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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自由憲章   一日一書
哈耶克:自由憲章 一日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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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憲章

作者: 哈耶克

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年: 1999-2


《自由憲章》(精裝)的作者哈耶克是在當下中國知識界最富贊譽和最有影響的自由主義思想大師。他的每一著述都涉及到哲學、經濟學、政治學、倫理學等廣泛而重要的問題。而他對人類自由的探索和對擴展秩序(extend order)的詮釋是他思想和著述中以一貫之的“道”。



導論(節選)


自由理想激發起了現代西方文明的發展,而且這一理想的部分實現,亦使得現代西方文明取得了當下的成就;但是對這個自由理想所做的有效的重述,卻是發生在很早以前的事情了。事實上,差不多一個世紀以來,現代西方文明賴以為基礎的那些基本原則,已日漸為人們所忽略和遺忘。在這段時間中,人們所做的努力,主要在于尋求各種替代現行社會秩序的方案,而不是力圖改善或增進他們對構成西方文明基礎的原則的理解或運用。只是在我們開始面臨一種完全不同于我們先前的制度的時候,我們這才發現,我們已丟失了對我們自己的目標的清醒認識,我們也不再擁有任何強硬的原則,去對抗我們的對手所持有的那種教條式的意識形態。


在爭取世界各國人民的道德支持的斗爭中,西方世界因缺乏堅定的信念而致使其自身處于特別不利的境地。長期以來,西方知識界領袖所表現出來的特征乃是:不再相信西方文明諸原則,蔑視西方文明已達致的種種成就,而只沉醉于創建種種"更佳世界"(better worlds)的方案。顯而易見,我們不可能期望這種狀態會贏得追隨者。如果我們想在這場偉大的思想斗爭中獲取勝利,那么我們就必須首先搞清楚我們究竟相信什么。如果我們不想人云亦云,毫無原則地搖擺不定,那么我們也必須搞清楚我們想保有什么。在我們同其他民族的交往關系中,我們也同樣有必要對我們的理念加以明確的陳述。如今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變成了哪一方的政治哲學會勝利的問題;而西方世界的存續問題,也可能恰恰仰賴于我們是否有能力將世界上足夠強大的各民族聯合起來,結盟于一共同的理想之下。


我們所處的境況雖說非常不利,但我們仍需要為此盡最大的努力。正當西方對其自身喪失信心的時候,正當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對那個使其獲致如今之成就的傳統喪失信心的時候,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士卻正在借鑒西方文明并采納西方的理想。亦正是在這個時候,西方知識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自由信念,然而在西方的歷史上,恰恰是這種對自由的信奉,使西方世界得以完全充分地利用了那些能夠導致文明之發展的力量,并使西方文明獲得了史無前例的迅速發展。因此,那些來自較不發達國家的、承担著向其人民傳播理念之使命的人士,在接受西方訓練的過程中,所習得的并不是西方早先建構文明的方式,而主要是那些由西方的成功所引發的各種替代性方案的夢想。


此一發展趨向,甚為不幸,因為這些西方信徒行事所依據的信念,雖說會使他們各自的國家較快地模仿并獲致西方的若干成就,但是它們亦將阻礙這些國家做出它們各自的獨特貢獻;更有進者,并不是西方歷史發展的所有成就都能夠或都應當被移植于其他文化基礎之上的;更進一步看,如果人們容許那些受西方影響的地區所生發出來的文明自由生長,而非自上而下地迫使其生長,那么它們就可能以一種更為快捷的方式獲致適當的發展形式。如果缺乏自由進化的必要條件(即個人主動創新的精神),那么不爭的是,沒有這種精神支援,就絕不可能生成發展出任何有生命的文明。當然,對于個人主動創新的精神是否是自由進化的必要條件,仍存有爭議,有人甚至反對這種觀點。但是無論如何,如果一個社會真的缺失個人主動創新的精神,那么,首要的任務則當在催醒或開啟這種精神;然而要做到這一點,只有自由政權能夠有所作為,而實非那種嚴酷統制體制(a system of regimentation)所能及。


在當下的西方,人們肯定還對某些基本價值存有著廣泛的共識。但是,對這些基本價值的同意已不再是不言自明的了;如果期望這些基本價值重新獲得力量,那么對它們做出綜合性的重述及重新證明的工作,便是刻不容緩的急務。然而不無遺憾的是,迄今為止,似乎還沒有一部論著對首尾一貫的自由觀念所能依據的全部哲學給出充分的說明,當然也不存在一部可供那些希望理解西方各種理想的人士所能研讀的論著。關于"西方政治傳統"("The Political Traditions of the West")如何演化發展的問題,歷史上已有不少論著對此做出了極為精彩的解釋。這些論著指出,"大多數西方思想家的目標始終在于建構這樣一種社會,在這種社會中,每個個人在最少依賴于其統治者的自由量權的情況下,可以在一先定的權利義務框架內享有決定自己行動的權利和承担由此產生的責任",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據我所知,此類論著未能對下述兩個問題給出解釋:一是當西方思裁想家所追求的這種目標適用于我們這個時代的具體問題時,它究竟意味著什么,二是證明此一理念為正當的終極依據究竟為何。


長期以來,人們在理解自由社會中那些與經濟政策相關的原則方面,一直存在著許多重大的混淆。近些年來,人們為厘清并闡明這些問題已經做出了各種大智大勇的努力。我當然無意低估人們在這方面業已獲得的成就。然而需要強調指出的是,盡管我仍把自己主要視為一經濟學家,但我日益深切地體認到,對我們這個時代諸多迫切的社會問題的回答,最終須取決于對一些基本原則的認識,而這些原則實超出了專門的經濟學或任何其他專門學科的范圍。盡管我最初所關注的乃是一些經濟政策方面的問題,但我漸漸被導向去承担一項雄心勃勃但也可能極為貿然的使命,即通過對自由哲學之基本原則的綜合性重述來解決這些問題。


雖然這項工作遠遠超出了我本人所把握的專門知識的范圍,但我仍不會有任何愧怯,這是因為,如果我們欲對我們的諸目標重新獲得明確一致的認識,那么就很可能需要有更多的人士不斷地做出與我相類似的努力。事實上,本書的研究告訴我,我們的自由之所以在許多領域都遭到了威脅,實乃因為我們太易依賴專家的決定或毫無批判地接受專家對某一問題的看法,然而,專家對這個問題所熟知的實際上亦僅是其間很微小的一個方面。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由于經濟學家與其他專門家之間一直存在分歧的問題也會在本書的論述中頻繁出現,所以我要在這里明確指出,經濟學家亦無力宣稱擁有一種可以使他具有某種資格去協調所有其他專門家的各種努力的特殊知識。經濟學家所能宣稱的只是,他對于諸目標上普遍存在的分歧或沖突所做的經濟學探究,使他比其他專門家能夠更真切地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握指導社會行動的全部知識,從而也就需要一種并不依賴于個別人士的判斷的,能夠協調種種個別努力的非人格機制(the impersonal mechanism)。經濟學家所關注的,便是這種非人格的社會進程(impersonal processes of society):在這種進程中,得到運用的知識要遠遠多于任何一個個人或有組織的群體所能擁有的知識;而正是這樣一種關注,致使經濟學家得以持之一貫地反對其他一些因認為其特殊知識未得到足夠重視而欲求控制權力的專門家的抱負。


從某個方面來看,本書的抱負既可能越出讀者所期望的范圍,同時亦可能無力滿足讀者的期望。本書主要關注的并不是任何特定國家或特定時間中所存在的問題,而是――至少在最初幾章是如此――那些宣稱具有普遍效力的原則。本書的撰寫規劃以及其中觀念的確定,萌發于我對以下事實的認識:一些實際上完全相同的知識思潮,卻藉著各種不同的稱謂或偽裝,在世界各地摧毀著人們對自由的信仰的基礎。如果我們想有效地抵抗這些思潮,那么我們就必須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這些知識傾向的表達形式雖然各異,但卻是以某些共同的要素為支撐的;因此,洞見和把握它們的共同要素便是關鍵之所在。我們還必須牢記,自由的傳統絕非任何一國的獨創,而且就是在今天,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宣稱獨占了此中奧秘。我的主要關注點,并不在于美國或大不列顛的特殊制度或政策,而在于這些國家根據古希臘人、早期文藝復興的意大利人和荷蘭人所逐漸形成的基礎而發展起來的若干原則。此外,我的目標亦不在于提供一項詳盡的政策綱領,而毋寧在于陳述一些評價標準:一些具體措施若要為自由政權所用,就必須根據這些標準先加以評判。如果我以為自己有能力設計出一項綜合性的政策綱領,那么這種自負就會與本書之整個精神相違背,因為此類綱領只有在將某一共同的哲學適用于解決當時的各種問題的過程中,才能逐漸形成。


的確,要充分描述一理想而不將它與其他理想做比照,似無可能;盡管如此,本書的目標也主要不在于對其他理想進行批判。我的意圖乃在于打開門戶供未來之發展,而不在于一邊打開這些門戶而一邊又關閉其他門戶,或者說,本書的意圖乃在于防止任何這類門戶被關閉,然而當國家對某些發展做壟斷控制時,這種關閉門戶的現象就勢在難免。我的側重點是建設性的,即旨在改進和完善當下的各種制度;如果說我僅是指出了可能的發展方向,那么我亦能坦然地說,我的確是將更多的關注點放在了應予開放的道路方面,而沒有分心去關注那些應予清除的雜草叢林。


2015-08-23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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