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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偉時:評北大尚小明教授的惡劣學風
袁偉時:評北大尚小明教授的惡劣學風
觀察中國 袁偉時     阅读简体中文版


按:


2014年,知名近代史專家、中山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袁偉時出版文集《遲到的文明》,書中對民國史多有點評。


2015年4月22日,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尚小明發表文章《國民黨與袁世凱的較量可以如此曲解嗎? ——袁偉時〈遲到的文明〉閱后小記》


今天,袁偉時教授投書至共識網,對尚小明教授的批評進行反駁。共識網的標題即為:《袁偉時:評北大尚小明教授的惡劣學風》。




文/袁偉時


友人傳來尚小明教授的大作:《國民黨與袁世凱的較量可以如此曲解嗎?——袁偉時<遲到的文明>閱后小記》(團結網。以下引用此文,不再注明)我不認識尚教授,也未閱讀過他的其他文章。


僅從他的這篇大作看,立論的輕率和用詞的輕佻在學者中非常罕見;深感必須回答,也許有助于年紀尚輕的尚教授警醒。


(一)立論輕率,令人驚詫


尚教授的對在下的主要指責是:“袁先生認為,國民黨的‘思想高度不理解政治就是妥協,不理解政治上有些東西要尊重現實,做出很多錯誤的舉動,使穩定的局面一再被破壞’。(第167頁)甚矣,如此荒誕不經之言,袁先生竟也敢講!”


尚教授摘引的那段話來自2011年4月14日我在華南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給同學所作報告《國學熱中的幾個爭議問題》的現場答問的記錄。當時同學問:“我們國家要真正成為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還要走多遠……”?我在回答中談到:“從1912年至1926年間,北洋政府時期是20世紀中國最自由的時期、民間社會最強大的時期,但沒有解決國家安定問題。任何國家要發展,就要穩定、自由,要有民間社會的力量和穩定的制度,幾方面聯合起來才有辦法實現現代化。……但當時兩股力量摧毀了穩定的可能性,一個是北洋集團內部爭權奪利;另一個是以國民黨孫中山為代表的極端勢力。我不想說國民黨的出發點不好,但他們的思想高度不理解政治就是妥協,不理解政治上有些東西要尊重現實,做出很多錯誤的舉動,使穩定的局面一再被破壞。”


孫文是政治家,不是街頭小霸王,不可能天天鬧事,有些地方講點妥協,毫不奇怪。革命派,立憲派,北洋集團對締造民國各有貢獻;孫文也功不可沒。但是,孫文和革命派(同盟會、國民黨及其追隨者)在關鍵時刻,“做出很多錯誤的舉動,使穩定的局面一再被破壞”卻是鐵的事實。


既然尚教授為國民黨辯護,就讓我們看看孫文和國民黨民初所干的五件大事吧。

  

第一,不惜犧牲主權和最大的商辦企業向日本乞討,破壞南北議和。

  

清政府頒發《退位詔》之前沒有幾天,立憲派和北洋派正全力促和,逼迫清帝退位;孫文卻以“擬將滿洲委之于日本”以及中國兩個最大的商辦企業——招商局、漢冶萍公司為籌碼,乞求日本施恩,貸款給他。


他對日本有關方面的代表說:“倘近數日內,無足夠之資金以解燃眉之急,則軍隊恐將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將面臨瓦解之命運……之所以斷然實行漢冶萍日中合辦,以取得五百萬元資金者為此;此次又苦心焦慮,欲以招商局為担保,籌措一千萬元借款者,亦為此。然而,雖經種種籌劃,而時光荏苒,交涉迄無結果……于軍隊解散、革命政府崩潰之前,作為最后之手段,唯有與袁世凱締結和議,以防天下大亂。 ”①


日方對他的信用等級評價不高,這宗交易沒有做成。當部分內幕曝光后,立即遭到當時的輿論猛烈抨擊。后來即使苦心為其辯護的史學家亦不能不認為這是孫文的失著。孫文為了一黨一派的私利,干出這樣的勾當,對日本豈止妥協,簡直是跪拜了!目的卻是破壞國內各派正常的妥協!

  

第二,炮制有重大錯誤的《臨時約法》,企圖剝奪袁世凱的行政權力,制造了民初政治亂象迭起的制度根源。

  

一個淺顯的道理:要鞏固和發展辛亥革命的成果,革命派、立憲派和北洋派一定要合作。制定《臨時約法》這樣的大事,三方應該好好商量;最低限度要好好聽聽他方的意見吧?

  

可是,這個憲法文件制定過程北洋派完全被排除在外。這是從現實出發的妥協嗎?

  

此外,制定如此重要的文件,制憲機構本身應該有足夠的公信力。臨時參議院是革命派單方支配的機構。當時已決定要改進參議員選派的辦法,為什么不等待新的臨時參議院組成后,甚至國會選出后再來辦這件大事呢?有這樣玩政治的嗎?

  

至于這個文件的內容更是漏洞百出。綜合前人研究成果和筆者的私見,主要有以下幾條:


1.改孫文當政時的總統制為內閣制,企圖架空袁世凱,剝奪他的行政權力,否定了武昌起義后革命派一再對袁世凱作出的承諾。如此踐踏妥協成果,令人吃驚!

2.沒有規定公民自由的制度保障。

3.國會與總統、總理沒有互相制衡的制度,是一個殘缺的內閣制。總統無權解散議會,無法把國事的最后決定權還給選民,成為后來的“萬年國會”和豬仔議員的溫床;把民初政壇攪成一鍋漿糊,國無寧日。

4.總統與總理各自的職權和相互關系不明確。府院之爭肇始于此。

5.沒有建立違憲審查制度。

  

如此奇葩的憲法文件,各取所需,成為民初政治亂象的制度根源!當時國民黨的指導思想,核心是不擇手段,為一黨一派私利奪權。哪里有從現實出發尋求妥協的氣味?

  

第三,輕率發動“二次革命”,開啟了用武力解決政治分歧的惡劣先例。


1913年的“二次革命”,孫文不顧黨內外強烈反對,一意孤行,強令動武,由于不得人心和力量對比太懸殊,不到兩個月,全軍覆沒!后果是制造了袁世凱解散國民黨和剝奪國民黨議員當選資格的藉口,國會因而被迫停開;孫文和許多國民黨領導人被迫流亡國外;國民黨因此四分五裂!

  

從后果看,此次行動是魯莽滅裂、無視現實、不愿妥協的典型。

  

不管動機如何高尚,政治家水平高低和是否成熟的標志,在于作出重大決策能否瞻前顧后,有利全局。所謂“二次革命”,國民黨可說是陷入滅頂之災。研究歷史,指出孫文措施失當,有何不可?

  

梁漱溟是老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后當記者,曾認真觀察過民初政治生態的變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說:“現在很清楚擺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勢力的局面……至于說到助長這種武人勢力的原因,卻不能不責備革命先輩,他們無論如何,不應用二次革命那種手段。二次革命實在是以武力為政爭的開端。


從此以后,凡是要為政治活動的,總要去奔走武人的門下……武人的威權從此一步一步的增長,到現在而達極點。”②將近百年過去了,號稱研究民初政治,總該認真思考這一沉痛的反思吧?

 

第四,發動違法的“護法戰爭”。

  

袁世凱逝世,國家穩定和發展的機會再現。孫文如何操弄政治?

  

他發動所謂護法戰爭。從法治角度看,有合法的中央政府在;支持這一行動的國會議員不足四分之一,根本達不到法定開會人數;是違法的舉措。從鬧革命的角度看,孫文提出一個根據:尋求真共和。他說:“如何分出真假?要從人物上看去,從前反對共和之人,便是以后反對共和之人,我們萬不能相信的……要除盡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現,才有幸福可享,國家才得永遠太平。”③

  

一個政治家作出這樣的論斷是十分危險的。從政治上說,這等于向曾在前清做過文官武將的以及立憲派、保皇黨人等等宣戰,因為他們都是“從前反對共和之人”。從邏輯上說,這是荒唐的,因為過去不等于現在。而從語義上去考量,“真共和”、“假共和”的界定亦是一個難題。


按嚴格的已經成為學者共識的現代民主、共和概念,孫文本人的言行就有不少與之背道而馳,其他軍閥、政客更不用說了。可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也沒有像孫文斷言那樣“勢力在手,又主張帝制,主張復辟的。”更重要的是,現代民主國家的任何機構和個人無

  

權審判公民的思想,據以定罪施刑;更不要說動用武力討伐了。

  

在這個“戰爭”過程中,更干了不少違法勾當,包括收了德國政府的黑錢,《蔣介石日記》和德國外交部檔案都有明確記載。

  

妥協云乎哉!

  

第五,南北和議的破壞者。


1917年開始折騰多年的所謂護法戰爭,實在混不下去了。迫于內外壓力,南北開始議和,但總是無法達成協議。原因何在?參與談判的胡漢民留下這樣的記錄:“初那南北議和……漢民與焉,欲辭不就。先生(孫文)謂,宜于其間為嚴重之監視者,不應放棄。姑于會期中南方代表將軟化者,屢次以漢民意不可奪,事輒不偕。予固盛氣凌人,且背后有先生與國民黨,為渠輩所忌憚。”④原來不愿妥協者就是孫文。

  

綜上所述,孫文在關鍵時刻,哪里有什么從現實出發尋求妥協?當時國內外的觀察家,都把孫文看作不切實際的人物;廣東人稱之為“孫大炮”;要否定這些口碑,頗為困難。


(二)學風粗疏說話不靠譜

  

再看看尚教授的另一大段指摘吧。為了方便閱讀,讓我們拆成四個小段,分別回答:


1.“袁、趙是否為刺宋主謀迄今并無定論(此處暫且不論),不知袁先生何以認定趙秉鈞就是‘殺人罪犯’?”


請問尚教授,筆者在哪里說過趙秉鈞是“殺人罪犯”?閣下在同一篇文章中引用筆者的原文是:“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在收到租界會審公堂移交的證據后,把罪犯應桂馨和國務總理趙秉鈞、內務部秘書洪述祖之間往來的秘密電報和函件的要點以‘通電’的形式向海內外公布,把罪犯與袁世凱及其追隨者的密切關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迫使趙秉鈞不得不發出公開電報為自己辯解。”說的是:“罪犯應桂馨和國務總理趙秉鈞”。

  

尚教授的學風粗疏,說話不靠譜,令人吃驚!


2.“袁先生將民初視為‘20世紀中國罕見的政務比較公開’的年代,也不過是他的錯覺而已,有似癡人說夢。”

  

政務公開的制度基礎是權力互相制約和言論自由。請問尚教授,跟國民黨的黨國體制相比,三權分立、有較大新聞自由的民初是不是政務更公開?


3.“他將上海地方檢察廳傳訊趙秉鈞說成‘20世紀中國司法史上空前絕后的大事’,則適見其出言不謹,所知有限。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京師地方檢察廳檢察長戴修瓚就曾公開傳訊執政段祺瑞,袁先生怎敢說‘絕后’?”

  

謝謝指教!戴修瓚傳訊段祺瑞的故事,如果是真的,從邏輯上說,正好證明北洋時期司法比較健全,孫文發動“二次革命”是錯的。

  

此說如此重要,尚教授沒有注明來源,無疑不夠嚴謹。估計抄自梁頌成教授的《論善德文化背景下的法治文化傳統》(武陵學刊,2010第5期),尚教授沒有說明,不合學術規范。梁教授此文沒有注明史料來源,尚教授認可沿用,理應查找、補注史料出處,鑒別真偽,守住歷史文章的底線。尚教授違反治學常規,令人惋惜。

  

根據著名的《東方雜志》當時逐日記載,1826年三一八事件后至4月20日段祺瑞宣布決定引退、逃往天津的一個月零兩天中,只有4月2日“京師地方檢察廳偵查三月十八日國務院前慘殺案之結果,認執政府衛隊為故意殺人,函請陸軍部,交付軍法審判。”,根本沒有“京師地方檢察廳檢察長戴修瓚就曾公開傳訊執政段祺瑞”之事。


中央研究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郭廷以教授及其助手遍查史料,編成《中華民國史事日志》,記載與之相同,可以確認《東方雜志》的記錄可靠,傳訊段祺瑞的故事是虛構的。

  

把子虛烏有的東西拿出來指斥別人,尚教授學風粗疏,說話不靠譜,再添一證。


4.“袁先生強調‘宋案’應‘依法解決’……在他看來,‘遵循依法追究的原則,案件本身固然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解決’,袁世凱在強大社會輿論壓力下被迫批準趙秉鈞辭職,不就是證明么?可要命的是,袁先生的這個有力“證據”,不過是他虛構出來的。……趙秉鈞于“宋案”發生后,為自證清白,曾屢屢提出辭職,可袁世凱的態度很明確:請病假可以,辭職不準!于是,我們便看到趙秉鈞遵從袁世凱的意思,一次次續請病假,并以病體未復為由抗不到案,最終拖到‘二次革命’爆發,‘宋案’不了了之,袁世凱這才允許失去‘擋箭牌’作用的趙秉鈞解職。”


筆者不得不第三次提醒尚教授,您又為自己說話不靠譜提供新證據了!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4月25日,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通電公布了宋案證據,包括趙秉鈞與應桂馨的大量來往電信,輿論嘩然;逼于壓力,5月1日,趙秉鈞辭職,袁世凱挽留給假,命段祺瑞代理總理,趙秉鈞實際已解職,再也沒有回到國務總理任上了。5月8日上海檢察機關票傳趙秉鈞。這不是強大社會輿論的作用嗎?


“二次革命”不得人心,輿論逆轉,國民黨被視為“暴民黨”,從而幫了袁世凱的大忙。7月12、15日李烈鈞、黃興點燃戰火;16日袁世凱馬上重新起用趙秉鈞,任命他為步兵統領,兼管京師巡警事務。這時正式解除他的國務總理兼內務總長的名義,不過是例行手續而已。

  

還要補充一句,宋案也不能簡單地說“不了了之”。除了武士英在關押中被毒死;應夔臣越獄后1914年在京津火車上被砍死;趙秉鈞死在1914年在直隸都督任上;袁世凱則因眾叛親離于1916年6月6日抑郁而終。重要當事人洪述祖1919年3月由大理院刑事第一庭判處死刑。4月初被絞斃。

  

尚教授認為當時“司法機關軟弱無力、不能真正獨立”也不準確。新生的司法系統健全不可能一蹴而就。當時確實有權力干預司法的惡劣案例。但總的說來,無論從體制和司法人員的品格看,都與國民黨黨國體制下的司法不可同日而語。


總的說來,司法比較獨立,司法人員相對地說尚能潔身自好。不然的話,就不會有傳訊當朝國務總理趙秉鈞之事了。民國元年任執業律師的曹汝霖晚年回憶:“當時法官真是廉潔自好,對于訟案,慎重審理,散值后猶攜案卷回家工作。可當得清慎勤三字。”⑤可供參考。


(三)在輕浮言辭后面

  

不同觀點的交鋒是學術領域的常態。尊重對方的人格,平等、自由地討論,是學術爭論的常規。持勢打人的棍子黨徒,在歷史長河中不過是泡沫和污垢。

  

不幸,文革過去多年,尚小明教授的評論用詞十分輕浮,有如文革大字報,距離正常的學術評論頗為遙遠。。

  

他說袁偉時“大發其謬論”,“荒誕不經”。如此用詞,除文革期間外,十分罕見。

  

他拿拙著《遲到的文明》開刀,但又特別申明:“這里僅論與此主題相關內容,并非評價全書,讀者務請注意。”

  

可是,筆鋒一轉,他評論的不但不限于他申明的一個主題,而且直接否定袁偉時的全部學術成果。他說:“他(指袁某)的一些認識實在膚淺、迂腐,乃至荒謬。若不信,請看他對民初國民黨與袁世凱的較量是如何發表‘高論’的。”某個主題僅是他全盤否定袁偉時的突破口。邏輯跳躍,十分驚人!

  

再看看此文的其他文字,其用心就昭然若揭了。


“袁先生本人對歷史的解釋卻常常背離基本事實,甚至可以說糟蹋歷史”,


“袁先生治學的特點其實就是兩個字:‘敢說’。有一分材料敢說三分話,有三分材料敢說五分話,有五分材料敢說十分話,至于所說是否與史實相符,是否會誤導讀者,袁先生

  

毫不在意。”

  

以事實為根據的“敢說”沒有什么錯;這是拒絕犬儒的正氣,是學術的尊嚴和自信。我已一再說明自己的信念是“說真話,說自己的話”。

  

打算全盤否定某個學者的學術當然可以,但要拿出充分的證據來。迄今沒有看見尚教授如何證明袁某“有一分材料說三分話”!拿爭論直接有關的拙作《袁世凱與國民黨:兩極合力摧毀了民初憲政》來說,筆者引用了82條史料;《孫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個十年的迷誤》引用更高達182條。尚教授應該證明,袁某如何“有一分材料說三分話”。筆者拭目以待。

  

尚教授也許覺得這樣罵袁偉時很爽。我卻為一位年輕教授如此不自重感到可惜!須知文字體現一個人的學養和教養,千萬馬虎不得!

  

幾十年來,筆者在中國近代史確實建構了一套自己的解釋系統,因而滿肚子不合時宜,被某些人視為離經叛道。因此,打壓,批判,禁止發聲,禁止出書,被告密,屢見不鮮!


不過,那些馬前卒公信力不夠,沒有多少人相信他們的話。現在掛著北大歷史系教授徽章的人出來吆喝,是不是可以增加一點市場份額呢?在互聯網時代,中國人越來越見多識廣,如意算盤未必能打得響。

  


2015年5月1日寫完于廣州中山大學笑笑齋


① 孫文:《與森恪的談話》(1912年2月3日),王耿雄編:《孫中山集外集》第168頁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②梁漱溟:<在晉講演筆記>,《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673——674頁,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孫文:《在汕頭各界歡迎會上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四卷第113頁。

  

④《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一冊第431頁,廣西師大出版社2005年桂林版。

  

⑤曹汝霖:《一生之回憶》,春秋雜志社1966年香港版第99頁。



(注:中大教授袁偉時)


(注:北大教授尚小明)




2015-08-23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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