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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鐵姑娘”再思考:文革期間的社會性別與勞動
專題 “鐵姑娘”再思考:文革期間的社會性別與勞動
燕南園愛思想 金一虹     阅读简体中文版



導 讀

本文主通過對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國婦女參與社會勞動的描述,分析國家動員和行政干預如何影響了女性新的勞動角色的形成。在這一歷史階段,在國家政策的干預下,逐漸形成了以城市女性為一級蓄水池、農民為二級蓄水池的勞動計劃調節模式,只是與市場經濟下的工業后備軍制相比,這種蓄水池機制具有更鮮明的強制性特征。伴隨與此的,是中國勞動分工的“去性別化”,即形成女性不斷擴大其職業領域、與男性勞動相融匯混合的特點。

背景與問題


六十、七十年代的勞動用工制度是五十年代政策延續的結果;勞動的性別結構,也是在五十年代形成結構基礎上演變的。所以在論及六七十年代的婦女的勞動時,我們不能不把目光由文革期再向前延伸,不得不花費很多筆墨去追溯中國特色的勞動的性別結構的形成和變化。


蔣永萍把1949年以來的中國婦女就業按就業機制分為三階段:不完全計劃就業階段、計劃就業階段和80年代后從計劃就業機制向市場就業機制過渡階段。


把1949—1957稱為“不完全計劃就業階段”是有一定道理的。雖然這一階段婦女就業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但此時由國家統分統配的勞動就業機制尚未成型。以1952年為例,全民所有制女職工不過60萬,登記要求就業的婦女就有58.2萬(占登記就業人員的41.4%),當時工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還很有限,所謂國家統包統分還談不上,婦女的就業愿望也遠不能都實現。


政府大規模鼓勵婦女普遍地參加到社會生產之中是在大躍進時期,1958—1960年,這也是蔣文稱為“計劃就業”的第二階段。大規模的招工不僅使農民有進城工作的機會,也使不少家庭婦女得以參加社會工作。全民所有制的女職工從1957年的328.6萬一下增至1960年的1008.7萬,增長了206.7%!而同期全民所有制職工增長幅度是90.2%.女性這一超常增長較大地改變了城鎮職工的性別結構,使全民職工中女性的比例從1957年的13.4%,提高到20.0%.


這一階段發生變化的不僅僅是女性就業數量的提高,女性就業的領域也不斷拓寬。作為五十年代的“新人新事”,中國出現了第一個“三八女子測量隊”、第一個女煉鋼爐長,建筑工程中首次出現女瓦工,女拖拉機手等。如新華社1959年3月5日的一則電訊所稱:“……許多大型廠礦企業里的女職工比過去大大增加了,如鞍鋼女職工已比1956年增加了一倍多,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的女職工已占18%,徐州賈旺煤礦解放前沒有一個女工,現在已有1746名女職工分別担任著設計、生產管理、開機車等工作。寧夏銀川市1956年有19名女建筑工,現在有了2000多名。‘什么事情都能干,什么事情都能干好’是概括今天中國婦女的形象的最恰當的兩句話。”


政府勞動用工計劃分配機制也是從大躍進全民辦工業、號召“人人有活干,戶戶無閑人”開始,到80年代基本成型的。女性進入各個行業不能不說與這一統配機制有關。1958年,在全民大辦工業的號召下,就業于全民所有制單位的女職工61.02%是集聚于工業部門的,而以往這個比例不過3、40%。隨著女性大量涌入工業領域,女性在重工業和重體力行業分布自然也水漲船高。婦女進入重工業和重體力勞動部門是得到明確鼓勵的,勞動部部長當時曾撰文要求:“用婦女勞動力頂替部分生產部門現有的年輕力壯的男勞動力。”他舉例說:“……旅大市紡工系統婦女勞動力占44%,輕工業系統占33%,重工業系統10%左右,這個比重還可以擴大。”哈爾濱市勞動局副局長在《積極挖掘勞動潛力,緩和勞動力緊張矛盾》的報告中亦明確說:“……她們不僅適合于商業、服務業和輕工業中大部分工作,就是在勞動強度比較高的基本建設中,也可以大量吸收婦女勞動力。”


再以全國建筑業為例,1957年女職工比例為9.6%,以后逐漸提高,到1982年時達到歷史最高點:22.5%.*婦女較多涌入重工業部門是基于這樣一個背景,所以鄧穎超要說,之所以“掌握重工業技術的女職工逐年地增加”,因為婦女是“為了響應國家‘以重工業為工業建設的重點’,參加了過去從來沒有婦女參加過的生產部門。”


直至80年代初,中國勞動的性別結構變化,可以說一直是女性逐漸擴大職業領域、與男性勞動融匯混合的過程。相比解放之初的職業的性別隔離現象(比如形成女性集中的紡織、火柴等“女性行業”和冶煉、鑄造、印刷、化工等“男性行業”),和90年代以后逐漸重現性別行業分化相比,20世紀下半葉的前30年也可稱作是一個“去性別化”的過程,其中國家干預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


當然,涉及性別分工政府也曾有與前相反的干預性行為,如:服務行業的女性化。


——1958年前后,在商業、服務業普遍采取了“以女替男”的措施;勞動部長在回顧“勞動工作大躍進的一年”時稱:“全國各地的商業和服務業正在‘以女代男’,全面調整社會勞動組織”以致某些地方勞動部門在工作匯報中,稱之為:“‘男子進工廠,婦女上柜房’的商店婦女化運動,98.3%的男子調出商業”。


——在工業布局上,盡管存在重重工業,輕輕工業傾向,但為考慮婦女就業和地區性別平衡,還注意到輕重工業搭配,如國家在邯鄲地區投資建造一個大型鋼鐵廠的同時,也建造了一個紡織廠。


但是在無論輕重工業,在“凡是婦女勞動力能夠勝任的,都盡量使用婦女勞動力”的精神下,個別行業調整性別結構,沒有影響到行業間的男女混合過程。1957—1980年間,女性勞動力被商業服務業吸收的比例也一直穩定在15%左右。因為當時強調“不增加人或少增加人的單位”抽出一部分男性勞動力支援工業,另外補充女性勞動力;大量增人的單位應當主要補充婦女勞動力,然后由企業或系統內部進行調整。⑾先進門,后調整的政策,是造成女性勞力在重工業部門分布偏高的原因。


如何看待這些政策的效應以及對婦女自身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對于58年大躍進城市和工業用工的“熱膨脹”,各方面的評述都是負面的,而且是一筆帶過,似乎工業部門的急速的膨脹和后來3年的大調整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如各地地方《勞動志》,評說這一年代都是以“58年急于求成,造成了在勞動管理上的失控”概括之⑿)而蔣永萍認為計劃就業體制的形成,“使就業成為城市婦女的一種不可選擇的權利與義務”,“近30年的計劃就業制度對保障婦女就業權利,促進全社會認同男女平等,提高婦女經濟社會地位具有十分重大意義。”⒀蔣的評價是比較客觀公正的,但我認為還必須指出另外幾點:


(1)行業的性別隔離被打破,政府首先不是出于對男女平等的考慮,而是勞動的計劃配置機制和全民大辦工業的產物,是工業化急進的副產品,也是在城鄉分割的二元機制下實行工業化的產物,一下降低了女性參與工業化的進入門檻,從而奠定了中國女性有較高經濟參與度的大格局。


在形成“統一調配的初步經驗”的頭幾年,我們可以看到勞動部門經常處于顧此失彼,窮于調配的局面。比如東三省的基建全面鋪開時,經常出現人手季節性告,需要在全國范圍內緊急調配的情況。但自1957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關于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和國務院“關于各單位從農村中招收臨時工的暫行規定”,確定了“先城后鄉”的用工原則(招收搬運工和保姆也不例外),城市女性勞動力成為調配中的首選,因而被大量充實到各個勞力緊缺的部門。


(2)行業上的“去性別化”和職業性別分層并行


僅僅看到從50年代中出現行業上的性別隔離被打破是不夠的,在計劃經濟統分統配勞動用工制度下,行業的“去性別化”是和工種(職業)的性別分層并行不悖。而在職業方面,女性職業結構的低層化是以一貫始的。在社會勞動分工體系中,女性參加勞動的起點就是輔助性的、邊緣化的。


女性在重工業部門多從事后勤服務和輔助性的工作;在工業生產上,女性雖然遍布各部門,但被視為技術性強的工作,基本上仍然由男性執掌。


(3)女性勞力作為蓄水池而存在


另一個需要強調的是:在形成婦女較高程度的經濟參與的同時,一個以婦女和農村勞動力為主要后備隊的“蓄水池”機制也在同時形成。只是這是計劃經濟下的“結構調整”,這種蓄水池機制具有更鮮明的強制性特征。


在大躍進帶來一度勞動力短缺之前,女性就業形勢并不看好。根據一些城市調查,城市閑散人員中婦女普遍占到90%“但勞動部門宣稱,1956年中國已基本解決了城市失業問題,可見在勞動力不感到緊缺的時候,并未把這些有勞動能力的婦女當作”偉大的人力資源“看待;這么多婦女”閑散“,也沒有被認為是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1957年機關精簡,精簡對象之一就是”某些既不適宜在機關工作又不宜參加農業生產的女同志,可以退職回家操持家務勞動“,當時勞動部長馬文瑞親自撰文告誡那些不愿回家的女同志:”家務勞動也是社會勞動的一部分,搞好家務,對黨的勤儉持家的號召身體力行,同樣是光榮的。對有子女的人來說,家務勞動的責任還很重大,使自己的丈夫和子女能更好地工作和學習,也是對革命的貢獻。認為只有參加社會工作才光榮,做家務勞動就是‘沒出息’,就是‘落后’的論調是錯誤的。一個覺悟的同志,應當從如何對革命事業有好處來考慮問題,來解決個人與集體的關系。“勞動部另一個負責人也一再要求各級勞動部門”動員要求就業的家庭婦女,安心從事家務勞動。同年《人民日報》3月8日發表短評,批評那些不愿回家的女干部,同時給她們算了一畢經濟賬:“……有些女同志本人去工作,把幾個孩子送進托兒所,結果國家每月在孩子身上出很多錢……是退職從事家務勞動好呢?還是繼續留在工作崗位上好?從國家利益考慮,還是退職回家從事家務勞動好。”大有讓你女同志回家你不回家就是不顧全大局之勢。


僅僅過了4個月,勞動部的機關雜志《勞動》15期就以巨大篇幅發表列寧和毛澤東“論解放婦女勞動力”,原來還在板起面孔勸說婦女回家從事家務勞動的馬部長,來了一個180度大轉彎,感嘆于當前“仍然有千千萬萬個婦女‘英雄無用武之地’,她們仍然過多地被束縛在繁重的家務事中”,他熱情洋溢地鼓勵婦女走出家門參加社會勞動,擺脫繁重、瑣碎的家務勞動,要求今后:“不論是輕工業部門或者重工業部門,凡是婦女勞動力能夠勝任的工作,都應該盡量使用婦女勞動力。”


同期的典型報告甚至把鼓不鼓勵城市家庭婦女參加社會勞動拔高到“拔白旗,插紅旗”的高度;哈爾濱市勞動局更要矯枉過正,發出今后企業、機關、事業部門“招用人員時,凡婦女可以勝任的工作,一律補充婦女,不允許招收男勞動力”的指示,幾個月前還被黨和政府嚴詞勸說回家的婦女突然被發現了“潛力作用”,大門向她們洞開,面前一派春光明媚。于是接下來,三年間全國就有490萬婦女參加到“全民辦工業”的浪潮之中。(其中新增53.5萬城市家庭婦女、250萬農村婦女)(根據1985年勞動統計資料和全國婦聯工作報告數據推算)


大躍進之所以對鼓勵婦女參加勞動特別熱情,除了不可忽視的意識形態的原因——婦女的被解放始終是作為宣傳大躍進成就和躍進時代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的重要例證之一(勞動部在總結“勞動工作大躍進的一年”時,“婦女勞動力的大解放”被列為勞動工作7大成就之二;全國婦聯主席蔡暢在1959年3月8日首都婦女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大會上的講話中也稱:中國婦女已進入“徹底解放新階段”,“廣大婦女得到極大解放,歡欣鼓舞,笑逐顏開”)——更重要的還有極為現實的考慮:工業化給勞動的計劃管理體制出的難題是如何解決工業需要的后備大軍的問題,以及計劃用誰作后備軍更合算。“在工業總產值翻幾番的情況下,工業職工人數也將翻一番,甚至更多一點……工業方面要補充的大批勞動力,如不從城市婦女中挖掘潛力,就勢必要從農村大量招工。但是,既然農業生產也正用得著更多的勞動力,以及避免過多增加城市人口和加重生活供應服務的負担,正確的方針只能是盡可能地少從農村招工,盡可能地使用城市婦女勞動力。”


農民和婦女同為后備軍,但是比較起來使用城市婦女的代價還要小些,必要時退回家庭也更容易些,婦女潛在“人力資源”價值盡現,于是在“先城后鄉”的原則下,城市婦女構成一級蓄水池,農民構成了二級蓄水池。(據當時報道,不少地方農村組成了隨時待命的“野戰軍”,如山西的五臺縣“把農村的勞動力參照軍隊形式組織起來。從各個農業社抽調15—25歲的青年男女1萬人(婦女占20%)組成一支野戰軍,隨時準備供應國營、省營、專營工業企業所需勞動力;另抽調26—40歲壯年2萬人(婦女占22%),組成一支”地方部隊“,專門負責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其余勞動力和輔助勞動力為農業部隊專門進行農業生產。三者比例是1:2:7.”如此組建后備軍,堪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一大創舉,且當時此經驗還在山西、河南、河北、四川等地大力推廣。)


緊接而來是收縮期的來臨,此時是該蓄水池發揮它的排水效應了。3月份《人民日報》為鼓舞婦女斗志而發表的社論還宣稱:“毛澤東主席1955年提出的‘使全部婦女勞動力……一律參加到勞動戰線上去’的號召,不需要很長時間將得到實現。”7月就開始了為緩解經濟困難的三年大幅裁員,2000萬人“召之即來,揮之則去”。無論是招來還是揮去,農民和城市女性都是首當其沖。精簡對象第一就是1958年1月以后參加工作的來自農村的職工,其次是婦女,僅1961年全民所有制女職工就比1960年一下減少352.1萬,減幅高達33.3%,比同期男職工下降比例高7.6個百分點。集體所有制女工更是難逃一減。精簡的還不只是職工,除了58年以后招工進城的農民、職工戶口在農村的家屬、郊區農民“歸隊”、城里“五類分子”下鄉、黑戶清理,這些數據都未分性別,但以南京市為例,60年一年共清退5.96萬人,其中,進城家屬就有2萬,是各類清理對象中人數最多的。


我之所以要用如此多的篇幅進行背景新描述,是想說明:政府對女性就業的鼓勵,以及為城鎮婦女提供了一定的職業發展空間,是有一個前提的:就是女性要作為輔助性勞動和中國特色勞動管理機制的重要蓄水池而入場。


直至80年代初,中國勞動的性別結構變化是一個女性逐漸擴大職業領域、與男性勞動融匯混合的過程,也可稱作是“去性別化”的過程。國家干預在其中起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近30年的計劃就業制度對保障婦女就業權利,促進全社會認同男女平等,提高婦女經濟社會地位具有十分重大意義。”但政府對女性就業的鼓勵以及為城鎮婦女提供了一定的職業發展空間,有一個前提:即女性作為輔助性勞動和中國特色勞動管理機制的重要蓄水池而入場。


政治動員和理想性別分工模式


現在我們進入風云多變的60、70年代。這一時期無論婦女的勞動、勞動的性別分工以及政府的動員模式都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印記。


1.計劃經濟“統分統配政策”的延續


60、70年代城鎮用工是以往勞動的“統分統配”政策的慣性延續。盡管文革期間局部的調配機構一度陷于無政府狀態。(連帶統計工作,1966—1976這10年有關女性就業的統計數字是一片空白)但文革期間仍發生過幾次政府對勞動力進行大規模調配的事件:1500萬知識青年(其實是城市待業青年)被送往農村參加農業勞動,1400萬農民招工進城、到三線工礦就業(其中女性約占25%)。這種城鄉大對流幾乎沒遇到多少阻抗,特別是動員知識青年下鄉,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就變成現實,顯示出強勢政治動員的手段在非常時期是非常有效的。直到1975年8月國務院知青辦做出規定:“今后城鎮用工,基本不從農村招收”,“需要補充職工時,主要招收按政策留城的知識青年,也可以招收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后,城鄉大對流基本停止。知青回城開始,招生、招工、病困退和參軍是幾條主要路徑。此外還有子女頂退,到1977年終成回流大潮。這期間政府似乎對勞動力的性別結構沒有明確的考慮和政策干預,特別是通過老職工子女頂退解決知青回城,是女兒還是兒子頂替,受家庭決策影響。對頂替而來的新職工,不論是否有合適的崗位,單位也只能照單全收。但是所有流動過程中性別的差異仍然存在,只是缺少分性別統計數字來說明。但我們從一些現象中還是可以看到差別的存在,比如男知青有參軍的渠道,女知青沒有;比如工農兵學員中,女性也就占11%左右,《知青事典》中也曾提到,70年代后知青點存在“女多男少,女大男小”的現象,是這種男女知青流動機會不均等的結果。


2.動員婦女模式的高度政治化


《人民日報》自1955年以后形成一個慣例,即每年3月8日的“三八”婦女節都要發表有關婦女的社論(非常時期除外),我們可以把這一社論視為官方對婦女和是年婦女運動自上而下的一個指示、一個重要的政治導向。下面我們把文革前后年份3月8日社論題目一一列舉如下:


1955年:《全國婦女動員起來,參加建設社會主義祖國、解放臺灣、保衛和平的偉大斗爭》

1956年:《充分發揮婦女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偉大作用》

1957年:《更充分地發揮婦女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

1958年:《行行都出女狀元》(強調男女齊發動)

1959:《婦女們,鼓起沖天的干勁,做出更大的貢獻!》

1960.3.8社論:《我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新階段》

1961:《婦女們,為今年農業豐收貢獻更大力量》

1962:《把婦女工作做得更切實更深入更細致》

1963:《婦女們,為爭取新的勝利而斗爭》

1964:《婦女們,發揚革命精神爭取新的勝利》

1965:《大樹革命雄心,苦練過硬本領——紀念“三八”國際婦女勞動節》

1966:《突出政治,進一步發揮婦女的偉大作用》

1967—1973空缺

1974:《婦女都動員起來》

1975—1979:空缺……

1980:《全世界婦女光輝戰斗的節日》(主題為動員婦女為實現四化而奮斗)

1981:《全社會都要重視和關心婦女兒童》

1982:《發揮婦女在建設兩個文明中的作用》

……


在一篇論述婦女勞動的文章中,本不需談政治動員模式,但又無法回避政治動員對一般社會動員、組織行為的影響。運動群眾在當時的中國不僅僅是一種動員模式,也成了一種政治文化,一個構成當時的每一個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環境。主流意識形態在60、70年代極速向左再向左,這一情勢也自然給“動員婦女”、整合婦女力量的模式打上鮮明的時代印記——其一就是高度的政治化、意識形態化;這種動員模式的高度政治化在文革時期達到了頂峰,不僅社論論及婦女每必冠以“革命的婦女”、“貧下中農婦女”和“勞動婦女”以和資產階級的婦女、不革命的婦女相區分,而且所有的性別問題都被納入政治斗爭范疇。即使是在生產領域也須以毛語錄當大旗,大批判開道,樹階級斗爭靶子,加先進典型引路。即使是在工農業生產受到很大沖擊,需要動員婦女全力“促生產”時,革命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上要批劉少奇散布“婦女落后論”和“婦女無用論”,下要聯系本地“一小撮階級敵人吹冷風”;遠要批孔孟之道,近要聯系自己錯誤認識。比如,浙江某村要強調“男女同工同酬”,以調動婦女勞動積極性時,就揪出了一個說“同工同酬不合理”的“地主婆”,一番斗爭之后男女同工同酬政策就“落實”了。在這種模式下,婦女無論是組織起各種各樣婦女專業隊還是一般的生產活動,很少是出于自己的選擇,因此表現出被動性和高度一致性。


其次,是動員的直接性;由于行政機構和基層政權在文革中普遍受到沖擊,以及毛對他們可能采取的“陽奉陰違”的警惕,文革中的政治動員大都采取領袖號召與億萬群眾直接見面的方式,這種模式需要絕對的權威和崇拜,也需要浩大的聲勢和巨大的熱情,也就是要制造一個又一個能激起極大群眾熱情甚至狂熱的口號、符號和儀式,所以我把這個時代稱之為“燃情年代”。


3.主導與從屬:主流倡導的勞動性別分工


在談到文革期間勞動的性別分工時,有一個典型不應被忽視,就是由大慶油田首創的“男工女耕”的模式。5.5萬名家屬“忙時務工,閑時務農”,經營著101個農副業生產基地,種地32萬畝,基本做到不吃商品糧,還參加了工業的輔助性勞動。盡管這一模式在文革前已被《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多次報道,且有反映這一模式的大型話劇《初升的太陽》出現在首都舞臺上,但在文革中大慶家屬模式再次被大力褒揚卻另有新意。如果我們閱讀孫維世文革前發表在《紅旗》上的熱情洋溢的文章,就看到一個非常熟識的“男工女耕”、“工農結合、城鄉結合”理想藍圖再現:“……原來從工業戰線上調來幫助建設工人新村的職工統統給戴上大紅花,被家屬敲鑼打鼓地送回工業前線了。農業完全由家屬自己搞……工人新村的食堂、托兒所、縫紉組、理發、澡堂、作坊、郵政、儲蓄、書店、商店、糧站……服務人員基本上都是家屬……牧牛羊的是家屬,趕馬車的也是家屬,還出現了女扶犁手……”,“無論是搞工業、農業、服務行業的家屬,全都是評工記分,按勞分配,不拿國家的薪金……家屬生產的產品歸全民所有,都由國家統一分配”,“孩子們上托兒所,大些的上小學或半工半讀中學。人人生活在組織之中,人人生活在制度之中”。這不是在大躍進時曾經企圖全面實踐、但遭到敗績不得不暫時擱置的理想類型嗎?毛澤東主席是如此執著的這一浪漫理想,孫維世在油田這樣一種準軍事化組織、大型基地式的國有單位找到了,盡管它有點類似于“屯田”方式。文革中重提大慶家屬模式是全面推行毛理念的一部分,只是這次不再是立即落地開花,而是謹慎地在類似基地中,通過動員模式來逐漸推開。大慶的性別分工模式的積極作用,是在工業體制之外解決了相當一部分婦女的勞動就業問題和解了大型工業基地糧食和副食品供應不足之困。它的代價就是這些被始終被稱為“家屬”的勞動婦女的保障不足和工作的附屬性。盡管她們在生產和政治上已被納入體制之內,但卻無法納入社會保障體制之中。如據《大慶婦女志》披露,1979年大慶一批參加農副業生產和工業輔助性勞動的家屬,因工傷亡、致殘,因“沒有文件規定”而得不到妥善處理,“造成上訪時有發生”,此外“年老喪失勞動能力的家屬”的生活待遇等問題也提了出來,(后來的處理意見如因公致殘按前一年平均出勤天數記工分;在大慶勞動15年以上,年齡在50歲以上者,給一定生活補貼——基本是非制度化的補償。而在各油田中,大慶家屬待遇還被認為是最高的。2001年我到另一個大型油田作調查時,正逢油田的“家屬工”集體在總部請愿。在勞動人事制度改革后家屬連已不復存在,土地分片承包時,她們幾十年的擬“工齡”也一朝化為零,她們又一次回歸沒有勞動保障也沒有福利保障的農民隊伍。她們和眾多“里弄生產組”、在街道從事加工的臨時工、散工的城鎮婦女構成了那個時代的非正規就業者、邊緣群體。大慶“男工女耕”模式暗合了一種主流意識形態的理想性別分工類型。如果我們看文革前和文革期間的中國的宣傳畫,一描繪工農兵形象,農民通常被設置為一個女性形象與“工人老大哥”相對應。工業農業分別用男性與女性的表像,不僅體現了對勞力上的強勢與弱勢關系的體認,也是農業附屬于工業、女性勞動從屬于男性勞動的象征。


文革期間的勞動用工制度基本承續60年代的,但動員婦女的模式打上深深的時代印記,即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以及運用權威的直接、強勢動員,在這種模式下,婦女無論是組織起各種各樣婦女專業隊還是一般的生產活動,很少是出于自己的選擇,因此表現出被動性和高度一致性。


“鐵姑娘”:“燃情”年代特有的符號


一說到60、70年代中國的勞動婦女,人們馬上聯想到的一個時代形象就是“鐵姑娘”以及催生她的毛話語:“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在那特殊的年代人們是如何理解和執行“男女都一樣”的?這一被高度政治化的解放話語又是如何影響那一時期男女兩性的勞動分工和性別角色的?是否真正做到了“男女都一樣”?今天我們怎樣回過頭看待這一段歷史?“男女都一樣”的思想是荒謬,是對正常性別差異的背離、扭曲,對女性勞動者而言是加重她的重負,甚或是災難還是曾經起過挑戰傳統性別分工的作用?對于當時的婦女勞動者而言,有無起過哪怕是暫時的、局部的“解放”作用?需要我們今天反思的問題很多很多。


1.“鐵姑娘”在全國“遍地開花”動因


(1)農業整體的勞力過剩和局部、暫時的勞動力不足并存


盡管文革期間中國的勞動力整體上仍供大于求,有些地方的農村甚至出現不得不輪流出工的現象。但文革期間農業學大寨帶來農村興修水利和大規模的農田基本建設運動,動輒幾千幾萬人的大會戰,又使原有的農村勞力出現嚴重不足現象。在《人民日報》引用“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頻率最高的3年,恰恰是中國農田基本建設規模最大的時期,僅1971年農田水利建設各地興修完成的土石方就有50多億立方,修筑旱澇保收田3000多萬畝。而1971年起,南方推廣雙季稻,改稻麥兩熟為三熟制,長江以北推廣兩熟制,農村勞動力的緊缺是顯而易見的。在此期間報刊出現的農村婦女突擊隊的報道,脫去政治外衣后,無一不是因男勞力在外面搞農田基本建設,農田活沒人做,隊長非常著急,于是組織婦女突擊隊云云。而《紅旗》和《人民日報》連續5次發表男女同工同酬的評論和報道,也都集中在農村勞力告緊的1972、73、74三年。其次,社隊企業在發展初期吸收了男性勞力,也使農業出現男勞力不足的問題。如1969年第10期《紅旗》雜志發表的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和蘭西縣革命委員會聯合調查組報告披露:這一地區農村男女勞動力的比例是1:0.95,但實際男勞力多“出工在外,僅有十幾個人參加農田勞動”婦女實際已成為農業的主要勞力。以夏鋤為例,男性承當了11.5%的工作量,其余都是女勞力承担的。——農業的女性化實際在那一時期已初露端倪,如1972年的《紅旗》雜志第3期揭示:上海郊區女性勞動力已占到65%,個別地區甚至達到70%.《人民日報》曾以“五小工業怎樣不與農業爭勞力”為標題,介紹山西晉城經驗,其中措施之一就是實行男女同工同酬,以調動婦女勞力的積極性。


(2)“統分統配”的勞動用工制度,造成某些重工業部門和重體力勞動領域女性勞動力難以安置的矛盾


在我對南京市港務局原“三八女子搬運班”原班長、指導員譚銀珠、林小維等5姐妹進行訪談時,問及女子搬運班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組織起來的?我聽到的是最實在、質樸的問答:她們都是插隊到最艱苦的蘇北農村的南京知青,1975年前后照顧回城。因家都在下關區,所以市政府把安置她們的任務下派給下關區政府——“誰家的孩子誰來抱”,區政府又分派到各個企業。而下關區最大的企業就是港務局了。因此分配到港務局的知青有300多,其中女知青就有二百來個。港務局一下來了那么多女青年,沒有那么多的后勤工作給你做,輔助工也很少,不做搬運工又能做什么?于是300多知青男男女女都做搬運工,男的分在搬大件的支隊,女的分在搬日用品的支隊。一個已經退休的三八搬運班老隊員說:“知青回來本來就是最下層的了,還能挑什么呢?這么一說就干吧。”——在那樣一種安置人的機制下,她們是沒有什么可選擇的。用銀珠的話說:“港務局的活就是搬運,當時不那么分(指婦女分到搬運班)我也想不出該怎么分了。”因為搬運班女知青多,每個班30幾個,其它家屬工逐漸退了,本來不多的男工也陸陸續續走了,剩下清一水的女知青,人們看這些二十八九的女孩很能吃苦,經常評先進,就叫她們女子搬運班,這一叫就出了名,“三八女子搬運班”在全市都叫響了,成了全市的標兵,三八紅旗手也當了,大家都挺敬佩她們,稱她們是“鐵姑娘”。“我們鐵姑娘不是領導‘任命’的,是群眾‘任命’的,”另一個鐵姑娘班班長林小維說:“其實,那時大隊的領導都很純樸,作業區的主任都是裝卸工出身,也沒有什么文化,和我們一樣都沒想那么多,誰知給群眾這么一叫,就出大名了。”對地方政府,首先是為了安置人,完成上級指令性任務;對基層單位,在沒有用人選擇權的情況下,想的是怎么調配勞動力;對這些女搬運工個人,則主要是為了就業、生存。努力工作是她們的本分,比起在農村時經常要“倒掛賬”掙不夠自己口糧,“裝卸工雖然工種不好,但是鐵飯碗工資收入高、有勞保福利,看病不要錢,還要怎樣!那時的人也單純,從沒想過換工種,因為一動就變工變薪,這是一條最狠的。”(銀珠語)所以當1992年上級照顧到婦女生理特點而解散“三八婦女搬運班”時,她們還舍不得解散,“92年下了一個文,女的做裝卸的都要下來,這一來反而搞壞了,我們全都轉成了輔助工,工資少了一大塊,退休待遇按輔助工的,退休年齡又按裝卸工的”。首先是為了生存,她們從沒想過女子搬運隊的成立和解散和男女平等有什么關系。


通過組織女子專業隊的方式激勵婦女做超出她們體能的重、累、臟、險的活,往往比男女混編更行之有效。我們也可從以下兩段敘述看出這種組織模式的有效性:


“……大慶成立了第一個女子井組,鐵人王進喜的精神鼓舞著我們,我們提出了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同樣能做到的口號。冬天在零下40多度的雪地里,我們在井口清蠟,一站就是一個多小時,戴著棉手套手都凍僵了,但是一想到為了給國家多產石油,我們就不感覺冷了,這一年我被授予大慶會戰標兵的光榮稱號。”


“(作業隊的生活)真累,真苦,但我們都能堅持下來……我們都是部隊編制,連排班,”三化五齊“(軍事化、革命化,被子、鞋什么都要放成一條線似的整齊)每天早上宣誓似地背誦:”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婦女能頂半邊天‘。每人叫苦,那時的人真單純!“(2001年SL油田靜麗)


究其原因,領袖解放話語的激勵(包括通過集體宣誓的“儀式”強化)、“男女鐵人”形象的鼓舞、女性組成單一性別群體對性別意識的強化、榮譽帶來的激勵機制等,都可以在一定時期起到“燃情”作用,還因為女性在女子專業隊比在男女混編隊中更容易得到社會關注和榮譽,使她們在關注中感受到被尊重。


問題又回到為什么重型工業部門會吸納如此之多的女性職工?以SL油田為例,我2001年訪問的時候油田有職工23萬,尚有女職工8萬,占34.8%,接近全國全民所有制單位女職工所占比例。油田女性成員的來源:油田1965年代開始勘探時,八方調遣人馬,一部分職工是從新疆、大慶等油田轉戰過來的,已有一部分女職工。同時也在當地招工,前后招工大約有10余次,因為占了農村的地,要按比例在周圍農村招一定數量的工,其中有一部分女的,如我所訪問過的原油田女子作業隊指導員麗靜就是征地招工進的油田。她回憶當年與她同一批進油田的女性大概占到1/10左右。“從某種意義上說,油田不招女的也不行,沒有女職工男職工不好找對象”,女工部長補充解釋——這是從婚姻角度考慮性別比要盡可能平衡,也是計劃經濟時代制定勞動用工計劃時需要考慮的潛因素。另一部分來源是非農業戶口的家屬,還有一個重要來源是油田的女性“子弟兵”——直到2000年,凡油田職工的子女還都能在油田內安排就業,就是社會青年也能安排。這樣油田年輕職工中就有近半數的女性。實際用組織女子專業隊解決計劃經濟帶來男女勞力配置不當的辦法一直延續到現在,盡管通過分流、提前退養等方法,油田女職工的比例已直線下降了,但目前在油田依然有女子作業班組2899個,只不過褪盡文革脂粉,改稱“巾幗示范崗”了(當然在勞動保護方面亦有非常大的改善)。


我們從南京港務局和SL油田等實例可以看到: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對勞動力的統一安置、征地招工、職工子女“內招”以及職工子女“頂替”等政策都是造成女性在重工業部門比例偏高的原因,造成不得不把部分女性推向野外、井下和不適合女性干的重體力勞動崗位的局面。而文革期間的強有力的動員模式又有把“不得不”變成婦女“激情燃燒”的“自覺行動”的神奇作用。


2.“鐵姑娘”運動的代價與收獲


文革接近尾聲的時候,對“鐵姑娘”式的專業隊已有懷疑和不同的聲音。在我和SL油田女子作業隊老隊員座談時,她們回憶說到當時隊里“落后的隊員”已不想堅持,有的想法調走,調不走的也變法請假,但她們實際沒有多少選擇。一般女隊員干到結婚生孩子就不行了,野外工作流動性太大。天寒地凍老在野外作業,女子作業隊差不多個個都落下病:有腰椎間盤突出的,有落下老寒腿的,還有得了婦女病的,有的小便失禁——女工部長解釋:“都是憋尿憋出來的。野外作業,男的轉過身子就行了,女的還得找個溝洼蹲下來。怎么都不方便,平時不敢多喝水,有尿也憋著。”當年進隊時年紀最小的素娟只有16歲,病倒沒落下,手指給鋼絲繩砸斷了。這個隊維持了5年,1979年解散。用女工部長的話說:“再不解散不行了,一個個都落下病來了。”1981年大慶市工會女工部根據上面布置下來的精神,對全市女工的勞動進行大檢查,發現女工從事的有害工種230種,分布在1200個作業點上,其中從事塵毒有害作業的女工3079名,約占1/3,從事重體力勞動的女工1744名。


怎樣評價“鐵姑娘”們努力做到“男同志能夠辦到的,女同志也能辦得到”的實踐?在今天的人們看來,以男性標準作為標準(何況男人那時同樣時被運動)是對男女平等的曲解,是婦女解放的歧途。但是,如果我們聽一下當時直接參與其中的人的聲音,你就會發現評價的聲音實際很多元,具體到每個人,她們體驗之復雜多元,可以用“愛恨交加”相形容:


麗靜(原**油田女子作業隊副指導員,現井下作業公司工會女工主任)“女子作業隊解散的時候,就像分家一樣有點凄惶,生產管理部門來拉設備,后勤來拉桌椅板凳,人員大都回后勤,我到團委。那些怕苦的挺高興,但多數人很留戀作業隊。我覺得那段日子雖然苦,但挺鍛煉人,培養了不少女干部,大部分是科級干部,我們隊還出了兩個處級的。”


小維(另一女子搬運班原班長,已退休):“我干了5年,后來調到機關,心里還是離不開這個集體,每天都要去碼頭,看水,有空就到班組…就像人的初戀一樣,刻骨銘心。”(1998訪談紀錄)


淑琴(原SL油田女子作業隊第一任指導員、現技術檢測中心工會主席):“我現在對這個問題有了新的認識。男女平等不應是硬要女同志去和男同志比體力。硬比的結果——你摸摸我這兒(她的腰部終日扎著寬寬的護腰)我的腰還綁呢,腰椎間盤突出。但是那段紅紅火火的生活永生難忘。不能因為打倒了江青就全盤否定了女子作業隊。但要是現在要再組織女子作業隊,我會堅決反對!”(2001.訪談記錄)


盡管毛澤東始終把婦女作為一種“偉大的人力資源”,強調:“婦女的偉大作用第一在經濟方面”;組建“鐵姑娘戰斗隊”一類女子專業隊,也是旨在向男性看齊的婦女群體性運動。要回答對參與其中的婦女有沒有解放的意義?有沒有觸及到性別平等本身(并超出了它的組織者本意)?不純粹是一個理論問題,更多的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實踐分析,分析對那一代女性產生的影響,也不能離開當事人的主觀感受。


在做過的多項個案訪談之后,我首先感到的同為鐵姑娘,農村和城市婦女存在很大的差別:回顧“火紅年代”“戰斗生活”,農村婦女常常把這一段生活視為平淡無奇的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而城市企業女職工,則大多語氣平淡,沒有你想象中應有的激情。究其原因,城市女子專業隊同工同酬對她們是無需去爭取的當然權利,她們要挑戰的,往往是技能的限制、體能的極限(如求新造船廠的女焊工要打破的是“女焊工不能焊接船體‘大接頭’的老規矩”,女子高壓帶電作業班的隊員,要突破的是以往女子不能帶電作業禁區,她們只需“改寫”紀錄,無需挑戰);而農村婦女要面對的卻通常是堅固的文化規范、文化禁忌——比如:“女人不能扶犁”(南京雨花區鐵姑娘訪談)、“女人不能進場院”,“婦女不能跨網走,婦女跨過的網就不能再用;婦女不能上船,婦女上過船,船就沒運氣”,“婦女臼墻,人畜不旺;婦女模梁,人病畜亡”……她們不可避免地要與種種舊的性別角色規范、禁忌發生沖突。農村婦女一向受男權文化壓抑較深,在各個領域包括勞動的性別分工領域,她們體驗到的更多是“男女不一樣”和“男女不能一樣”,因此當她們一旦敢于說男女都一樣,并試圖做以往男人能做、而女人被認為做不來的事時,無疑就是挑戰;接受了“男女都一樣”的領袖箴言,對于她們無異于一場精神解放,也使她們在沖破諸多禁忌時,獲得了合法性支持。一種思想一經傳開,她的影響也許超出自己本意——1973年以后,因為政治動員需要的變化,《人民日報》固定的語錄框中有關婦女的語錄已被“婦女是一種偉大的人力資源”和“全國婦女起來之日,就是革命勝利之時”等取代了,但“男女都一樣”仍然不脛而走,傳播四海,并影響了一代婦女。不能不承認它具有挑戰男性中心文化的潛在力量,而且婦女們的實踐活動確也觸及到了性別平等的某些層面:


(1)拓展了婦女參與社會生產的廣度;婦女嘗試做了許多過去沒有從事過的生產活動,盡管當時這個空間仍很有限,但畢竟有所“拓展”。


(2)改變了社會對婦女的能力評價。


通過訪談和查閱和有關“鐵姑娘”的資料(我本人就曾為鐵姑娘班副班長),可以看到,盡管她們出于被動性參與,但一旦參與了,就對其精神發展產生一定影響。最起碼,她們發現了、肯定了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價值。我們可以看到凡是曾經努力去證實過女性的能力不輸于男子的婦女,都被激發出一種激情:


“我當時只有17歲,身高只有1米5,體重不足80斤……在工地上,我一小時挑了17担河泥的”壯舉“,嚇得別人瞠目結舌……一次,縣革委會一位副主任來工地視察,為此,鐵姑娘班和雷鋒班搞了一個“保留節目”。一個當地的棒小伙,一下挑起4籮筐河泥(兩筐對扣)向鐵姑娘班叫板。一個綽號叫“劉大個”的姑娘(是當地女青年,身高1米8開外)也挑4籮筐河泥,只是一緊張摔了一跤,連人帶筐跌進河泥。我大喊一聲:“看我的!‘就穩穩當當地走上堤埂,面不改色氣不喘。人群發出一陣陣熱烈的掌聲。那位縣領導連連和我握手,問了我的姓名又從他的黃包里拿出一本《毛主席詩詞》獎給了我。頓時堤上堤下一齊向我鼓掌,我們大隊的婦女主任齊大姐竟然拉著我的手哭了起來,她說至今我們大隊還沒有一個女同志受過縣、公社領導的嘉獎呢。”(李適年:《在鐵姑娘班的日子》《揚子晚報》2002.1.26)


也許我們今天會嗤笑那個因為上級一聲表揚就能激動得哭起來的齊大姐,但在一個男性處于絕對優勢地位的農村社會,突然的榮譽(哪怕是虛假的、表面的),也會對一直被輕看、自身的存在經常被忽視的婦女們起到肯定性作用。還有這個當年被稱為“假小子”、“李小伙”的女知青李適年,我不知道今天她在哪里找到了自己的社會位置?今日在何方?是否和同代人一樣下崗了內退了?但我知道,時隔31年,在公元2002年,她還在懷念在鐵姑娘班的日子,那個使她這個發育不良又沒有女人味的貧家女孩(見她本人文章)感受到被人尊重、感受到自己“不同尋常”的能力的日子。每一個參加過類似鐵姑娘班的婦女,在與各方面(體力和心理上)處于優勢的男性一比高低的過程中,通過發現和肯定自己的力量(當然,女人的力量并不僅在于此)而肯定自己的價值。雨花的老鐵姑娘們也認為,做鐵姑娘使她們得到特別的尊重,“社會地位高”,連對象也比其它姑娘找得好,因為“那時的男的喜歡能干、能吃苦的女孩,不像現在只圖漂亮。那時你積極肯干有技術,還經常當先進,男人是很佩服、很愛慕你的,我們外出開會認識人的機會也多,見識也廣。”(吳秀珍,1998訪談紀錄)原SL油田作業8隊指導員高某說到當時的女子作業隊隊員身價高,為很多男士心儀,因為大家都知道:“在女子作業隊待過的,還會差嗎?”(2001年訪談紀錄)——在所有訪談和報道中都談到,由于鐵姑娘干得毫不遜色,使多數男人不敢再輕視她們,甚至心生敬佩。


把“男女平等”解釋為“男女都一樣”,讓女性不顧其生理特點,硬去做男子做的事,這大概是今天的人對那一段歷史批評最多、也是我們今天最需反思的地方。但是從認可“男女不一樣”,到置疑、批判“男女不一樣”,并用行動去挑戰“男人做男人的事情,女人做女人的事情”的成見、定規,是一個人類尋求平等的難以繞過的階段。每一個時代都有一個時代的平等觀,婦女中的不同群體和不同個體間也有對男女平等的不同理解,對仍然要以體力勞動為主,始終生活在“男尊女卑”、“男強女弱”格局下的農村婦女,當她們發現能和男人做得一樣好的時候,難道不是一次精神的解放么?


(3)部分觸及“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分工模式以及支持這一模式的文化觀念系統。


當“鐵姑娘”們要努力做到“男女都一樣”時,不可避免地要經常撞倒“男女實際并不一樣”的硬壁上。不僅僅是體力上不可逾越的差別,更重要的是社會的規則和觀念。農村社會從結構、規則到觀念系統從來也沒有把男女一樣看待。對這一堵墻最敏感的是上山下鄉的女知青們,都市生活經歷中較多的性別平等教育,使她們往往成為自覺的挑戰者(我們可以從諸多知青回憶錄看到這一點)。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把“男女都一樣”僅僅理解為在體力上比拼,也有與舊的分工模式的沖突與交鋒。比如,個案中鎮江市七里鎮的宋明華,曾為村生產隊長。她堅持男女同工同酬,男社員不服,要和女社員比挑担,她說你不能光和婦女比力氣活,要比技術,比貢獻。男的又說女的沒技術,她說你不讓她摸,怎么知道她沒技術呢?她就鼓勵婦女學技術。當然,要想讓人服,在那種歷史條件下,體力上的比拚也是少不了的,用她的話說婦女也得干“爭氣活”。(1999年訪談紀錄)


且當時無論是實踐還是理論文章,已有部分觸及不合理的性別分工結構,批判鋒芒亦有指向“男主外,女主內”性別分工模式本身的。如在一篇駁斥婦女沒有技術的文章中說:“現在固然有些技術女社員尚未掌握,這并不是她們力所不能,而是有些干部受到男尊女卑思想的影響,一些地方還保留著舊社會殘留下來的所謂‘男人農活’、‘女人農活’的區別,不允許婦女學習農業技術”的緣故(45)。另一篇文章重點批判了“男不治內,女不治外”的觀念,提出:“家務事,女同志要搞,男同志也同樣要搞,”要“支持婦女參加三大革命運動”“自覺地與那種‘男不治內,女不治外’的舊傳統觀念進行堅決斗爭,與之徹底決裂,做婦女解放運動的促進派”(46)。


與南京雨花區原鐵姑娘們座談時,她們談到,那時防汛、參加鐵姑娘隊、當積極分子,給農村婦女很多脫穎而出的機會,也給她們部分背離傳統性別角色的空間。做過21年村婦女主任,也做過隊長的秀珍說:“我們家是男主內女主外,倒過來了。我成天在外忙,丈夫比我心細,會縫會補…我是做不了舊社會的媳婦的,不會針線,擱舊社會,打死為止!不打死也要給攆出門!”(秀珍1998訪談紀錄)能夠把“男主內女主外”倒一個個,這大概也得力于社會對鐵姑娘的肯定。


(4)爭取女性的權利


盡管組織類似鐵姑娘突擊隊這樣的女子專業隊,目的僅僅是為了動員婦女投入生產活動,以補局部勞力不足,但為了調動婦女積極性,不能不一再強調男同工同酬的原則。如前所說,在勞力最緊缺的時期《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發表了多篇有關男女同工同酬的調查報告、經驗報告和評論員文章,批駁了“婦女技術低,低分是合理的”、“‘男一工,女八分’是不合理。但家戶戶都有男女,女的少了,男的多點,從一戶來說,經濟上無所謂吃虧,也不會影響婦女積極性”等論點。盡管并沒有根本改變農村普遍存在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的不平等現象,但多少在婦女中激起了些許瀾漪,特別是那些努力去實踐“男女都一樣”的鐵姑娘們,她們強烈感受到男女之間權利與義務的不對稱,從而意識到現實中男女的不平等。如河北束鹿縣一間房公社馬家莊大隊植棉組的姑娘,遠比男勞力創造出高得多的財富卻不能與男勞力評同樣高的工分,經過不斷爭辯,最終有部分姑娘被評上了一級。在我所做的蘇南農村調查中,即使沒有組織過鐵姑娘隊,老婦女隊長也回憶到那時,婦女們為和男人一樣興修水利,男人記十分,婦女卻仍只有七八分而鬧將起來(當然也沒鬧出什么結果)。(2002常熟訪談紀錄)


當然,“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說,在文革中被重新發現并大加宣揚,無非是為“點燃”那一代婦女的激情,更利于政治動員,所倡導的男女平等也只是性別平等的表層,因此不可避免帶有極大的局限性:


(1)這種平等是以男性標準為標準,以忽視女性與男性生理差別為前提,以女性努力去做“男同志能辦到的事”去爭取形式的平等,女性為此付出許多代價。(這一論點已經與許多文章雷同,就不多贅述了。)與此相適應的是“去性別化”的性別文化和“不愛紅裝愛武裝”審美趣味,影響了一代人,如贊美“假小子”(李適年),“鐵姑娘”。問題不僅在于贊美女人中性化,而是所有違背這一標準的要被視為“另類”而受到排斥。如油田遇到井噴人往往被噴得全身都是油,洗都洗不掉。男子就推一個光頭,女子井下作業隊的素絹實在舍不得剪掉長辮子,一邊用汽油洗一邊哭,指導員訓她:“哭什么哭!再哭把你頭發揪下來!”(2001訪談紀錄)女性愛美不僅意味著喜作小兒女態,革命精神氣不足,也可能被認為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南京三八女子搬運班一個愛美的姑娘,因為“沒活干的時候就換衣服、洗臉、擦雪花膏,對小鏡子梳頭、學普通話”就被人稱為“妖精”,入了落后分子的另冊,一句玩笑話也被勒令寫檢查。(張蘭,1998訪談紀錄)


(2)由于“男女都一樣”的口號宗旨本在于鼓舞婦女與男人看齊多做貢獻,而不在平等的權利,女性在實踐中亦只知多盡義務,卻無相關的權利意識。農村的男女同工不能同酬是普遍且經久的現實。在我所做的個案中,一些鐵姑娘們即使做了“男人的活”,也不能拿到男人一樣的報酬,她們甚至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是個問題。在談話中她們把這解釋為婦女的“無私奉獻的精神”——“…我們小姑娘開始拿不到高工分的,也就4分、6分,后來隊長還是給加了一點,不過我們有精神支持,我們是在干社會主義,年齡小,要多做貢獻,根本不想工分。”(原鐵姑娘隊隊長吳秀珍)“我們鐵姑娘勞力、氣質都很棒。工分嗎,最多八九分吧,那時我們不計較這個。”(另一鐵姑娘隊隊長應桂珍)甚至做了生產隊長的劉秀珍,帶領108個男勞力脫貧致了富,“還是拿女人工分”——男勞力一年500多元,她只拿420塊。問她為什么不拿一樣多?她說:“女的收入不能超過男的。我干得多,拿的少,群眾才能服我。”至于為什么女的收入一定不能超過男的?因為“窗戶再大大不過門,女人再能能不過男”——在不觸動父權制的結構、不破壞男權文化的前提下提倡女性單方爭取“男女都一樣”,有更多的義務卻無相應的權利,這是一個逃不脫的結果。也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未意識到自己應有的權利,只是那時無論男女,都不具有爭取個體權利的合法性,以至馬繼敏們在爭取男女同工同酬時要另找合法化的依據:“我們堅持斗爭的目的絕對不是為了個人多得工分而是為了破除‘男尊女卑’的舊思想”。


(3)在部分婦女在社會生產領域一馬當先地“外向”擴展的同時,家庭“內務”女人必須包攬的格局依舊,男性并未因此而多分担一點家務。女人在社會領域努力推行“男女都一樣”運動時,給自己換來的是雙重的勞累,和更多的重負——文革時期的鐵姑娘運動,并沒有真正改變傳統的性別分工模式。有一個問題頗為費解:為什么在當時服務業萎縮、突擊性生產任務又是如此經常和繁重(比如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農村的興修水利、圍懇開荒,工業的“大會戰”、城市居民的“深挖洞、廣積糧”……)的情況下,婦女雙重角色緊張程度大為提高,但卻沒有發生劇烈沖突,也沒有到需要社會重新建構性別角色的程度?其中原因很多,比如存在著某些矛盾緩沖帶和婦女有自己的緩解矛盾的智慧。由于篇幅所限,我準備另文探討。在此只想強調一點:馬克思主義奠基人把婦女走出家門,參加公共勞動作為婦女解放的前提。造成在中國很長一個時期內,把留在家里“圍著鍋臺轉”,視為與蒙昧、落后、不解放同義。這一“解放話語”使母親的角色自1949年始被主流意識形態不斷地重新建構,家務和孩子成為婦女要進步和工作的負担和“拖累”。(“家庭負担重”、“有孩子拖累”——這是我們在訪談中經常可以聽到的。)


文革期間對女性家庭角色的貶抑更是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1962年《人民日報》3.8社論《把婦女工作做得更切實更深入更細致》還強調:“給女社員安排家務勞動時間”,但1966年后所強調的,就是諸如“大寨女社員胸懷全中國放眼全世界”,“賈忙妮學老三篇,用‘完全’、‘徹底’這兩把尺衡量……克服孩子多家務重的困難,堅持抓革命,促生產,去年出勤200多天”“先治坡,后治窩”這一經大寨喊響的口號,通過先后的順序排列,把工作和家務提高到公/私的分野高度,甚至提高到革命與不革命的高度。這也可以從文化革命中獨霸舞臺的樣板戲中有關性別的象征意義中看出。由于政治斗爭的需要,8個樣板戲中,也有女性“一號”人物,如《海港》中的方海珍、《龍江頌》中的江水英和《杜鵑山》中的柯湘,她們是黨支部書記、黨代表,但她們是否是妻子、母親在劇中都隱而不談,似乎表現了她們的家庭角色就會消減她們的英雄氣概。樣板戲作為當時政治文化的象征,意味著起碼在主流媒體中中國人進入了一個“無性無家”的階段。在這一政治文化下,很多婦女以特有的悲壯將那些困難一一“克服”了。這也是那個時代用政治化手段“解決”諸多社會矛盾特色之一。


文革中婦女被鼓勵做男人能做的事情,是因為那時需要她們去做男人無力包攬的事情。(在政治參與領域婦女從未得到過“男女都一樣”的鼓勵)。


盡管她們出于被動性參與,但“男女都一樣”的實踐對一代婦女仍然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比如對自身力量的發現;比如,在爭取“男女都一樣”時,發現實際“男女不一樣”的不平等現實。每一個時代都有一個時代的平等觀。


但是它的局限也是巨大,爭取平等地盡義務卻不爭取平等的權利,即使爭取平等的權利,對權利平等的理解也僅限于“男女同工同酬”,既沒有推動女性爭取平等學習掌握核心技術、平等分享資源,更沒有鼓勵女性提出爭取平等管理權、參政權的訴求。


本文原載《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1期 ,因篇幅較長,編輯時略有刪減,可點擊閱讀原文獲取完整版


2015-08-23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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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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