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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工作的年輕人和他憂郁的初戀
不想工作的年輕人和他憂郁的初戀
楚塵文化 契訶夫     阅读简体中文版

何多苓,四川美術學院“傷痕美術”的代表人物,八十年代初以《春風已蘇醒》、《青春》等作品為代表奠定了他在中國當代油畫史上的特殊的地位。那一時期何多苓的作品是抒情的、詩意的、神秘的、不可知的……當下何多苓的作品更具個人化,在寫實主義的自身語言模式中努力探求一種當代的可能性。畫面神秘、耐人尋味、灰色的色彩微妙而復雜,靈動性的筆觸準確的把握了造型,細微的層次感,微妙的灰色和彩色交織,無形中流露出淡淡的傷感。本畫冊是何多苓根據契訶夫小說《帶閣樓的房子》而創作的44連環畫,帶我們更深刻的理解契訶夫的《帶閣樓的房子》。



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當時我住在T省某縣地主別洛庫羅夫的莊園里。別洛庫羅夫這個年輕人,黎明即起,穿一件緊腰長外衣,每天晚上要喝啤酒,老跟我抱怨,說他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他住在花園里的廂房里,我則住在地主老宅的大廳里。這個大廳有許多圓柱,除了我睡的一張寬大的長沙發以及我擺紙牌作卦的一張桌子外,再沒有別的家具。里面的幾個舊式的阿莫索夫壁爐(由H·A·阿莫索夫(一七八七--一八六八)設計的一種氣動式爐子。)里老是嗡嗡作響,哪怕晴和的天氣也是這樣。遇上大雷雨,整座房子便震顫起來,似乎轟的一聲就要土崩瓦解。特別在夜里,當十扇大窗霍地被閃電照亮時,那才真有點嚇人呢。

我這人生性懶散,這一回干脆什么事都不做。一連幾個小時,我望著窗外的天空、飛鳥和林蔭道,閱讀給我寄來的書報,要不就睡覺。有時我走出家門,在某個地方徘徊游蕩,直到很晚才回來。

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無意中走進一處陌生的莊園。這時太陽已經落山,黃昏的陰影在揚花的黑麥地里延伸開去。兩行又高又密的老云杉,像兩面連綿不斷的墻,營造出一條幽暗而美麗的林蔭道。我輕松地越過一道柵欄,順著這條林蔭道走去,地上鋪著一俄寸(一俄寸等于四·四厘米。)厚的針葉,走起來有點打滑。四周寂靜而幽暗,只有在高高的樹梢上,不時閃動著一片明亮的金光,一些蜘蛛網上變幻出虹霓般的色彩,針葉的氣味濃烈得讓人透不過氣來。后來我拐彎,走上一條長長的鍛樹林蔭道。這里同樣荒涼而古老。隔年的樹葉在腳下悲哀地沙沙作響,暮色中的樹木中間隱藏著無數陰影。右側的一座古老的果園里,一只黃鶯懶洋洋地細聲細氣在歌唱,想必它也上了年紀啦。后來,椴樹林蔭道總算到頭了,我經過一幢白色的帶涼臺和閣樓的房子,眼前忽地展現出一座莊園的院落和一個水面寬闊的池塘。池塘四周綠柳成蔭,有一座洗澡棚子。池塘對岸有個村莊,還有一座又高又窄的鐘樓,在夕陽的映照下,那上面的十字架金光閃閃。一時間,一種親切而又熟悉的感覺讓我心曠神怡,似乎眼前這番景象我早已在兒時見過。

一道白色的磚砌大門由院落通向田野,這大門古老而結實,兩側有一對石獅子。大門口站著兩個姑娘。其中一個年長些,身材苗條,臉色蒼白,十分漂亮,長一頭濃密的栗色頭發,一張小嘴輪廓分明,神態嚴厲,對我似乎不屑一顧。另一個還很年輕,頂多十六八歲,同樣苗條而蒼白,嘴巴大些,一雙大眼睛吃驚地望著我打一旁走過,說了一句英語,又扭怩起來。我仿佛覺得這兩張可愛的臉兒也早已熟悉的。我興致勃勃地回到住處,恍如做了一場好夢。

此后不久,有一天中午,我和別洛庫羅夫在屋外散步,忽聽得草地上沙沙作響,一輛帶彈簧座的四輪馬車駛進院子,車上坐著那位年長的姑娘。她為遭受火災的鄉民募捐而來,隨身帶著認捐的單子。她不正眼看我們,極其嚴肅而詳盡地對我們講起西亞諾沃村燒了多少家房子,有多少男女和兒童無家可歸,以及救災委員會初步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她現在就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她讓我們認捐簽字,收起單子后立即告辭。

“您完全把我們忘了,彼得·彼得羅維奇,”她對別洛庫羅夫說,向他伸出手去,“您來吧,如果某某先生(原文為法文。)(她說出我的姓)光臨舍下,想看一看崇拜他天才的人是怎樣生活的,那么媽媽和我將十分榮幸。”


我鞠躬致謝。

她走之后,彼得·彼得羅維奇就講起她家的情況。據他說,這個姑娘是好人家出身,叫莉季婭·沃爾恰尼諾夫娜,她和母親、妹妹居住的莊園,連同池塘對岸的村子,都叫舍爾科夫卡。她的父親當年在莫斯科地位顯赫,去世時已是三品文官。盡管廣有資財,沃爾恰尼諾夫的家人一直住在鄉間,不論夏天冬天從不外出。莉季婭在舍爾科夫卡的地方自治會開辦的小學(舊俄鄉村小學,學制三——四年,由地方自治會開辦。)任教,每月領二十五盧布薪水。她自己的花銷就靠這筆收入,她為能自食其力而感到自豪。


“這是一個有趣的家庭,”別洛庫羅夫說,“好吧,我們哪天去看看她們。她們會歡迎您的。”



一個節日的午后,我們想起了沃爾恰尼諾夫一家人,便動身到舍爾科夫卡去看望她們。母親和兩個女兒都在家。母親葉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當初想必是個美人兒,不過現在身體虛胖,顯得比實際年齡要大,還害著哮喘病。她神色憂郁,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為了引起我的興趣,盡量談些繪畫方面的話題。她從女兒那里得知,我可能會去舍爾科夫卡,她倉促間想起了在莫斯科的畫展上曾見過我的兩幅風景畫。現在她就問我,在這些畫里我想表現什么。莉季婭,家里人都叫她麗達,大部分時間在跟別洛庫羅夫交談,很少跟我說話。她神態嚴肅,不茍言笑,問他為什么不到地方自治機關任職,為什么他至今一次也沒有參加過地方自治會的會議。(舊俄省、縣地方自治機關,一八六四——一九一四年問設置,負責地方教育、衛生、道路修建等事宜。經三種選民(縣土地占有者、城市不動產所有者和村社代表)選舉出的地方議員組成地方自治會,在貴族會議首腦的主持下每年召開會議。地方自治會每三年選舉一次地方自治執行機關——地方自治局。)


“這樣不好,彼得·彼得羅維奇,”她責備說,“不好。該慚愧啊。”


“說得對,麗達說得對,”母親附和道,“這樣不好。”


“我們全縣都掌握在巴拉金的手里,”麗達轉向我接著說,“他本人是縣地方自治局執行委員會主席,他把縣里的所有職位都分給了他的那些侄兒和女婿,自己一意孤行,為所欲為。應當斗爭才是。青年人應當組成強有力的派別,可是您看到了,我們這兒的青年人是怎么樣的。該慚愧啊,彼得·彼得羅維奇!”

大家談論地方自治局的時候,妹妹任妮亞一直默不作聲。她向來不參加嚴肅的談話。家里人還不把她當作大人看待,由于她小,大家叫她蜜修斯(“蜜斯”是英語miss(小姐)的音譯。“蜜修斯”為“蜜斯”的昵稱。),這是因為她小時候稱呼她的家庭女教師為蜜斯的緣故。她一直好奇地望著我,當我翻看照相本時,她不時為我說明:“這是叔叔……這是教父”,還用纖細的手指點著相片。這時她像孩子般把肩頭貼著我,我便在近處看到她那柔弱的尚未發育的胸脯,消瘦的肩膀,發辮和緊束著腰帶的苗條的身子。

我們玩槌球,打網球(原文為英語。),在花園里散步,喝茶,然后在晚餐時消磨了很長時間。在住慣了又大又空的圓柱大廳之后,來到這幢不大卻很舒適的房子里一時還有點不適應。這里的四壁沒有粗劣的石版畫,這里對仆人以“您”相稱,這里因為有了麗達和蜜修斯一切都顯得年輕而純潔,到處都呈現出上流社會的氛圍。晚餐桌上,麗達又跟別洛庫羅夫談起縣地方自治局、布拉金和學校圖書館的話題。這是一位富有朝氣的、真誠的、有主見的姑娘,聽她講話很有意思,盡管她說得太多,聲音響亮——這大概是她講課養成的習慣。可是我的那位彼得·彼得羅維奇,從上大學起,就有個把話題引向爭論的習慣,而且講起話來枯燥無味、拖沓冗長,總想炫耀自己是個有頭腦的進步人士。他做手勢的時候,袖子帶翻了一碗調味汁,弄得桌布上一灘油漬,可是除了我,好像誰也沒有看見。


我們動身回去的時候,天色已黑,四下里一片寂靜。


“良好的教養不在于你不弄翻調味汁、弄臟桌布,而在于別人弄翻了你只當沒看見,”別洛庫羅夫說完嘆了一口氣,“是啊,這是個極好的、有教養的家庭。我跟這些高尚的人很少聯系了,真是很少聯系了!成天忙忙碌碌!忙忙碌碌!”


他講到,如果你想把農業經營得極好,就必須付出許多辛勞。而我卻想:他這人多么遲鈍、懶散!每當他談起什么正經事,就故意拖長聲調,哎呀哎的,干起事來,跟說話一樣——慢慢騰騰,總是拖拖拉拉,錯過了期限。我對他的辦事認真已經不大信服,因為我曾托他去郵局發幾封信,才知他一連幾個星期把信揣在自己的口袋里。


“最難以忍受的是,”他跟我并排走著,嘟噥道,“最難以忍受的是,你辛辛苦苦地工作,卻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一絲一毫的同情都沒有!”



從此我經常去沃爾恰尼諾夫家。通常我坐在涼臺最下一級的臺階上。我心情苦悶,對自己不滿,惋惜我的生活匆匆流逝,而且沒有趣味。我老想,我的心變得如此沉重,真該把它從胸腔里挖出來才好。這時候涼臺上有人說話,響起衣裙的客牽聲,翻書聲。不久我就習慣了麗達的活動:白天她給病人看病,分發書本,經常不戴帽子、打著傘到村子里去,晚上則大聲談論著地方自治局和學校的事。這個苗條而漂亮、神態永遠嚴肅、小嘴輪廓分明的姑娘,只要一談起正經話題,總是冷冷地對我說:


“您對這種事是不會感興趣的。”

她對我沒有好感。她之所以不喜歡我,是因為我是風景畫家,在我的那些畫里不反映人民的困苦,而且她覺得,我對她堅信不疑的事業是漠不關心的。我不由得記起一件往事,一次我路過貝加爾湖畔,遇到一個騎在馬上、穿一身藍布褲褂的布里亞特族(俄國境內少數民族,系蒙古族的一支。)姑娘。我問她,可否把她的煙袋賣給我。我們說話的時候,她一直輕蔑地看著我這張歐洲人的臉和我的帽子,不一會兒就懶得答理我。她一聲叱喝,便策馬而去。麗達也是這樣蔑視我,似乎把我當成了異族人。當然,她在外表上絕不表露出她對我的不滿,但我能感覺出來,因此,每當我坐在涼臺最下一級的臺階上,總是生著悶氣,數落道:自己不是醫生卻給農民看病,無異于欺騙他們,再者一個人擁有兩千俄畝(一俄畝等于一·0九公頃。)土地,做個慈善家那還不容易。

她的妹妹蜜修斯,沒有任何要操心的事,跟我一樣,完全過著閑散的生活。早上起床后,她立即拿過一本書,坐在涼臺上深深的圈椅里讀起來,兩條腿剛夠著地。有時她帶著書躲到杉樹林蔭道里,或者干脆跑出大門到田野里去。她整天看書,全神貫注地閱讀著。有時她的眼睛看累了,目光變得呆滯,臉色十分蒼白,憑著這些跡象才能推測到,這種閱讀使她的腦子多么疲勞。每逢我上她的家,她一看到我就有點臉紅,放下書,兩只大眼睛盯著我的臉,興致勃勃地向我講起家里發生的事,比如說下房里的煙囪起火了,或是有個雇工在池塘里捉到一條大魚。平時她總穿淺色的上衣和深色的裙子。我們一道散步,摘櫻桃做果醬用,劃船。每當她跳起來夠櫻桃或劃槳時,從她那寬大的袖口里就露出她細弱的胳膊。有時我寫生,她則站在旁邊,看著我作畫,連聲贊揚。


七月末的一個星期日,早上九點多鐘我就來到沃爾恰尼諾夫家。我先在花園里一邊散步,越走離正房越遠,一邊尋找白蘑菇。那年夏天這種蘑菇多極了,我在一旁插上標記,等著以后同任妮亞一道來采。和風習習。我看到任妮亞和她的母親身穿淺色的節日衣裙,從教堂里回來,任妮亞一手壓著帽子,大概怕被風刮掉。后來我聽到她們在涼臺上喝茶。

我這人無牽無掛,而且總想為自己的閑散生活找點借口,所以夏天我們莊園里的節日早晨總是格外誘人。這時郁郁蔥蔥的花園里空氣濕潤,露珠晶瑩,在晨曦的照耀下,萬物都熠熠生輝,顯得喜氣洋洋;這時房子附近彌漫著木犀花和夾竹桃的香味,年輕人剛從教堂里歸來,在花園里喝著茶;這時人人都穿得漂漂亮亮,個個都興高采烈;這時你再知道,所有這些健康、飽足、漂亮的人,在這漫長的夏日可以什么事都不干——在這種時刻,你不由得想道:但愿一輩子都能過上這種生活。此刻我一邊這么想著,一邊在花園里漫步,準備照這樣無所事事地、毫無目的地走上一整天,走上一個夏季。

任妮亞提著籃子來了。看她臉上的那副表情,仿佛她早知道或者預感到會在花園里找到我。我們一塊兒采蘑菇,聊天。當她想問我什么時,就朝前走幾步,這樣好看清我的臉。

“昨天我們村里出了奇跡,”她說,“瘸腿的佩拉吉婭病了整整一年,什么樣的醫生和藥都不管事,可是昨天有個老太婆嘀咕了一陣,她病就好了。”

“這算不了什么,”我說,“不應當在病人和老太婆身上尋找奇跡。難道健康不是奇跡?難道生命本身不是奇跡?凡是不可理解的東西,都是奇跡。”

“可是,對那些不可理解的東西,您不覺得可怕嗎?”


“不怕。對那些我不理解的現象,我總是精神抖擻地迎上去,不向它們屈服。我比它們高明。人應當意識到,他比獅子、老虎、猩猩要高明,比自然界的一切生靈和萬物都要高明,甚至比那些不可理解、被奉為奇跡的東西還要高明,否則他就不能算人,而是那種見什么都怕的老鼠。”

任妮亞以為,我既然是畫家,知道的東西一定很多,即使有些事情不知道,多半也能琢磨出來。她一心想讓我把她領進那個永恒而美妙的天地里,領進那個崇高的世界,照她看來,在那個世界里我是自己人,她可以跟我談上帝,談永生,談奇跡。而我不認為我和我的思想在我死后將不復存在,便回答說:“是的,人是不朽的,”“是的,我們將永生。”她聽著,相信了,并不要求什么論證。

我們朝房子走去,她突然站住了,說:


“我們的麗達是個了不起的人,不是嗎?我熱烈地愛她,隨時都可以為她犧牲我的生命。可是請您告訴我,”任妮亞伸出手指碰碰我的袖子,“您說說為什么老跟她爭論?為什么您動不動就生氣?”


“因為她是不對的。”

任妮亞搖搖頭表示不同意,眼睛里閃著淚花。


“真是不可理解!”她說。


這時,麗達剛好從什么地方回來,手里拿一根馬鞭站在臺階附近,在陽光的照耀下更顯得苗條而漂亮。她正對雇工吩咐些什么。她匆匆忙忙,大聲說話,接待了兩三個病人,之后一臉認真、操心的神色走遍所有的房間,一會兒打開這個立柜,一會兒又打開另一個立柜,最后到閣樓上去了。大家找了她好久,叫她吃午飯。等她來時,我們已經喝完湯了,所有這些細節不知為什么我至今都記得清清楚楚。整個這一天雖然沒有發生什么特別的事,回憶起來卻栩栩如生,令人歡欣。午飯后,任妮亞埋進深深的圈椅里又看起書來,我又坐到臺階的最下一級。大家都不說話。天空烏云密布,下起稀疏的細雨。天氣悶熱,風早就停了,仿佛這一天永遠不會結束。葉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也到涼臺上來了,她一副睡眼惺忪的樣子,手里拿著扇子。


“啊,媽媽,”任妮亞說,吻她的手,“白天睡覺對你的健康是有害的。”


她倆相親相愛。一人去了花園,另一人必定站在涼臺上,望著樹林呼喚:“喂,任妮亞!”或是“媽媽,你在哪兒呢?”她倆經常在一起祈禱,兩人同樣篤信上帝,即使不說話,彼此也能心領神會。她倆對人的態度也一樣。葉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很快就跟我處熟,喜歡我,只要我兩三天不去,她就會打發人來探問,我是不是病了。跟蜜修斯一樣,她也贊賞地觀看我的畫稿,絮絮叨叨地、毫無顧忌地告訴我發生的事,甚至把一些家庭秘密也透露給我。


她崇拜自己的大女兒。麗達向來不對人表示親熱,只說正經的事。她過著自己獨特的生活,在母親和妹妹的眼里,是個神圣而又帶幾分神秘的人,誠如水兵們眼里的海軍上將,總是坐在艦長室里,叫人難以接近。


“我們的麗達是個了不起的人,”母親也常常這樣說,“不是嗎?”


這時下著細雨,我們談到了麗達。


“她是個了不起的人,”母親說,然后戰戰兢兢地四下里看看,壓低嗓子,鬼鬼祟祟地補充說:“這種人白天打著燈籠也難找。不過,您知道嗎,我開始有點担心了。學校啦,藥房啦,書本啦,這些都很好,可是何苦走極端呢?她都二十四歲啦,早該認真想想自己的事了。老這樣為書本和藥房的事忙忙碌碌,不知不覺中大好年華就要過去了……她該出嫁了。”


任妮亞看書看得臉色發白,頭發散亂,她抬起頭來,望著母親,像是自言自語地說:


“媽媽,一切有賴于上帝的旨意。”


說完,又埋頭看書去了。

別洛庫羅夫來了,他穿著緊腰長外衣和繡花襯衫。我們玩槌球,打網球。后來天黑了,大家吃晚飯,又消磨了很長時間。麗達又講起學校的事和那個把全縣都抓在手里的拉巴金。這天晚上我離開沃爾恰尼諾夫家時,帶走了這漫長而又閑散的一天那美好的印象,同時又悲哀地意識到:這世上的一切,不管它多么長久,總有結束的時候。任妮亞把我們送到大門口,也許是因為她從早到晚伴我度過了一天,這時我感到,離開她似乎有些寂寞,這可愛的一家人對我來說已十分親切。入夏以來我頭一次產主了作畫的愿望。

“請告訴我,您為什么生活得這么枯燥,毫無色彩?”我和別洛庫羅夫一道回家時,問他,“我的生活枯燥,沉悶,單調,這是因為我是畫家,我是怪人,從少年時代起我在精神上就備受折磨:嫉妒別人,對自己不滿,對事業缺乏信心,我向來貧窮,到處漂泊;可是您呢,您是健康正常的人,是地主,是老爺——您為什么生活得這么乏味?為什么您從生活中獲取的東西那么少?為什么,比如說吧,您至今沒有愛上麗達或者任妮亞?”


“您忘了我愛著另一個女人。”別洛庫羅夫回答。


他這是指他的女友,和他一起住在廂房里的柳博芙·伊凡諾夫娜。我每天都能見到這位女士在花園里散步。她長得極其豐滿,肥胖,舉止傲慢,活像一只養肥的母鵝,穿一套俄式衣裙,戴著項鏈,經常打一把小陽傘。仆人不時喊她回去吃飯或喝茶。三年前她租了一間廂房當別墅,從此就在別洛庫羅夫家住下,看樣子永遠不會走了。她比他大十歲,把他管束得很嚴,以至他每次出門,都要征得她的許可。她經常扯著男人般的嗓子大哭大叫,遇到這種時候,我就打發人去對她說,如果她再哭下去,我就立即搬家,她這才止住了。


我們回到家里,別洛庫羅夫坐到沙發上,皺起眉頭想著心事,我則在大廳里來回踱步,像個墮入情網的人,感受著內心的激動和歡欣。我不由得想談談沃爾恰尼諾夫一家人。


“麗達只會愛上地方議員,而且像她一樣,還得熱心辦醫院和學校,”我說,“啊,為了這樣的姑娘,不但可以參加地方自治會的工作,而且像童話里說的那樣,穿破鐵鞋也心甘情愿。還有那個蜜修斯,她是多么可愛呀!”


別洛庫羅夫慢慢騰騰地大談時代病——悲觀主義。他說得振振有詞,那種口氣就好像我在跟他辯論似的。要是一個人坐在那里,高談闊論,又不知道他什么時候才走,這時你的心情遠比穿過幾百俄里荒涼、單調、干枯的草原還要煩悶。


“問題不在悲觀主義還是樂觀主義,”我惱怒地說,“問題在于一百個人當中倒有九十九個沒有頭腦!”


別洛庫羅夫認為這話是說他的,一氣之下就走了。



“公爵在瑪洛焦莫沃村作客,他向你問候,”麗達不知從哪兒回來,脫著手套,對母親說,“他講到了許多有趣的事情……他答應在省地方自治局代表會議上再一次提出在瑪洛焦莫沃村設立醫務所的問題。不過他又說希望不大。”這時她轉身對我說:“對不起,我又忘了,您對這種事是不會感興趣的。”


我感到氣憤。


“為什么不感興趣?”我問,聳聳肩膀,“您不樂意知道我的看法,但我敢向您保證,這個問題我倒是很感興趣。”


“是嗎?”


“是的。依我看,瑪洛焦莫沃村完全不需要醫務所。”


我的氣憤傳到她身上。她看我一眼,瞇起眼睛,問道:


“那么需要什么呢?風景畫嗎?”


“風景畫也不需要。那里什么都不需要。”


她脫掉手套后拿起一份郵差剛送來的報紙。過一會兒,她顯然克制住自己,小聲說:


“上星期安娜難產死了,如果附近有醫務所的話,她就會活下來。我以為,風景畫家先生們對此應有明確的看法。”

“我對此有十分明確的看法,請您相信,”我回答說,但她用報紙擋住我的視線,似乎不愿聽我的,“依我看,醫務所、學校、圖書館、藥房等等,在現有的條件下只有利于奴役。人民被一條巨大的鎖鏈捆住了手腳,而您不去析斷這條鎖鏈,反而給它增加許多新的環節——這就是我的看法。”


她抬頭看我一眼,嘲諷地一笑。我繼續說下去,竭力抓住我的主要思想:


“問題不在于安娜死于難產,而在于所有這些安娜、瑪芙拉和佩拉吉婭從早到晚彎著腰干活,力不勝任的勞動害得她們老是生病,她們一輩子為挨餓和生病的孩子担心,一輩子害怕死亡和疾病,一輩子求醫看病,未老先衰,面容憔悴,在污穢和臭氣中死去。她們的孩子長大了,又重復這老一套。幾百年就這樣過去了,千千萬萬的人過著豬狗不如的生活——只為了一塊面包,成天担驚受怕。他們的處境之所以可怕,還在于他們沒有工夫考慮自己的靈魂,顧不上自己的形象和面貌。饑餓、寒冷、本能的恐懼,繁重的勞動,像雪崩一樣堵住了他們精神生活的道路。而只有精神生活,才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標志,才是他唯一的人生追求。您到他們中間去,用醫院和學校幫助他們,但您這樣做并不能使他們擺脫束縛,恰恰相反,您卻進一步奴役他們,因為您給他們的生活增加了新的偏見,您擴大了他們的需求范圍,且不說為了買斑螫膏藥和書本,他們就得給地方自治會付錢,這就是說,他們得更辛苦地干活才成。”

“我不想跟您爭論,”麗達放下報紙說,“這一套我早聽過了。我只想對您說一句:不要袖手旁觀。的確,我們并不能拯救人類,而且在許多方面可能犯錯誤,但是我們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我們是正確的。一個有文化的人最崇高最神圣的使命是為周圍的人們服務,所以我們盡我們的能力這樣做。您不喜歡這個,不過一個人做事本來就無法叫人人都滿意的。”

“說得對,麗達說得對,”母親附和道。


有麗達在場她總有點膽怯,一面說話,一面不安地察看她的臉色,生怕說出多余的或者不恰當的話。她也從來不反對她的意見,總是隨聲附和:“說得對,麗達說得對。”


“教農民讀書識字,散發充滿可憐的說教和民間俗語的書本,設立醫務所,這一切既不能消除愚昧,也不能降低死亡率,這正如你們家里的燈光不能照亮窗外的大花園一樣。”我說,“您并沒有給他們任何東西,您干預他們的生活,其結果只能使這些人生出新的需求,為此付出更多的勞動,”


“哎呀,我的天哪,可是人總得干些事情!”麗達惱火地說,聽她的語氣可以知道,她認為我的議論毫無道理,她鄙視它們。


“必須讓人們從沉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我說,“必須減輕他們的重負,給他們喘息的時間,使他們不致于一輩子都守著爐臺和洗衣盆,或者在田野里干活,使他們也有時間來考慮靈魂和上帝,能夠更廣泛地發揮出他們精神上的才能。每一個人在精神活動中的使命是探求真理和生活的意義。一旦您使他們那種笨重的牲口般的勞動成為不必要,一旦您讓他們感到自己的自由,到那時您將看到,您的那些書本和藥房其實是一種嘲弄。既然人意識到自己真正的使命,那么能夠滿足他們的只有宗教、科學和藝術,而不是這些無聊的東西。”


“從勞動中解放出來!”麗達冷笑道,“難道這是可能的?”


“可能的。您可以分担他們的部分勞動。如果我們,全體城鄉居民,無一例外地同意分担他們旨在滿足全人類物質需要的勞動,那么分到我們每個人頭上的可能一天不超過兩三小時。請您設想一下,如果我們,全體富人和窮人,一天只工作三小時,那么其余的時間我們都空閑了。請再設想一下,為了更少地依靠我們的體力,為了減輕勞動,我們發明各種代替勞動的機器,并且盡量把我們的需求減少到最低限度。我們鍛煉自己,鍛煉我們的孩子,讓他們不怕饑餓和寒冷,到時候我們就不會像安娜、瑪芙拉和佩拉吉婭那樣,成天為孩子們的健康担驚受怕了。您想一想,我們不看病,不開藥房、煙廠和酒廠——最后我們會剩下多少富裕的時間啊!讓我們大家共同把這閑暇的時間獻給科學和藝術。就像農民有時全體出動去修路一樣,我們大家也全體出動,去探求真理和生活的意義,那么——對此我深信不疑——真理會很快被揭示出來,人們就可以擺脫那種經常折磨人、壓抑人的恐懼感,甚至擺脫死亡本身。”

“不過,您是自相矛盾的,”麗達說,“您口口聲聲‘科學’,‘科學’,可您又否定識字教育。”


“在人們只能讀到酒店的招牌、偶爾看到幾本讀不懂的書本的情況下,識字教育又能怎么樣?這樣的識字教育早從留里克(據編年史記載,留里克為公元九世紀的諾夫哥羅德大公,留里克王朝的奠基人。)時代起就延續下來,果戈理筆下的彼得魯什卡早就會讀書認字了,可是農村呢,留里克時代是什么樣子,現在還是什么樣子。我們需要的不是識字教育,而是廣泛地發揮精神才能的自由,需要的不是小學,而是大學。”

“您連醫學也反對。”


“是的。醫學只有在把疾病當作自然現象加以研究,而不是為了治療的情況下,才是必需的。如果要治療的話,那也不是治病,而是根治病因,只要消除體力勞動這一主要的病因,那就不會有病。我不承認有什么治病的科學,”我激動地繼續道,“一切真正的科學和藝術所追求的不是暫時的局部的目標,而是永恒的整體的目標——它們尋求真理和生活的意義,探索上帝和心靈。如果把它們同當前的需要和迫切問題拉扯在一起,那么它們只能使生活變得更加復雜、更加沉重。我們有許多醫生、藥劑師、律師,識字的人很多,可是沒有一個生物學家、數學家、哲學家和侍人。全部聰明才智和精神力量,都耗費在滿足暫時的、轉眼即逝的需要上……我們的學者們、作家們和藝術家們在辛勤工作,多虧他們的努力,人們的生活條件一天比一天舒適,人們的物質需求不斷增長,與此同時,離真理卻十分遙遠,人依舊是最貪婪兇殘、最卑鄙齷齪的動物。事物發展的趨向是,人類的大多數將退化,并永遠喪失一切生活能力。在這樣的條件下,藝術家的生活是沒有意義的,他越是有才能,他的作用就越令人奇怪、不可理解,因為實際上他的工作不過是供兇殘卑鄙的禽魯消遣,是維護現行制度的。所以我現在不想工作,將來也不工作……什么都不需要,讓地球毀滅去吧!”

“蜜修斯,你出去,”麗達對妹妹說,顯然認為我的言論對這樣年輕的姑娘是有害的。


任妮亞不悅地看看姐姐和母親,走了出去。


“有些人想為自己的冷漠辯解,總是發表這類妙論。”麗達說,“否定醫院和學校,比給人治病和教書容易得多。”


“說得對,麗達說得對,”母親附和道。

“您威脅說不再工作,”麗達接下去說,“顯然您把自己的工作估計得很高。我們別爭論了,反正我們永遠談不到一塊兒去,因為您剛才那么鄙薄地談到的圖書館和藥房,即使很不完備,我也認為它們高出于世界上所有的風景畫。”說到這里,她立即對著母親,用完全不同的語氣說:“公爵自從離開我們家后,人瘦了許多,模樣大變了。家里人要把他送到維希(法國療養城市。)去。”


她對母親談起公爵的情況,顯然是不想跟我說話。她滿臉通紅,為了掩飾自己的激動,她像個近視眼似的,把頭低低地湊到桌子跟前,裝作看報的樣子。我的在場使人難堪。于是我告辭回家。



外面很靜。池塘對岸的村子已經人睡,看不到一絲燈光,只有水面上朦朦朧朧地倒映著暗淡的星空。任妮亞一動不動地站在大門前的石獅旁,等著我,想送送我。


“村里人都睡了,”我對她說,竭力想在黑暗中看清她的臉,卻看到一雙憂傷的黑眼睛定定地望著我,“連酒店掌柜和盜馬賊都安然入睡了,我們這些上流人卻在互相嘔氣,爭論不休。”


這是一個凄涼的八月之夜,之所以凄涼,困為已經透出秋意。蒙著紫氣的月亮慢慢升起,朦朧的月光照著大路和大路兩側黑沉沉的冬麥地。不時有流星墜落下去。任妮亞和我并排走在路上,她竭力不看天空,免得看到流星,不知為什么她感到害怕。


“我覺得您是對的,”她說,在夜間的潮氣中打著冷顫,“如果人們同心協力,獻身于精神活動,那么他們很快就會明了一切。”

“當然。我們是萬物之靈。如果我們當真能認識到人類天才的全部力量,而且只為崇高的目的而生活,那么我們最終會變成神。然而這永遠是不可能的:人類將退化,連天才也不會留下痕跡。”


大門已經看不見,任妮亞站住了,急匆匆跟我握手。


“晚安,”她打著哆嗦說,她只穿一件襯衫,冷得瑟縮著,“明天您再來。”

想到只剩下我一個人,生著悶氣,對己對人都不滿意,我不禁感到害怕。我也竭力不去看天上的流星。


“再跟我待一會兒,”我說,“求求您了。”

我愛任妮亞。我愛她也許是因為她總來迎我,送我,因為她總是溫柔而欣喜地望著我。她那蒼白的臉,嬌嫩的脖頸,纖細的手,她的柔弱,閑散,她的書,是多么美妙而動人!那么,智慧呢?我懷疑她有杰出的才能,但我贊賞她的眼界開闊,也許這是因為她的許多想法跟嚴肅、漂亮、卻不喜歡我的麗達完全不同。任妮亞喜歡我這個畫家,我的才能征服了她的心。我也一心只想為她作畫,在我的幻想中,她是我嬌小的皇后,她跟我共同擁有這些樹林、田野、霧召和朝霞,擁有這美麗迷人的大自然,盡管在這里我至今仍感到極其孤獨,像個多余的人。


“再待一會兒,”我央求道,“求求您了。”

我脫下大衣,披到她冰涼的肩上。她怕穿著男人的大衣可笑、難看,便笑起來,把大衣甩掉了。趁這時我把她摟在懷里,連連吻她的臉、肩膀和手。


“明天見!”她悄聲說,然后小心翼翼地擁抱我,似乎怕打破這夜的寧靜,“我們家彼此不保守秘密,我現在應當把一切都告訴媽媽和姐姐……這是多么可怕!媽媽倒沒什么,媽媽也喜歡您,可是麗達……”


她朝大門跑去。


“再見!”她喊了一聲。

之后有兩分鐘時間我聽到她在奔跑。我已不想回家,再說也沒有必要急著回去。我猶豫地站了片刻,然后緩步走回去,想再看一眼她居住的那幢可愛、樸素、古老的房子,它那閣樓上的兩扇窗子,像眼睛似地望著我,似乎什么都知道了。我走過涼臺,在網球場旁邊的長椅上坐下。我處在老榆樹的蔭影中,從那里瞧著房子。只見蜜修斯住的閣樓上,窗子亮了一下,隨后漾出柔和的綠光——這是因為燈上罩著罩子。人影搖曳……我的內心充溢著柔情和恬靜,我滿意自己,滿意我還能夠有所眷戀,能夠愛人。可是轉念一想,此刻在離我幾步遠的這幢房子的某個房間里,住著那個并不愛我、可能還恨我的麗達,我又感到很不痛快。我坐在那里,一直等著任妮亞會不會走出來,我凝神細聽,似乎覺得閣樓里有人在說話。

大約過了一個小時,綠色的燈光熄滅了,人影也看不見了。月亮已經高高地掛在房子上空,照耀著沉睡的花園和小路。屋前花壇里的大麗花和玫瑰清晰可見,好像都是一種顏色。天氣變得很冷。我走出花園,在路上揀起我的大衣,不慌不忙地回去了。

第二天午后,我又來到沃爾恰尼諾夫家。通往花園的玻璃門敞開著。我坐在涼臺上,等著任妮亞會突然從花壇后面走到球場上來,或者從一條林蔭道里走出來,或者能聽到她從房間里傳來的聲音。后來我走進客廳和飯廳。那里一個人也沒有。我從飯廳里出來,經過一條長長的走廊,來到前廳,然后又返回來。走廊里有好幾扇門,從一間房里傳來麗達的聲音。


“上帝……送給……烏鴉……”她拖長聲音大聲念道,大概在給學生聽寫,“上帝送給烏鴉……一小塊奶酪……誰在外面?”她聽到我的腳步聲,突然喊了一聲。


“是我。”


“哦!對不起,我現在不能出來見您,我正在教達莎功課。”


“葉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可在花園里?”


“不在,她跟我妹妹今天一早動身去奔薩省我姨媽家了。冬天她們可能到國外去……”她沉吟一下這樣補充說。“上帝……送給烏鴉……一小塊奶酪……你寫完了嗎?”


我走進前廳,萬念俱灰地站在那里,望著池塘,望著村子,耳邊又傳來麗達的聲音:


“一小塊奶酪……上帝給烏鴉送來一小塊奶酪……”


我離開莊園,走的是頭一次來的路,不過方向相反:先從院子進入花園,經過一幢房子,然后是一條極樹林蔭道……這時一個男孩追上我,交給我一張字條。我展開念道:


我把一切都告訴姐姐了,她要求我跟您分手。我無法不服從她而讓她傷心。愿上帝賜給您幸福,請原諒我。但愿您能知道我和媽媽怎樣傷心落淚。

然后是那條幽暗的云杉林蔭道,一道倒塌的柵欄……在田野上,當初黑麥正揚花,鵪鶉聲聲啼叫,此刻只有母牛和絆腿的馬兒在游蕩。那些山坡上,東一處西一處露出綠油油的冬麥地。我又回到平常那種冷靜的心境,想起在沃爾恰尼諾大家講的那席話不禁感到羞愧,跟從前一樣我又過起枯燥乏味的生活。回到住處,我收拾一下行李,當天晚上就動身回彼得堡去了。


此后我再也沒有見到沃爾恰尼諾夫一家人。不久前的一天,我去克里米亞,在火車上遇見了別洛庫羅夫。他依舊穿著緊腰長外衣和繡花襯衫。當我問到他的健康狀況,他回答說:“托您的福了。”我們交談起來。他把原先的田莊賣了,用柳博芙·伊凡諾夫娜的名義又買了一處小一點的田莊。關于沃爾恰尼諾夫一家人,他談得不多。據他說,麗達依舊住在舍爾科夫卡,在小學里教孩子們讀書。漸漸地她在自己周圍聚集了一群同情她的人,他們結成一個強有力的派別,在最近一次地方自治會的選舉中“打垮了”一直把持全縣的拉巴金。關于任妮亞,別洛庫羅夫只提到,她不在老家住,不知她如今在什么地方。

那幢帶閣樓的房子我早已開始淡忘,只偶爾在作畫和讀書的時候,忽然無緣無故地記起了閣樓窗口那片綠色的燈光,記起了我那天夜里走在田野上的腳步聲,當時我沉醉于愛情的歡欣,不慌不忙地走回家去,冷得我不斷地搓手。有時——這種時刻更少——當我孤獨難耐、心情郁悶的時候,我也會模模糊糊地記起這段往事,而且不知什么緣故,我漸漸地覺得,有人也在想念我,等待我,有朝一日我們會再相逢的……

蜜修斯,你在哪兒?


一八九六年四月


選自《帶閣樓的房子》 吉林美術出版社

2015-08-23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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