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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銀河:SM離中國有多遠
李銀河:SM離中國有多遠
燕南園愛思想     阅读简体中文版

作者簡介

李銀河,1952年生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博士。代表學術著作有《中國人的性愛與婚姻》、《同性戀亞文化》等。退休后出版雜文集《我的生命哲學》、《我的心靈閱讀》和《我的社會觀察》。為作家王小波的遺孀。


最近,西方有一本書正在暢銷,銷量據說已經過億。書名叫《五十度灰》,寫的是虐戀故事。據說銷售狂潮直追《哈利波特》,商店里棉繩脫銷,因為許多讀者模仿書中情節玩虐戀游戲。柏林電影節上,這部根據暢銷書改編的電影蓋住了許多電影大師經典之作的風頭,預售超過《星球大戰》,進入前五名。

“虐戀”這個詞英文為sadomasochism,有時又簡寫為SM、S-M、S/M或S&M,這一概念最早是由艾賓 (Richard von Krafft-Ebing,1840-1903) 創造的,是他首次將施虐傾向 (sadism) 與受虐傾向 (masochism) 這兩個概念引進學術界,使之成為被廣泛接受和使用的概念。受虐傾向一詞是他用奧地利作家馬索克的名字演化而成的,但施虐傾向一詞并不是由他首創,而是最早于1836年出現于法國的字典,到19世紀80年代才傳播到德國的。我采用的“虐戀”這一譯法是我國老一輩社會學家潘光旦先生提出的。這個譯法令人擊節贊賞,因為它不僅簡潔,而且表達出一層特殊含義:這種傾向與人類的戀愛行為有關,而不僅僅是施虐和受虐活動。

虐戀似乎是一個離中國相當遙遠的世界,至少在表面上看是這樣:中國既沒有虐戀者的俱樂部,也沒有很多虐戀者去心理醫生那里求治。有西方人把這看成是中國的一個特色,他們說:“在中國的色情藝術品中,攻擊性或虐戀的形象極其罕見。”然而我堅信,中國的文化雖然有其獨特性,但中國人與世界上其他人的共同點多于不同點。這是基于我在中國與國外其他地方多年生活的經驗之談。在我多年的調查研究生涯中,也確實遇到過虐戀的個案:在關于女性的性與愛的調查中有虐戀個案,在關于男同性戀的調查中也有虐戀個案,還有從雜志社轉來的向其求助的虐戀個案。雖然數量微不足道,但至少證明,虐戀絕不是其他文化中特有的現象。

人搞研究總要為自己找“合法性”。我曾在另一項研究中引福柯之言,證明好奇心可以成立為研究的理由。但這還不夠。虐戀現象不僅是神秘、有趣的社會現象,而且在當今世界有著越來越重要的意義,而且可以預言,它在人類生活中所占的分量還會繼續加重。這不僅是因為有更多的人參與虐戀活動,如福柯所言,“這種現象是一種比過去更為普遍的實踐”,也不僅因為虐戀的形象在大眾傳媒中出現得越來越頻繁,而且因為虐戀作為一種特殊的人類性傾向,對于理解人類的性本質與性活動、對于理解和建立親密而強烈的人際關系、對于理解社會結構中的權力關系、對于理解一般人性及人的肉體和精神狀況,都頗具啟發性。

在我看來,性思潮中最具革命意義的有兩個分離,其一是將性快感與生殖行為分離開來,這一點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大多數人的實踐,就連最看重生育價值的中國人也參加進這一實踐之中,雖然有許多人是迫于計劃生育政策而不得不改變了他們對性的觀念的——除非他除了生那一兩個孩子之外完全禁欲;其二是將性快感及其他身體快感與生殖器官分離開來,當今世界中一種最先鋒的性思潮是讓性活動走出生殖器官的范圍,將其擴展到身體的其他部分。社會批判學派在論述這種思潮的意義,女權主義也在討論這種思潮對于女性的特殊價值。而虐戀的意義之一就在于它使快感與生殖器官相分離,在虐戀活動中,有時甚至可以完全脫離生殖器官,如福柯所說:“它的另一個觀念是把身體的所有部分都變成性的工具。”福柯以虐戀活動為證據提出了“快感的非性化”的觀念,這就使虐戀不再僅僅是少數人追求快感的活動,而具有了開發人的身心領域、創造新的快感形式的意義。

虐戀還有一個重大的哲學意義:對人性中非理性方面的揭示。自文藝復興以來,理性一直是被最為看重的一種價值。它似乎代表了啟蒙和進步,與中世紀的蒙昧相對立。人們不僅認為理性優于非理性,而且認為應當用理性來解釋一切。而實際上,有許多事是不能用理性來解釋的。比如說藝術和人對美的感覺就很難用理性來解釋。虐戀就有點像一種藝術,它是生活的藝術,是性的藝術。福柯關于虐戀的最常被人引用的一段名言是:“為這一實踐賦予的概念不像愛的概念那么久遠;它是一種廣泛的文化現象,精確地說,出現于18世紀末年。它造成了西方想像力的一次最偉大的轉變:向心靈的譫妄狀態的非理性轉變。”福柯認為,虐戀不是一種性變態,而是一個文化現象,是“欲望的無限想像”。虐戀的意義不僅在于它是一種廣泛的文化現象,還在于它造成了西方想像力的一次最偉大的非理性轉變。我想福柯之所以會為非理性賦予正面價值,可能是認為啟蒙運動以來對理性的強調過了頭,矯枉過正了,這也正是當今西方許多新思潮 (后現代主義、女權主義等) 的看法,有些激進女權主義者甚至將理性與男權社會聯系在一起加以批判,為非理性“正名”。按照這種邏輯,虐戀活動也具有為非理性賦予正面價值的意義。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虐戀活動的娛樂價值:它是一種成年人的游戲,是一種平常人的戲劇活動。它可以將尋常的生活變為戲劇。它為暗淡的生活增加色彩,為乏味的生活增加趣味,使平淡變為強烈,使疏遠變為親密。它又是一種優雅的消閑活動,這也是越來越多有錢有閑的人們參與其中的原因。說到有錢有閑,大多數中國人會略感不快,因為他們大多無錢無閑,我相信這也是虐戀活動在西方發達國家極為活躍而在中國卻較為少見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對大多數中國人會變得越來越有錢有閑持樂觀態度,因此不避“超前消費”之嫌,將虐戀世界的秘密樂趣揭示一二,就算讓有錢有閑和即將有錢有閑的中國人看點“西洋景”罷。

福柯曾表達過這樣一個思想:一個在性方面完全沒有禁忌的社會是不可想像的。但是他希望至少要保證人們選擇性活動方式的自由權利,以及改變規范的自由權利。我對中國文化在性方面總的看法非常不樂觀,福柯曾批評我們對手淫的看法停留在18世紀歐洲的水平上,不僅如此,在我看來,我們對同性戀的看法和作法還停留在西方本世紀60年代以前的水平上,而對于色情材料和賣淫的看法和作法也遠遠沒有達到現代社會的水平。

因此西方學術界對于性問題的所有討論,西方的性實踐,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完全像外星球的事一樣遙遠。這其中文化的因素當然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在此斗膽提出一個假設:假設中國文化的包袱對于我們不再是那么沉重;假設中國人除了吃飽穿暖傳宗接代之外也有了一點對性快樂的要求;假設中國人也愿意有選擇性活動方式的自由;假設中國人也喜歡使自己的生活變得更有趣、更快樂一些。

2015-08-23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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