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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青年為什么不能成功
現代青年為什么不能成功
楚塵文化     阅读简体中文版

新青年必讀課:民國大師們的演講

章太炎:1919年初演講
——今日青年之弱點

現在青年第一弱點,就是把事情太看容易,其結果不是僥幸,便是退卻。因為大凡作一件事情,在起初的時候,很不容易區別誰為杰出之士,必須歷練許多困難,經過相當時間,然后才顯得出誰為人才,其所造就方才可靠。近來一般人士皆把事情看得容易,亦有時湊巧居然僥幸成功。他們成功既是僥幸得來,因之他們凡事皆想僥幸成功。但是天下事那有許多僥幸呢?于是乎一遇困難,即刻退卻。所以近來人物一時僥幸成功,則譽滿天下;一時遇著困難廢然而返,則毀謗叢集。譬如辛亥革命僥幸成功,為時太速,所以當時革命諸人多半未經歷練,真才不易顯出。諸君須知凡僥幸成功之事,便顯不出誰是勇敢,誰是退卻,因之雜亂無章,遂無首領之可言。假使當時革命能延長時間三年,清廷奮力抵抗,革命諸人由那艱難困苦中歷練出來,既無昔日之僥幸成功,何至于有今日之紛紛退卻。又如孫中山之為人,私德尚好,就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實是他的最大弱點。現在青年只有將這個弱點痛改,遇事宜慎重,決機宜敏速,抱志既極堅確,觀察又極明了,則無所謂僥幸退卻,只有百折千回以達吾人最終之目的而已。


現在青年第二個弱點,就是妄想憑藉已成勢力。本來自己是有才能的,因為要想憑籍已成勢力。就將自己原有之才能皆一并犧牲,不能發展。譬如辛亥革命,大家皆利用袁世凱推翻清廷,后來大家都上了袁世凱的當。歷次革命之利用陸榮廷岑春暄,皆未得良好結果。若使革命諸人聽由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的做去,旗幟鮮明,宗旨確定,未有不成功的。你們的少年中國學會,主張不利用已成勢力我是很贊成的。不過已成勢力,無論大小,皆不宜利用。宗旨確定,向前做去,自然志同道合的青年一天多似一天,那力量就不小了。惟最要緊的須要耐得過這寂寞的日子,不要動那憑藉勢力的念頭。


現在青年的第三個弱點,就是虛慕文明。虛慕那物質上的文明,其弊是顯而易見的。就是虛慕那人道主義,也是有害的。原來人類性質,凡是能堅忍的人,都是含有幾分殘忍性,不過他時常勉強抑制,不易顯露出來。有時抑制不住,那殘忍性質便和盤托出。譬如曾文正破九江的時候,殺了許多人,所殺者未必皆是洪楊黨人,那就是他的殘忍性抑制不住的表示,也就是他除惡務盡的辦法。這次歐洲大戰,死了多少人,用了若干錢,直到德奧屈服,然后停戰。我們試想歐戰四年中,死亡非不多,損失非不大,協約各國為甚么不講和呢?這就是歐美人做事徹底的表現,也就是除惡務盡的辦法。現在中國是煦煦為仁的時代,既無所謂堅忍,亦無所謂殘忍,當道者對于兇橫蠻悍之督軍,賣國殃民之官吏,無不包容之獎勵之,決不妄殺一個,是即所謂人道主義。今后之青年做事皆宜徹底,不要虛慕那人道主義。


現在青年第四個弱點,就是好高騖遠。在求學時代,都以將來之大政治家自命,并不踏踏實實去求學問。在少年時代,偶然說幾句大話,將來偶然成功,那些執筆先生就稱他為少年大志。譬如鄭成功做了一篇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的八股,中有湯武證誅,亦灑掃也;堯舜揖讓,亦進退也;小子當之,有何不可數語。不過偶然說幾句話而已,后人遂稱他為少年有大志。故現在青年之好高騖遠,在青年自身當然亟應痛改。即前輩中之好以(少年有大志)獎勵青年者,亦當負咎。我想歐美各國青年在求學時代,必不如中國青年之好高騖遠。大家如能踏踏實實去求學問,始足與各國青年相競爭于二十世紀時代也。


胡適:1921年7月在南京東南大學的演講
——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

1919年11月,胡適發表了《新思潮的意義》一文,系統地表達了五四反傳統派對待國故的“綱領性”態度,他提出新思潮的四大原則,即“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他倡導“國故研究”,是和劉師培、黃侃、梁淑溟創辦《國故》月刊所倡導的“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不同,也和梁啟超、張暄的文化保守主義觀點有差異,他把“整理國故”看作是實踐他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科學方法的手段。這是胡適1921年7月在南京東南大學的演講。


研究國故,在現時確有這種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對于中國本來的文化和學術,都缺乏研究的興趣。講到研究國故的人,真是很少,這原也怪不得他們,實有以下二種原囚:(一)古今比較起來,舊有的東西就很易現出破綻。在中國科學一方面,當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覺淺薄得很,這樣當然不能引起青年們的研究興趣。(二)中國的國故書籍,實在太沒有系統了。歷史書一本有系統的上找不到,哲學也是如此,就是文學一方面,《詩經》總算是世界文學上的寶貝,但假使我們去研究《詩經》,竟沒有一本書能供給我們做研究的資料的。原來中國的書籍,都是為學者而設,非為普通人一般人的研究而作的。所以青年們要研究,也就無從研究起。我很望諸君對于國故,有些研究的興趣,來下一番真實的工夫,使它成為有系統的。對于國故,亟應起來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的興趣,并能使有研究興趣的人容易去研究。


“國故”的名詞,比“國粹”好得多。自從章太炎著了一本《國故論衡》之后,這“國故”的名詞于是成立。如果講是“國粹”,就有人講是“國渣”,“國故”(NationalPast)這個名詞是中立的。我們要明了現社會的情況,就得去研究國故。古人講,知道過去才能知道現在。國故專講國家過去的文化,要研究它,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四種方法:


一、歷史的觀念


現在一般青年,所以對于國故沒有研究興趣,就還沒有歷史的觀念。我們看舊書,可當它作是歷史看,清乾隆時,有個叫章學誠的,著了一本《文史通義》,上邊說“六經皆史也”。我現在進一步來說:“一切舊書——古書——那是史也”。本了歷史的觀念,就不由然而然地生出興趣了。如道家煉丹修命,確是很荒謬的,不值識者一笑。但本了歷史的觀念,看看它究竟荒謬到了什么田地,亦是很有趣的。把舊書當作歷史看,加它好到什么地步,或是壞到什么地步,這是研究國故方法的起點,是叫“開宗明義”第一章。


二、疑古的態度


疑古的態度,簡要言之,就是“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十個字。譬如《書經》,有《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之別。女人說,《古文尚書》是假的,《今文尚書》有一部分是真的,余外一部分,到了清時,才有人把它證明是假的。但是現在學校里邊,并沒把假的刪去,仍舊讀它全書,這是我們應該懷疑的。至于《詩經》,本有三千篇,被孔子刪剩十分之一,只得了三百篇。《關雎》這一首詩,孔子把它列在第一首,這首詩是很好的。內容是一很好的女子,有一男子要伊做妻子,但這事不易辦到,于是男子“寤寐求之”,連睡在床上都要想伊,更要“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呢!這能表現一種很好的愛情,是一首愛情的相思詩。后人誤會,生了許多誤解,竟牽到旁的問題上去。所以疑古的態度有兩方面好講:(一)疑古書的真偽。(二)疑真書被那山東老學究弄偽的地方。我們疑古的目的,是在得其“真”,就是疑錯了,亦沒有什么要緊。我們知道,哪一個科學家是沒有錯誤的?假使信而錯,那就上當不淺了!自己固然一味迷信,情愿做古人的奴隸,但是還要引旁人亦入于迷途呢!我們一方面研究,一方向就要懷疑,庶能不上老當呢?如中國的歷史,從盤古氏一直相傳下來,年代都是有“表”的,“像煞有介事”,看來很是可信一但是我們要懷疑,這怎樣來的呢?根據什么呢?我們總要“打破砂鍋問到底”,究其來源怎樣,要知道這年月的計算,有的是從偽書來的,大部分還是宋朝一個算命先生,用算盤打出來的呢這哪能信呢!我們是不得不去打破它的。


在東周以前的歷史,是沒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貢》這一章書,一般學者都承認是可靠的。據我用歷史的眼光看來,也是不可靠的,我敢斷定它是偽的。在夏禹時,中國難道竟有這般大的上地么?四部書里邊的經、史、子三種,大多是不可靠的。我們總要有疑古的態度才好!


三、系統的研究


古時的書籍,沒有一部書是“著”的中國的書籍雖多,但有系統的著作,竟找不到十部。我們研究無論什么書籍,都宜要尋出它的脈絡,研究它的系統、所以我們無論研究什么東西,就須從歷史方面著手。要研究文學和哲學,就得先研究文學史和哲學史。政治亦然。研究社會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尋出因果的關系,前后的關鍵,要從沒有系統的文學、哲學、政治等等里邊,去尋出系統來。


有人說,中國幾千年來沒有進步,這話荒謬得很,足妨害我們研究的興趣。更有一外國人,著了一部世界史,說中國自從唐代以后,就沒有進步了,這也不對。我們定要去打破這種思想的。總之,我們是要從從前沒有系統的文學、哲學、政治里邊,以客觀的態度,去尋出系統來的。


四、整理


整理國故,能使后人研究起來,不感受痛苦。整理國故的目的,就是要使從前少數人懂得的,現在變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條件,可分形式內容二方面講:


(一)形式方面加上標點和符號,替它分開段落來

(二)內容方面加上新的注解,折中舊有的還解


并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證,還要講明書的歷史和價值。


我們研究國故,非但為學識起見,并為諸君起見,更為諸君的兄弟姊妹起見。國故的研究,于教育上實有很大的需要。我們雖不能做創造者,我們亦當做運輸人——這是我們的責任,這種人是不可少的。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演說

五年前,嚴幾道先生為本校校長時,余方服務教育部,開學日曾有所貢獻于同校。諸君多自預科畢業而來,想必聞知。士別三日,刮目相見,況時閱數載,諸君較昔當必為長足之進步矣。予今長斯校,請更以三事為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學之性質。今人肄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以求學于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因做官心熱,對于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淺深,惟問其官階之大小。官階大者,特別歡迎,蓋為將來畢業有人提攜也,現在我國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專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請教員,不得不下聘請兼職之人,亦屬不得已之舉。究之外人指摘之當否,姑不具論。然弭謗莫如自修,人譏我腐敗,而我不腐敗,問心無愧,于我何損?果欲達其做官發財之目的,則北京不少專門學校,入法科者盡可肄業法律學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業學校,又何必來此大學?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諸君肄業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時間不為不多,茍能愛惜分陰,孜孜求學,則其造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發財,宗旨既乖,趨向自異。平時則放蕩冶游,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過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即可借此活動于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光陰虛度,學問毫無,是自誤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敗。即在今日,吾人對于當軸多不滿意,亦以其道镕淪喪。今諸君茍不于此時植其基,勤其學,則將來萬一因生計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講席,則必貽誤學生;置身政界,則必貽誤國家。是誤人也。誤己誤人,又豈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諸君者一也。


二曰砥礪德行方今風俗日偷,道德淪喪,北京社會,尤為惡劣,敗德毀行之事,觸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鮮不為流俗所染,諸君肄業大學,當能束身自愛。然國家之興替,視風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設想。故必有卓絕之士,以身作則,力矯頹俗。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勵人。茍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為人輕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諸君終日伏首案前,蕓蕓攻苦,毫無娛樂之事,必感身體上之苦痛。為諸君計,莫如以正當之娛樂,易不正當之娛樂,庶于道德無虧,而于身體有益。諸君入分科時,曾填寫愿書,遵守本校規則,苛中道而違之,豈非與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謹嚴。此余所希望于諸君者二也。


三曰敬愛師友教員之教授,職員之任務,皆以圖諸君求學便利,諸君能無動于衷乎?自應以誠相待,敬禮有加。至于同學共處一堂,尤應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開誠布公,更宜道義相勵,蓋同處此校,毀譽共之,同學中苛道德有虧,行有不正,為社會所訾詈,已雖規行矩步,亦莫能辯,此所以必互相勸勉也。余在德國,每至店肆購買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價接物,互相稱謝,此雖小節,然亦交際所必需,常人如此,況堂堂大學生乎?對于師友之敬愛,此余所希望于諸君者三也。


余到校視事僅數日,校事多未詳悉,茲所計劃者二事一曰改良講義。諸君既研究高深學問,自與中學、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員講授,尤賴一己潛修。以后所印講義,只列綱要,細微末節,以及精旨奧義,或講師口授,或自行參考,以期學有心得,能裨實用。二曰添購書籍。本校圖書館書籍雖多新出者甚少,茍不廣為購辦,必不足供學生之參考。刻擬籌集款項,多購新書,將來典籍滿架,自可旁稽博采,無漠缺乏矣。今日所與諸君陳說者只此,以后會晤日長,隨時再為商榷可也。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


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于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王國維死后,學生劉節等請我撰文紀念。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是二陳(CC)派去的,眾所周知。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一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于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于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于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土地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系。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有和我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至如實際情形,則一動不如一靜,我提出的條件,科學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兩難。我在廣州很安靜,做我的研究工作,無此兩難。去北京則有此兩難。動也有困難。我自己身體不好,患高血壓,太太又病,心臟擴大,昨天還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你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說。那么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

2015-08-23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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