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人文精神 >>> 經學振興及百家爭鳴
字體    

“民本思想”為什么沒有發展成為民主? ——學習周有光先生《朝聞道集》剳記之二
“民本思想”為什么沒有發展成為民主? ——學習周有光先生《朝聞道集》剳記之二
繆一輪     阅读简体中文版

“格物致知”沒有發展成為科學;“民本思想”沒有發展成為民主。科學和民主是西歐脫離中世紀進入現代的關口。跟西歐相反,華夏文化吸收佛教的出世思想從儒學的入世哲學變成理學的“準出世”哲學,中國歷史的發展道路不幸進入了誤區。
——周有光《華夏文化的光環和陰影》(《朝聞道集》20頁)
漢代以來,儒家大都鉆研章句訓詁之學,給五經和孔孟做注解,很少有實質性的發展和創新,但是儒學留下許多至理名言,有普遍和久遠的意義,符合全球化時代的教化需要。“民本理論”要跟德先生握手,“格物致知”要跟賽先生握手。今后應當充分發揮“孔子圣之時者也”的精神,把原來為封建服務的古代儒學,變成為“后”封建服務的現代儒學。
——周有光《儒學的現代化》(《朝聞道集》27頁)
“民本”一詞最早出自《尚書·五子之歌》,原句是: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夏康之弟勸誡夏康而作的詩歌。意思是民眾是國家的根本,作為統治者要敬民、重民、愛民,認識到民眾的力量,自我約束,修德善行。慎重處理民事、國事。可見這是上古時代“英明君主”認定臣民是他統治的基礎的極其清醒的認識。他們明白,失去臣民就失去了衣食父母,失去了生存的依靠、提供一切物質利益的對象、牟利的本錢、統治的根基!對他們的尊重和愛惜,就是對自己的基業的尊重和愛惜。所以不論如何強調都并不為過。可是,畢竟“民”是“本”不是“主”,猶如“資本主義”中“資”是萬利之“本”一樣,可見“民本主義”與“民主主義”完全是不同的兩碼事。
我國古代的“民本思想”以孟子思想為代表,也為最先進或者最激進,換句話說,也最接近“民主主義”。后儒雖然對其思想多有演繹發揮,其內容也豐富多彩,比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之說、“民心向背”論、“民富國強”論、“藏富于民” 論,乃至黃宗羲徹底否定君主制的著名論斷(“ 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等等,所形成的儒家學說“民本理論”也可謂汗牛充棟,但其實質內容始終并沒有超越孟子半步而走向民主主義,更多方面反而有所后退,或者在“天命·民命·君命”的名義、詞藻上故弄玄虛。
孟子主張“法先王,行仁政”。以三代(夏商周)的政治實踐為楷模。這是其政治的最高理想,集中體現在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三句話中。所謂“民貴君輕”, 表達了孟子認為統治者必須尊重民權的思想,在他的等第秩序中,相對于我們今天觀念中的人民、國家(我們今天還應該進一步分為國家和政府兩個不同的等第)、領袖這三者,“民”(自由民)是第一位的,國家或政府(社稷)是第二位的,而君主竟然排在末位。這在當時的政治實踐中當然是大逆不道、特立獨行、具有革命意義的異端邪說,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他甚至還主張,人民有誅殺暴君的權利,他說,“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也。”孟子創此學說時居然沒有招來殺身之禍,這在今天看來也還是匪夷所思的。說明當時百家爭鳴、言論自由的開放程度的確是很高的。直到今天,咱們中國的政治實踐,不還是黨和政府至高無上,權力至上、官吏至上,而草民、屁民只能在最底層苦苦掙扎?
孟子渴望的是“百畝之田、五畝之宅,可以衣帛,可以食肉,可以無饑”的社會。這種維持溫飽的生存權是最初也是最基本的人權,這樣的社會也就是“以民為本”的溫飽型小康社會。孟子所主張的“民貴君輕”,認為社會一切不仁不義都來自于君主,這樣具有濃厚的親民尊民色彩的 “民本主義”的見解,確為后世儒家所不及。 孟子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漢光武也繼承了民本主義思想,在答復臧宮時稱:“《黃石公記》‘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后漢書·臧宮傳》)。這里所強調的都是君主的責任和義務。
然而,盡管孟子的“民本思想”距離“民主主義”只有半步之遙,但后世之儒學歷經兩千多年的演變,也始終沒有跨出這區區的半步之遙,相反在“民貴君輕”的認識上還大大倒退了!
何以如此呢?這與統治者對儒家學說的需要和儒家學說自身的發展走向都是分不開的。
一方面,除了受佛學“出世”哲學的影響,儒學宗教化,變身為“儒教”之外,為了適應統治者的需要,儒學理論經歷了至少兩次重大的改造:
一次就是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在發起“獨尊儒術”的同時摻進了“天人合一”的神秘論,又從孔孟倫理學說中概括提煉出“三綱五常”的公式,從而將其提高到政治制度和綱領的高度,把原來的“君君、臣臣”所論述的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雙向權利義務關系片面化為君父對臣子的絕對權力與臣子對君父的絕對義務。“君為臣綱”,臣子對君王必須絕對服從,君要臣死,臣就不得不死。這時候,怎么還可能有什么“民貴君輕”?
一次就是宋明時期儒學演變為“程朱理學”。也許這與大唐氣象的開放,即對印度佛教文化的吸收不無關系。這是中國文化歷史上唯一一次向“西方”的大開放。但其后果是正負并存的,其負面影響正如周有光先生所說,是使“中國歷史的發展道路不幸進入了誤區”。“存天理、滅人欲”之時,人的任何求生存的本能和求幸福的本性都必須扼殺撲滅,民哪里還有可以違背等同天理的君命的任何權利?君權、神權、族權、夫權變成了捆在中國婦女身上的四大繩索,儒學由此而變身為“吃人”的禮教,魯迅在《狂人日記》和《祝福》中對理學的指控一點也不過份。事實上,到明太祖朱元璋手里,倡導“民貴君輕”的亞圣孟子本人也被趕出了陪祀孔子的孔廟。其實,這也就是“民本主義”在中國的命運和結局的最好詮釋和真實寫照。
另一方面,不論是孔子的托古改制,還是后儒的讀經解經,儒家的眼光都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的。(歐洲“文藝復興”雖然也是一種“托古改制”,但它復興的是包涵民主思想和個性解放的人文主義,這與他們的傳統中就有的古希臘的城邦民主實踐是有關聯的。這里不便展開論述,另當別論。)即使最先進最激進的孟子,在這一點上也毫不例外。孟子不是主張“法先王”嗎?那么試問,三皇五帝有誰推行過民主嗎?孔孟之前,最值得他們懷念和向往的,除了最理想(儲君在圣君和帝師的教養下也具備了圣君的一切美德)的“世襲”之外,就是堯舜禹三代之間的“禪讓”。而孔孟所處的時代,要想再回到“禪讓制”顯然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他們的全部希望,也就只能是自己和自己的學生能夠充當“帝師”,從而調教出一代又一代的圣君來。以此來保證“世襲制”帶給子民的是福祉而不是災難。孟子說出“民貴君輕”和“誅一夫紂,未聞弒君”這樣的狠話來警告甚或恐嚇他們,實在也是用心極其良苦的了。當代不丹君王對他的臣民說好的制度比好的君王更可靠,因為我不能保證我的后代即每一代君王都是好的。(大意)因而堅決廢除君主制改行民主制。這樣的事情,當然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也只能發生在民主制度已經普及全球的當代!
儒家學說中本來也有“民主”的說辭,例如: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尚書·多方》)。
可是他們的“民主”其實只是“為民作主”。
“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尚書·仲虺之誥》)。
在他們的理念里,君主的責任是治理好國家,管理好百姓,這正是民本主義的要義,的確與我們今天所說的民主毫無關系。這里顯然根本不涉及君主的權力來源的問題,或者只是含糊其辭地偽托“君命神授”而已,自然更不涉及民主選舉的問題。雖然《禮記·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可是也沒有提及什么人來“選賢與能”。實行“禪讓制”時,自然只能依靠“現職”的圣君來“選賢與能”;實行“世襲制”時,如果執行的是長子繼承制,那根本就沒有選擇的余地,即使實行選立太子制,可君主或者皇族可選擇的余地也極小極小。總之,這都與民主選舉毫不相干。
我們這里所說的民主,質言之,就是:全體公民自主普選公仆,把公權力賦予他,然后將其關進籠子讓他執政。前提和關鍵就是公民做主。
就是說,一個國家的公共事務,不能沒有人來管理,也不能所有的人都來管理,否則就會陷入一片混亂的無政府狀態,這就需要“選賢與能”,委托他們來管理;而管理者不能沒有公權力,否則管理者就無法有效地執行其公仆的責任;但公權力具有自發膨脹的本能,也不能要求任何公仆都是圣人,都沒有以權謀私的沖動,所以就不能沒有制約和監督。事情就是這樣一環扣一環的。道理并不復雜。
主權在民,普選公仆,到期更換,隨時監督。這就是民主的精義。
有人誤以為普選出來的是“主”不是“仆”,又以為公民是需要“管”的,所以就選出一個或幾個“主”來“管”自己,所以有人竟然把民主選舉公仆稱為“選主”,并以“選主”的局限性來批判和否定民主。在假民主中,“選”出來的的確是“主”不是“仆”,這從他們高踞于民眾之上,享有無盡的特權,就可以看出來了。但這顯然與我們所說的民主選舉無關。
這些糊涂認識,都與我們的儒家只向后(過去、古代)看不向前(未來)看,而上古時代和儒家文化又缺少民主實踐的傳統有很深的淵源關系。
明末清初,由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先進生產力的萌芽,時代對于先進思想家已經提出了探索民主政治的訴求。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對民本思想進行了再次的開發,使其達到了所能達到的最高階段,形成了民本思想的另一個高峰。然而黃宗羲的政治思想與民主思想依然還有半步之遙,雖然再前進半步,它就會突破儒學思想的樊籬,進入民主思想的堂奧。但是他畢竟終究還是沒有突破這最最關鍵的半步。這個關鍵就是“選賢與能”的主體必須由少數人變成多數人——即主權在民!而時代要求對“選賢與能”的方式也必須作出制度安排,而不是聽天由命——虛無的天命、庸常的世襲、偶發的天災人禍和強權、暴力、槍桿子博弈所造成的改朝換代的——循環往復。盡管黃氏在《原君》中對君主專制做了最徹底的清算和否定,但他面對的古代最先進的思想資源,只有“以民為本”“為民做主”的實踐和理念,而沒有“主權在民”“權為民賦”的實踐和理念,因此他就只能到此止步了,不可能也始終沒有明確地提出普選這個關鍵問題,所以他最終依然沒有突破孟子的民本思想。
我不否認,中國的歷史進程,有若干的外因和偶然等復雜因素起著重要作用,是不能單以儒家文化的影響來解釋的。比如中國的半封閉的地理自然環境、周邊落后的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和間斷性長期統治,以及由種種綜合因素而形成的和平、內斂、圓融、自足、由柔順“臣服”而以“文”化之最后達致“內圣外王”的綠色農耕文化(區別于藍色海洋文化與黃色游牧文化)及其對落后游牧民族強大的同化能力(而對相對先進的藍色文化恰恰既缺乏消化吸收能力又毫無抵制招架能力)等等。尤其是正當西方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革突飛猛進的近代,中國被相對落后的滿族統治達200多年。等到滿族統治者通過自身的努力學習,而被綠色文化同化,對其五體投地,然后以綠色文化的傳人自居,并且不可一世之時,世界早已把中國拋到了后面。不可否認的是,當自我強大信心十足的時候華夏文化對周邊游牧民族文化優長之處多有吸收,憑借大唐氣象還有過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對來自“西方”的印度佛教文化的大規模吸收(雖然如前所說其所造成的深遠影響卻是正負并存的)。而當其落后挨打的時候,就更加封閉保守,生怕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特色。但是外因與內因,內因是第一位的、起決定作用的。必然與偶然,必然正是通過一系列的偶然實現的。而儒家文化正是綠色農耕文化的主體。所以儒學的缺陷是內在的原生的,也是致命的、舉足輕重的。現在的問題,依然是人們背負著這個沉重的文化包袱而不自覺,對這個問題的長期漠視和拒絕正視阻礙了我們的民主進程。
直到現在,我們的“主權在民、權為民賦”也很難落實。關鍵的問題,就是沒有實行公正公平公開的普選。在廢除了領導干部終身制以后,為了抵制或拖延直接普選制的實行,竟然演變出一種古代的“禪讓制”與“世襲制”雜糅混合的接班人遴選制,即以現職“領導集體”為主導,在“紅二代”中遴選出一個新一代“領導集體”。這既不同于中國公民人人唾棄的如同朝鮮那樣的純粹的赤裸裸的“世襲制”,也不同于鄧小平所實行的領袖個人(與幾位老人協商)指定制甚至隔代指定制。它不是某個個別領袖人物的“世襲制”,而是一種老一代統治集團的集體“世襲制”,必須通過現職的“領導集體”內部的博弈協商、幕后操作,才可能勉強達成大體的平衡和暫時的一致。這比起毛澤東晚年在文革后期不計成本地尋找“權杖二傳手”,以實現毛家的家天下的“世襲制”,當然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也許有其合理性和實用性(比如甚至不妨實行“元老院”制,讓幾百名中央委員和省部級以上干部組成的“官意”機構由幕后光明正大走到幕前來投票,從而形成合法的候選人名單)。但我們必須明白,這距離我們所追求的民主,還有十萬八千里。權力的轉換和交替基本上與廣大公民無關,公民既無法參與,也不可能監督。這里體現的只是“官貴民輕”“上智下愚”,哪里有絲毫“民貴君輕”的影子?更何談什么民主政治?
周有光先生說:“民本理論”要跟德先生握手。的確,“民本理論”也只有與德先生握手,才能夠得到落實和保障。
“民本理論”如何跟德先生握手呢?
雖然前文說孟子的民本思想與民主主義只有半步之遙,但是為什么我們始終邁不出這半步呢?我覺得關鍵的障礙,就是我們總是像儒家的眼光一樣只會回頭看,而不愿朝前看。儒學從孔孟之道到董仲舒的三綱五常再到程朱理學,越來越尊君賤民,以致變成吃人的禮教,完全是一條逆歷史潮流而動的開倒車的死路。當初孔孟之道積極入世施仁義反暴力反愚昧反神秘(周有光先生語)的許多精華都被專制文化的糟粕所淹沒。這與“馬、恩——列、斯——毛、波(爾布特)”的演繹軌跡十分相似,都是越來越殘暴愚昧、越來越違反人性。
其實這正是它們自身的理論邏輯即把某種違反普世人性的烏托邦當作最高理想去強制推行所決定的。如今,當我們走入死胡同以后,我們還是遵循這個邏輯,總是希望到中國的老祖宗孔夫子和外國的“老祖宗”馬克思那兒去尋找答案。我們尋章摘句、闡幽發微,甚至挖空心思組合嫁接,總想自圓其說,把已經被一個多世紀全人類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的實踐戳破了的漫天大謊重新編圓編實。我們就是這樣,生怕丟掉了那個被我們當作命根子的由中外老祖宗遺留下來的“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招牌。
我們現在關于“馬列毛”和“鄧三科”常說的兩個評價短語是:“一脈相承,與時俱進”。但我們仔細反省一下就會發現,我們所說的“一脈相承”是“道”、是宗、是本,而不是“術”。這就注定了我們的根本意識形態的凝固和僵化。而我們所說的“與時俱進”是“術”、是手段、是應變措施,而不是“道”。這就使我們的“道”和“術”產生了嚴重背離,“術”的“離經叛道”儼然已經使“道”變成了一個空殼,而“術”卻不能從根本上解救我們的危機。其實,“萬變不離其宗”,大家心知肚明的是,這個“宗”也只剩下了唯一的一個東西,那就是“黨權至上”。除此什么都可以變,就是老祖宗也不過是兩塊招牌而已,必要的時候,未必不可以舍棄。我以為,這個理論,比清末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更加虛偽、更加荒唐,也更加有害!
而民主憲政的道路和世界潮流恰恰與之相反,它總是面向未來,從低級向高級不斷發展,從不成熟不完善向成熟和完善不斷前進,因而其道路必然越走越寬廣,其潮流最后必然匯成汪洋大海。因此,我以為儒家文化的要害,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向后看而不向前看。而一個只會向后看的政黨,或者民族,怎么可能有一個美好的前途呢?
周有光先生說:“我們的政治理論,都要帶點古來傳統的意味,才容易獲得國人的心悅誠服。”(《朝聞道集》186頁)可見我們的國民性的改造也還任重而道遠。我自己,毫無疑問,就是這樣的“國人”之一。我認識到,要徹底改變自己,清除儒學對自己的負面影響,的確是一個艱巨而長期的任務。
其中,“民貴君輕”的“民本主義”在孔孟的時代本來就沒有真正實現過,所有的禮儀制度和實踐,都是保障和遵循君貴民輕的常規的,孟子本人也并沒有更進一步的理論闡述和制度設計來保障“民貴君輕”理念的實踐。而就是這個空洞的理論,也一步步消淡、萎縮。實踐更是一步步后退,退到君主專制的王朝末期,退到“官本位”的黨國至上的今天,臣民不僅沒有變成公民,反而變成了微不足道的草民、蟻民、賤民,最后變成了什么也不算的屁民,也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其實,只要我們不開倒車,掉轉方向,奔向未來,從堅實真誠的“民貴君輕”的理念出發,擺正公民、國家、政府、黨派、領袖等而下之的等第關系,真正做到人民至上、“以人為本”,做到“首席公仆”胡錦濤所承諾的“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的“新三民主義”,然后還權于民,保證落實可能的未來“首席公仆”習近平所承諾的“權為民所賦”,從制度到體制、機制、程序到技術的細節都真正與民主和法治的目標嚴格接起軌來,把權力關進籠子,把包括特供、干部醫療、干部住房、三公消費在內的一切特權都取消干凈,那么,周有光先生所期待已久的“民本理論”跟德先生的親密握手也就不難實現了。
但問題是,雖然有人拼命鼓吹“民本主義”,并且妄圖以之取代“民主主義”,但是,實際上我們現在的“民本主義”也遠遠沒有夯實,所以“邁出半步”的期待也還是十分渺茫、難以樂觀的。
只是世界潮流和公民愿望不可罔顧,所以民主憲政的實現,終究只是遲早的事!
對此,周有光先生十分樂觀,我們也應該充滿信心。

2012-02-26 20:23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孫中山的啟蒙者
近現代的嶺南,湧現出大批引領中國前行的先驅者,近代改良主義者,香港華人領袖何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更是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
為元首清廉不阿至情至性
林森(1868年—1943年8月1日)字子超,號長仁。福建閩侯人。1868年出生于福建省閩侯縣尚干鄉,1884年于臺北電信局工作。1902年到上海海關任職,其間參加反清活....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