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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發   佟德志:美國政治中的實用主義
首發 佟德志:美國政治中的實用主義
燕南園愛思想 佟德志     阅读简体中文版


導 讀

實用主義不僅曾經深深地影響過美國的政治理論,而且,對美國的政治實踐亦有著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有的時候是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出現的,有的時候更表現為意識形態,甚至是直接的政策主張。但作為美國半官方哲學的實用主義,已經滲透到美國政治文化的血液當中,有著持久而廣泛的生命力。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實用主義,誕生在美國,成長在美國,滲透在美國人的思維方式、理論觀念和政治主張當中,甚至可以理解為使美國成為美國的獨特哲學。作為美國的半官方哲學,實用主義在美國政治中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這不僅體現在政治理論上,同時更為明顯地體現在政治實踐當中。實用主義在其他國家,如中國,亦有著一定的影響,但又與美國的實用主義有著很大的不同。

1
實用主義及其在美國的發展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曾經斷言,美國沒有哲學。實際上,這個國家確實缺少法國式的思辨,更注重行動和效用。讓托克維爾想不到的是,美國人就在這種行動和效用的基礎上創立一種哲學流派:實用主義(Pragmatism),其希臘文πραγμα原意就是行動。

實用主義產生于19世紀70年代,逐漸在美國生根發芽;在美國社會發生劇烈轉型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一流派占據主流,成為美國的半官方哲學。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從皮爾斯發展到杜威,完成經典實用議的歷程。杜威之后,實用主義哲學大一統的局面走向完結,呈現出兩種不同的發展趨勢。除了蒯因、古特曼等人的“新實用主義”之外,亦形成了以胡克為代表的實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派別。在之后的語言學轉向當中,亦出現了奎因、普特南等一批思想大師,并在當代哲學界擁有羅蒂、羅爾斯等一批大師級的學者。

查爾斯·皮爾斯(Charles Peirce)在實用主義哲學史上具有開創性地位。在1878年發表的《如何使我們的概念明晰》一文中,皮爾斯從概念出發,系統地論述了“唯有實物的效果導致信仰”等重要的實用主義原則。 皮爾斯的理論20多年無人問津,直到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哲學講演中重又提起,實用主義迅速傳播,掀起了一場“實用主義運動”,深刻地影響了美國改革時代的思想觀念。

實用主義發展到詹姆斯,更加同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改革精神聯系在一起。詹姆斯反對宿命論,號召人們進行改革以改變自己的命運。 詹姆斯實用主義哲學的一個特點是開始追求“調和”。詹姆斯從一只松鼠的爭論出發,認為“實用主義的方法主要是一個解決形而上學爭論的方法,否則爭論就無盡無休。”在1907年寫的《實用主義》一書中他將實用主義定義為“一個快樂的調和主義者”、一個“仲裁人”或“調解者”。

杜威是實用主義發展的一座里程碑,他本人也是實用主義的集大成者。杜威將他對實用主義的理解應用于政治、教育、社會等方面,并奇跡般地在諸多領域取得極高的成就。杜威調和了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創造”出一種新個人主義,取代早期的極端個人主義。在杜威那里,實用主義的政治意義更加突出,他將實用主義哲學視為一種民主哲學。他認為哲學應該成為實現民主的基礎,“為人類實現民主的理論所趨使”。在杜威那里,實用主義哲學同民主政治更加密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深刻地影響了美國的政治思想。

悉德尼·胡克(Sidney Hook)的民主理論在哲學基礎上直接師承他的老師杜威。他將杜威奉為“最偉大的實驗的經驗主義哲學家”、“最偉大的民主哲學家”。胡克將實用主義的經驗主義看作是民主的生活方式的基本價值,并且主張用“明智的方法,批判的科學研究的方法”來協調民主社會由于承認多樣性而產生的沖突。同時,胡克發展了實用主義,開創了實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杜威以后,實用主義逐漸轉向語言哲學,出現了奎因、普特南、古德曼這樣的一些思想大師。但是,這種語言哲學并沒有離開對政治與社會的關注,而是繼承了實用主義的一貫傳統。在當代美國政治哲學領域,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義也仍然為實用主義保留著充足的空間。比如,從羅爾斯由《正義論》到《政治自由主義》的理論轉換,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式自由主義對形而上學的疏離和和向實用主義的回歸。及至當代美國政治哲學的另一位巨擘--羅蒂,則更是通過對羅爾斯新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裁剪,用實用主義把后現代主義和現代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統一起來。有學者甚至明確指出,羅蒂的哲學是“實用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雜燴”。

實用主義在美國生根、發芽,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并非偶然。早在美國初建時期,清教徒務實、奮斗、創新的精神就為實用主義種下了基因,而美國能夠最終崛起為超級大國,也與這種實用主義密切相關。更為真實的是,實用主義與美國社會的多元特征聯系在一起。詹姆斯就曾經明確指出,實用主義是一種“多元事實的哲學”, 這與美國社會的多元特征聯系在一起,更增強了實用主義的生命力。在多元競爭的文化傳統中,很難形成對理想化制度的認同,人們常常注重實際的效果,從此角度上看,注重實際效果的實用主義是美國多元文化發展的歷史必然。

2
實用主義對美國政治理論的影響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實用主義對美國人政治觀念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尤其是作為美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在美國,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保守主義,都或多地帶有實用主義的色彩。實用主義使得美國的政治學更注重實踐和實驗。時至今日,政治科學在美國如火如荼地展開,并且成為政治學研究的主流,也與美國實用主義的影響不無關系。

作為一種學說,實用主義誕生于美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歷史時代:“改革時代”。 同建國初相比,改革時代美國的政治觀念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已從探討國家‘應該是怎樣’(應然)轉變為說明現實政權‘是怎樣的’(實然)以及現政權應如何運作問題”。 實用主義正好契合了西方政治的這種“實然“特征,實用主義能夠在短短的時間內迅速崛起,并長盛不衰,這也是一個主要原因。

實用主義代替了理性主義,成為政治理論的哲學基礎,政治思想更加著眼于現實政治生活中的實際問題。作為一種哲學觀念興起以后,實用主義十分關注將哲學與政治和社會聯系起來,不僅打破了形而上的桎梏,而且對美國的政治與社會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經典實用主義的代表杜威和普特南一致認為,研究的目的就是普特南所說的“人類的繁榮”,建立起自由、民主、寬容、崇尚平等的社會。 在杜威看來,個人態度、公共政策和文化適應策略的變化是逐步朝向更自由和更民主的社會群體發展的三個互相聯系的方面,并促使人在這種社會群體中發展得更完美。

正是因為實用主義的底色,美國的自由主義更少理性主義的色彩,更加務實,更少思辨性,不僅成功地實現了轉型,而且能夠深刻影響美國的政治實踐。運用實用主義,杜威成功地改造了美國的舊自由主義,全面提出了新自由主義的主張;而且,直到今天,包括羅蒂、羅爾斯等在內的一大批自由主義哲學家仍然透露出強烈的實用主義底色。在政治觀念的領域,實用主義直接影響了作為美國主流意識形態存在的自由主義,對傳統個人觀念、自由觀念、民主觀念改造和結果,使得美國產生了一種不同于西歐的“新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不但融合了“集體”與“個人”之間的界線,而且,在重視“消極自由”的同時,也包容了“積極自由”,并試圖將更保守的法治與積極的民主結合在一起,突破了傳統自由主義的桎梏。實用主義強調經驗,新自由主義對民主采取了一種更為友好的態度,并且在民主運作理論上主張演進主義。更難能可貴的是,這種務實、創新的實用主義,能夠不斷突破,以不斷的改革為動力,追求更切實際的目標。

從這種實用主義出發,杜威徹底改造了傳統自由主義,使其成為一種更貼近現實,為政治實踐服務的意識形態。在杜威那里,個人已經不是那種“固定的、現成的、給予的”的個人,而是依托于環境的個人,而新自由主義也“對于有益的法律、政治與經濟制度的正面建設抱有興趣”。 經過改造的新自由主義信奉一種不斷的變革。這一變革既揚棄了絕對主義而信奉“歷史的相對性”,又主張“實驗過程”和實驗的方法,使觀念與政策同現實相符而不是相對。

實用主義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為民主理論的發展提供了指導。美國政治思想史家梅里亞姆譽杜威和詹姆士為“為民主倫理照亮道路的人”。 實用主義對民主理論的影響可見一斑。在實用主義的影響下,美國民主觀念更加務實,也更加靈活。面對民主制度的危機,人們避免了極端化的傾向,更多考慮能夠解決危機的各種途徑,而不是死抱僵硬的教條。美國的民主在各種極端認識中間不斷地依據現實進行調整,不但實現了民主內部種種力量的均衡,而且推動了民主的動態發展。

3
實用主義對美國政治實踐的影響

作為美國的半官方哲學,實用主義對美國的政治、法律、社會、教育、宗教和藝術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中,實用主義對美國政治實踐的影響尤其明顯。在那本被美國人奉為經典的《美國的民主》一書當中,法國學者托克維爾指出,美國人是一個講究實際的民族,不大善于思考。他們凡事考慮眼前的利益,而不大追求長遠的利益。他們所重視的,是夠得到、摸得著、切實存在并能用金錢估價的東西。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直接將實用主義視為“美國精神”,認為美國人的求真務實精神和開拓進取之心是實用主義培養起來的,美利堅民族是務實的民族,美國的領導者則是“官僚-實用主義型領導集團”。

美國人一直講究實用。在獨立戰爭中,殖民地人民突破了傳統戰術的限制,采取了更加實用的戰術,使得英軍陷入狼狽的境地。華盛頓將軍本人就是一個很講究實用的人,很多政策都從實用的角度出發。同時,這種實用主義精神和當時殖民地的清教精神聯系在一起,雖然沒有發展出實用主義哲學,但是,卻為美國政治實踐中的實用主義奠定了基礎。

在實用主義改革、創新思維方式的主導下,美國政治實踐特別強調了改革。美國歷史基本上以時間為斷限,被劃分為不同的時代,比如,鍍金時代、進步時代、改革時代等等,這跟這種改革思維是聯系在一起的。威爾遜曾以“新自由“作為他施政的一個綱領;羅斯福也以他的“四大自由”為進一步實施“新政“的旗幟。大到內戰期間對奴隸制的廢除,小到奧巴馬的競選綱領,在美國政治當中,那些注重實用,銳意改革的政治家常常會獲得民眾的支持,也常常更會在政治實踐當中有所作為。

羅斯福主導下的新政,可以說是實用主義在美國政治當中發揮作用的一個典型案例。對于這樣一場廣泛而深入的改革,作為總指揮的羅斯福總統卻“既沒有整頓經濟的靈丹妙藥,也沒有什么奇特的計劃”。 那么,新政失敗,如何收拾這幅爛攤子呢?對此,羅斯福甚至直接宣稱:“如果這種方法失敗了,那就坦白承認,并試行另一種“。 其實用主義的指導思想,躍然紙上。新政引人注目的演進之路,亦是實用主義的一種體現。羅斯福曾經明確指出:

我們說文明是一棵樹,在成長過程中會不斷地產生腐木和朽木。激進派說:“把它砍了”。保守派說:“別碰它。”自由妥協派說“讓我們來修剪它,這樣就既不會損害老樹干,也不會損失新樹杈”。發動這次競選是為了讓全國按既定方向前進,走有序前進的演變之路,同時避免激進派的革命和保守派的革命。

在法律領域,實用主義亦有著重要的影響,司法實用主義不僅自成體系,而且,成為美國司法實踐的一個描述。從龐德到波斯那,美國形成了獨特的實用主義法學流派。當代美國著名法學家,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波斯那認為,哲學實用主義給美國的法律帶來了一種“最有用的東西“,即一種“實用主義情緒”,也就是“日常實用主義”。法律實用主義的萌芽階段可以追溯到霍姆斯。這位大法學家通過自己多年的法律實踐總結認為,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在美國,司法機關雖然在三權分立的體系當中相對權力較小,但是,憑著實用主義的法學精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不斷地擴張司法權力,不僅在制憲會議之后將司法審查的權力握在自己手里,甚至在2000年大選中充當了美國大選的最終裁決人,對美國司法的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外交領域,這種實用主義的影響就更大,“有用即真理”幾乎成為美國外交的行動指南。盡管我們看到,美國也常常會在外交領域強調意識形態,比如,在冷戰和后冷戰時代。然而,主導美國外交的還是實用主義。為了美國的利益,美國可以迅速地調整自己的外交策略,從而實現美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與中國建交、在朝鮮和越南的停戰,都體現了美國外交的實用主義。盡管共和黨會對意識形態偏重一些,但民主黨一貫奉行實用主義的外交策略,直到奧巴馬時代仍不例外,這說明了實用主義對美國政治的持久影響。

美國著名外交家基辛格博士就曾明確指出,不要認為美國有一套系統的完整的戰略。在他看來,美國從來沒有一個長期的戰略方針,更沒有一套完整的戰略思想。事實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根據外交目標的需要, 美國的決策者都提出不同的外交政策。如門羅主義、門戶開放政策、人權外交等等。這就讓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么美國人容易在外交領域推行雙重標準。民主與人權是美國外交戰略的重要原則,然而,在這個問題上,人們卻發現,他們并沒有遵從一個一貫的標準。美國政府的智庫甚至直接聲稱:“我們的對外政策對現在稱作‘人權’問題的情況不僅有雙重標準,而且有三重或四重標準。事實上,隨著形勢的變化我們有許多標準-這似乎是應該的。”

美國政治中的實用主義,善于妥協,靈活變通,謹慎明智,使得美國在政治觀念和政治制度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這種實用主義拋棄了明確的意識形態和倫理原則,考慮問題容易限于眼前利益,也存在著明顯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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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討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發現,盡管美國的實用主義興起較晚,并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受到各種挑戰,但是,實用主義不僅曾經深深地影響過美國的政治理論,而且,對美國的政治實踐亦有著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有的時候是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出現的,有的時候更表現為意識形態,甚至是直接的政策主張。但作為美國半官方哲學的實用主義,已經滲透到美國政治文化的血液當中,有著持久而廣泛的生命力。在政治理論層面,實用主義更加貼近政治與社會現實,改造了傳統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使新個人主義、新自由主義、新民主主義匯聚在實用主義的自由主義的大旗下,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在政治實踐方面,從建國初期的實用主義要素,到羅斯福的實用主義“新政”,直到當代美國奧巴馬的實用主義外交,實用主義滲透到了美國的立法、行政、司法、外交等各個領域,直接對美國的政治與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

實用主義在世界政治上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早期,實用主義也曾流傳到英國、意大利等其他西方國家,然而,這些國家出現的實用主義思潮并沒有形成較大的影響,甚至被視為簡單和粗陋的哲學。如今,在舊的意識形態下走投無路的歐洲,人們也開始逐漸放棄原有的意識形態,擁抱實用主義,尤其是第三條道路的實用主義傾向更是引人注目。英國前首相卡萊爾放棄意識形態的先決條件,認為“能夠實施的也就是行得通的”,德國的施羅德更是毫不掩飾地說:他“推崇實用主義政治,不管標榜什么,什么政策能產生最佳效果就采用什么政策”。 在這種哲學的主導下,“第三條道路”在理論上主張“超越左與右”的兩分法,主張包容和彈性,采取更加靈活、實用的政策。比如,在布萊爾的領導下,英國工黨淡化了原來為公有制奮斗的目標,由工人黨向公民黨轉變,拋棄了原來的意識形態,一切為了爭取上臺執政,其實用主義的政治傾向更加明顯。

在中國,實用主義的影響由杜威通過他的學生胡適形成較大的影響,甚至直接影響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實用主義也有著一定的相通之處。事實上,在當代中國政治當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實用主義的影子。有學者認為,中國的“摸著石頭過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實用主義,而改革,正需要實用主義。 政治體制改革需要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不再迷信抽象的政治理念,而是以實踐中的有用來衡量。而且,把行政體制的改革放到了優先的位置上,在改革的過程中對急需、有用的改革給予優先性。

實際上,實用主義的某些主張與當代中國改革的某些理念有著似是而非的聯系,比如,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容易被理解為實驗主義,鄧小平同志的“貓論”也容易被人理解為有用即真理,實用主義的改革傾向也與當代中國的改革有著相似之處。然而,我們也應該清楚地看到,實用主義的改革為的是有用,根據是經驗,而當下中國的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不僅僅是有用,同時,更有公平的訴求;而且,改革的根據,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有用公度一切”、“有用即真理”,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觀,而實用主義亦與實事求是相距甚遠,這些都是我們應該看到的。


(作者授權愛思想發布,轉載請注明出處)



2015-08-23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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