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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功:《蘭亭帖》考
啟功:《蘭亭帖》考
燕南園愛思想 啟功     阅读简体中文版

啟功簡介

啟功,(1912——2005),字元白,也作元伯,號苑北居士,北京市滿人。中國當代著名書畫家、教育家、古典文獻學家、鑒定家、紅學家、詩人。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九三”學社顧問、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西泠印社社長、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2005年6月30日2時25分,因病逝世,享年93歲。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古代字體論稿》、《詩文聲律論稿》、《啟功叢稿》、《啟功韻語》、《啟功絮語》、《啟功贅語》、《漢語現象論叢》、《論書絕句》、《論書札記》、《說八股》、《啟功書畫留影冊》、《啟功口述歷史》等。


東晉永和九年(公元353)三月三日,大文學家、大書家王羲之和他的朋友、子弟們在山陰(今紹興縣)的蘭亭舉行一次“修禊”盛會,大家當場賦詩,王羲之作了一篇序,即是著名的《蘭亭序》。這篇文章,歷代傳誦,成為名篇。王羲之當日所寫的底稿,書法精美,即是著名的《蘭亭帖》,又是書法史上的一件名作。原跡已給唐太宗殉了葬,現存的重要復制品有兩類:一是宋代定武地方出現的石刻本;一是唐代摹寫本。

宋代有許多人對于《蘭亭帖》的復制作者提出種種揣測,對于定武石刻本的真偽也紛紛辯論。到了清末,有人索性認為文和字都不是王羲之的作品。

這篇《蘭亭帖考》是試圖把一些舊說加以整理歸納,并對存在的問題進行一些分析,然后從現存的唐代摹本上考察原跡的真面目,以備讀文章和學書法者作研究參考的資料。不夠成熟,希望獲得指正。



論真行書法,以王羲之為祖師,《蘭亭序》又是王羲之生平的杰作,自南朝以來,久已成為法書的冠冕。這個帖的流傳過程中,曾伴有種種傳說,而今世最流行的概念,大略如下:唐太宗遣蕭翼從僧辯才賺得真跡,當時摹搨臨寫的人,有歐陽詢和褚遂良。歐臨得真,遂以上石,世稱定武本,算作正宗;褚臨多參己意,算作別派。這種觀念,流行數百年,幾成固定的歷史常識。但一經鉤核諸說,比觀眾本,則千頭萬緒,不可究詰,而上述的觀點,殊屑無稽。如細節詳校來談,非數十萬字不能盡,茲姑舉要點來論,論點相同的材料,僅舉其一例。

甲、唐太宗獲得前的流傳經遇:一、原在梁御府,經亂流出,為僧智永所得,又人陳御府。隋平陳,歸晉王(煬帝),僧智果從王借搨不還,傳給他的弟子辯才(見唐劉餗《隋唐磊話》卷下)。二、真跡在王氏家,傳王羲之七代孫僧智永,智永傳他的弟子僧辯才(見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三載唐何延之《蘭亭記》)。三、“原草為隋末時五羊一僧所藏。”(宋前松《蘭亭續考》卷一引宋鄭價跋。《蘭亭續考》以下簡稱(俞續考)。)

乙、唐太宗賺取的經遇:一、“太宗為秦王日……使蕭翊就越州求得之。”《隋唐嘉話》巷下二、唐太宗遣御史蕭翼偽裝商客,與辯才往還,乘隙竊去(見《蘭亭記》,趙彥衛《云麓漫鈔》卷六引《唐野史》事略同)。三、武德四年歐陽詢就越州訪求得之,始人秦王府。(宋錢易《南部新書》卷四)

丙、隋唐時的摹搨臨寫:按雙鉤廓填叫做鄉搨,罩紙影寫叫做摹,面對真跡仿寫叫做臨,其義原不相同。而古代文獻,對于《蘭亭帖》的摹本,三樣常自混淆,現在也各從原文,合并舉之。一、智果有搨本(見《隋唐嘉話》卷下)。二、趙模等四人有搨本。何延之云:“太宗命供奉捐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揭數本(《蘭亭記》)。”三、褚遂良有臨寫本。張彥遠云:“貞觀年,河南公褚遂良中禁西堂臨寫之際便錄出。”(《法書要錄》卷三載褚遂良《王羲之書目》后跋,“錄出”者,指羲之各帖之文,其中有《蘭亭序》)四、唐翰林書人劉秦妹臨本。竇洎云:“蘭亭貌奪真跡。”(《法書要錄》卷六載《述書賦》卷下)五、麻道嵩有搨本。錢易云:“麻道嵩奉教搨二本……嵩私搨一本:”(《南部新書》卷四)六、湯普徹等有捅本。武平一云:“(太宗)令湯普徹等搨《蘭亭》賜梁公房玄齡已下八人。”(《法書要錄》卷三載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七、歐、虞、褚有臨捐本。何延之云:“歐、虞、褚諸公皆臨捅相尚。”(《蘭亭記》)八、陸柬之有臨搨本。李之儀云:“一時書如臨、虞、褚、輩,人皆臨搨相尚。”(宋桑世昌《蘭亭考》卷五引宋李之儀跋,按“陸”指陸東之。桑世昌《蘭亭考》以下簡稱《桑考》)。九、智永有臨本。吳說云:“《蘭亭修楔前敘》,世傳隋僧智永臨寫,后敘唐僧懷仁素麻牋所書,凡成一軸。”(《桑考》)卷五引宋吳說跋)十、王承規有模本。米友仁云:“汪氏所藏《三米蘭亭》……殆王承規模也。”(《桑考》卷五引襟米友仁跋)另有太平公主借搨之說,乃是誤傳,不具列。后世仿習臨摹和展轉傳搨的,也不詳舉。

以上甲、乙、丙三項中多屬得自傳說和揣度意必之論,并列出來,以見他們的矛盾分歧。宋以后人的話,更無足舉了。

丁、隋唐刻本:一、智永臨寫刻石本。《桑考》云:“隋僧智永亦臨寫刻石,間以章草,雖功用不倫,精髣髴其勢,本亦稀絕。”(《桑考》卷五,未注出處。又卷七引宋蔡安強跋謂智永本為正觀中摹刻)二、唐勒石本。《桑考》云:“天禧中,相國僧元靄曾進唐勒石本一卷,卷尾文皇署“勅”字,傍勒“僧權”二字,體法即臻,銷刻尤王。三、唐刻版本。米芾云:“泗州山南杜氏……收唐刻板本《蘭亭》”。(《桑考》)卷五引宋米芾跋)四、褚庭誨臨本。黃庭堅云:“褚庭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劚地得闕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見其風。三石刻皆有佳處。”(《桑考》卷六引宋黃庭堅跋)這都是宋人所指為隋唐刻本的,并未著明根據,大概也多意必之見。至于后世展轉摹刻,或追加古人題署,或全出偽造的,更無足述。而所謂開皇本的,實在也屬這類東西,所以不舉。

戊、定武本問題:定武石刻,宋人說的極多,細節互有出人,其大略如下。石晉末,契丹自中原輦石北去,流落于定州,宋慶歷中被李學究得到。李死后,被州帥得著,留在官庫里。熙寧中薛向帥定州,他的兒子薛紹彭翻刻一本,換去原石。大觀中,原石自薛家進入御府(《桑考》卷三引宋趙桎、榮芑、何遠等跋,卷六引宋沈揆、洪邁等跋)。

這塊石刻,宋人認為是唐代所刻,趙桎云:“此文自唐明皇(《桑考》云:)“是‘文皇’之誤。”)得真跡,刻之學士院。”(《桑考》卷三引趙桎定武本)周勛引《墨藪》云:“唐太宗得右軍《蘭亭敘》真跡,使趙模搨,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興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事見《墨藪》,世號定武本。”(《桑考》卷六引宋周勛跋。功按“明皇”為“文皇”之誤,已見趙桎跋,顯宗當即玄宗,宋人諱玄所改者。)

武定石刻出自何人摹勒,約有以下種種說法:一、出于趙模(見周勛跋)。二、出于王承規(見鄭價跋)。三、出于歐陽詢。李之儀云:“蘭亭石刻,流傳最多,當有類今所傳者,參訂獨定州本為佳,似是以當時所臨本摹勒,其位置近類歐陽詢,疑是詢筆。”(《桑考》卷五引李之儀跋)又樓鋪云:“今世以定武本為第一,又出歐陽率更所臨。”(《桑考》卷五引宋樓鎬跋)又何遠云:“唐太宗詔供奉臨《蘭亭序》,惟率更令歐陽詢所搨本奪真,勒石留之禁中,他本付之于外,一時貴尚,爭相打搨,禁中石本,人不可得,石獨完善。”(宋曾宏父《石刻鋪敘》卷下引何子楚跋,子楚,遠之字)四、出于褚遂良。米友仁云:“昨見一本于蘇國老家,后有褚遂良檢校字,世傳石刻,諸好事家極多,悉以定本為冠,此蓋是也。”(《桑考》卷五引宋米友仁跋)又宋唐卿云:“唐貞觀中……詔內供奉摹寫賜功臣,時褚遂良在定武,再模于石。”(《俞續考》卷一引宋宋唐卿跋)五、出于智永。榮芑云:“定武《蘭亭敘》,凡三本,其一李學究本,傳為陳僧法極字智永所模。”(《桑考》卷七引榮芑跋)六、出于懷仁。米友仁云:“定本,懷仁模思差拙。”(《桑考》卷五引米友仁跋)

從以上諸說看來,定武本是何人所模,也矛盾紛歧,莫衷一是,所謂某人臨摹,某人勒石,同是臆測罷了。

定武石本,宋人已有翻刻偽造的,它的真偽的區別,自宋人到清翁方綱的《蘇米齊蘭亭考》,辨析已詳,現在不加重述。而歷代翻刻定武本,復雜支離,不可究詰,現也不論。

己、諸臨本問題:《蘭亭》隋唐摹搨臨寫的各種傳說,已如上述,綜而觀之,不下十余人。北宋時,指唐摹本為褚筆之說,流行漸多。米芾對于刻本,很少提到定武本,對于摹本,常題為褚筆。例如他對于王文惠本,非常鄭重地題稱:“有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字登善,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宴集序》。”好似有十足的根據似的。但那帖上原無褚款,所據只在筆有褚法就完了。他說:“浪字無異于書名。”(見《寶晉英光集》卷七浪字書名,是指“良”字。當時好事者也多喜好尋求褚摹,米芾又有詩句云:“彥遠記模不記褚,《要錄》班班記名氏。后生有得苦求奇,尋購褚模驚一世。寄言好事但賞佳,俗說紛紛哪有是。”見《寶晉英光集》卷三)則又否定了褚摹之說,米氏多故弄狡獪,不足深辨。但從這里可見當時以無名摹本為褚筆,已成為一種風氣了。

自此以后,凡定武本之外唐摹各本,逐漸地聚集而歸列褚遂良一人名下。到翁方綱《蘇米齊蘭亭考》(以下簡稱《翁考》)卷二《神龍蘭亭考》說:“乃若就今所行褚臨本言之,則此所號稱神龍本者,尚是褚臨之可信者矣。何以言之?計今日所稱褚臨本,曰神龍本,曰蘇太簡本,張金界奴本,曰 上本,曰鬱岡齊、知止閣、快雪堂、海寧陳氏家所刻領字從山本,皆云褚臨之支系也。”又說:“要以定武為歐臨本,神龍為褚臨本,自是確不可易之說。”功按化零為整,這時總算到了極端。歐褚這兩個偶像,雖然早已塑成,但是“同龕香火”,至此才算是“功德圓滿”!

綜觀以上資料,我們得知,圍繞《蘭亭》一帖,流行若干故事傳說,而定武一石,至宋又成為《蘭亭》帖的定型,自宋人至翁方綱,辨析點畫,細到毫芒,而搜集搨本的,動輒至百數十種。但是一經鉤稽,便看到矛盾百出。到了清末李文田氏,便連這篇序文和這帖上的字,都提出了懷疑,原因與這有一定的關系。現在剝去種種可疑的說法和明顯附會無關重要的事,概括地說來,大略如下:

王羲之書《蘭亭宴集詩序》草稿,唐初進入御府,有許多書手進行搨摹臨寫。后來真跡殉葬昭陵,世間只流傳臨摹之本。北宋時發現一個石刻本在定武,摹刻較當時所見的其他刻本為精,就被當時的文人所寶惜,而唐代摹臨之本,也和定武石刻本并行于世。定武本由于屢經搥搨的緣故,筆鋒漸禿,字形也近于板重;而摹臨的墨跡本,筆鋒轉折,表現較易,字形較定武石刻近于流動;后人揣度,便以定武石刻為歐臨,其他為褚臨,《蘭亭》的情況,如此而已。

我又曾疑宋代所傳唐人鉤摹墨跡本,自然比今天所存的要多得多,以傳真而言,摹本也容易勝過石刻,自以諸家聚訟,單獨在武定一石呢?豈是這一石刻果然超過一切摹本嗎?后來考察,唐人摹本中的上品,宋人本來也都寶重,但唐摹各本中,亦有精粗之別。即看《桑考》所記,知道粗摹墨跡本有時還不如精刻石本,并且摹本數量又少,而定武摹刻精工,又勝過當時流傳的其他刻本,再說搨本等于印刷品,流傳也容易廣泛,能夠滿足學者的需求,這大概也是武定本所以聲譽獨高的緣故吧!

現在唐摹墨跡本和武定原石本還有保存下來的,而影印即精,毫芒可鑒,比較觀察,又見宋人論述所未及的幾項問題,以材料論,古代所存固然比今天的多,但以校核考訂的條件論,則今天的方便,實遠勝于古代,《蘭亭》的聚訟,結案或將不遠了。



清末順德李文田氏對于《蘭亭》的文章和字跡,都提出懷疑的意見,見于所跋汪中就藏武定本之后,跋云:

唐人稱《蘭亭》,自劉餗《隋唐嘉話》始矣。嗣此何延之撰《蘭亭記》,述蕭翼賺《蘭亭》事如目睹,今此記在《太平廣記》中。第鄙意以為定武石刻未必晉人書,以今見晉碑,皆未能有此一種筆意,此南朝梁、陳以后之跡也。按《世說新語》《企羨篇》劉孝標注引王右軍此文,稱曰《臨河序》,今無其題目,則唐以后所見之《蘭亭》,非梁以前《蘭亭》也。可疑一也。

《世說》云:人以右軍《蘭亭》擬石季倫《金谷》,右軍甚有欣色,是序文本似《金谷序》也。今考《金谷序》文甚短,與《世說》注所引《臨河序》篇幅相應,而定武本自夫人之相與以下多無數字,此必隋唐間人知晉人喜述老莊而妄增之,不知其與《金谷序》不相合,可疑二也。

即謂《世說》注所引或經刪節,原不能比照右軍文集之詳,然“錄其所述”之下,《世說》注多四十二字,注家有刪節右軍文集之理,無增添右軍文集之理,此又其與右軍本集不相應之一確證也。可疑三也。

有此三疑,則梁以前之《蘭亭》與唐以后之《蘭亭》,文尚難信,何有于字。且古稱右軍善書,曰“龍跳天門,虎臥風闕”,曰“銀鉤鐵畫”。故世無右軍之書則已,茍或有之,必其與《爨寶子》、《爨龍顏》相近而后可,以東晉前書與漢魏隸書相似,時代為之,不得作梁、陳以后體也。

功按這派懷疑之論,在清末影響很廣,因為當時漢、晉和北朝碑版的發現,一天天地多起來,而古代簡牘墨跡的發現還少,談金石的,常據碑版的字懷疑行草各帖的字。各帖里固然并非絕無偽托的,況且翻刻失真的也很多,但不能執其一端,便一概懷疑所有各帖。現在先從《世說》注文說起。

《世說新語.企羨篇》一條云: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欣色。

劉竣注云:

王羲之《臨河敘》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承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余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罚酒各三斗。

今傳《蘭亭》帖二十八行,三百余字,乃王羲之的草稿,草稿未必先寫題目,這是常事,也是常識。況且《世說》本文稱之為《蘭亭集序》,注文稱之為《臨河敘》,已自不同,能夠說劉義慶和劉峻所見的本子不同嗎?

至于當時人用它比方《金谷序》的原因,必有根據的條件,《世說》略而未詳。但絕不見得只是以字數相近,便足使右軍“甚有欣色”。譬如今天說某人可比諸葛亮,理由是因為他體重若干斤、衣服若干尺和諸葛亮有相同處,豈不是笑話!《世說》曰“人”曰“方”是別人的品評比況。李跋改“方”為“擬”以為右軍撰文,本來即欲模似《金谷序》,真可以說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了。且詩文草創,常非一次而成,草稿每有第一稿、第二稿以至若干次稿的分別。古人集中所載,與草稿不相應和墨跡或石刻不相應的極多。且注家有對于引文刪節的,也有節取他文或自加按注語補充說明的。以當時的右軍文集言,序后附錄諸詩,詩前有說明的話四十二字,亦或有之,劉注多這四十二字,原不奇怪。何況右軍文集言《隋志》著錄是九卷,今本只二卷,可見亡佚很多,劉峻所見的本子有這四十多字,極屬可能。又案錄《蘭亭詩》多有傳本,俱注明某某若干人成詩若干首,某某若干人詩不成,罚酒若干。劉注或據此等傳本而綜括記述,也很可能。總之序文草稿《蘭亭帖》對于全部修禊盛會的文件,僅僅是一部分,今本集又不是全豹,注家又常有刪有補,在這三種情況下來比較它的異同,蘭亭帖和《世說》注的不相應,自是必然的事。抓住這一種現象來懷疑《蘭亭序》文章草稿,在邏輯上,殊難成立。

以上是本證。再看旁證:三代吉金,一人同作數器,或一器底蓋同有銘文,其文互有同異的很多;韓愈的文章,集本與石刻不同的也很多;歐陽修《集古錄》,集本與墨跡本不同也很多,并且今天所見墨跡各篇俱無篇題;蘇軾《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詩二首,流傳有草稿本,前無題目,第二首未較集中亦少二句,蓋非最后的定稿。翁方綱曾考之,見《復初齋文集》卷二十九,這都是金石家、文學家所習知的事,博學的李文田氏,何至不解此例?于是再讀李跋,見末記此為浙江試峻北還時所書。因憶當日科舉考試,雖草稿也必須寫題目,稿文必與臘正相應,否則以違式論,甚至科以舞弊的罪名。我才恍然明白李氏這時的頭腦中,正糾纏于這類科場條例,并且還要拿來發落王右軍罷了!

至于書法,簡札和碑版,各有其體。正像同在一個碑上,碑額與碑文體也常有分別,因為它們的作用不同。并且同屬晉代碑版,也不全作《二爨》的字體。如果和方整才算銀鉤鐵畫,那么周秦金石、漢魏碑版俱不相副,因為它們還有圓轉的地方。不得已,只有所謂歐體宋板書和襟體鉛字,才合李氏的標準。且今西陲陸續發現漢晉簡牘墨跡,其中晉人簡牘,行草為多,就是真書,也與碑版異勢,并且也不作《二爨》之體,越發可以證明,其用不同,體即有別。且出土簡牘中,行書體格,與《蘭亭》一路有極相近的,而筆法結字的美觀,卻多不如《蘭亭》,才知道王羲之所以獨出作祖的緣故,正是因為他的真、行、草書變化多方,或剛或柔,各適其宜。簡單地說,即是在當時書法中,革新美化,有開創之功而已。后來“崇古”的人,常常以“古”為“美”,認為風格質樸的高于恣態華麗的,這是偏見,已不待言。而韓愈詩說:“羲之俗畫趁恣媚。”雖然意在諷譏,卻實在說出了真象,如果韓愈和王羲之同時,而當面說出這話,恐怕王羲之正要引為知已的。

李跋稱何延之記“事如目靚”,并且特別提出它收于《太平廣記》中,意謂這篇《蘭亭記》是小說家言,不足為據,遂并疑《蘭亭帖》為偽。不知小說即使增飾故實,和《蘭亭帖》的真偽是無關的。正如同不能因為疑虬髯客、霍小玉的事情是否史實,便說唐太宗、李益并無其人。



世傳《蘭亭帖》摹本刻本,多如牛毛,大約說來,不出五類:一、唐人摹搨本。意在存真,具有復制原本的作用。二、前人臨寫本。出于臨寫,字形行款相同,而細節不求一一吻合。三、定武石刻本。四、傳刻本。傳刻唐摹或復刻定武,意在復制傳播,非同蓄意作偽。五、偽造本。隨便拼湊,妄加古人題署,或翻刻,或臨搨,任意標題,源流無可據,筆法無足取,百怪千奇,指不勝屈,更無足論了!

功見聞寡陋,所見的《蘭亭》尚不下百數十種,足見傳本之多。現就所見的幾件真定武本和唐臨、唐摹本,略記梗概于后。


(一)定武本

甲、柯九思本

故宮藏,曾見原卷。五字已損,紙多磨傷,字口較模糊。隔水有康里巎巎、虞集題記,后有王黼、忠侯之系、公達、鮮于樞、趙孟頫、黃石翁、袁桷、鄧文原、王文治諸跋。有影印本。

乙、獨孤本

原裝岫頁,經火燒存殘片若干,今已流人日本。我見到西充白氏影印本。這帖五字已損,趙孟頫得于僧獨孤長老的。帖存三片,字口亦轉模糊。后有吳說、朱敦儒、鮮于樞、錢選跋,趙孟頫十三跋并臨《蘭亭》一本,又柯九思、翁方綱、成親王、榮郡王諸家跋。冊中時有小字注釋藏印之文,乃黃鉞所寫。

丙、吳炳本

仁和許乃普氏舊藏,今已流入日本。我見到影印本。五字未損,搨墨稍重,時侵字口,還有后人涂墨的地方(如“悲也”改“悲夫”字,“也”字的鉤;“斯作”改“斯文”,“作”字痕跡俱涂失)。后有宋人學黃庭堅筆體的錄李后主評語一段,又有王容、吳炳、危素、熊夢祥、張紳、倪瓚、王彝、張適、沈周、王文治、英和、姚元之、崇恩、吳郁生、陳景陶、褚德彝諸跋。

其他如真落水本確聞還在某藏家手中,惜不詳何人何地。文明書局影印一落水本,是裴景福氏所藏,本帖、題跋、藏印,完全是假的(其他偽本極多,不再詳辨。這本名氣甚大,故特提出)。


(二)唐臨本


甲、黃絹本

高士奇、梁章鉅舊藏,今已流人日本。我見到影印本。其帖絹本,“領”宇上加“山”字,筆劃較豐腴,有唐人風格而不甚精彩,字形不拘成式(如“群”字杈腳之類),是臨寫的,非摹搨的。后有米芾跋,稱為王文惠故物。首曰“右唐中書令河南公”云云,末日“壬年八月廿六日寶晉齊舫手裝”。款曰“襄陽米芾審定真跡秘玩。”再后有莫云卿、王世貞、周天球、文嘉、俞允文、徐益孫、王稀登、沈威、翁方綱、梁章鉅等跋。

故宮藏宋游似所題宋捐褚臨《蘭亭》卷,經明晉府、清卞永譽、安岐退藏。原帖后連米跋,即是此段。但《蘭亭》正文與此黃絹本不同。且“領”字并不從“山”。裝潢隔水紙上有游似跋尾墨跡,云:“右褚河南所摹與丙秩第三同,但工有功拙,還遇前本爾。”下押“景仁”印,又有“趙氏孟林”印。可知黃絹之卷,殆后人湊配所成。不是米跋的那件原物。

乙、張金界奴本

故宮藏,曾屢觀原卷。《戲鴻堂》、《秋碧堂》等帖曾刻之。乾隆時刻《蘭亭八柱帖》,列此為第一柱。原卷白麻紙本,墨色晦暗,筆勢時見鈍滯的地方,大略近于定武本,細節如“群”腳杈筆等,又不盡依成式。帖尾有小字一行曰:“臣張金界奴上進。”后有揚益、宋濂、董其昌、徐尚實、張弼、蔣山卿、楊明時、朱之蕃、王衡、王應侯、楊宛、陳繼儒、楊嘉祚諸家跋,前有乾隆題識。董跋云:“似虞永興所臨。”梁清標遂實題簸曰:“唐虞永興臨《禊帖》。”此后《石渠寶笈》著錄和《八柱》刻石,直到故宮影印本,俱標稱為虞臨了。《翁考》云:“至于潁上、張金界奴諸本,則皆后人稍知書法筆墨者,別自重摹。”其說可算精識。我頗疑它是宋人依定武本臨寫者。如“激”字,定武本中間從“身”,神龍本從“身”,此本從“身”,亦與定武本同。

丙、褚臨本

故宮藏,曾屢觀原卷。此帖乾隆時刻入《三希堂帖》,又刻人《蘭亭八柱帖》為第二柱。原卷淡黃紙本,前后隔水有舊題“褚模王羲之《蘭亭帖》一行”,帖后有米芾題“永和九年暮春月”七言古詩一首。后有“天圣丙寅年正月二十五日重裝”一款,乃蘇耆所題,又范仲淹、王堯臣、米黻、劉涇諸家觀款(以上五題共在一紙)。再后龔開,朱葵、楊載、白埏、仇幾、張澤之、程嗣翁等題(以上各題共紙一段)。再后陳敬宗、卞永譽、卞巖跋。前有乾隆題識。此帖宇與米詩筆法相同,紙也一律,實是米氏自臨自題的。此詩載(寶晉英光集》卷三,題為“題永徽中所模《蘭亭敘》”未有“彥遠記模不記褚”等句,知米芾并不認為這帖是褚臨本。后人題為褚本,是并未了解米詩的意思。

(翁考》卷四云:“此一卷乃三事也。其前《蘭亭帖》及米元章七言詩為一事,此則米老目臨《褚蘭亭》,而自題詩于后。雖其帖前有蘇氏印,然亦不能專據矣。此自為一事也。其中的天圣丙寅蘇耆一題及范、王、米、劉四段,此五題為自為一事,是乃真蘇太簡家《蘭亭》之原跋也。至其后龔開等跋以后又為一事,則不知某家所藏《蘭亭》之后尾也。”翁氏剖析,可稱允當。他所見的是一個油素鉤本,參以安岐《書畫記》所記的。今諦觀原卷,帖前“太簡”一印,四邊紙縫掀起,蓋后人將原紙挖一小洞,別剪這印,親人貼補。年久糊脫,漸致掀起。曾見古書畫中常有名人收藏印甚至作者名號印都是挖嵌的,就在影印本里也可以看出。這都是古董家作偽伎倆。至于《蘭亭帖》中“怏然”作快(快慢之“快”然),米詩中“昭陵”作“昭凌”(從兩點水旁),都分明是誤字,或者是米跡的重摹本。

其他宋代摹刻唐人臨摹(或稱褚臨、褚摹)的《蘭亭帖》-也有時見到善本,但流傳未廣,不再記述。至于明清彙帖中摹刻《蘭亭》的更多,也不復一一詳論。潁上本名雖較高,實亦唐臨本中粗率一路的,《翁考》中已先論及了。


(三)唐摹本


所謂摹搨的,是以傳真為目的。必要點畫位置、筆法使轉以及墨色濃淡、破鋒賊毫,一一具備,像唐摹《萬歲通天帖》那樣,才算精工。今存《蘭亭帖》唐摹諸本中,只有神龍半印本足以當得起。

神龍本,故宮藏,曾屢觀原卷。白麻紙本,前隔水有舊題“唐模《蘭亭》”四字,郭天錫跋說這帖定是馮承素等所摹,項元汴便鑒實以為馮臨,《石渠寶笈》、《三希堂帖》、《蘭亭八柱》第三柱,俱相沿稱為馮臨。帖的前后紙邊處各有“神龍”二字小印之半。又有“副書府”印(這是南宋末駙馬楊鎮的藏印)。后有許將至石蒼舒等觀款八段;再后永陽清叟、趙孟頫 題;郭天錫跋贊;鮮于樞題詩;鄧文原、吳炳、王守誠、李廷相、文嘉、項元汴跋。前有乾隆題識。

這帖的筆法秾織得體,流美甜潤,迥非其他諸本所能及。破鋒和剝落的痕跡,俱忠實地摹出。有破鋒的是:“歲”、“群”、“畢”、“觴”、“靜”、“同”、“然”、“不”、“矣”、“死”、各字;有剝痕成斷筆的是:“足”、“仰”(此字并有針孔形)、“游”、“可”、“興”、“攬”各字;有賊毫的是“踅”字;而“每攬”的“每”字中間一橫劃,與前各字同用重墨,再用淡墨寫其余各筆。原來原跡為“一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全一契”,后改“一攬”為“每攬”。這是后來講《蘭亭帖》的人都沒有見到的。并且這“每”字在行中距其上的“哉”及其下的“攬”字,俱甚逼仄,這是因為原為“一”字,其空間自窄。定武本則上下從容,不見逼仄的現象。可知定武不但加了直闌,即行中各宇距離亦俱調整勻凈了。若非見唐摹善本,此秘何從得見!(影印本墨色俱重,改跡已不能見。)惟懷仁《圣教序》中“同”字、“跡”字,俱集自《蘭亭》,而俱有破鋒,神龍本中卻沒有,可知神龍本也還不是毫無遺漏的。

這一卷的行款,前四行間隔頗疎,中幅稍勻,末五行最密,但是帖尾本來并非沒有余紙,可知不是因為摹寫所用的紙短,而是王羲之的原稿紙短,近邊處表現了擠寫的形狀。雙摹紙二幅,也是至“欣”字合縫,這可見不但筆法存原形,并且行式也保存了超草的常態。若定武本界畫條格,四平八穩,則這種情狀,不復能見了。至于璽紙原跡的樣子,今已不可得見,摹搨本哪個最為得真,也無從比較,但是從摹本的忠實程度方面來看,神龍本既然這樣精密,可知它距離原本當不甚遠。郭天錫以為定是于《蘭亭》真跡上雙鉤所摹,實不是駕空之談,情理具在,真是有目共睹的。自世人以定武本為《蘭亭》標準的觀念既成之后,凡定武所未能傳出的筆法細節,都以為是褚臨失真所致。今觀“每”字的改筆,即屬定武本所無,而不能說是褚臨所改的,那些成見,可以不攻自破了。

這一卷明代藏于烏鎮王濟家,四明豐坊從王家鉤摹,使章正甫刻石余烏鎮,見文嘉跋中(卷中有“吳興”及“王濟賞鑒過物”諸印。)其石后歸四明天一閣,近代尚存,搨本流傳甚多,當是豐氏攜歸故鄉的。摹刻很精,但附加了“貞觀”、“開元”、“褚氏”、“米芾”等許多古印,行式又調劑停勻,俱是美中不足。《翁考》糾纏于《蘭亭》流傳及太平公主借 諸問題,至以翻本《星鳳樓帖》所刻無印章的神龍本為正,都是由于豐氏這一刻本妝點偽印所誤。今見原卷,豐氏的秘密才被揭穿(翁方綱之說又見《涉聞梓舊》所刻《蘇齊題跋》卷下,他說翻本《星鳳樓帖》的無印神龍本圓潤在范氏石本之上,這是因翻本筆鋒已禿,遂似圓潤,比觀自可見。)這卷由王氏歸項元汴家,項氏之子德弘曾刻石,見朱彝尊跋(《曝書亭集》卷四十六)。未見搨本。

文嘉跋中,更推重荊溪吳氏所藏唐摹本,其帖有蘇易簡題“有若像夫子”一詩,并宋人諸跋,清初吳升尚見到,載在《大觀錄》。是明清尚存,并且確知是一個善本,可與神龍本并論的。不知原帖今天是否尚在人間?倘得彙合而比校,則《蘭亭帖》的問題或者可以沒有余蘊了。

2015-08-23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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