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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我目睹的中華民國
王蒙:我目睹的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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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炎黃春秋》2015年第4期

我個人始終認為,當社會上廣泛唱起《吉普車上的女郎》《夫妻相罵》的時候,當“趙家莊的好姑娘”與“在森林和原野是多么逍遙”的歌曲,當新疆維吾爾族民歌與“太陽落山明朝依舊爬上來”也為革命所用的時候,中華民國這個政權確實是“氣數已盡,無力回天”了。

日偽時期

提起中華民國,對不起,我首先想到的是日偽的“中華民國”,原因是日偽政府仍然自稱中華民國,仍然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執政黨”仍然名為國民黨。不同之處是“國旗”上加一個小黃條,上書“和平反共救國”字樣。“和平”,意味著漢奸路線,不準抗日;“反共”,以此標榜,耐人尋味。回想起1942年3月日偽當局在華北推行的窮兇極惡的“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第一條口號就是“我們要剿滅共匪,肅正思想”,當時我是小學三年級學生,學校緊緊張張地要求我們背誦,說背不下來就有可能被“帶走”,可以看出日偽勢力是如何地視中共為心腹大患,為頭號敵人。有意思的是,正是這種敵偽口號為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重要作用做了鐵證。

還有令人困惑的事。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下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后,原汪記的漢奸國民黨黨部立即在報紙上發表《告同胞書》,大張旗鼓、大言不慚地慶祝抗日戰爭勝利,并高喊“蔣總裁萬歲”。原來說的是“汪主席”“陳(公博)主席”如何如何,眼也不眨,立馬換成了“蔣總裁”,讓少年的我大惑不解。此后,未見到處理汪記國民黨機構的任何后續消息。

民國時期的語匯與官銜

后來報上出現了關于國府“接收大員”的報道。國民黨貪官污吏當了大員以后頤指氣使,化公為私,什么“五子(房子、車子、票子、兒子、金條子)登科”啦,什么發國難財、接收財、娶接收夫人抗戰夫人(把淪陷區的夫人拋棄娶新夫人)啦,不一而足,這些事情,在報紙上爆料,使人深感失望。

大員,這是民國時期對于官員的一種說法。那時說到高一點兒的官員,還有要員、要人一類名詞,對他們絕對不叫領導也不叫首長,而叫上峰、長官、×座(如局長就叫局座,主任就叫主座),夸獎一個官員時說他“忠黨愛國”,說部級副職時不叫副部長,叫次長,說到“匯報”,絕對只能叫“報告”。國民黨的各級委員會叫黨部,絕對不叫什么省、市、縣委員會。而那些不學無術的國民黨政工干部,被輿論稱為“黨棍子”,國民黨召開的動員會長官講話會被稱為“精神訓話”,某些會議開始時的默哀,日偽時期稱作“默禱”,國府時期稱作“靜默”。這些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但很多詞兒如領導、任務、組織、首長、匯報、總結、經驗、教訓、坦白、從嚴、從寬、貫徹、摸情況……都是解放區的詞兒,國府控制區絕少用這樣的詞兒。現今一些描寫民國時期的電視劇,一聽里邊的對話我就幾乎暈倒,因為只要說上三句話就露餡了,劇中我黨的諜報人員等于不打自招,國民黨方面的人員也似乎是剛剛受過解放區的“洗腦”的“新生”人員,國共雙方諜報人員滿嘴都是老解放區的名詞。

此外,其時將公務人員與教育界供職者稱為“公教人員”,大體上是指工薪階層的白領。民國時期稱呼男人為先生、×公、公子、少爺、老爺、老板,稱呼女人為小姐、太太、老板娘。小學時稱老師為“老師”,中學以后稱“先生”(不分男女),稱班主任為“級任老師”。稱呼商家為“掌柜的”,稱呼服務員為“侍應生”“跑堂的”,稱呼管家、幕府人員、秘書等為“師爺”,稱呼會計、出納為“賬房先生”,說到妓女稱為“窯姐”,說到小偷扒手稱為“小捋”,公安局叫警察局,派出所叫“段”上,女仆叫“老媽子”,男仆叫“聽差”,家務勞動介紹機構叫“媽媽店”,機關學校的勤雜人員叫“管役”,這些用詞與解放區、新中國的稱謂完全不一樣,差遠了去啦。

1945年后國府有一項措施,我覺得很重要也很正確,他們招募一批語文教師去臺灣推廣國語,我最敬愛的小學老師華霞菱女士就是這樣去的臺灣。可以想象此舉對于國家民族的意義。1987年華老師來北京探親,1993年我去臺灣開會,都與老師見了面,是新加坡友人傅春安先生(歌星包娜娜之夫)幫我在臺灣找到的華老師。

民國報刊

當時北京有三家報紙我印象深刻:一是國民黨黨報《華北日報》,銷路很差;二是民營報紙《平明日報》,銷路不錯,副刊上看到過蕭乾、焦菊隱的文章;三是日偽時留下的《實報》,小開張,人稱“小實報”,八卦新聞多,主編管翼賢,解放后1950年代以漢奸罪被處決。“小實報”的版面至少有三次給我留下了印象,一個是日本發動突襲珍珠港后,宣布開始了“大東亞戰爭”,《實報》上登載有什么人搖旗助威慶賀(后隨著戰況失利日方更名此戰為“保衛東亞戰爭”)。二是詳細報道了槍決漢奸、間諜金壁輝即川島芳子的情況,說什么金被處決前要求換上一身素白衣裳,被國府執法人員拒絕。三是報道冬季慈善粥廠開張的消息。我那時還能見到在天津出版的《大公報》,1946年舊政協會議達成停戰協議(沒能執行),《大公報》用頭版通欄刊登四個特號大黑字“停戰令下”,非常醒目。

說起民國的期刊,日偽時期不能不提到《三六九畫報》,即每月陽歷三日、六日、九日,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出版的娛樂小刊,封面多是名伶,即京劇坤角,如言慧珠等的黑白照片。該刊版面上我有興趣的內容有鄭證因的《鷹爪王》,叫作“技擊小說”,沒有叫武俠小說,還有白羽的武俠小說《十二金錢鏢》。此畫報社舉辦過短篇小說大賽征文,獲冠軍的小說題名《點絳唇》,是凄婉的愛情故事。

國府時期,有儲安平辦的《觀察》雜志,主張第三條路線,我的印象是它的文字語言比較古雅與學院氣,少年的我讀起來比較吃力。另外在舊中國臨近壽終正寢了,忽然出了一本《太平洋月刊》,主編姓耿,筆名“笑天”,創刊號第一篇文章叫《列寧的叛徒與國父的逆子》,破口大罵完了國民黨再罵共產黨,十分吸引眼球,一下子洛陽紙貴,但沒出幾期,嚴正宣布停辦,未知其詳。

1948年,一家賠本的小報突然別出心裁,發行了套紅號外,聲稱“共軍”的劉伯承等已被“國軍”俘獲。為此,國府有關部門宣布此報造謠傳播失實消息,欺騙讀者,罚他們停刊一周(或更多)。其實,他們正是因為報紙辦不下去了才玩這么一手“奇葩”,光這樣一份號外,已經賺回了不少虧空,你不停它的業,它也早想洗手不干了。

我那時愛看報,許多消息是從報上得來的。1948年年初國民黨召開國民大會,蔣介石當選為大總統,李宗仁當選為副總統,江南一家報紙說蔣中正當選為“小總統”,后來說是經查確系排版緊張所致,沒有政治意圖。“受害人”蔣介石也未提出訴訟,不立案。還有一事,中國國民黨一個機關的牌子被示威學生換成了“中國刮民黨”,于是一批人在報紙上表態,說是該黨受到了嚴重污辱,令人哭笑不得。國民黨暗殺聞一多、李公樸后報上登了許多對嫌犯的審訊消息,居然還大量刊登了他們對聞、李的咒罵,連“嫌犯”的捶胸頓足、情緒激動、流淚喊叫都有報道,似乎是在宣揚“殺之有理”。1946年美軍皮爾遜強奸北大學生沈崇案發生后,各報紛紛連篇累牘地刊登對沈崇的婦科檢查病歷,污七八糟,觀感十分惡劣。1947年四川說發現一個女子楊妹不需要吃飯,國府組織了國家級專家去調查,后來報上登的調查結果是在她肛門上發現有食物殘渣,說明她不是不吃飯。為此引起媒體冷嘲熱諷,說國民政府主導的我國科學專家的最大科研成果竟是人類必須吃飯才能生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關于郝鵬舉的報道令人難忘。郝鵬舉是個有名的變色龍,他在國共日偽之間來回反水。1946年年初,民國方面的媒體報道郝鵬舉的日偽軍部隊要從“共軍”處反正投靠蔣軍了,可是沒幾天說是沒有此事,并說是郝受到共軍高級將領的看望宴請云云,個把月后又大張旗鼓地報道,說是郝司令當真投蔣了,數周后,卻是郝司令被共軍槍決了。

民國時期的報紙有一套專門語言,戰事失利撤退,叫“轉移陣地”,學生在游行示威中被打死,叫“自行失足”,其實“自行失足落水”的說法早就受到過魯迅的聲討。那時的報紙還有一個說法,將大學生中致力于反蔣的學生稱為“職業學生”,即他們不是學生,而是以學生的身份打掩護,專搞顛覆國民黨政權的。根據我個人對舊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的了解,“職業學生”實屬罕見,相反,地下黨的要求是進步學生首先必須學好功課,才能在同學當中樹立威信。倒是有幾個“職業教師”,例如華北局城市工作部學校工作委員會的負責人楊伯箴同志,解放前在北平的身份是某校童子軍教員。楊后來担任過北京師范學院院長,外交學院院長等職。

物價奇聞

日本剛投降時,萬民歡騰,日軍家屬僑民狼狽返日,他們變賣家產,物價狂跌,百姓充滿希望。但是很快,國民黨法幣與關金(國民黨在東北發行的貨幣)貶值,物價上漲,后來上漲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一兩小時糧價變一次,晚上比早上不知翻多少倍。房租也只好以值多少袋面粉計算,因為錢幣轉眼變成廢紙。老板雇工有時也用袋裝面粉發工資。

前不久播出的電視劇《北平無戰事》,其中用金圓券代替法幣的事,那是1948年了,我記憶猶新。由國民政府限價,以某天為標準,一分不許漲。當時我已是高中學生,學校旁邊有“老牛奶廠”門市部,家里給了我一點錢,我去喝點奶,雖然沒漲價,但是越賣越摻水,奶也是越給越少,最后干脆永久打烊。

南溝沿往北就是北溝沿,現名趙登禹路,北溝沿與南溝沿(即今佟麟閣路,佟麟閣與趙登禹都是國軍高級將領中的抗日烈士)交接處,被稱為“小市”。隨著物價飛漲,小市那邊出現了一批穿著長衫,手里叮叮當當地撞擊著兩枚銀圓的小販,嘴里念叨著:“買倆賣倆”,收購并兜售銀圓,賺取差價與高價波動帶來的利益。銀圓多稱“袁大頭”,是袁世凱時代發行的金屬貨幣,上有袁的浮雕半身像。還有一種銀圓,浮雕是孫中山的全身像,被稱作“站人兒”銀圓,與“袁大頭”相區別,后者行情一直高于前者。除了銀圓販子以外,在街邊逡巡的就是些家有一點銀圓的市民,多半是婦女和老人,也加入到此種生意中來。人越是窮,越要想盡一切辦法給自己的財產保值,做著投機賺錢的白日夢。

百姓生活

那時失業人口極多,我們家住的西四小絨線胡同一帶大多數人都沒正經工作。有房的人家出租一兩間,勉強維持生活。再有就是過往略有積蓄的人,靠賣上一輩的遺物維持生活。我不止一次聽到這些鄰居祈禱上蒼,希望給自己以機會撿到一個裝滿大票子的皮夾。

那年月到處是垃圾堆,我在西四、西單、東單、北溝沿都見過大垃圾堆,蒼蠅嗡嗡叫,惡臭撲鼻,小孩子在上面撿煤核,有時撿到殘羹剩飯,就吃了。報上經常出現“由于誤食垃圾魚頭一家人慘死”一類的消息。1946年年初我11歲,參加了國府第11戰區政治部舉行的中學生演講比賽,我當時就說:“看看垃圾堆上拾煤核的小朋友們,國父(孫中山)提出的民生主義哪里去了?”我的演講稿得到了當時在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任中共代表的葉劍英同志身邊工作人員李新同志的指導。由于我的講話的調門不符合主辦者的要求,雖然我的演講反響最熱烈,連一個主持發獎儀式的軍官都說“王蒙那個小孩講話聲如洪鐘”,可是仍然只給了我第三名。

北平一解放,沒過幾天,解放軍就用車拉走了所有市內的垃圾堆,真是說干就干,立竿見影,贏得了民心。

當時一般人是進不起飯館的。人們買了食品,如燒餅油條等,都小心極了,生怕被饑民從手里奪走,他們啐了吐沫,你搶回來也不想再吃了。我記得我所接觸的多數人家都沒有床,最好的是用條凳搭板當床。當時臭蟲橫行,經常在夜里打開燈進行捉臭蟲大戰,旅館墻上也到處是臭蟲血跡。絕大多數人家也沒有洗澡設施,最多是弄一盆溫水擦拭一下。當然,社會上有澡堂子,一兩個月才去洗一次,熱水撩到身上,用手指一搓,下來的都是泥股截。

當時北京的大街是柏油路面,胡同里都是土路,俗話說“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我解放后在鐘敬文教授家中看到過一幅字,上面有一句說的是在北京的生活感受:“日日好春風里過,教人梅雨憶家鄉”,意為北京的風水劣過江南的梅雨。那時北京下水道問題嚴重,大雨后有些地方水可沒膝。雨后到處是蜻蜓,入夜則是螢火蟲到處飛舞。那時候螢火蟲多除了生存條件與此后不同以外,主要是由于電力少,常常停電,供電時貧民也舍不得開燈,給了螢火蟲光芒四射的機會。小汽車很少,公共交通靠有軌電車,車上擠得連門窗上都扒著人。這種場面我1999年去印度訪問時又看到了。我們那時青少年普遍不買票,想買票也買不成。

當時賣一種大眼兒窩頭,非常大,用刀切下來稱斤賣。高級點兒的賣大油餅,一二尺長,切條賣。更高級的有豆面丸子炸豆腐泡,帶湯,撒上芫荽末、五香粉、鹽、醬油。早點除了豆漿,喝杏仁茶很普遍。

家里有了病人,像我家的水平,一是煮掛面,一是沖藕粉,上醫院都是有相當層次的。我的一個親戚,孩子發燒到39度多,沒錢看,眼瞅著死了。當時醫院多是教會的,醫務人員穿著像修女。河北高中組織過透視,醫生護士說話用外語,別人都通過了,讓我復查,嚇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記得那時當鋪很多,我家不遠就有“永存當”,我牙疼,父親帶我看牙,他讓我等會兒,說進去取點兒錢,從當鋪出來他的禮帽沒了,我問“你帽子你帽子……”,他不回答。后來有一次,我指著這家當鋪對母親和其他朋友說:“我爸就在這兒領薪水。”母親直掐我,我不知做錯了什么。

民國街頭,刺激人的還有乞丐的群相。我們居住的胡同里常有一個赤裸著上半身的女丐帶著一個小女兒行乞,她的表現被認為是瘋癲,有時小學生下學時看到她們,一些淘氣的孩子就七嘴八舌地叫:“瘋子,瘋子!”這時女丐會慘叫一聲嚇得所有的路人瘋跑。我不懂為什么那時候的孩子完全不懂得同情貧民與弱者。

有一種叫作“叫街”的乞丐,他們走的是駭人聽聞的自我施暴苦肉強討路線,見了他們估計有錢可給的乞討對象,就用磚頭砸破自己的腦袋,砸青自己的胸口,甚至用利刃劃開自己的臉面,血流滿面地跪下乞討。令人不寒而栗。

還有一種乞丐,寒冬臘月,破衣爛衫,天色已晚,他睡到你家門口,嚇得居民趕緊掏錢送食物,只求可憐人不要死在自家門前。

再有就是各種生理畸形或殘疾的乞討者,慘不忍睹。

這樣的乞丐群相,我的感覺是歷史通過他們在進行發動人民大革命的動員課,傾情發力,號召顛覆造反。一個國家,能夠這樣混下去嗎?這里不發生,這時不發生一個天翻地覆的革命,難道能發生什么溫柔美麗的沙龍派對嗎?

現在重溫那時的北平舊照片,蕭疏、陳舊、破爛、貧窮、饑餓,搖搖欲墜,是徹骨的絕望感。當然也令人發思古之幽情,例如城墻、牌坊、灰瓦頂子、平房、四合院,還有那時不擁擠,全北平只有200萬人,而現在是2000多萬人,等等。再說懷舊就是懷自己的少年時代啊,誰能毫無這種向后看的波動呢?王朔有言,如果你是在監獄里長大的,中老年以后,你也會對監獄有所懷念的。但當時的我們恨不得引爆舊世界,把舊北平徹底翻一個個兒,《國際歌》的詞兒叫“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終于等到到處是高樓大廈了,又會懷戀舊日的某些特色或遺憾于某些舊日圖景的失落。文化就是這樣的,生命就是這樣的,時時在失去,時時在創造積累。當然,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憤然!同時文化與生命時時在發展,時時帶來希望,也帶來新的挑戰與不安。您不可能有多么踏實,您甭想著有多么舒坦……

學校經歷

1945年我跳班上平民中學(今四十一中)初中,校長常蘊璞(字玉森)是國民黨市黨部委員,他工作非常負責,督導大家背“總理遺囑”,多次在大會上講“管學生必須體罚,一定要造成不守紀律孩子的肉體痛苦”。有時上課,我忽然聽到后邊啪啪打耳光的聲音,異常恐怖,我們都不敢回頭看,那是校長從后門悄悄進來,大打出手,打那些他認為不守紀律的學生。

南溝沿有一個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機構,一天級任老師通知我們班幾個功課好的同學去那里座談。我年齡小,一聲沒吭,聽見幾個大個兒學生提意見,說三青團員凈是歪戴著帽子的紈绔子弟,和小流氓一樣,給人印象不好。

我隨后唾棄了三青團,去追求革命追求左翼思潮。我在國會街北大四院欣賞了大學生們演出的《黃河大合唱》,只覺得是驚天動地、氣貫長虹,左翼意識形態尤其是文藝的氣勢壓得國民黨根本沒有招架之力。

1946年,我所在的平民中學,現北京第四十一中學,通知全體同學收聽市社會局局長溫崇信的講話。他是公鴨嗓,南腔北調,全部腐朽透頂的國民黨套話,沒說一句明白話,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根本不會說“人話”,連我父親在家聽了此人講話也完全目瞪口呆,莫名其妙。我后來得出一個結論,一個政權要完蛋,首先表現在語言上的撐不起門面來,簡單地說,就是說不成一句人話。

當時的平民中學給我印象深的是音樂教員喬書子(音),他一面教著我們課一面晚間演出著歌劇,人的樣子也極帥氣。他自己也作曲作詞,如“第一次的春雨,只是幾滴,像少女第一次的眼淚,我問你,什么是你第一次的悲哀呢?”據說,他也可以教授“國文”。平民中學的校歌詞曲也是他作的,唱的是“你是智慧的海,你是真理的燈”,追求高遠。

教學樓前有幾株大合歡樹,一到放暑假的時候,紅花盛開,著實難忘。

高中時我上了河北高中(簡稱“冀高”)。這個學校有革命的傳統,“一二·九”運動中,河北高中的許多學生參加了以大學生為主的游行。榮高棠、康世恩等都曾在這個學校就讀。1948年4月17日河北高中學生自治會成立,校內的中統特務和國民黨警察局配合,大打出手,一次就逮捕30多個學生自治會人員,使學校進步力量受到打擊。為此,我的地下黨單線領導人對于我與另一位進步學友雙雙考入河北高中,補充進去,深為滿意。我們的考入,使冀高增加了一個地下黨的平行支部。冀高原校址現在是地安門中學,該校至今以每年4月17日為校慶。

我在冀高時,用復寫方法辦了一個刊物《小周刊》,手抄的,抨擊社會不公,被校長穆庚寅找去談話,說是辦這種周刊會造成事件,下令取締。但冀高仍有大量黨員與盟員(共產黨外圍組織民主青年聯盟)在活動,有兩個平行的黨支部,以便于與國府周旋。學校也有中統組織,他們以“暮鼓社”名義張貼大字報和“肅清匪諜”一類標語,但誰也不知是誰干的,鬼鬼祟祟。

1948年寒假,河北省教育廳在冀高辦冬令營,伙食糟糕,白水煮蘿卜,沒油,苦的;房間里溫度在零下,有爐子沒煤,冷到極點。年齡大的學生到教室偷桌椅,劈了當柴燒。當時我家也是這樣,冬天洗腳水、尿都會結冰。

1948年冬,北平已被人民解放軍四野和華北野戰軍包圍,國府方面在學校招募“自救先鋒隊”成員,意圖垂死掙扎,與解放軍拼命。后來這些人不戰而潰,受到了人民政府的懲處。

同時以傅作義為首的“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組織了包括軍警憲三方面人士的執法隊,打著執法隊的旗子,開著卡車在大街上橫沖直撞,聲稱遇到“通匪”的“匪諜”,他們有權“就地正法”。

社會見聞

佟麟閣路上有一處警務機構,門口停著一些摩托車,配有穿軍裝的警衛,門內一處大影壁,上書“養天地之正氣,法古今之完人”,社會混亂、民不聊生與偉大口號形成明顯對比,使我對古圣先賢的高論也不免疑惑起來。

當時還有一些類似的高調,動不動就喊“忠勇為愛國之本,孝順為齊家之本”,還有“不成功,便成仁”,“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童子軍的軍訓是“智仁勇”,并用食指、中指、無名指行童子軍禮,我當時就認為,這純粹是自欺欺人,屁用沒有。

那時社會上有少量舞廳,一般人進不起,也不認為那是好地方,當時對舞女的看法就相當于妓女。報上刊登武漢軍政要人妻女與美國人跳舞,突然停電,女性受到猥褻、凌辱、強暴。

說到停電,民意機關參議會開會的時候,參議員們吐槽最多的就是這一點。當時的說法是北平的電力來自冀北電力公司的供應,此公司據說位于唐山一帶,總經理叫鮑國寶。參議員與平民都在召開參議會時大罵鮑先生。解放后突然傳出鮑總是我黨地下黨員的消息,不知其詳。但從1949年2月北平解放以來,停電的事漸漸沒有了。

當時主要的娛樂就是看電影。日偽時期我看過周璇、陳云裳、李麗華、周曼華、梅熹、呂玉堃主演的電影,國府時期更看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萬家燈火》等反映現實的進步電影,并知道了白楊、張瑞芳、陶金、趙丹等明星。

黃宗英主演的第一部影片《追》,我是在一個大禮堂里看的,當時的師大女附中校長石(石石)磊競選參議員,為此,招待一批批師生看電影,一面放電影,一面打幻燈,為石女士競選造勢。我因為年齡小,遠不夠投票標準。

日偽時大煙館都是公開營業,報子胡同和受壁胡同(西四四條、五條)東口就有店,大字寫著“土膏店”,我當時還不知這是什么東西。國府來了以后,這種店立即銷聲匿跡。但私賣毒品的據說仍然不少。有些小販深夜叫賣,家里人告訴我,賣鹵雞與水蘿卜是假,多半是賣大煙的。

日本投降后美軍為了幫助“國軍”受降,從天津塘沽港搶先登陸,那時在北平也能收到美軍的電臺廣播。然后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一些士兵來了北京,為迎接美軍,本來日偽時期規定人車全靠左行,突然改成了靠右行駛。

在華北局城市工作部領導下,北平的學生運動如火如荼。北大學生自治會辦的孑民圖書館,位于祖家街的北大工學院學生自治會辦的六二圖書館,都提供了大量進步書籍,其中有解放區出版的趙樹理、康濯、馬烽等人的作品。

流行歌曲與進步歌曲

當時流行歌曲很盛行。有一個歌是《三輪車上的小姐》,說的是美國兵雙人吉普車上的女郎,這么說的:“三輪車上的小姐真美麗,西裝褲子短大衣……”其中有一句是“露出了白肚皮”。1948年年底,歌曲《夫妻相罵》流行全國,第一段是女的罵男的,“也沒有金條也沒有金剛鉆,簡直像殯儀館”;第二段是男的罵女的,“這樣的女人簡直是原子彈”;第三段是房東罵夫妻,“你們搬了來,天天都不安,不是男的叫,就是女的喊,這樣的家庭簡直是瘋人院”。對于少年的我來說,我覺得這個社會已經病入膏肓,這兩個歌就是中華民國的挽歌、送葬曲。

另一首頗有民國特色的歌是“我的心里兩大塊,左推右推推不開”,“我在前面走,你在后面跟,要想回頭看又怕難為情”,唱完兩段以后是打口哨,當時的感覺是小流氓唱的。至于周璇的歌,乃至于《夜來香》之類的歌,就算極好的了。

藝術歌曲也有,郎毓秀唱黃自作曲的《天倫》,還有趙元任詞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也很受歡迎。

還有兩首歌值得一提。《春天的花是多么香》,現在成了國際比賽香港隊的出場歌,其歌詞本來是小資型的,“春天的花是多么的香,秋天的月是多么的亮,少年的我是多么的快樂,美麗的她不知怎么樣”,現在變了雄壯堂皇的分列式進行曲了。一首歌的命運也如一個人一樣,有它的不確定性,無厘頭性。

解放前夕流行的歌曲中有“山南山北都是趙家莊,趙家莊有一位好姑娘”,這是吳祖光作詞,在香港最先唱出來的,被認為是迎接解放的歌。因為人們設想,山南山北,當然早已經被解放軍占領了。還有一首在學生運動中相當流行的丹麥(一說芬蘭)民歌,“在森林和原野是多么逍遙……”,完全與政治無關,但最后唱道:“不遠了,不遠了,幸福的日子就要來到了”,成為青年學生迎接解放、盼望革命勝利的心曲。我想起美國漢學家費正清的一個論斷,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只局限于若干城市,出城數公里后,就不是國民黨的地盤了。

恰恰是中國,從歷史上就把戰爭的勝負與歌曲聯系起來,項羽兵敗,叫作“四面楚歌”。無怪乎王昆大姐曾經跟我說,一次老區的革命歌唱家聚會,大家激動起來,認為革命戰爭的勝利與革命歌曲的紅火關系極大。我就此話題與原籍河南、后長期在臺灣生活的詩人痖弦交談,痖弦頗為首肯。他說,在臺灣上中學春游時的一個苦惱就是無歌可唱,說要唱一個歌,馬上被警告詞曲作者是共產黨,禁唱,換另一個歌,仍然不行,因為這首歌的作者也已經接受了共產黨的指揮。

在解放前不久,媒體上還發生了批評曲藝演唱靡靡之音的事情,別的曲藝藝人不怎么應聲,好像是連闊如還有曹寶祿對此進行了強力反駁。把社會風氣不好歸咎于大鼓、單弦、墜子,似乎沒什么道理。而想到我國社會風氣不佳時人們的譴責“靡靡之音”的習慣。也頗具特色。

1948年春天,在華北局城工部領導下,平津兩地學生組織了大聯歡,一批王洛賓還有北師大老至誠教授作的邊疆歌曲,《達坂城的姑娘》《喀什噶爾舞曲》《沙里蕻巴唉哎唉》《青春舞曲》等,就是在共產黨組織的這個聯歡中唱火了的。

我個人始終認為,當社會上廣泛唱起《吉普車上的女郎》《夫妻相罵》的時候,當“趙家莊的好姑娘”與“在森林和原野是多么逍遙”的歌曲,當新疆維吾爾族民歌與“太陽落山明朝依舊爬上來”也為革命所用的時候,中華民國這個政權確實是“氣數已盡,無力回天”了。

2015-08-23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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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務總理到修道士
陸徵祥(1871-1949年),字子欣,一作子興,上海人。中國近代著名的天主教人士,也是著名的外交官。他出生于一個基督教家庭,父親是一位基督教新教徒,曾經在倫敦傳教會工作....
高文費而隱 古德潔無華
楊霽園先生是民國時期寧波的一位大儒,一生致力于教育、述著,著作宏豐,在國學、文學等方面成就卓著,更兼他品行方端、至誠至孝,自1940年去世后,鄉人及門生一直追思不息。但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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