中國科學院系統科學所念數學與控制理論專業研究生,其間他又從《資本論》開始自學經濟理論。1985年3月,汪丁丁進入夏威夷東西方研究中心工作從事研究工作并攻讀博士學位,這應該是他真正開始自己的學術生涯。其間他日夜流連于夏威夷大學的圖書館,他曾寫道,“從地下室的資料地圖,到一層樓的參考書架和期刊閱覽室,再到二層樓的數學物理生物,一直到頂樓的哲學歷史文化和東亞各國的舊期刊。我覺得那些架子上的書都是我的士兵,我在這些士兵的行列中間穿行,檢閱,查看新的成員,尋找失蹤的老兵。”1990年汪丁丁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后,他留在東西方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員。1994年才正式脫離東西方中心。

從1991年到1995年,汪丁丁任教于香港大學。1996年,汪丁丁赴德國杜依斯堡大學任客座研究員。1997年3月汪丁丁任教于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至今,始于2000年汪丁丁任教于浙江大學經濟學院,2003年,汪丁丁出任浙江大學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席。

在汪丁丁求學生涯中,并不曾得到世界級大師的指點。他主要是在圖書館自學、在書店獲取最新的知識、利用寬帶網檢索資料下載閱讀材料。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汪丁丁在歐洲期間,曾訪問哈貝瑪斯。在慕尼黑的斯坦湖邊的哈貝瑪斯家中,汪丁丁和哈貝瑪斯“在暖和的陽光下談了四個小時,從希臘哲學與東方哲學的關系開始,涉及古往今來的主要哲學家的觀點,甚至人品,最后談到經濟學與社會理論的未來發展”。此次交談,汪丁丁進一步確信可以在他“自己的知識經濟學與哈貝瑪斯的社會交往理論之間找到共同基礎”——這對于汪丁丁后來的學術取向非常重要。1998年,受《經濟學消息報》之托,丁丁在美國采訪了8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這是兩次重要的思想之旅,我們期待著有關這兩次思想之旅的文稿早日面世。



二、汪丁丁學術、思想述評


如果把學者分成生命大于學術與學術大于生命這兩種類型的話,汪丁丁和楊小凱就正處于兩極。汪丁丁的先天氣質使他義無返顧地反抗學術分工,反抗被異化的命運,扮演了一個后現代知識英雄的角色。他自己很清楚前途的危險,他說,“‘投入未知’,這是一種典型的現代性沖動。我說的‘喪失合法性’,是指在兩個方面都失去了合法性,在你的專業領域之內以及你專業以外的一切領域里,你都必須努力通過與專家的‘對話’來重新獲得你自己話語的合法性。所以這一‘出走’是很危險的,在分工社會里這是一種奢侈的行為。”汪丁丁最喜歡引用克爾凱郭爾的話,“你怎樣信仰,就怎樣生活”。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一)哈耶克思想研究


近年來,所謂“自由右派”和“新左派”學者群之間的爭論引起國內知識界廣泛關注。哈耶克,這位當代最為偉大的思想家,他的學說是“右派”學者最重要的思想資源。汪丁丁,因為他對哈耶克思想的解讀為學界所矚目,而被視為“自由右派”的重要代表。是的,汪丁丁,這位“復雜的自由主義”學者、這位遍覽諸家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哈耶克思想對他的影響仍然是最大的,而他在對哈耶克的解讀中所凸現的重要洞見使他成為國內最為重要的哈耶克思想的研究者(隨便提及,鄧正來先生關于哈耶克思想研究作出了令人尊敬的貢獻)——固然,《哈耶克“擴展秩序”思想研究》這幾篇論文并沒有引起學界應有的重視。

我們粗略地將濫觴于斯密的現代經濟學的發展進路予以兩分,其一是馬歇爾以降的新古典主流理論,另外是門格爾至哈耶克的奧地利學派。前者以均衡分析為依歸,后者更重視對經濟思想質素的研究。汪丁丁,緣于其“先天性的哲學氣質”,走進奧地利傳統是必然的。哈耶克作為當代自由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對于今天中國的非凡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其一,對于經濟體制轉型中的中國而言,哈耶克和他的老師米塞斯,是市場經濟最為徹底的捍衛者和計劃經濟不妥協的批判者,若是沒有他們所開創的市場經濟的知識論基礎,我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或許會僅僅停留在意識形態的層面上。其二,有論者指出,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專制主義的,反對專制傳統、啟蒙自由精神,哈耶克思想是最為有力的思想武器。基于此,汪丁丁對哈耶克思想的重視不是偶然的,而是充滿“中國問題”關懷的。汪丁丁對于哈耶克思想研究的重要洞見大抵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哈耶克“演進理性”的認識論基礎闡釋

演進理性和建構理性現在已經成為中國知識界的時髦話語,但是最早歷清演進理性哲學基礎的是汪丁丁,汪丁丁的著名論文《哈耶克“擴展秩序”思想研究》可以說就是一部濃縮的西方思想史。在哈耶克的語境中,演進理性與建構理性互為反動,這須回到“休謨問題”和“笛卡兒問題”,由此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方思想由之發端的古希臘哲學中去,也就是赫拉克立特(Heraclitus)的經驗主義同巴門尼德(Parmenides)的理性主義的分歧。

“人”的“存在”必然產生因為對未來的幻想而激發的改造現狀的欲望,這就產生了指導人們行為 的兩個基本進路:一個是基于現狀的,對未來可能實現的各種狀態的思考和評判;一個是基于未來的,對現狀實行改造的各種計劃及其評判。汪丁丁認為,前者是基于“傳統”的思考,后者是基于“烏托邦 ”的思考。

在哲學認識論中,笛卡兒的理性建構主義是烏托邦式的解釋世界的思路。他所依據的唯一工具是基于邏輯的理性(不同于做為理智的理性)。笛卡兒的理由是,如果一個正在思考的“自我”說:“自我并不存在”,我們就陷入兩難:(1)若相信這個思考,則自我不存在意味著思考也不存在(因為“自我”的定義就是做為主體的“思考”),既然思考并不存在,思考所得的結論也就不真,所以不應當相信這個思考。(2)如果不相信這個思考,也就意味著“自我”是存在的,從而“自我”的思考是存在的,“自我”當然相信這同一個“自我”思考所得的結論。從“我思故我在”出發,笛卡兒導出“心物二元”的世界觀。然后理性的“心”為無理性的“物”立法,構造一個對應于物的世界的在心里的世界。笛卡兒相信,如數學家那樣,理性可以理解客體并構造一個完整的心中的世界。然而哥德爾證明了“沒有完備而無矛盾的邏輯體系”之后,笛卡兒的理想實際上已經破滅。由此要回到休謨問題。

休謨問題源于對政治學中“社會契約論”的質疑。休謨指出,契約論雖然立足于理性,卻無法用理性證明為什么自利的個人可以在第一次社會契約簽訂之前相信所有的人都會履行契約;更進一步的追問是,為什么一次訂立的社會契約能夠子子孫孫傳下來而仍然有效。休謨的回答是,事實是根本沒有什么社會契約,有的只是基于“習俗”的權威,而習俗或傳統是沒有理性可言的。

從培根以來占主導的看法是,科學進步應當從收集事實開始,歸納出有規律的東西,提出規律并檢驗之;再從新的事實出發,再提出新的理論,再檢驗之。所以“歸納”是一切科學由以立基的方法。若不如此,試問一個科學定律何以為人類理性所認可?但是休謨問題是,我們認為“定律”的東西,其實只是在至今為止的有限次的實驗里被證實了,我們完全沒有理由在看見了有限只白天鵝后就認為“所有的”(無限多的)天鵝都是白的。休謨哲學于是為人類理性劃定了界限:我只知道我感覺到的事情,我不可能知道關于我感覺以外的任何陳述是否真確。

在休謨與卡爾?波普之間,康德是承前啟后的人物。自從休謨提了這個問題以后,康德遂認為認為休謨問題是他的哲學體系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在康德看來,雖然如休謨所言,我們的知識無法超越我們的感覺,但科學仍是可能的,因為人類須承認“純粹理性”。純粹理性實質上是基于一些先于經驗的東西的,例如人對“歸納原理”的相信,人的這些“信仰”已經超出人的理性、經驗和一切其他知識的范圍。于是康德找到的結果是:“人類理性為自然立法”。

波普哲學可以視做對康德理性主義革命的反革命,是“回到休謨”。波普完全不能接受德國式的思辨的“超驗范疇”。他認為康德的努力實際上把本來應當接受經驗檢驗的培根意義上的“科學”,放置在了無法實證檢驗的形而上學基礎上,從而模糊了科學與形而上學的界限。現在波普的否證主義(證偽主義)已為國內知識界所熟悉。波普的出發點是強調“歸納原理”不適用于科學,不能作為科學的基礎。對休謨問題,波普找到的解答是知識的真確性只能通過從一組全稱命題演繹出來的一組在每一次實驗環境下可以被否證的陳述,在每一次具體實踐中得到支持性的檢驗,而且這些有限次的支持性檢驗必須開放給未來的無限次檢驗,通過不斷地與其他的理論(也都表述為一組全稱命題)競爭求得生存。波普認為科學假說永遠不能被證實為真;科學家能夠做的只是通過不斷的檢驗增加一個假說的可信度。而且通常更能夠促進科學進步的是提出更多的假說去與這個假說競爭,在激烈的競爭和否證中淘汰可信度低的假說,維護一個權威的假說只會使科學喪失生命力。波普根據他的科學發現的邏輯又進一步論證說,科學家通常只能從學術傳統遇到的問題中發現新的假說并找到否證的方法。

哈耶克,除了繼承奧地利學派的傳統和康德道德哲學的傳統以外,由于長期客居英國他又浸淫于英國經驗主義(培根、洛克、貝克萊、休謨)傳統中,并且與波普建立了親密的友誼,二者相互影響至深。“演進理性”是哈耶克為他和波普的理性概念起的名字。哈耶克關于理性向傳統學習的思想,于是在波普的知識論中找到了扎實的基礎。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中提出的重要看法是:理性永遠不可能理解和設計傳統,理性只是傳統的產物。理性最多只能局部地(邊際地)改變傳統。哈耶克所依據的理由是,首先,沒有一個人可以完全地,徹底地了解另一個人,所以,沒有一群人可以做到徹底交流。第二,傳統的傳承是大范圍事件,是由許多人的心靈接受(否則成不了“傳統”)和傳遞下去的。由此,所以沒有一群人能夠徹底了解“傳統”的意義和價值。那些試圖設計和改造人類未來的人(主要是一些政治家,和不真懂得科學邏輯的工程師),他們的錯誤在于對理性抱了過高的期望,所謂“致命的自負”。他們也許有良好的愿望(例如消除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但是他們所追求的制度一旦實行就會變成傾向于控制人們思想的制度。如果思想受了控制,人們的創新精神將會枯竭。長期以往,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保持其效率不下降。因為效率就是千千萬萬人日常勞動中不斷改善成效的創新努力。至此,哈耶克對計劃經濟的不可能性從哲學的層面給予了最徹底的批判。


2.從自發秩序到擴展秩序

如我們“被毒化了的語言”,在今天中國的語境中,無論“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均已被打上濃厚的意識形態烙印。“資本主義”的實質是什么?《致命的自負》第一句話是:“本書論證那個我們文明由以發生并賴以生存的東西精確地說只能夠被描述為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該秩序通常被有些誤導地稱為資本主義。”這真是一個振聾發聵的洞見,然而卻似乎并沒有引起哈耶克思想研究者的足夠重視。汪丁丁洞察到了這一論斷的重要性,他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討論了哈耶克“擴展秩序”的意義,“經濟發展”這個概念所指稱的歷史過程本來就與“資本主義發展”相重合。這須從“自發秩序”說起,蘇格蘭傳統的自由主義試圖回答,社會制度是如何作為人類行為的無意識結果,而不是人類設計的產物。這在斯密哪里,被總結為“看不見的手”,就這一論斷本身而言,基本上已經成為主流話語。然而,隱藏在其背后的知識論基礎卻并不廣為人知。從“自發秩序”到“擴展秩序”,汪丁丁認為有兩方面的重要內容:(1)這個秩序必須是“自發的”,非人為設計的。任何人為的整體設計都會最終破壞這一秩序的“創造性”,為了確保“自發性”,哈耶克認為只能實行產權的分立,通過競爭達到合作。(2)除了市場那樣的“產權分立”之外,這個秩序必須是能夠“不斷擴展的”,從家庭內部的分工,擴展到部落之間的分工,再擴展到國際分工,……直到全人類都被納入這個合作的秩序內。汪丁丁認為,正是由于擴展秩序概念的這第二個重要內容,哈耶克放棄使用“自發秩序”而代之以“擴展秩序”的名稱。將“資本主義”刻劃為“擴展秩序”,“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被抽象為一種普適的社會發展觀。“秩序”得以自發“擴展“的前提是堅持奧地利學派的主觀價值論和個人主義立場,我們認為汪丁丁對此洞察的意義并不僅僅限于對哈耶克思想研究本身,它昭示了更廣泛性的時代意義。個人主義在中國的話語中幾乎是以貶義詞的色彩出現的,我們是一個強調個人為集體、為民族的犧牲精神的國度,個人的意義是渺小的;受馬克思經濟學熏陶的幾代人也差不多奉勞動價值論為基本教條,這是一種客觀的價值論。然而,若價值為客觀可觀測、可計算,那么理論上我們的社會只需要一個萬能的統治者即可,因為整個社會所有人的價值取向均是客觀的,由此由自己作選擇和他人代替作選擇是無差異的,計劃經濟遂在理論上得以成立。另外,在我們這個專制傳統的國度里,頌揚個人主義精神是尤其必要的,我們說,從來就沒有抽象的整體利益、國家利益,所謂民族利益一定要落實在這個民族每一個具體的人身上,所以我們據此反對如何打著服務于社會的崇高目標、而實實在在損害個體利益的主張。可以說,個人自由和主觀價值論是我們爭取基本權利的重要理論資源。而在哈耶克的擴展秩序論說中,由于個人價值的不可觀測,所以任何試圖對社會進行整體設計的努力都是一種“理性的自負”,唯有奧地利學派意義上的企業家的創新活動才有可能滿足不同個人千差萬別的需求,由此推動社會進步,所以,汪丁丁經常引用的哈耶克的一句名言是“一個偉大的社會應該是鼓勵所有人在所有可能的方向上充分創新的社會”。

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批判者的馬克思看見“雇傭勞動”的地方,做為市場經濟捍衛者的哈耶克看到的是“擴展秩序”,所謂的“資本主義”的制度實質不過是可以抽象為“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而已。由此可以看到,在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討論中,若僅僅停留在意識形態的層面上是多么的蒼白。


3.分立的產權

汪丁丁關于哈耶克研究的命題二是:超個人的秩序是個人自由、社會穩定與經濟繁榮的基礎。我們知道,對于“轉型中國”而言,討論“產權”有特別的現實意義,產權經濟學成為目前中國經濟學界的“顯學”是很自然的事情,持有經濟學學位的汪丁丁對哈耶克的“產權理論”有特別的挖掘是順理成章的。在《致命的自負》中,哈耶克援引洛克的話說:“哪里沒有財產,哪里就沒有正義。”如果人們想要自由、共存、相互幫助、不妨礙彼此的發展,那么唯一的方式是承認人與人之間看不見的邊界,在邊界以內每個人得到有保障的一塊自由空間——這就是財產權利,哈耶克稱為“權利的分立”,并聲稱“分立的權利是一切先進文明的道德核心”,“是個體自由不可分離的部分”。

私有產權,哈耶克愿意指稱為“分立的財產”。在哈耶克看來,“私有財產”這個名稱沒有表達出真正個人主義和“消極自由”意義上的財產概念。財產的功能是為每個人劃定一塊消極自由意義上的“私人領域”。這就意味著,個人的財產完全不能是絕對“私人”的,它必定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它是“邊界”,是只有通過對“正義規則”達成共識才能夠予以保護的私人領域的邊界。因此它不能是“私有的”,它只能是“公共的(public)”。其次,哈耶克把“私有財產”改成“分立的財產”,抓住了市場經濟的核心問題——競爭。汪丁丁的闡釋是,在一個產權明確但全部財產歸一個“所有者”所有的社會中是不會有市場競爭的,因此產權的明確與否并不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關鍵,凡是不明確產權的經濟必定早已經消失了如“公地的悲劇”——這真是一個驚人的洞見。這讓我們馬上想起近些年來頗有影響的“超產權論”——在其表象下的“邏輯自洽性”中所不能掩飾的其內在思想(或現實層面)上的貧困。我們也看到了這與著名產權經濟學家巴澤爾的產權思想的某種“理論同源性”。我們也一定會記起汪丁丁先生的摯友周其仁先生在他的著名的質疑中國電信壟斷的系列文章中所闡發的關于產權的洞見:所謂競爭一定是不同的所有者之間的競爭,在同一個產權主體之間是無所謂“競爭”可言的,市場、產權、競爭不過同一問題的不同角度的表述。我們當然也就回憶起阿爾欽的偉大思想:競爭、資源稀缺、歧視、行為約束、財產權利,實質上是五個等價的命題而已。

汪丁丁的進一步的闡釋是,我們所關注的問題的關鍵在于有什么樣的產權。只有當財產權利分屬于不同的利益主體時,不同的利益發生沖突,才會產生不同利益之間的競爭活動,競爭才是有效的。如果我們承認資源稀缺,就不得不承認自利的人們對稀缺資源的競爭。我們于是必須接受一定方式的競爭標準或“歧視”的方式。有競爭就必然有某種歧視準則,在市場經濟中商品拜物教的歧視準則是“貨幣”——出價高者得,價格競爭的背后是效率上的競爭,而建立效率競爭要求建立個人的財產權利。在這里,我們再一次看到了“公有制”在“效率”意義上的貧困。

我們是不是可以接過汪丁丁的論述而換用一種更徹底的表述方式:分立的產權,即是自由、是善、是正義、是生命、是邏各斯、是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


(編者按:從此處起,文章有所刪節)


三、重建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傳統


重建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傳統,這是作為學者的汪丁丁的時代使命感使然。

西力東漸,國學的衰敗是歷史的必然,自章太炎先生之后,我們還有自己的國學大師嗎?而“西學”,取得強勢地位已是大勢所趨,承認這一現實是痛苦的,但是,無論抱殘守缺或食洋不化都不應該是有担當的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態度,難道還要再進行一次所謂的“體用之爭”嗎?更重要的是中國知識分子應以開放的心態,承接起“打通”中國學術與西方學術的歷史使命。可能的立場應該是,立基于中國學術傳統,虛心接納西學,而以此尋找中國的問題意識來反觀中國學術,從而孕育我們的“中國學術”關懷,由此開創中國學術的新傳統。

汪丁丁,這位勇敢的探索者和實踐者,向我們展示了他的學術道德感和學術自信心。汪丁丁說,“二十一世紀的社會科學,從現有趨勢看,將進一步走出以十八世紀啟蒙理性為先導的‘分析時代’,進入一個以全面社會交往為基礎的‘綜合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特征下,中國學術與西方學術若要超越各自的局限性,就必須通過‘對話’來建立各自學術傳統的新的認同感和問題意識,并在這一超越性問題意識的驅動下,塑造一批能夠‘學究天人之際’,以‘世界公民的普遍歷史精神’對待當代世界各類危機和發展問題的‘大學者群體’,尋求人類知識結構的整體理解框架。”

轉型中國,我們面臨著“大范圍的制度變遷”,我們必須思考中國的“現代性”向何處去。重建中國社會科學傳統,是學術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時代的需要。在江南,這塊孕育了“中國文化”最璀璨、最精致的部分的土地上,生發出了當代最有活力的經濟,所謂“浙江模式”,正引起國際范圍內的關注,在這里,蘊含著“中國問題”的“均衡解”。具備無與倫比深厚的西學素養的汪丁丁,依然是一位“中國特質”的學者,他的“問題意識”,深深根植于中國的土壤之中。杭州,令人魂牽夢縈的人間天堂,在本文與讀者見面時,由汪丁丁先生倡導并担任學術委員會主席的浙江大學跨學科研究中心已宣告成立。對于汪丁丁和他的同事們的工作,我們充滿深深的期待,我們也愿意相信,中國本土的“泱泱大風”定能開創中國學術的新傳統。


四、大家看丁丁


(一)從爭論說起

無庸置疑,汪丁丁和張五常是中國經濟學界最富爭議性的兩個人物。與從個性到文筆都極富張揚之感的張教授不同,丁丁引起的爭議并非由其個人言行而起,大家爭論的焦點總是丁丁的文章。富于爭議性的文章往往是富于思想活力的文章,也正因為此,丁丁擁有著極為廣泛的讀者。

爭論的地點是在網上。丁丁是國內學界接觸網絡最早的經濟學家,也是為數不多的在網絡論壇上堅持與網友們討論的學者,所以無論他正式的論文還是非正式的隨筆總是能第一時間出現在網上。然而,有意思的現象是,最早,大家爭論的焦點不是文章的內容,而是怎么讀懂丁丁的文章!博學的丁丁文章中不時出現從其他學科中借用過來的晦澀術語,一時間,“我們要不要讀汪丁丁?我們如何去讀汪丁丁?汪丁丁的文章講的是什么?”成了網絡上的話題。


(二)用關鍵詞解讀

應該說,讀懂丁丁的文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富于思想性的文章不似呆板的教科書。前者的思路往往是發散的,要求讀者跟著思,而后者的思路則是收斂的,需要讀者跟著學。我們沒有充裕的時間在這里把丁丁一篇一篇寫下來的思想串連起來解讀,只好刪繁就簡給出與丁丁文章關系密切的幾個關鍵詞,以此來勾勒丁丁文章的略貌,權作一瞥吧。

——“直面現象”

做為經濟學家,汪丁丁從胡塞爾(Edmand Husserl)的現象學中引入了“直面現象”這個概念,提出了他的經濟學方法論。如果想讀懂丁丁文章中的經濟學觀點,那么就要把握住“直面現象”的方法論。如布坎南所說的:“方法論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但至少會讓你知道這是些什么樣的問題。”面對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越來越高度的個性化趨勢,原有的經濟學方法往往以理性的“立法者”自居,“直面數據”的來解釋紛繁復雜的現實世界。這樣抹殺個性的研究方式在丁丁看來已經難以勝任“后資本主義時代”的經濟解釋。為了避免這樣理性的自負愈演愈烈,丁丁提出了“大量地學習理論,之后可以有所‘懸置’,再以深厚的理論所塑造的知識傳統和支援意識去直面現象,這樣才可以有所‘體悟’。”(《直面現象——經濟學家的實然世界》序)的現象學視角下的經濟學方法論。

汪丁丁提出的這個方法論,讓人想到了科斯,這位以對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創性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著名經濟學家。科斯生平無一本鴻篇巨著,所恃僅為十數篇論文。他進行學術研究,不講數學、邏輯等理論形式,其論文結論均是對現象實事的理解所得,因為他認為,解釋現象應先了解現象。他的方法論觀點不僅影響了后來成為主流的芝加哥學派方法論,而且為丁丁的直面現象方法論提供了經濟學內部的智力支持。

弄清了汪丁丁直面現象的方法論,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他的文章往往鋪敘篇幅很大,而在提出觀點時卻總是嘎然而止了——其事明了、其理自現啊。當困在經濟學形式主義里的“學人囚徒”們為自己數學模型的自洽性沾沾自喜的時候,丁丁站在學術傳統的邊緣對這樣的“主流”發出了批判的聲音,于是當我們學會直面現象的時候,我們也就看懂了丁丁的文章。


——“讀書捷徑”

網上有論者說:閱讀汪丁丁不必有像他本人那樣深厚的知識儲備,只需跟著他一路思考下去自然就會明白他要說什么。這與批評汪丁丁的文章引經據典的不做闡釋的看法相左。誰的看法更準確?

我們身處“消費主義”的時代,不僅要消費,也要高效率,所以造就了“快餐文化”的大行其道。可是“讀書”的悖論是:讀者總是希望讀到“好書”而不要讀到“壞書”,可是,在讀的“過程”中,即使你讀到的一本“壞書”——你就已經是讀了。所以,讀者必然需求一條“讀書捷徑”。汪丁丁的文章在旁征博引時往往都給出了所引術語在上下文語境中的意思。也就是說,如當汪丁丁在談論黑格爾的“歷史與邏輯的統一”與制度經濟學方法論關系的時候,做為讀者的我們沒有必要一定要看過黑格爾,只要理解丁丁是在講要同時運用動態演進和靜態演繹兩種思路來研究制度問題就足夠了。如此一來,我們在了解了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同時,也知道了黑格爾哲學與經濟學的一種關聯。這般文章,不正是我們千呼萬喚的讀書捷徑嗎?

術語的被發明,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解決后人對前人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的易用性問題。引用術語就是這種目的的體現。覺得汪丁丁引用的術語澀讀,其實是做為經濟學的讀者對那些陌生術語所在的學科的不了解。在批評他的引用方式之前,是否考慮過自己習以為常的談論GDP時經濟學門外漢們的感受呢?何況丁丁還不辭辛勞的給出了基于文本的解釋。

如此看來,認為丁丁的文章像文獻索引的讀者怕是沒有認真的讀丁丁吧。


——“在哲學和經濟學之間”

對丁丁文章太多的爭議就發生在這個經濟學與哲學的交界處。而多數時候,疑問只有一個——汪丁丁在把經濟學哲學化?

自馬歇爾(Alfred Marshall)確立新古典框架以降,經濟學便走上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形式化之路。經濟學是西學,在西方發展的過程中經歷了由思想的積累到完善而后再進行形式化的學術傳統的積累。在這樣的學術傳統中,經濟學做為一門社會科學的人文精神已經做為積淀物融入了西方學人的思想中,這樣,他們在進行形式化運用的時候,不會背離形式化背后的人文思想。然而,這樣的學術環境在做為引入方的中國是不存在的。我們在進行“拿來主義”的同時,不能忽視引入學科在本土的學術傳統的重建。隱藏在數學模型背后的思想是深刻的,所以,哲學做為最接近“思”本身的文字表達,可能是學術傳統本土化最好的工具。

另一方面,經濟學做為形式化最為規范的社會科學,二百年來,不斷的從形式化更為成熟的自然科學如物理學中學習形式化的手段。但當站在科學哲學的角度來看待這個過程的時候,我們應該發現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研究對象上那種本質的區別,這種區別之大,大到如果用徹底的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科學,對人類社會來說就幾近災難。深諳哈耶克理論的丁丁,對漠視人類社會的復雜性而無規律特性的極端形式化對自由主義的扼殺,對計算機社會主義的借尸還魂,時時保持著警惕。汪丁丁的這種批判態度在形式化之風勁吹的學界,顯得有些不合節奏,但丁丁深知,如果一門學科的內部失去了對其主流的批判,那么這門學科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丁丁把哲學當作一把達摩克利之劍,高懸在理論工具的頭上。


——“生存困境”

見過汪丁丁的人多數說他看起來很憂郁,看到上面這個關鍵詞也就不難理解了,一個思考“根本問題”的學者或多或少總會有些許憂郁氣質。這種憂郁不是如小資階層、“泛學者”般作秀的無病呻吟,而是一位以批評主流為志業的邊緣學者悲天憫人的現世關懷。

所謂生存困境就是作為生存者,與他所處的周圍環境不可避免的沖突(緊張關系)和由此產生的自我困惑。這里,生存者是個廣義的概念,不只是“我”,而是所有發展中的事物。當生存者意識到并想超越這種沖突時,就“要把各種價值加以排序,然后根據這一排序,反思生存的困境,再進一步試圖擺脫這生存的困境,找到困境的突破口。”(《制度分析基礎》第一講)放到丁丁所從事的學術研究領域,就是說一門學科做為發展中的事物,要繼續發展前行而不喪失動力,就要不斷的尋找學科間的緊張之處,反思其沖突最為激烈之處,以尋求在沖突中突破學科發展的現時困境,從而打開新的研究局面。只有這種源自自身的突破才是最有生命力的發展。而人們為什么也總要思考如何超越生存的問題呢?因為“當我們降生被拋入這個既有的社會中后,我們自己的家庭、種族、國家和先天的個性都是不可選擇的,這是個人肩負的‘雙重歷史性’,這樣的個性的雙重歷史性決定了個性與社會發生沖突的必然性。”(《制度分析基礎》第一講)面對著沖突,要么不對自我的生存困境進行抗爭、逆來順受,要么就要能動的反思自我的生存困境,超越它——我們必須選擇痛苦,我們其實別無選擇。


——“批判”與“把握”

這其實是同一個關鍵詞,只是由于“批判”幾乎已成為中國話語中“被毒化的語言”的典型代表,所以,汪丁丁更喜歡用“把握”來代替“批判”。

中國學界自五四以來,就把“批評”這個舶來語當作了一把屠龍刀,“新”新思想總是用“批判”的眼光來看待早他于主流的“舊”思想。于是,從左翼學者群對鴛鴦蝴蝶派的批判到文革中的批林孔周再到如今的新新人類批新人類。“批判”一詞的本土化竟然是以異化的曲解運用為主流而完成的。這樣的“批判”在汪丁丁看來是一種沒有生命力的、笛卡兒的懷疑一切式的、外部的批判,亦或可以更進一步的被看作是一種暴力式的“武器的批判”。隱藏在這種“批判”背后的,其實質是缺失文明道統支持的知識霸權及對話語霸權的爭奪。

那么“批判”是不是已經喪失了時代意義呢?否。汪丁丁在康德意義上的批判再談“啟蒙”。這種啟蒙下的批判要求批判者要基于對主流學術傳統的深刻理解而提出,非如此而不能成為源自學術內部的富于生命力的批判。這樣的批判防止了兩種極端的傾向:(1)不基于傳統的批判是超越了歷史的批判,不免淪為烏托邦;(2)拒絕進入傳統的外在的批判,即笛卡兒式的懷疑一切、喪失“問題意識”的口號性情緒性宣泄,除了淪為意識形態的幫閑,是不可能起到批判后的建構功能的。汪丁丁所持的“邊緣”立場,除了彰顯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之外,更重要的是實現對“匿名的少數”的保護(哈耶克語),以防止在“邊緣”處向所有方向探索的努力為“主流”所扼殺。(《再談‘啟蒙'》)

正如有論者指出的,汪丁丁于當代學界的意義,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是一位秉持“五四”精神的“啟蒙者”——他以對學術主流永恒的批判為學術尋找邊界和創新方向,他以對主流意識形態永恒的批判為問學者鑄起大寫的自由精神和人格立場。


——“對話的邏各斯”

曾有論者批評,丁丁對“邏各斯”一詞使用太容易引發歧義,因為學科的分工,經濟學研究者未必都能明白哲學意義上的“對話”(dialogue)和“對談”(talk with)的區別。邏各斯(logos)是哲學上的大話題,其詞義是:對話中揭示自身。單看這樣的翻譯,不諳此道的人混淆對話和對談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汪丁丁所提出的“對話”實際上融入了他對于米德(George Mead)、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開啟的西方交往哲學的理解和運用,或者,將之改稱為“交往的邏各斯”更確切。因為交往涵概了聽、說、思、文字、媒體、游行等等所有人類的社會交往方式,這大大超出了對談的范圍。

那么,什么是“邏各斯”?我們可以淺白地把邏各斯理解為真理。對話的邏各斯是說,我們每個人都分享真理的一部分,但誰都不了解真理的全部。我們交往的目的是為了追求了解整全的真理,通過交往來了解真理的其他部分,即真理通過(人們的)交往揭示其自身。這時,我們可以更深一步的探究“邏各斯”最初的意義——數數。也就是說,把每個人所了解到的局部的真理數數般的整合起來,就有可能感受真理全部的意義所在。但是,如此抽象的形而上,汪丁丁到底想要告訴我們什么?

做為一個思想者,汪丁丁敏銳的察覺到,一方面,隨著知識社會的向前發展,越來越多的人被限制在分工的異化之中。如果不倡導回到“作為大眾分享的對話的邏各斯”中以跨越分工的鴻溝,那么處于各個不同“分工領域”的知識分子的工作就不免“盲人摸象”,每個人都只是從各自專業的知識來理解作為“整體”的人類社會。如此,最終會因分工趨近極限而終止人類的知識創新。另一方面,汪丁丁指出由于不同的個人經歷、不同的家庭環境和不同的宗教背景,越來越多的人對是否存在道德價值的基本原則而產生懷疑,以麥金泰爾為代表的“社區主義”甚至認為人與人之間是有絕對的“不可交流性”的。面對著這樣一種危險的道德哲學傾向,汪丁丁認為若想予以超越,必須強調那種本著“對話的邏各斯”精神進行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使得做為每一個單位主體的人意識到自己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從而建立對其他主體的其他部分知識的權威性的認同。基于這種認同,人們之間才可能建立起相互的理解和信任。可以說,這也是丁丁所強調的涉及市場交換行為的道德立場觀點的其中一個道德哲學基礎。


(三)丁丁的路

我們不奢望通過如上六個關鍵詞的解讀就能消解可能的對汪丁丁文章的所有迷惑和所有似是而非的誤解,但我們可以負責任地指出,這是基于眾多論者對汪丁丁文章理解之上的贊許、批評和閱讀的感受的綜合。

汪丁丁在學術道路一以貫之的努力,就是希望把經濟學以及更多的學科帶回到“對話的邏各斯”立場,通過“直面現象”來消解“邏輯-本體-神學”這一西方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對于這個尚在進行中的努力,我們難以簡單地作出認同或否定的判斷。也許正如汪丁丁的一位朋友說的:丁丁的學術之旅如唐吉珂德的夢幻旅程,但我們無權對此予以價值評判,因為,這是一條無人曾涉足的道路,而今天,也只有丁丁一人——在路上。孤獨的丁丁,你會找到回家的路嗎!

丁丁自己說,“……我當然明白我的這些努力是如何的微不足道。千百年來,大海的力量就在于那邏輯地重復發生和消失的排浪。至于那浪尖的色彩斑斕的帆板,它們只是轉瞬即逝的“現象”,總要歸于永遠的寂寞的。”


結語


香江才子董橋說:“思想”不托門墻,只寫“散墨”;“中國’似真似幻,且說”情懷”。汪丁丁是“出世”的學者,但他的人文關懷,體現于他的“中國情懷”。在《財經》“邊緣”專欄上,汪丁丁所表現出的對中國弱勢群體的關懷是令人動容的。如陳寅恪先生指出,所謂知識分子,當擁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汪丁丁反復強調,知識分子要保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須站在“邊緣”的立場上對主流保持持續的批評,非如此不足以維系社會的進步,汪丁丁,這位徘徊在“邊緣”的思想者,是自覺地站在疏離于主流意識形態的立場之上的。

我們相信,我們對汪丁丁的解讀仍然是停留在“印象式”的層面上的(事實上,在我們的寫作過程中,真實地感受到一種“自身內在的緊張”)。在對汪丁丁文集的閱讀過程中,有一個感受是汪丁丁有很多深刻的思想隨意散落在字里行間有待挖掘和整理,盡管這篇文章已有如此長的篇幅(這當然會給編輯的工作帶來為難),但我們還是感受到我們的述評仍然是掛一漏萬的,比如,汪丁丁的道德哲學、政治哲學思想(尤其是對康德哲學的研究),以及在經濟學、哲學之外的其它如此眾多學科中的重要洞見,逮于學力,我們已經不能夠寫的更多了。我們也認為,面對如此艱深龐雜的思想,我們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誤讀,當然也就不免對讀者有可能的誤導,還是讓我們一起潛心讀丁丁吧。事實上,我們更愿意相信,對于汪丁丁的學術及思想的公正評價,須由將來的思想史作出回答,何況,今天的丁丁依然漫步在山陰道上啊。

如哈耶克,這位目光曾勘察了幾乎人類知識的所有領域的偉大思想家,終于“締造了自由世界的經緯”。那么汪丁丁,這位在對人類知識的把握上不輸于哈耶克的中華民族不世出的讀書種子、這位命定的思想者,他的學術和思想到底會走到哪里去呢?我們猜想,如前文指出,這一定是有關“中國問題關懷”的。丁丁固然不愿為“體系”所累,但我們仍然期待著丁丁的專著早日問世,因為是汪丁丁,中國知識界當對他有更高的期許。

從本文并不“完全”的論述中,我們愿意相信,因為如此深刻的思想,在這個浮世的、充斥著“拜金主義”后現代思潮的社會里,汪丁丁一定是孤獨的,他在東西方之間不斷的游走是注定的。在這看不到盡頭的孤寂的旅程中,一位不諳世事的、生活在他的烏托邦理想國里的思想者,是如何可能走過來的呢?因為他有“小李”——與他一路相攜,我們愿意借本文一角,對這位平凡的女性,表達我們深深的敬意。

余世存先生,一位年輕的思想者,臧否國內成名學者,是不留余地的,大抵可以說是李敖一流的人物。有一首詩,寫給汪丁丁的,愿引作本文的結尾。


“十月詩草之六:憶汪丁丁

這里的冬天長而圓滿,雖然人生

有無數的缺憾。政府一聲令下,

點火,我們因此可以御寒;

那不在溫暖范圍的也有土辦法,

人人尋到他自己的安全。原來人生

是一個個均衡,如同螞蟻

在死之前的無知隨意。親愛的丁丁,

我該怎樣打發這時光,

從這里到那里,話從何說起?


你那里明媚的椰風可好,

海水是否吻起了陽光,

黃金沙灘充滿了孩子般的笑聲?

我這里灰暗得只是一句嘆息,

像傍晚看著幾十年前的電影上演,

無能于作那戲中的角色,

等待戈多者,或單純如一只呆鳥。

丁丁,為什么我沿著你的曲線飛行,

卻抵達不了你所在的均衡?


這個冬天就這樣讓我想起

颶風,這里的人心需要啟蒙。

丁丁,當你在夏威夷

輕輕顫動你的思緒。”



參考文獻

1.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鄧正來譯,三聯書店1997年12月版。

2.哈耶克:《致命的自負》,馮克利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9月版。

3.波普爾:《開放的思想和社會》,張之滄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4.汪丁丁:《經濟發展與制度創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5.汪丁丁:《永遠的徘徊》,四川文藝出版社1996年5月版。

6.汪丁丁:《在經濟學與哲學之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7.汪丁丁:《我思考的經濟學》,三聯書店1997年7月版。

8.汪丁丁:《回家的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9.汪丁丁:《通向林中空地》,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版。

10.汪丁丁:《走向邊緣》,三聯書店2000年8月版。

11.汪丁丁:《直面現象》,三聯書店2000年9月版。

12.汪丁丁:《自由人的自由聯合》,鷺江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13.汪丁丁:《記住未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7月版。

14.汪丁丁:《風的顏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3月版。

15.汪丁丁:《幽靈自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6月版。

16.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8月版。

17.余世存:《我所知道的汪丁丁》

2015-08-23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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