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時代作品 >>> 講座與培訓 學習生活經驗
字體    

高殿杰:陶行知與他的“平民教育”
高殿杰:陶行知與他的“平民教育”
燕南園愛思想 高殿杰     阅读简体中文版

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陶行知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活動,影響深遠。毛澤東贊揚他是“偉大的人民教育家”。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告別了他“愛得深沉”的土地,長長的送行隊伍,悲傷欲絕,他的學生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他們所“朝也盼來暮也等”的竟是校長的靈柩。“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是其最好的寫照。世間已無陶行知,平民教育耀千秋。提到教育,就不能不提到陶行知,因為我們需要,不僅過去、現在;將來也同樣需要。陶行知關注平民,關注鄉村,關注勞苦大眾,一個中心問題就是如何使教育普及,這在當下中國教育改革中是極具現實意義的。

一.曉莊師范:從“一個天亮的地方”出發


小莊” 改為“曉莊”,一字之差,南京城外的這塊荒郊野地由此成了“天亮的地方”。1927年3月15日,迎來了 “曉莊師范學校”的開學典禮,是年陶行知剛剛36歲。一年前,他發表了著名的《中國師范教育建設論》,他堅信自己找到了正確的“教育救國”之路。上溯到三年前,他在內心深處,懷著無限失意,告別了1919年以來的“新教育”運動,轉而致力于平民及鄉村教育。他脫下西裝,換上布衣草鞋,而且住到了牛棚里。他覺得,只有這樣,才可以了解自己的祖國,進而找到真正貼近中國“國情”的教育道路。幾乎與此同時,梁漱溟辭去了北大教職,也開始了深入“國情”的教育改革行動。而此時胡適等人依舊在嚴重脫離中國“國情”的“大城市”里,以各種“風光”的革新行動追求“再造中國”的偉業。在此背景下,陶行知貼近“國情”的選擇倒顯得不入“主流”, 有些“另類”。

然而,陶行知并不計較這些。他的心里早已裝滿了數億在黑暗中掙扎的苦難同胞,只恨不得能在一夜之間讓文明的曙光照遍中國大地。這似乎有淵源可查。陶行知自幼聰明好學,被鄰村的一位塾師認定長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而免費入塾讀書。有一天下大雪,當他趕到塾館時老師已經開講,他硬是站在門外專心致志地聽老師把課講完,可視為“程門立雪”的另一版本。1906年,他進入本縣的教會學校崇一學堂,在這里學習英文、數學、理化等課程,開始接受西方資產階級的新教育。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國社會的底層,從童年時代起就對民間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關注中國的農村,立志為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和廣大中國農民受剝削壓迫的悲慘處境去奮斗。因此,在崇一學堂讀書的時候,他就寫下了“我是一個中國人,要為中國作出一些貢獻來”的座右銘。

“曉莊”不遠處的“老山”同樣也被陶行知改成了“勞山”, “曉莊” 與“勞山”合在一起,顯示出陶行知要用“勞動”和他的“師范學校”來培養真正能將貧困無知的鄉村改造好的教師。陶行知說得很清楚,他的學校不招收“少爺、小姐”,也不要“文憑和書呆子”。一開始,只有十幾個學生來,但也足以令校長陶行知欣慰。他們和校長一起,面對貧困,毫無退縮。他們依靠“一雙手”和“一把鋤頭”,自己“建校舍,蓋禮堂,開荒種地”,解決自己的學習與生活所需。陶行知覺得,在貧困的鄉村經歷此番鍛煉,培養出來的教師才會對農民有感情,才可以造就既適應貧困的農村又能以知識來改造農村的“導師”,所以“勞動創造的生活”成了曉莊師范“每天的課程”。

“手把個鋤頭鋤野草呀,鋤去了野草好長苗呀。”——這首近乎大白話的“鋤頭歌舞”,不僅飽含著曉莊師生的生命體驗,更是象征曉莊精神的“文化圖騰”。曉莊師生都知道,他們的校長為了讓大家吃得好一點,學得好一點,連母親大壽時收到的賀禮都典當出去了。陶行知對母親說,他是代表曉莊師生為慈母獻了一份最重的壽禮,希望慈母和祖國一樣健康長壽。如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曉莊師范到第二年,學子數量擴大了十幾倍,且多是慕名而來,他們皆被校長陶行知打動了,雖然陶行知其實連張文憑都不能頒給他們。馮玉祥將軍也被陶行知打動了,他邀請陶行知前往河南考察,除了將曉莊師范視為“鄉村師范教育的模范”之外,還要陶行知留下來担任河南教育廳長。但陶行知的心終歸屬于曉莊師生:“培養100萬個教師,改造100萬個鄉村”,都要從自己傾盡一切的曉莊師范開始。

如同蘇霍姆林斯基帕什雷夫中學一樣,這也是一座“沒有圍墻的學校”,以致蔣介石想封竟無處貼封條。其后,陶行知輾轉上海、流亡曾經留學的美國。但如《護校宣言》所寫的:“曉莊的門可以封,但他的嘴,他的筆,他的愛人類和中華民族的心不可封。”陶行知流亡到了上海郊區,在那里,陶行知辦起了“工學團”,又發明了“小先生制”,帶領他所遇到的無產階級群眾和流浪兒童,通過“做工”、“學習”、“團結”,在實現自救的基礎上,為苦難的國家承担民族“新生”的責任。全國的仁人志士皆支持陶行知的“工學團”,遠在延安主持“掃盲”工作的徐特立還大贊“小先生制”,并將“師陶”作為自己的新名字。在流亡國外期間,陶行知的所作所為亦是為了拯救苦難的祖國。他四處演講,足跡遍布整個北美,可謂不遺余力地揭露日軍的侵略意圖與野蠻行徑,為祖國爭取國際進步力量的理解與支援,因為他的心始終在祖國的苦難同胞那里。

抗戰期間,舉家流落到重慶的陶行知決定創辦“育才學校”。抗戰勝利后,社會各界紛紛遷回原地,陶行知也決定到上海去,一來可以為育才學校籌來更多善款,二來又能實現另一大理想——辦“社會大學、新聞大學、無線電大學”,把整個上海變成學校,讓上海所有勞苦大眾都可以接受教育。但時局演變很快再度將中國推入苦難,違背民意的蔣介石政權準備發起內戰,陶行知作為知識界進步力量的代表之一,不得不走上“反內戰、爭和平”的民主斗爭的最前沿。1946年7月,李公樸被特務暗殺,接著是聞一多。陶行知被列為黑名單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著第三槍”的犧牲準備,一面繼續堅持斗爭,視死如歸,始終站在民主運動的最前列。終因“勞累過度,健康過虧,刺激過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腦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歲。

二.為著什么人:人民需要的是“大眾教育”


為著什么人教育是問題是教育的首要問題,這是任何研究教育問題的人不能不首先研究和不能不首先解決的問題。2006年3月“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說:“教育是國家現代化的基石。國家的發展最終要靠提高全民素質。我們已經在全國建立了鞏固和普及義務教育、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著力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格局。今后,我們要使這三個方面都有所進步。”溫家寶總理還特別強調了“平民教育”問題,指出:“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是平民,平民素質關系到一個國家國民的整體素質。我們有13億人口,9億農民,平民的比重更高。我們之所以把義務教育和職業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就是要使教育成為面向平民的教育,從而使人人都能受到教育。”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出發點就是為了人民的解放、人民生活的幸福,這是“為人民服務的教育思想”。 1917年陶行知回國,歷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授、教務主任等,推行推廣“平民教育”,其精髓便是“讓全中國的人受教育”。1923年8月,更是辭去東南大學教職,為“平民教育”運動積極提倡,四處奔走。事實上,在從美國歸來的那一刻起,陶行知就立下了“要使全國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機會” 的宏愿,明確提出“平等教育”的概念。幾年來,陶行知以主要精力實踐它。他說:“少爺小姐有的是錢,大可以為讀書而讀書,這叫做小眾教育,而人民需要的是大眾教育,為生活的教育。”“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須使平民教育下鄉。開展鄉村教育絕非易事,它需要一批有志之士全心全意為之奮斗。” “要排除各種困難,籌措100萬資金,征集100萬位同志,提倡100萬所學校,改造100萬個鄉村。”1923年6月,陶行知與同是從美國學成歸國,倡導平民教育的晏陽初以及其他一些人在上海組織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陶行知親自編寫《平民千字課》的教材來代替《三字經》、《百家姓》等舊式識字課本,因為此時他認為“平民教育是改造社會環境的一個重要方法”,平民教育“可以推定國家命運”,要“用四通八達的教育來創造一個四通八達的社會”。在南京、安慶、北京、南昌等地都留下了陶行知的足跡,他在那里創辦平民讀書處和平民夜校。陶行知還把教育的對象擴大到貧困的農村,他鼓勵暑期留校的同學們每晚教鄰近的平民識字,把文化知識普及給勞苦大眾。其實,這普及大眾教育是陶行知畢生為之奮斗的目標。正如他所說:“這十幾年來,我有時提倡平民教育,有時提倡鄉村教育,有時提倡勞苦大眾的教育,不知道的人以為我見異思遷,歡喜換新花樣,其實我心中只有一個中心問題,這問題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沒機會受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教育”,“因為中國要發展,中國要強大,靠小眾,靠精英是不行的了,只能靠大眾,只能發展大眾教育、平民教育,最終要進行大眾教育!”

這些話是上個世紀說的了,時值21世紀的今天,聽起來仍振聾發聵,仿佛不很久遠,也就是昨天。基礎教育均衡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教育面向平民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教育事業發展的基本方向就是面向最大多數平民百姓的平民教育,“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義務教育法》、《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等文件中提出,基礎教育的任務是“提高民族的素質”,“提高國民素質”。“素質教育以提高國民素質為目標”、“素質教育的要義第一是面向全體”、“搞素質教育首先要有一個普及教育”、“要淡化選拔意識”、“要做一個園丁,培育好每一朵花。”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的學校教育中,每個學生、每個教育對象都應無一例外地要受到良好的教育,那種只把眼睛盯在尖子生、錄取率、得獎數等等的做法和思想,既與教育改革和素質教育的要求大相徑庭,也與陶行知教育思想風馬牛不相及。


三.教什么:“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


陶行知師從美國著名的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本來“生活教育”這一概念是老師杜威率先提出來的,但陶行知卻一反老師“教育即生活”的理論,變之為“生活即教育”。個中之緣由,陶行知解釋過多次。他說“生活即教育,是把一個鳥放在林子里;教育即生活是把鳥放在籠子里。”又說:“生活教育是生活原有,生活所自營,生活所必須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義是生活之變化,生活無時不變,即生活無時不含有教育的意義。因此,我們可以說:‘生活即教育’。到處是生活,即到處是教育;整個的社會是生活的場所,亦即是教育的場所。因此我們又可以說:‘社會即學校’。過什么生活,便是受什教育,過亂七八糟的生活,便是受亂七八糟的教育。”“教育可以是書本的,是與生活隔絕的,其力量極小。拿全部生活去做教育的對象,然后教育的力量才能偉大,方不至于偏狹。”

《傳統教育與生活教育有什么區別》一文寫于1934年,其目的便是為了廓清人們認識上的迷霧。陶行知把傳統教育與生活教育進行了比較,他認為傳統教育是吃人的教育:

首先,它教學生吃自己-----傳統教育教學生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它消滅學生的生活力、創造力;它不教學生動手、用腦。在課堂里,不許提問;好一點的,在課堂里允許提問了,但不許學生到大社會里、大自然里去活動。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十六年的教育下來,等于一個吸了煙的蟲;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黃肌瘦,弱不禁風,在加上要經過那些月考、學期考、畢業考、會考、升學考等考試,到了一個大學畢業出來,足也癱了,手也癱了,腦子也用壞了,身體的健康也沒有了。大學畢業就進棺材,這叫做讀書死,也就是教學生自己吃自己。其次,教學生吃別人-----傳統教育教人“勞心”而不“勞力”,它不教“勞力者”“勞心”。孟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更明白一點,就是教人升官發財,發誰的財呢?就是發農民工人的財。因為只有農民工人才是最大多數的生產者,他們吃農民、工人的血汗。生產品使農民工人不夠吃,就叫做吃人的教育。

而生活教育與傳統教育完全相反:其一,生活教育不教學生自己吃自己,而教學生做人。生活教育反對殺人的種種考試,教人讀活書、活讀書。“我們要活的書,不要死的書;要真的書,不要假的書;要動的書,不要靜的書;要用的書,不要讀的書。總起來說,我們要以生活為中心的教學做指導,不要以文字為中心的教科書。”其二,生活教育也不教學生吃人,不教人升官發財。生活教育只教中國的民眾起來做自己的主人,做人中人。在《新時代的學生》一文中,陶行知說:“舊時代之學生的生長過程是: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新時代之學生的生長過程是用活書、活用書、用書活。”

這在今天也是極具現實意義的。素質教育實施幾年來,可以說是“轟轟烈烈”,而另一面“應試教育扎扎實實”。這與我們解決當前教育中教育內容的過時陳舊、不符合學生生活實際、不切合學生思想認識、不能很好地為學生的將來生活服務的現象是很有啟發的。我們必須了解生活,了解學生生活現狀、了解生活發展的趨勢、生活對人的要求的變化。現實生活中需要的是全面發展、品學兼優、視野開闊、生理心理健康的人。實施素質教育,小而言之,為學生的終身受益負責,為學生的將來負責;大而言之,為國家、民族的未來負責,為中華的騰飛打基礎。

四.怎么教:“教學做合一”


“陶行知”這個名字是陶行知最后才改定的名字;他曾用“知行”。把“知行”易為“行知”,如同“教育即生活”變為“生活即教育”一樣,雖還是那幾個字,只是前后倒了個顛,內涵卻“天翻地覆”。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陶行知對實踐的重視可見一斑。

還是在1917年,陶行知回國目睹了國內學校里先生只管教、學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認定中國教育有改革之必要,主張以“教學法”代替“教授法”。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陶先生發表《教學合一》一文,南京高校受此影響一律改為教學法。兩年后,教學做的理論成立,最終確定教學做合一,以做為中心。“教學做合一”成為曉莊師范學校的校訓,這是陶行知杰出的創造。粗略比較一下“教授法”和“教學法”,就可見不同來。“教學做合一”的理念首先是由教書,到教學生,再到教學生學,用自己的知識聯系起來,貫徹在實踐中去。

陶行知特別重視學生對知識的運用。“教學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論的教學論,用陶行知的話來說,就是生活現象之說明,即教育現象之說明,在生活里,對事說是做,對己之長進說是學,對人之影響說是教,教學做只是一種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個各不相謀的過程。“教學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們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學”。陶行知以種田為例,指出種田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須在田里學,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來,“教學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義是教的方法根據學的方法,學的方法要根據做方法,“事怎樣做便傅樣學,怎樣學便怎樣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學而不做,不能算是學。教與學都以做為中心。”由此他特別強調要親自在“做”的活動中獲得知識,教學方法的選擇要根據“做”的內容特點及教的規律、學的規律來決定,根據“教學做合一”的思想,可靈活處理。

陶行知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富有啟發意義的名言:“好的先生不是教書,不是教學生,乃是教學生學。”“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頓,你的譏笑中有愛迪生。你別忙著把他們趕跑。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輪、點電燈、學微積分,才認識他們是你當年的小學生。”在具體教學中,“要解放孩子的頭腦、雙手、腳、空間、時間,使他們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從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今日讀之,能不讓只顧“灌輸”,“冷眼”面向所謂“差生”的老師汗顏?這些話對我們當下的教學方法、教學方式的改革是有著積極作用的。

五.結 語


作為一個“海歸”,一個洋博士,卻眼睛向下,面向平民,面向農村,陶行知的這種精神是難能可貴的。斯人已去,精神長存。更重要的,陶行知不但是“偉大的人民教育家”, 同時還是堅定的民主戰士和大眾詩人。他畢生致力于人民教育的偉大事業和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今天我們學習陶行知,紀念陶行知,就要把他的這種精神、思想發揚傳承下去,沿著他所開創的“平民教育”道路繼續前進,讓“平民教育”在當下中國教育改革的現實土壤上,開出絢麗之花,結出豐碩之果!


作者授權愛思想發布,轉載請注明出處


2015-08-23 08:50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傳統官僚翰林總統
徐世昌(1855年10月24日-1939年6月5日),字卜五,號菊人,又號水竹邨人、弢齋。祖籍浙江寧波鄞縣。清末民初,曾為北洋政府官僚。1918年,徐世昌獲段祺瑞控制的安....
晚清改革家強權人物
袁世凱(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亭,號容庵,河南項城人,故又稱袁項城,清末民初的軍事和政治人物,北洋系統的領袖。袁世凱出生於清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