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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   英國智識界交際中心:伍爾夫和她的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
史料 英國智識界交際中心:伍爾夫和她的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
東方歷史評論     阅读简体中文版

整理:劉亦凡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編者按:頗似民國時期的《新青年》和“新月社”,從1920年3月4日在塔維斯托克廣場的第一次正式聚會起,“這個松散的文人團體,迅速成為二三十年代英國智識界的交際中心。以《達洛維夫人》的作者弗吉尼亞⋅伍爾夫為中心,這個憑借定期家庭聚會組織起來的小團體包括了羅素、凱恩斯、傳記作者斯特雷奇、小說家福斯特、詩人T.S.艾略特等影響了一整代人的英國心靈。


下面的這份史料,選自曾一度與布魯姆斯伯里團體過從甚密的詩人斯蒂芬⋅斯彭德的文集《世界中的世界》(World Within the World)。在這篇回憶文字中,斯彭德交代了自己與伍爾夫等人的交往,描繪了布魯姆斯伯里日常聚會的情景,并提出了自己對這個團體的觀感和批評。盡管斯彭德本人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布魯姆斯伯里人”,但從這篇文字中,我們仍能從一個旁觀者的視角,看到這個以伍爾夫為中心的團體“孤僻的盛況”。




在這個世紀,新一代和老一代之間的更替之快可與這個時代一件一件大事先后發生的速度相比。喬治亞的詩人門屬于1914年前的一代。1914~1918年的戰爭早就了一代戰爭詩人,20年代屬于他們。而我們則屬于20世紀30年代。


除了被當做20年代和30年代的作家之外,有一群作家和藝術家形成的群體還被冠名為“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遭到了部分人的嘲弄,也吸引了其他一些人的勢利的贊賞。不管怎么說,我還是認為它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對英國的文學趣味起到了最有建設性、最具創造性的影響。


與布魯姆斯伯里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名字通常有弗吉尼亞⋅伍爾夫、利頓⋅斯特雷奇、克萊夫⋅貝爾、瓦妮莎⋅貝爾、鄧肯⋅格蘭特,或許還應加上凱恩斯。福斯特(按:英國小說家,《看得見風景的房間》的作者)和T.S.艾略特只是與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有交往,但不屬于它——如果說“屬于”指的是具有相似品味、相似才能的人們之間的自由交往的話。


如果不將法國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畫家視為神圣的,如果不是一名不可知論者、并且在政治上不是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自由主義者,那就等于將自己排出在了這個文化圈之外。正因如此,艾略特在宗教問題上太教條,在政治上又太保守,結果他融不進該圈子。要說明福斯特為什么也融不進這個圈子則比較困難可能是因為他太像頑童、太難以捉摸、太能說教了。


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具有一些非凡的、帶積極意義的品質,這不僅體現在艾略特和福斯特身上,這一時期幾乎所有的天才都具有這些品質。羅杰⋅福萊、利頓⋅斯特雷奇和艾略特分別用不同的方式將法國印象主義、法國散文、法國象征主義詩歌帶進了英國。他們對實驗非常感興趣,成為探討、支持詹姆斯⋅喬伊斯和普魯斯特的先去任務。對于那種偽裝成傳統主義的松散的因循守舊之舉,他們的態度是批判性的——與此同時,他們密切地關注著他們帶著熱忱重生的傳統價值,這種熱忱常使那些古老的東西換發出革命的力量。


盡管這些作者直到一戰后才得以聞名遐邇,但他們大多在1914年前就開始從是寫作了。他們同情反戰主義者,倫納德⋅伍爾夫(按:出版商、作家、政治家,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丈夫)、凱恩斯、伯特蘭⋅羅素就是他們的朋友,他們經常在一起談論政治、經濟、哲學、歷史和文學。


在這一點上,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倒很像開明的貴族傳統概念的最后一搏。像一群“摻了水”的貴族,他們提出自己的社會主張,溫和而明確。他們是個人主義者,要為自己爭取獨立,這樣他們就可以完成最優秀的作品,就有閑暇讀書、玩樂。為了創造出幾部看起來可以流傳于世的作品,為了給充滿智慧的、優雅的閑聊提供材料,他們需要從藝術、學識、娛樂、旅游和舒適的生活中獲取營養。對于他們的同胞們而言,他們當然并非是惡毒的博學者。同時,他們“一年500英鎊的收入和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的生活標準,令他們十分不情愿為了工人階級的斗爭而犧牲自己的獨立地位,這一點毫無疑問。他們當然具有階級意識,甚至對于將他們與他們同時代的最具天才的作家赫伯特⋅勞倫斯(一個礦工的兒子)隔開的社會鴻溝,他們也是了然于胸的。盡管他們對左翼觀點抱以同情,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李還是籠罩著勢利的氣氛。他們可以對心愛倫理寬宏大度,對待私人關系卻謹小慎微。


就這樣我開始進入他們這個文明的世界。他們居住在鄉村的房舍里,里面的裝飾具有現代的、令人賞心悅目的氣息。四周的墻上涂滿了大塊大塊的膠畫,有淺綠色、蛋殼藍和粉紅色的。他們擁有圖書室,還有美酒佳肴。除了文學,他們也談論其他話題,并且無休止地談論著自己的朋友,樂此不疲。


斯特雷奇(按:傳記作家,《維多利亞名人傳》、《埃塞克斯伯爵與伊麗莎白女王》作者)留著長長的黃褐色的胡子,嗓音頗高,并且短促尖利。毫無疑問,他是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中最令人稱奇的一位。它十分鮮明地集他們的活潑和時斷時續的冷淡于一身。它有時會玩孩子們玩的游戲,有時神采飛揚地高談闊論,有時態度險惡,有時則會坐在抑制力一言不發。他身體羸弱,患有抑郁癥,重視非常担心自己的健康狀況。有一次,他設法將他床上褥墊下的金屬線通電加熱,這樣,躺在床上的他整夜都享受到了愜意的烘烤。




有時候我會應邀同倫納德、弗吉尼亞⋅伍爾夫在他們位于塔維斯托克廣場的房子里就餐。房子上面的樓層他們用來自己居住,底層則被他們的出版公司——賀拉斯出版社占據著;客廳非常寬敞,笨重而簡樸的家具是灰白色和草綠色的。屋子里有鄧肯⋅格蘭特和瓦妮莎⋅貝爾繪制成曼陀林和水果團的裝飾畫,或許是打開窗子或者拉開窗簾時,可以看見窗外如同地中海沿岸的風光。這些畫的色彩有褐色、赤褐色、紅色和淺藍色,油彩很厚,不透明,畫中窗簾一層層的褶子在前景上造成了一種陰影效果。這些裝飾幾乎成了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家居環境的標志,它們代表著地中海沿岸的灑脫與一定的節制及莊重的融合。看到這些,人們會想到羅杰⋅弗萊是貴格會教派的成員,而弗吉尼亞⋅伍爾夫則是斯蒂芬的女兒。


當客人到來時,弗吉尼亞⋅伍爾夫可能會緊張不安,忙著端茶倒水,與客人握手或者臉上露出歡迎的笑容時,都顯得有點兒心神不定。現在回想起來,她當時的面容顯得很緊張——有沒的臉盤輪廓表面,肌肉繃得緊緊的,好像樂器拉緊的弦子。她的眼神時而顯得很平和,時而游移不定,時而含情帶笑,時而凝聚于某處,時而悵然若失。


當我們來到樓上,坐下來吃飯時,她總會對威廉⋅普洛梅爾(我們經常一起被邀請)說:“如果你和斯蒂芬堅持要討論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我就會給你們貼上‘麥達維爾學派’的標簽。”“真的嗎,”普洛梅爾一邊說,一邊抬起眉頭笑起來,“我不是有意談起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但是你知道如今一個人必須要寫多少東西……”“哦,那么,如果不是你,就是斯蒂芬!”然而,這閑聊有點兒離題。大家可能提到了一個批評家的名字,這個批評家經營一家小型的文學雜志,曾經在雜志上惡意攻擊過她,然后她會尖刻地問:“你為什么提那個名字?我們當然還有更多有趣的事情可以聊。”令人不快的時刻過去了,她更加熱情地回答著別人提出的問題。




回憶起弗吉尼亞⋅伍爾夫,不知道是什么讓我的記憶超出了我寫下來的大部分內容,而變成一種如夢如幻的東西。值得一提的是,她非常能干,經常自己做飯,而且手藝很好。餐廳比起客廳來可能布置得更成功一些,更讓人感到輕松愉悅。漂亮的木桌上有繪畫圖案,是她的姐姐瓦妮莎⋅貝爾的杰作。粉紅的斑紋,黑色的小點兒,括號一樣的線條,這種裝點風格用在瓷面上顯得極為成功。弗吉尼亞⋅伍爾夫描述了賀拉斯出版社剛起步時的狀況,那個年齡的我像個孩子一樣聽得入了迷。她丈夫倫納德⋅伍爾夫曾經贏得過加爾各答賽馬的賭金,他們用這筆錢買下了一家出版社,在他們當時居住的里士滿的房子里印刷了自己寫的故事、艾略特的《荒原》,還有其他幾部小作品。她描述了他們當初怎樣只是為了自我滿足來做這件事,對于其他的事情則考慮得很少;她講述了自己怎樣跑下樓去,看到地攤上堆了厚厚一層要求訂購她的新書的屬性。他們只好委托當地一家印刷廠為他們印刷該書的第二版。由此他們發現自己已經不是私下里出售他們的作品的業余出版人,于是接下來便有了賀拉斯出版社——一家規模不大卻蒸蒸日上的出版公司,甚至還出版過幾本暢銷書。


話題從出版轉到了寫作上。她問:“威廉,你是怎樣寫作的?”“我是怎樣寫作的?”“是呀,你寫作時都做些什么?你朝窗外看嗎?你在街上散步時也寫作嗎?你經常刪改嗎?你寫作時抽煙嗎?你從思考一個短語開始嗎?”


當威廉和我被仔細詢問時,我們就會問她是如何寫作的。她是這么說的:“我認為小說寫作不必拘泥于什么形式。任何形式都可使用,只要整體一致,這才是小說的獨特之處。沒有理由將小說寫得半是詩歌,半是散文,故事場景也沒有必要模仿戲劇。我想寫一種融合了詩歌和戲劇對白的小說。我愿意嘗試各種形式,把它們歸到小說的范疇內。”


她說,一個人在三十歲前不應該出書。“在那之前寫的東西,要么應該撕毀,要么應該束之高閣。”她自己曾經寫過大量的她稱為“為寫作而寫作”的東西,后來全部都撕毀了。她還認為創作散文要比詩歌更難。


飯后我們常常重新回到客廳,弗吉尼亞會點上一支雪茄。我們會談論一下政治,也就是說,談一下戰爭。當時英格蘭自由很少一部分人能高瞻遠矚地分析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形勢,而倫納德就是這少數人之一。他是一個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學家,總是帶著幾乎是宿命論的觀點來看待各種行動的后果,因此到1934年,當我問起他是否認為將有一場大戰時,他回答說:“當然會有。當各國都進入軍備競賽時,不會有別的結果,槍支彈藥必須在它們完全過期之前用掉。”弗吉尼亞同樣具有深邃的政治眼光,盡管在她小說中表現出來的想象力時常集中在細小的物體上,如樹枝上的光線、一堵粉墻上的痕跡,但最終還是停留在茫茫水域、瘋狂行為、戰爭和具有破壞性的力量上。


當倫納德談到戰爭、勞工階層、國際結盟時,弗吉尼亞重視沉默不語,則經常是飯后的一段政治插曲。其實她很少任由男人們談個不停,更不要說聽倫納德高談闊論了。




話題再次發生轉移,我們開始談論名人,談到的對象極有可能是休⋅沃爾波爾。現在看來有些故事我太熟悉了,它們甚至很難與倫敦的這個文學圈子分開,好像這個圈子就是由這些故事組成的一樣。比如說,休⋅沃爾波爾如何徹夜不眠閱讀毛姆的《尋歡作樂》的新書樣本,從這位暢銷小說作者對人生所作的殘酷分析中認識了自我。


弗吉尼亞對上層社會、中產階級和底層社會有著濃厚的興趣。英國王室是她最感興趣的談論話題。這種迷戀有時會讓人很尷尬——會讓人因為勢利的緣故而感到難為情。不過她對王室的興趣主要源于這樣的事實:王室生活因眾人仰慕而籠罩著榮耀的氣氛,如同沐浴在閃光的水中;就像她作品中的那些與眾不同、閃耀著光芒的人物一樣,王室人物也是神秘而獨特的。在《達洛維夫人》中有一個這樣的插曲——一位詩人司機將一塊小盤片交給警察,接著車子越過停下來的警車繼續飛馳而去。這段小插曲如同一個微不足道的短語出現在描寫新的交響樂中,非常很準確地表達了讓她著迷的東西,即享有特權的獨特生活——坐在豪華的轎車里,與外界隔絕,并且司機擁有通行證。生活的奇跡就是在作品中自我實現汪氏夢想的奇跡,這與一大群目瞪口呆的人盯著一位穿貂皮大衣女士的情形非常相似。


“我們為什么對他們感興趣?——他們難道不是與我們有著天壤之別嗎?”當關于王室的話題最終變得近乎乏味時,她總會這樣喊叫起來。答案是“因為他們高高在上供我們瞻仰”,或者是“因為他們像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博物館,并且穿著古裝”,又或者是“因為不管怎么說,他們世襲的身份使得他們不同凡響。”


在她與別人之間似乎總是有一道鴻溝,她試圖通過提問來架起溝通的橋梁。她沒完沒了地詢問他或她的生活狀況——如果對方是作家,就問他們如何寫作,為什么要寫作;如果是一位新婚不久的年輕女士,就問她做新娘的感受;如果是公共汽車售票員,就問他住在哪里,一般何時回家;如果是一位清潔工,就問她擦地板時的感受。她的長處同時也是她的局限就在于,她真的不知道別人是怎樣生活的。她確切知道的是孤獨、獨特和孤立是怎么一回事,因為從某種程度來講則是普遍的人生體驗的一部分,將這些體驗表達出來就等于表達了多數人的感受。但是她缺少一種對團結的社區生活的意識,這種生活隨意地分成幾個部分,為全體成員所共享。她覺察不出是什么東西把人們聯系起來的。


她似乎能以一種超然的態度對待自己,就像以同樣的方式不偏不倚地對待別人一樣,這樣她就可以以客觀的態度來談論自己。這種客觀的態度在她談論她自己時不會產生歧義,但是在她談論別人時就會讓人感覺不自在。她只是對自己提出的觀點和自己講述的故事感興趣,并且深陷其中,但是這一事實看起來似乎顯得與她毫不相干。當有人問她,什么東西在本質上最讓人感到幸福的時候,她抬頭向天空望去,看到一株白楊,泛白的葉底在風中飄動,迎著陽光閃爍不定。她回答說:“映著天穹的閃亮的樹葉。”她似乎不樂意看到席散人去。有時候他們的聚會一直進行到凌晨2點鐘。她給客人留下了歡快的印象,這種歡快也會在任何時候突然變為最深沉的嚴肅。她會講一些她自己也感到很有趣的事情,一直講到淚水流過臉頰。


弗吉尼亞是一位一絲不茍的藝術家,她要求別人也能高度忠誠地對待藝術。有一次我提交給賀拉斯出版社一部小說,結果被拒之門外。但這部小說還是引起了她的興趣,她在一個下午抽出部分時間同我專門討論那部作品。因為她發表了幾句贊賞性的評論,我就問她可以怎樣改寫一下。“把它撕掉,重新寫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當她說“把它撕掉”時,我忽然回想起她在從前的歲月里曾經撕毀過許多寫得不成功的作品。


在我的想象中,她像詩人一樣進行創作。這就是說,她的寫作是從基于她的創作題材產生的意象的有機發展開始的。與別人說進行的討論經常使她超越她寫作的題材本身,這樣,這些意象就變成了象征符號。在我面前有一篇隨筆,名叫“斜塔”,是1939年的一場演講的演講稿。這篇文章從一名作家坐在桌子邊的椅子上這一顯然非常簡單的意象開始寫起。這一意象又開始衍生出其他意象,如筆、紙,甚至作家的椅子。所有這些意象在作者的感召下變成了各種象征符號,它們以寫作這一行當中簡單的工具被表達出來,幾百年來幾乎沒有什么改變,這也使他能與過去的作家聯系起來。在這種象征主義里面,還有一個手握著筆的更深層次的象征符號——血液流過手部的血管,而它就是將坐在桌子旁的作家與莎士比亞聯結起來的文學傳統的全部生命。這種依靠思維框架內思想的相互聯系來獲得其整理的寫作,與這些意象之間的相互關系平行發展——椅子、桌子、筆,等等,只能像詩一樣“成長”。我曾聽說過弗吉尼亞⋅伍爾夫寫隨筆時會打很多草稿,不亞于詩人創作詩歌。


正如我不相信原罪使我與艾略特產生分歧一樣,我對待政治的態度使我同弗吉尼亞產生了隔閡。我們并非是在政治觀點上有不同意見(因為她憎恨納粹主義,同情西班牙共和黨人,并且她的政治觀點與我們大同小異),而是她反對我們以寫作服務于我們的政治觀點這一做法,并且她還覺察出我這一代的作家更多是因為自己的觀點而不是因為寫作上的卓越表現被“賣”給了公眾。的確,在這一點上,我們所有人都觸怒了她。有時她會毫不掩飾地表現出她的激憤,這種情緒首先出現在《致年輕詩人的一封信》中,在其中,她援引奧登、戴⋅劉易斯、約翰⋅萊曼還有我的話語來批評我們沒有耐性、為外在的社會因素所迷惑,指責我們想改造好世界的雄心。在《一間自己的房間》一書中,她又一次進行了抨擊,不過這次沒有那么直接;她從喬治⋅艾略特和夏洛蒂⋅勃朗特身上覺察出她們說教的欲望。戰爭初期,在我已經提到過的文章《斜塔》中,她再次進行攻擊,這一次卻更為直接。她覺得盡管我們意識到這個世界有許多不幸,在我們對它有著全面的、充分的體驗之前,我們一直在用我們的頭腦和意志作出反應。她有一次跟我說:“你必須被一些事情打擊,經受挫折,你才能夠把它們寫下來。”你可能堅定不移地持有某些觀點,對某些事情有著深切的感受,但是不管它們多么有意義、多么重要,只要你沒有經歷過,這些都是遠遠不夠的。對于她的這些話,我可能會這樣回答——我經常走過查林十字街附近的伊迪絲⋅卡維爾紀念碑,上面刻著“僅有愛國熱忱是不夠的”這句話,于是就有著這樣的思索:我愿意在我的墓碑上刻下“僅有感覺是不夠的”。




弗吉尼亞⋅伍爾夫和她周圍的人共同組成了一個關系親密的朋友圈子,他們有著相近的思想,對高雅藝術有著共同的品位,并且彼此忠誠。他們住在鄉村的房屋里或者倫敦的公寓內,到處都顯示出他們高雅的品位;在周末見面或舉行小小的聚會,一起探討歷史、繪畫、文學,談天說地,編造出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在這一點上,他們很像那些在瘟疫一度肆虐佛羅倫薩時退居鄉下并講述著薄伽丘所寫的故事的朋友。我們這一代作家不能隱退到那美妙無比的故事情境中,倒很像與歌德同一時期的“狂飆突進”文學運動中的那一代作家——深深地被卷入各種事件,并承受著極大的壓力,起初熱情而猛烈地予以回應,后來則厭煩透頂、且舉步維艱……


(上述史料摘自S. P.羅森鮑姆編,杜爭鳴、王楊譯《回蕩的沉默: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側影》,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015-08-23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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