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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何兆武:我經歷的西南聯大民主運動
專欄 何兆武:我經歷的西南聯大民主運動
燕南園愛思想 何兆武     阅读简体中文版


何兆武簡介

何兆武,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陽,1939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1943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歷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聯大外文系讀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至今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和德國馬堡大學客座教授。長期從事歷史理論、歷史哲學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經典著作的翻譯工作。譯有盧梭《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思想錄》、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西方哲學史》等,著有《歷史理性批判散論》、《歷史與歷史學》、《文化漫談》、《西南聯大的那些事》等,口述《上學記》等。

關于西南聯大的研究已有很多,也出版了不少書,但大多是資料集。比如北大出版社的《西南聯大校史》,最后的修訂我也參與了,可那本書我也不大滿意,因為它都是資料數字,雖然也有用,但畢竟是死的,而真正的歷史是要把人的精神寫出來。從1939到1946年,我在西南聯大整整度過了七年,下面要談我親身經歷的事情,不見得很正確,也不見得和別人的印象一樣,但它畢竟是一個活人的感受。


在政治掛帥的日子里,往往特別突出政治斗爭的一面。大學不是獨立王國,不可能脫離政治,肯定要參與到社會的政治斗爭里邊去,這是不成問題的。可大學畢竟不是政治團體,并不是把全部的或絕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政治斗爭上,它最主要的任務還是在學術方面。所以我看有些回憶或者研究西南聯大的文章往往會有兩個偏頗,一個是過分強調政治斗爭,好像這成了大學里最重要的內容;另一個就是盡量淡化政治斗爭:既然大家都是校友,都是平等的,就不要強調政治,無論當初是反動的或革命的都不要提。這就像黃埔同學會那樣,不管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的軍官,好像都親如一家,這也不符合實際。從五四運動,到“一二·九”,到“一二一”,從來都是兩派間的政治斗爭,如果完全不提也不適宜。再比如,北大百年校慶的紀年文字中,絕口不提歷次“運動”,竟仿佛幾十年來北大從不曾經歷過任何運動似的,這恐怕也有悖于科學精神。所以我覺得還是實事求是,既不要夸大政治,也不要過分淡化,兩個偏向都不好。


一、“打倒孔樣熙!” 

民主運動在中國有著悠久而深刻的基礎,可以從五四運動算起,五四針對的是北洋軍閥,后來國民黨來了,主張“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告誡民眾:“錯綜復雜之思想必須糾正。”所謂“錯綜復雜之思想”就包括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他們要“糾正”這些思想,把人們都納人到一個主義,即三民主義之中。國民黨對學生進行黨化教育,學生就繼承五四傳統,爭取民主,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當然,民主陣營里邊也有左右之分,包括胡適,他應該算是自由主義的右派,也不完全和國民黨合作無間,即使后來在臺灣,胡適都一直給蔣介石提意見,請他下臺,當然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抗戰以前,學生運動的中心既不在國都南京,也不在最大的城市上海,而在北京,為什么?我的理解,一個是北京有傳統,像五四運動,甚至于再早的公車上書、維新運動,這些新的思潮都從北京發起。第二,北京的地理位置比較特殊,日本人壓下來,國民黨不可能氣焰太高,后來國民黨撤退了,變為地方勢力的控制,而地方勢力并不忠實地執行國民黨的意圖,何況保護反蔣的勢力對他們還有利。到了抗戰的時候,首都從南京搬到重慶,可是學生運動的中心在昆明而不在重慶,也是這兩個原因:一個是傳統,幾個北方的大學都到了昆明,有搞運動的傳統;另外一個也是因為地方的特殊勢力,國民黨的直接統治不那么有力,所以昆明變成了學生運動的中心,而且后來的學生運動規模變得非常之大,成為席卷全國的運動。


民主運動始終沒有停止過。國民黨只有在1937-38年,就是抗戰的前一兩年有點振作的樣子,比如在上海打,一直到臺兒莊、徐州、武漢,確實都是大規模的戰役,可是進人相持階段以后,戰事不那么緊迫了,國民黨由于戰時統治有利于其專制,也就更加速了腐化,而且腐化的速度像癌細胞的擴散一樣,簡直沒有辦法。尤其是在戰爭的困難期間,物資極度缺乏,貪污腐化更容易,只要你有那個本事,倒騰一點就能發財,于是有的人就開始大發國難財,而且往往是那些有官方背景的,結果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所以從1939年開始,民主運動又從低潮轉向高潮,校園里的一些民主教授,如張奚若、聞一多,本來多少還是擁護國民黨政權的,態度開始大幅度轉變。

1941年底的倒孔運動是由孔祥熙夫人的洋狗引起的,那只不過是個導火線,是個誘因,真正的原因是對國民黨政府的激烈不滿。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接著就打下了新加坡、香港、菲律賓、印尼,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橫掃東太平洋,真是大出人們意料。國民黨一點準備都沒有,趕緊派飛機到香港,把一些重要的人物運回來。那天飛機飛回重慶,孔祥熙的夫人帶著她的洋狗走下來,被報紙曝了光。因為那時候很多在香港的中國人都沒有出來,包括陳寅恪這樣國寶級的大師,消息一傳出去,大家都義憤填膺,再加上平日積累的不滿,結果一哄而起。

記得那天上午就貼出了大字報,中午,我和同學正在宿舍屋里聊天,忽然聽見有人在校園里喊:“上街去打倒孔祥熙!”我們就都出來看,呵,果然聚積了很多人。大家馬上拿紙寫字,然后找個棍子綁上,舉著就上街了。后來云南大學的人也出來了,昆明的中學生也出來了,浩浩蕩蕩,游行規模很大,一路上喊:“打倒孔祥熙!”“打倒孔祥熙!”其實就是針對蔣政權的,因為孔是蔣的人,當時是行政院院長,相當于現在的國務院總理。游行回來后,大家都挺累的,我還記得一個同學說:“啊呀,今天真痛快!今天真痛快!”好像出了一口怨氣一樣。社會不公正,國難期間民不聊生、非常痛苦,可同時還有人借機發財?這是壓在大家心里的一口多年來的怨氣。  

二、一多先生被刺  

到了抗戰的后期,1944-45年,國民黨已經不能夠控制輿論了,雖然那時候民眾并不了解馬列主義,我們在學校里都不曾聽說過有“毛澤東思想”一詞,但青年學生普遍地反對國民黨,要求民主,而且呼聲越來越大。所以后來國民黨也有個提法,叫做“清明政治”,搞了些民主選舉,我記得街道上貼了個榜,寫在上面的都是選民,包括馮友蘭這些名人都榜上有名.讓大家去選舉,也算是做出了民主的姿態。不過那東西真是民主嗎?我就不相信,我想大家也不相信。

民主運動在昆明搞得挺熱鬧,這和云南地方勢力的保護也有關系。當時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是地方軍閥,不屬于中央系統,雙方總有利害矛盾,所以凡是反蔣的勢力,龍云都多少采取保護的態度,凡是反蔣的運動,他雖然不公開鼓勵,但也不怎么過問,這在無形中給聯大的民主運動造成了一個很好的條件。所以學生運動在云南的七年中始終沒有發生過“慘案”,沒打死過人,也沒怎么鎮壓,這在蔣統區中很少見。當然這和龍云自己的利益有關,所以抗戰剛一勝利,蔣馬卜就迫不及待把龍云給“解決”了。1945年抗戰勝利,國民黨派軍隊接收日本占領區,龍云的滇軍被調到北越受降,然后又被調到東北,結果昆明的駐軍就留下杜聿明的第五軍:一天早晨突然搞了個戒嚴,把省政府給包圍了,所有電話線掐斷,請他到重慶去做官。后來第五軍和云南地方軍隊還有過小規模的武裝沖突,打了兩三天,最后還是派何應欽和宋子文來調解,弄架飛機把龍云送到了重慶,名義上是去做軍事參議院的院長,實際是掛個空名而被軟禁。后來杜聿明被調到東北,換了關麟微做云南警備司令,也是蔣的嫡系。國民黨奪權以后,云南由蔣直接控制,他是要鎮壓民主運動的,可是昆明的民主運動并沒有停止,還在繼續鬧,所以緊接著就發生了“一二一”慘案。

抗戰勝利以后,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內戰危機,可是蔣介石處心積慮要打內戰,想把共產黨消滅了,甚至于把龍云這樣不是嫡系的力量也都消滅了。日本是8月15日投降的,此后的幾個月里,中國的政治空氣非常緊張,民主運動在重慶、昆明都鬧得很厲害,后來上海、南京以及北方也都在鬧。1945年H月25日晚上,在西南聯大草坪上舉行一個會議,反內戰,爭民主,還請了四位先生講話,其中有費孝通、錢端升。當時我在宿舍里,離得不遠,突然聽見重機槍聲音大作,“咔咔咔咔”打得非常厲害,仿佛就在耳邊上。我記得我的同學說:“不好,要出事。”大會當然沒法開了,第二天早晨,據官方宣布,說是發現了匪情,他們在剿匪,其實大家都知道不是這樣,什么土匪,他們就是針對這個大會的,這種借口實在惡拙之極。同學十分激憤,把上課的鐘卸了下來,開始罷課,這就是“一二一”運動的開始。

這次罷課是最久的,大概持續了兩三個月,學校等于處在停頓的狀態。12月1日那天跟軍警―其實是穿著便衣的特務―對峙的時候死了四個人,三個學生,一個中學教師。尸體放在大圖書館里,昆明各界人士都來悼念,我和幾個同學也去送花圈、送挽聯。那時學校的主要領導都不在,梅貽琦飛回北京準備復員,蔣夢麟已辭去北大校長的職務,到重慶做了行政院秘書長,胡適當時是北大校長,但他人在美國,由傅斯年代理。傅斯年剛到昆明時,同學很歡迎他,學生代表去見他,他也慷慨激昂地說:“你們都是我的子女,打死我的學生,就是打死我的子女,不能和他們善罷甘休!”態度還是好的。可是傅斯年基本上站在國民黨一邊,希望把這個事情了結,并沒有可能真正解決問題。不過那種民主斗爭是這樣,有理、有利、有節,1946年3月17日出殯那天,舉行了大規模的游行,全市的學生幾乎都參加了,而且社會各界都非常同情,我們轉遍了昆明主要的街道,也算是勝利。后來傅斯年回重慶也向蔣介石做了匯報,終于換了警備司令關麟徵。更重要的是,“一二一”運動正式揭開了此后三年席卷全國的學運,即毛澤東所謂開辟了“第二戰場”,國民黨政府受到強大的內外夾攻,終于垮臺。

刺殺聞一多是1946年夏天的事,李公樸先被刺,聞先生參加追悼會,上去罵了一頓特務,回家路上就被刺死了。當時聯大師生陸續北返,大概已經走了一半的樣子,我走得比較晚。那天中午我正在屋里和同學聊天,一兩點鐘的時候聽見外面兩聲槍響,因為那幾天氣氛緊張,感覺一定出了什么問題,趕緊出去看,只見有人用担架抬著一個人匆匆忙忙走了過去,身上帶著血。后來聽人講,說是聞一多被刺,送到云南大學醫院去了。我們立即趕到醫院,人已經死了,尸體擺在院子里,周圍有七八個人,后來陸陸續續來了一些人,神態凝重。云南大學的尚鉞先生來了,哭得很傷心,邊哭邊說:“一多,一多,何必呢?”不知他是指“你何必從事民主運動”呢,還是“你何必把生命都付出來”呢,我不太清楚,不過給我的印象很深。  

三、一個人的政治底線  

過去的學生運動,凡游行我都參加,因為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主張我們當然擁護,但除此以外,別的活動我都不參加,從中學到大學都是如此。第一,自己不是那材料,既不會唱,不會講演,也不會寫文章做宣傳;第二,從小我就有一個印象,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復雜、骯臟的東西,一定要遠離政治,父親也是這樣告誡我。所以實際上我就給自己劃了底線:愛國是大家的義務,反對侵略者是國民的天職,游行我參加,回來也是挺興奮的,宣言里也簽名表態,但實際的政治活動我不參加。

我的大姐何兆男(后改名何愷青)在北大讀經濟系,那時國民黨還控制著北京,憲兵第13團團長蔣孝先是蔣介石的侄子,時常到學校里抓人,我大姐就被抓起來關了一年,所以她本來應該1936年畢業,結果1938年才畢業。二姐何兆儀讀北大化學系,她是地下黨,“一二·九”的積極分子,那時候蔣的所謂中央勢力撤退了,憲兵13團也走了,情況好一些。1937年抬棺游行她被宋哲元的29軍抓起來關了十多天,蔣夢麟校長把他們保出來。可文革的時候又說我二姐是美帝特務、蘇修特務,弄得她得了神經病,不久就去世了。我曾想,假如當初她只念她的化學,解放后也一直搞專業,雖則不見得能有什么成績,但無論如何最多只是個走白專道路的帽子,不會有那么沉重的精神負担。我的妹妹何炳生(去解放區后改的名字,這在當時是普遍的)1942年人學,聯大中文系,也是“一二一”的積極分子,她和她的愛人蕭前1946年底去了解放區,算是投向革命陣營的,不過她們的下場也都不佳。解放以后我的妹妹曾是人民大學語文教研室的黨支部書記,拔白旗的時候她受命組織批兩位老先生。1959年毛退居二線,劉到了第一線,定了許多新的辦法,加之自然災害三年饑懂,政治上緩和了很多。白旗不拔了,于是讓她向遭批判的老先生道歉,她想不通,自殺了。或許這樣也好,不然,你連這么一點小事都承受不了,文革時候早晚也逃不過去的。


姐姐們熟識的那些同學如果繼續革命,好多都是名人了,但也有許多人是坎坷一生的。關士聰先生和我姐姐很熟,地質系的,后來是中科院院士,西南聯大五十周年的時候我在昆明見到他。談到我姐姐時,我說:“一個人貴有自知之明,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就別去搞,結果把自己弄成那個樣子,有什么好?”他不同意,說:“不能那么說,當時都是愛國。”這一點我也承認,當時都是愛國,可你應該適可而止,自己是不是干政治的材料,得有個判斷。你要把政治作為職業的話,就得有長遠的眼光,不能僅憑當時的一股熱情,畢竟愛國之后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是想不到的。

42級物理系里有個同學叫李振穆,也是我的中學同學,比我高兩班,上大學的時候比我高一班。李振穆學習很不錯,而且我知道他是非常進步的,后來才知道他是地下黨。1941年皖南事變的時候傳聞要抓共產黨,學校里有一批進步的學生就都跑了,他也跑了,只念到三年級。我幾十年沒見過他,他大概也不認得我了。文革開始時有一次在黨校開斗爭大會,我們單位的人都去參加,我也去了,看見臺上揪了六個人,這邊三個是“三家村”,吳哈、鄧拓、廖沫沙,那邊三個不大認得,可最后一個李振穆我一眼就認出來了,幾十年沒見,還是老樣子。我不知道他是哪一路的英雄,就問旁邊的人,他告我說:“這個人是北京市委高教局局長,叫李晨。”這時候我才知道他改了名字。文革一開始,凡教育界、文藝界崗位的負責人幾乎都被說是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沒有不挨斗的,所以那時候我倒沒有覺得意外。可是后來又過了幾年,美籍華人紛紛回國,包括一些大名人,我才覺得李振穆有點兒冤。當年李振穆一直是進步的,學習也好,怎么就成了黑幫?而有的美籍華人學者當年參加過特務頭子康澤主持的三青團夏令營,那個組織的性質總是國民黨官方的二再者,當年強調的思想改造運動,首先是要明確為誰服務的問題,美國的科學當然掌握在資本家手里,無論如何他們是為美帝服務的,而且入了美國籍,結果回來卻成了座上客。人間似乎有點太不公平了。所以一個人的一生有幸有不幸,看你選擇哪條道路。如果李振穆當年不參加革命,只學他的物理、走白專道路,念完了書也出國,我想他也會是知名的科學家了,又假如是美籍學者,也會被待如上賓,大概不致于被關進牛棚,淪為階下囚。

  


2015-08-23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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