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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刊掃描   老大哥在看著你:蘇聯的漢學研究與中國觀察者
外刊掃描 老大哥在看著你:蘇聯的漢學研究與中國觀察者
東方歷史評論 劉亦凡     阅读简体中文版

整理:劉亦凡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今年2月,東方歷史評論外刊掃描欄目曾以蘇聯、波蘭、捷克、蒙古等國的漢學為題,展現了中國在這些社會主義兄弟的目光下獨特的形象。延續這一思路,本期外刊聚焦20世紀蘇聯的漢學與中國研究,力圖從蘇聯的內部視角呈現“老大哥”審視中國的方式。


本期的四篇文章來自四本學刊。第一篇文章追溯了蘇聯東方學研究與沙俄帝國的歷史關聯,基于研究機構和政治氛圍的雙重視野,勾勒了漢學研究在蘇聯的基本背景和分布輪廓。第二、第三篇文章分別考察了六十年代蘇聯漢學家對中國社會史的研究,以及七十年代后期來自官方和學術界的觀察者對中國態度的轉變,從中,我們既能看到馬列主義的政治信條對蘇聯漢學研究進路的影響,也能發現不斷變易的中蘇關系對中國觀察者視域的塑造。


最后一篇文章則梳理了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中國研究在方法和觀念上的最新進展。在中國改革和蘇俄轉型的對比面前,盡管意識形態和政治斗爭已不再是這位衰朽的“老大哥”對待中國的出發點,但對昔日光輝的嗟嘆和未來道路的疑惑,仍然是“中國眼”的問題意識不變的來源。


1

帝國萬花筒——蘇聯東方學研究的起源與野心


整理自:Soviet Oriental Studies and the Asian Revolution, Pacific Affairs, Vol. 31, No. 4, 1958

作者:O. Edmund Clubb


在兩極對峙的“人心之爭”伊始,蘇聯軍工技術的進展和首枚人造衛星的發射,曾令上世紀50年代的西方為之大震。不過,在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之外,蘇聯對亞洲理解的日益深入,或許才是西方人焦慮的真正根源。


毋庸置疑,戰后亞洲殖民體系的崩塌與俄國在遠東的利益,自然會促使蘇聯加快對亞研究的步伐,但同樣不能忽視的是,蘇聯對亞洲的關注遠不是一日之功:沙俄東擴的歷史進程和中東險要的戰略價值,本身就是這個“東方帝國”世界圖景的內在視野。早在1837年,沙俄就在位列歐亞之間的卡贊設置了首個中國教席,到1855年,處于帝國中心的圣彼得堡大學也開始經營東方研究院系。從19世紀中葉到一戰前夕,來自卡贊和彼得堡的數代學者不僅成為西方世界了解東方的一扇窗口,由他們創制的研究機構也逐漸定型成熟,為蘇聯的對亞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17年革命后,蘇聯很快接續了帝國的遺產。除卻在改組沙俄科學院的進程中合并多個東方研究系所,使東方研究正式上升為國家科學藍圖的一分子,對東方語言的教學計劃在二三十年代也全面啟動。盡管“一國首先建成社會主義”和國家工業化的總體目標,使這一時期的東方研究更僅限于語言與文化層面,但貫穿三十年代的戰爭預期和遠東紛亂的形勢,也逐漸將之擴展到遠東各國政治、經濟事務的范圍,加之戰后遠東政治格局的整體倒轉,這一趨勢在50年代已不可避免。


1952年,第十九屆蘇共代表大會決定加強國家學術機構對重要政治議題的研究,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和亞洲各國獨立運動,旋即成為關鍵的國家課題,國內專司亞洲研究的各大機構也隨之轉向這些宏大的領域。原先在列寧格勒的東方研究所如今整體遷至莫斯科,隸屬于國家科學院的歷史與哲學研究所,分為中、蒙、韓、日、印、阿富汗、土耳其、東南亞和阿拉伯國家等多個部門,專職從經濟與政治等角度評估亞洲反殖民革命的成就。而東方語言教學的職能,此時則由獨立分出的語言文獻研究院承担,通過蘇聯各國大使館與所在國的聯系,培養精擅亞洲各國語言與文化的專門人才。




在此次機構重組的影響下,不僅二三十年代以語言教學為主的東方研究取得了更多現實的面向,專業化的國家與區域研究也由此成為學術分工體制的常態。到1956年,新成立的漢學研究所已成為從事中國研究的重鎮,而東方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則分別成為東南亞和非洲研究的專門單位。


與此同時,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和政策的變易,也使同時期蘇聯的亞洲研究更加重視經驗和事實,而非政治話語的建構。由于此時的蘇聯急需在中亞和東南亞尋求抵御美國的中間盟友,在赫魯曉夫上任后,原先被斥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印度、緬甸和阿富汗獲得了重新定調。以俄共黨刊《共產黨人》(Kommunist)的多篇社論為傳聲筒,這些國家在蘇聯的官方敘述中,不再是雖已實現民族革命、但仍保留殖民色彩的資產階級殘余,而是反帝國主義陣線中獨立解放的范例。在這一情勢下,不僅中亞地區與東南亞研究獲得了更大限度的“學術”空間,新的研究機構也伴隨不斷增長的需要,在蘇維埃廣袤的土地上生根發芽。1956年,位處西伯利亞東北部的遠東國立大學和雅庫特國立大學開始成為新的東方研究中心。借助遠東少數民族語言文化與中國、中亞的親緣性,隸屬于這些高等學府的東方學系作為主流研究的補充,強化了文化認知與語言訓練的基礎。盡管相較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這些大學在蘇聯的亞洲研究譜系中仍處于邊緣位置,但它們的出現,事實上標志著蘇聯的對亞研究已在全國范圍內擴展。


如果將1957年蘇聯亞洲研究對國際學界的影響考慮在內,蘇聯國內的這一趨勢將更趨明顯。1957年,蘇聯派出了由20名學者組成的代表團出席國際東方學家大會,蘇聯學者在會上的出色表現,使國際學界再度認識到蘇聯的東方研究在規模和質量上的成就,以至于與會學者一致同意列寧格勒申辦1960年東方學家大會的請求,而在其兄弟陣營中,蘇聯同樣表現出了巨大的影響力,同年10月,蘇聯在華沙著急了來自南斯拉夫、波蘭、匈牙利、捷克各國的東方學者,共同商討中亞與東歐研究的前景。除卻在國際會議日益活躍的角色,1955年后,Soviet Oriental Studies、Contemporary East、Soviet Sinology等學術刊物在國際東方學界中的地位也伴隨這一趨勢水漲船高。截至1958年,蘇聯的對亞研究已大有趕超上世紀末與歐洲分庭抗禮之勢,盡管從學術本身的生產機制來看,政治因素仍然是促進學者不懈努力的最終源泉。


如果說沙俄帝國對“東方”的興趣源自其不可避免的擴張雄心,那么蘇聯東方學術對沙俄的繼承,無疑就是這一傳統的內在延續。雖然機構變更和政策調整只能有限地勾勒這個帝國關于“東方”態度的一小部分,但毫無疑問的是,與人造衛星和“東方1號”一樣,蘇聯的東方研究,斷然不是池中之物。到20世紀中后期,當大國爭霸和政治語境再次發生變易之時,這一特性必將不斷現身。


2

批判的武器——20世紀60年代的蘇聯漢學與中國社會史研究


整理自:Soviet Re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Maois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4, No.1, 1974

作者:Gilbert Rozman


對中蘇兩大社會主義國家而言,馬列主義的哲學與政治信條意味著現實和歷史的正當性,當歷史與“規律”不能相符,立足于理論大廈之上的現實實踐,就很可能面臨顛覆的危機。


在這一意義上,上世紀60、70年代蘇聯史家的中國研究正是在規律與歷史之間的一場“游戲”。在中蘇交惡的背景下,為確證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錯誤,蘇聯史家圍繞中國歷史的各個時期,著力申發中國革命與其社會基礎在馬列理論譜系中的不對稱性。




問題首先表征在“大躍進”政策與中國薄弱的社會主義基礎之中。在蘇聯史家看來,由于缺乏成熟的城市工人階級,新中國在建政之后的一系列工業化政策都是試圖跳躍歷史發展階段的激進作為。憑據蘇聯的工業化經驗,Volkova和Muromtseva等人認為,在農業技術條件和工業生產力均屬落后的情況下,集體化農業生產體制和“剪刀差”政策的引入,只會導致工業產出的相對停滯和農業生產積極性受到打擊。由工業和農業生產構成的城鄉二元經濟體系,將進一步阻隔從農村進入城市的新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由于在蘇聯的歷史經驗中,社會主義工業化亟需技術成熟、自為自覺的工人階級,依靠農民革命建章立制的新中國在缺乏這一基礎的前提下做出的努力無疑不符合歷史規律。尤其在Naumov和Kurbatov關于中國農村人口與落后生產力關系的論斷下,Volkova等人更將這一問題,視為“不徹底的”中國革命遺留的困難。


順著社會經濟史和階級分析的進路,對當代中國經濟結構疑難的發現由此步入對中國革命自身弊病的闡發。在Kurbatov結論的基礎上,Mugruzin、Meliksetov等學者將中國社會主義的薄弱地基,追溯到中國革命時期“非典型”的階級關系。例如,在對20~40年代中國農業關系的研究中,Mugruzin發現: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農業經濟,缺乏位處地主與小農之間的富農階層,他認為,這種高度封建色彩的經濟體制一方面導致純粹的資產階級很難在中國產生,另一方面則使中國革命無法依靠新興的城市無產階級。而在城市官僚資本下茍活的工人,又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賴傳統的鄉情紐帶,缺少無產階級運動所需的規模與教育水平,因此,Meliksetov、Akatova和Deliusin都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視為在缺乏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情況下、一場農民與半封建社會關系的斗爭。


換言之,依傍農民、忽略與城市無產階級聯系的中國革命,在本質上是一場“不正統的”社會主義運動,與這場革命成功之后的政策失誤一樣,它沒有成熟的條件,也不在歷史發展的正確階段之中,有鑒于此,蘇聯史家同樣針對中國資本主義階段的不完善性做出了一系列論證。


以1911年清王朝的覆滅為界,這些分析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與現當代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研究相似,以Nepomnin為代表的近代史學者往往把封建農業經濟視為阻礙民間資本向城市工業轉化的最大障礙,并將資本主義上層建筑建設的失敗歸因于清王朝應對外來沖擊的無能。另一方面,在闡釋1911年辛亥革命的得失時,多數史家盡管承認這場重大變故具有資產階級革命的現代性質,但同時,他們更加強調革命的資產階級與地主、官員、軍隊的傳統聯系,并視之為之后阻礙中國資本主義進展的原因。與Nepomnin觀點類似的Sukharchuk甚至引入了西歐資產階級革命的比較視野,認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滯后的根源,在于中國封建制度自身無可挽回的結構性問題。




當蘇聯學者逐漸將西歐與中國的比較引入這場事關正當性的“游戲”,馬列主義信條固有的條貫,似乎注定了對中國革命史的重新闡讀必須“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之前。盡管對蘇聯史家而言,這段漫長的“封建時期”自然要比近代中國復雜得多,對資本主義究竟屬于古代中國的內生現象或是后來之物也存在諸多爭議,但借助西歐的比較視野,封建中國的許多歧異之處總能迎刃而解。


對某些在中國古代史中發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學者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悖謬但又合乎邏輯的方向。幾乎所有傾向于將資本主義源頭訴諸1840年之前的學者都贊同,相比于自治與行會傳統興盛的西歐城鎮,同期中國的商業城市不僅缺乏必要的資本流動性,國家對商貿金融的財政支持也屬捉襟見肘,而在封建王朝的反動統治下,由中央集權的國家贊助商業發展的可能路徑更是近乎絕跡。因此,無論資本主義萌芽是否在1840年之前浮現于中國,都無法左右中國歷史進程內在的滯后與慣性,尤其當毛澤東在60年代成為全民崇拜的對象時,蘇聯史家更自有理由認為,這種慣性至今仍未消除。


通過援引歷史唯物主義的階段論正綱,60~70年代的蘇聯史家以近乎“倒著書寫”的方式,重新勾勒了中國歷史的樣貌。在他們的故事中,封建主義的余孽和資本主義基礎的薄弱,構成了當時狂飆突進的中國無法逾越的宿命,而在歐洲與蘇俄歷史路徑的對照下,這一宿命不僅顯得無可挽回,而且仿佛重又將我們引向“中國例外論”和“東方專制主義”的結局。但無論這些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出于學者們的智性真誠,他們對中國歷史延續性的闡發和比較歷史視野的引入,都是我們審查自身歷史的一種眼光。


3

欲靜之樹與不止之風——20世紀70~80年代蘇聯的中國觀察者


整理自:China-Watchers in the Post-Mao Era: The Response to a Changing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4, 1983

作者:Gilbert Rozman


應時而動,向來是觀風者的美德。正如斯大林的故去帶來了蘇聯漢學研究取向的變易,1976年,毛澤東的逝世同樣翻轉了蘇聯的中國觀察者多年未改的眼線。


以1982年10月中蘇重啟磋商為標志,自60年代以來不斷僵化的兩國關系開始松弛。在1976~1982年這段轉折期內,蘇聯的中國觀風者對蘇聯政策的變化始終起著關鍵作用,而漢學界在這一時期的研究重點,也逐漸從重釋中國歷史轉向中國的當代境況。在這六年間,關于中國對外政策的論述在2278份涉及中國的出版物中超過了一半,其中,專門討論1979年中美關系正常化和中越邊境戰爭的論文占了將近60%。借助1966年新成立的遠東研究院和政府高級官員的支持,學者得以依賴國家的專項資助和學術網絡深入當代中國研究的各大重要領域,除卻戰爭與外交,以遠東研究院和國家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為中心的觀察還延伸到了中共政治、意識形態、經濟改革,甚至交通建設。




當然,象牙塔并非觀察中國的唯一陣地。大量關于中國的新聞報道和專欄文章,同樣是這一時期的蘇聯人認識沒有了毛澤東的中國最廣泛的途徑。機關媒體如《真理報》、《消息報》在這一時期都設有專門的中國板塊和專職記者,作為更貼合現象的中國通,他們對中美關系和中國改革等議題的報道,對蘇聯上下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不僅如此,高層領導和政策制定者也多次公開發表關于中國的論述。蘇共政治局委員基里連科、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乃至勃烈日涅夫本人,都曾就中國問題發表文章和談話。盡管這批圍繞在勃烈日涅夫左右的庸才多半談不到中國問題的要害,但至少在中國政治經濟的新變化方面,他們同媒體與學界抱有同等的關切態度。


在多方關注和官方主導的背景下,機關媒體和學術單位的中國研究自然保留了60年代以來的保守傾向。由外交部副部長賈丕才(Kapitsa)和身兼學者、外交家于一身的齊赫文斯基(Tikhvinsky)等人組成的寫作班子,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代表了對中國問題的官方口徑。在以“拉赫瑪寧”的筆名發表的文章和著作中,他們一方面要求蘇聯的漢學研究者不斷發掘中國最新提出的“四化”目標和經濟改革,另一方面則著重強調以馬列主義原則統帥當代中國研究的重要性。對他們而言,在官方政策態度尚屬模糊之時,唯有在繼承60年代對毛主義的批判和反思的基礎上,才能保持蘇聯的中國觀察者“負責任地”研究和說話。這不僅是由尚且懸而未決的中蘇關系決定的趨勢,也是維護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國際陣營領頭羊地位的必然要求。


不僅如此,官方“維持現狀”的主旋律還在各大學術機構的機制流程中充分體現。遠東研究院和東方研究所的招生和錄取,嚴格受到蘇共意識形態部門的管控和審查。有資格進入這些院系的學生,往往是由外交部和蘇共領導人直接提名推薦。但同時,在官方性質較弱的研究機構中,對于中蘇關系前景的樂觀看法也并非全然泯滅。


以狄留遜(Deliusin)和梅里克塞托夫(Meliksetov)為代表,一些專事中國史研究而遠離官方身份的學者在70年代末中國的經濟變革面前,表現出了史家特有的敏感和謙遜。他們在這一時期的著作雖然仍舊遠離當下的中國境況,但在對蘇聯中國研究的反思中,觀念與方法論的革新已在悄聲影響學界對中國現實的觀感。例如,狄留遜在1978年的多次學術會議中強調,蘇聯國內和西方新盛的中國研究方法不是一件壞事,對蘇聯史學工作者而言,新方法和新觀念的出現恰恰有助于學術研究的多樣性,有助于補充馬克思主義的史學方法。他稱贊了30年代的中國史家陶希圣,認為陶“用西方社會學方法印證馬克思主義史學范疇”的創舉,正是蘇聯學者應當效仿的榜樣。而梅里克塞托夫則在其1977年出版的著作中,檢討了生搬硬套俄國階級發展、解釋中國近代史的傳統研究思路,他還指出,對1949年后中國歷史進程的研究必須擺脫此種范式先行的套路。




這些新觀點的提出,一方面松動了原先僵化的研究風氣,另一方面則要求蘇聯學者以全新的視角審查自身對中國的觀察,從而在相對安全的論域中拓寬了蘇聯觀察者對中國現實的視閥。在這一風氣的影響下,一些當代中國研究著作開始以全新的角度探究發生在中國的變革。伴隨著勃烈日涅夫行將就木,Burlatsky于1982年出版的專著,探討了鄧小平對社會主義體制的改造,Rumiantsev和Kholodkovskaia等人亦在同時發表了期刊文章,對社會主義中國在近年的變革進行了梳理和分析。對此時的蘇聯學者和蘇聯人民而言,垂垂老矣的領導層和不復生機的國家體制已經讓他們的生活充滿了隱憂,與之相比,卓有成效的中國改革似乎指出了一條激發社會主義活力的明路。Burlatsky等人在這一語境下對后毛澤東時代中國變革的探究,無疑激活了蘇聯公眾關于本國現實境況的想象。


在這一趨勢下,盡管“維持現狀”的聲音仍然是官方語調不變的成色,但隱性的觀念變遷已然滲入蘇聯高層的心靈。隨著勃烈日涅夫的逝世,曾以狄留遜為政策顧問的新任領袖安德羅波夫在對華政策上的緩和態度,已經足以說明問題。雖然從目前看來,來自遠東研究院和黨內保守人士的觀點,仍舊在蘇聯的中國論域中保留強勢地位,但針對后毛澤東時代中國的靈活解釋和中性態度,如今已成為蘇聯學術精英談論中國時默存的前提。


4

轉型“成功學”與整全方法論的探求——后蘇聯時代中國研究新趨勢


整理自:Uneven Development vs. Searching for Integrity: Chinese Studies in Post-Soviet Russia, China Review, Vol. 14, No.2, 2014

作者:O. Edmund Clubb


自漢學名宿阿列克謝耶夫提出“中國是一個文化/文明復合體”以來,探求一種相應的跨學科整合研究方法,一直是懸置在蘇俄漢學界潛意識中的重大問題。出于政治話語的需要,蘇聯漢學界在很大程度上舍棄了沙俄既有的民族學調查與語言訓練傳統,將研究重點轉向對中國社會經濟史的闡讀。而在蘇聯解體之后,政治局勢的更迭和西方研究路徑的引入,使擺脫教條式的社會史闡釋、重新建構一種整合性研究方法再次成為可能。




作者認為,后蘇聯時代俄國學者對中國政治史、經濟史和法律史,尤其是對改革開放前后中國當代史的研究,為“跨學科漢學”的興起提供了可能。


伴隨蘇聯末期意識形態的松動,漢學學者以“文明復合體”的綜合視角審視中國的嘗試,首先表現在傳統政治/外交史的研究焦點向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的轉向。由于中蘇邊境爭議和兩國關系的破裂構成了60年代的現實語境,從60年代到80年代,以東方研究所、遠東研究院和列寧格勒漢學研究中心為依托,中國政治史研究者的主要興趣,在于貫通中國共產黨的對外政策與“封建中國”帝王式外交思路的親緣性。以齊赫文斯基等老一輩官方史家為代表,這些學者的著述與官方對新中國的批判緊密契合,在70年代逐漸成為蘇聯對華政策的重要依據。而到90年代初,隨著中國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日益深入,新一代漢學學者開始不滿于以“毛主義”為標靶的傳統政治史路徑。他們認為,唯有從中國傳統文明的內在優勢出發,才能解釋何以經歷了革命的中國,能再次成功維持龐大的現代化改革。


根據這些學者(Karneev、Kozirev、Titarenko、Perelomov等)的觀點,中國傳統的儒教文化并不單純造成了帝國居高臨下的對外心態,在中國這個歷來復雜多元的巨型社會中,儒教文化有效地化解了社會的潛在沖突矛盾,承担著維系社會穩定的變壓功能。尤其在鄧小平改革啟動之后,這種功能更明顯地起到了凝聚社會共識的作用。類似研究的出現,不僅沖擊了原先外交/政治史單一的討論方式,在更深的意義上,它促使蘇俄學界的當代中國研究從簡單的政策-事件線索向功能-績效視角逐漸過渡。


借助西方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工具,政治史和政治文化研究中凸顯的綜合性立場和功能-績效分析,很快轉移到經濟史領域。除卻在90年代興起的臺灣現代化研究,同時期俄羅斯學者針對1978年以來大陸經濟改革的分析,堪稱顛覆教科書式馬列主義社會經濟史的范本。延續Karneev等人的功能視角,研究者從執政黨角色和經濟社會的雙重進展入手,將中國的經濟現代化視為一場“系統的現代化”:一方面,社會經濟的活力在這一時期得到了空前激活,國家遵循現代化通用指標推行的經濟轉型循序漸進,而另一方面,依照社會經濟的發展要求,執政黨自身同步實現了適應性改革。在典型的轉型政治經濟分析視野下,這一結論與蘇聯解體前后改革轉型的俄國形成了鮮明對比,研究者也得以由此將功能分析延伸到“國家-社會”研究范式,從而徹底反轉了6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基于中國歷史發展階段和社會經濟基礎做出的消極論斷。


或許是中俄轉型命運的對比過于鮮明,俄羅斯學者對中國改革的“成功學”探秘,在20世紀末進一步落實到更為細微的事物。原先徘徊在論域邊緣的中國法律體系,在15年間迅速成為學界關注的全新領域。與宏觀的政治經濟分析類似,俄羅斯的中國法專家(Kumanin、Imamov、Petukhov、Paschenko)除了關注80年代以來中國對歐陸現代法律體系的引介移植,也同時注意到了傳統中國法律的倫理性價值在內化現代法統過程中扮演的特殊作用。在他們看來,這層特殊的倫理內核,構成了變動的中國社會/法律關系天然的潤滑劑,盡管在某種程度上,它會引發腐敗、削弱法治的基石,但在法律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下,引入的現代法律體系與市場經濟的良性互動,證明了這種負面影響并未傷及轉型進程的根本。




從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中國研究的趨勢來看,法律史領域方法論的整合傾向絕非偶然。一方面,劃分并關聯古今中國法律傳統的嘗試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傳統政治史向政治文化研究的轉向,在“文明復合體”的名號下,這一從時間與傳統上透視中國的方法已經成為流行范式,另一方面,探尋中國經濟現代化成功奧秘的沖動始終貫穿其中,基于西方社會科學的分析框架不僅被俄羅斯學者視為解釋轉型落差的常用工具,定性與定量研究范式也替代了馬克思主義的線性條貫,成為中國研究“不言而喻”的新常識。


我們無法斷論,俄羅斯學者以社會科學工具構筑的方法論綜合體,是否能有效地解釋阿列克謝耶夫描述的“文明復合體”。隨著俄羅斯各大中國研究分支間的合作在新世紀愈發緊密,這一整合性方案的面目也更加曖昧不清。或許對秉持實用主義原則的新一代政治領袖而言,這一褪去了意識形態福爾馬林的整合足夠清晰有力,但就漢學自身的進展來看,“過于一致”和“不對等的方法論競爭”,可能具有同等的危險。



2015-08-23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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