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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奔:知識分子的道德底線——評托馬斯·索維爾的《知識分子與社會》
陳奔:知識分子的道德底線——評托馬斯·索維爾的《知識分子與社會》
燕南園愛思想 陳奔     阅读简体中文版


摘要

《知識分子與社會》以20世紀西方特別是美國社會知識分子為對象,詳述了他們在社會發展與變遷中的導向作用及產生的重大影響。作者將知識分子定義為給政策制定者帶來巨大影響的“理念工作者”。但鑒于他們并不為自己所制造的輿論負責,作者將他們在職業道德上的缺陷概括為“圣化構想”和“辭令技巧”。該書對西方知識分子缺乏道德責任與底線的現象提出了直接的批評,不僅是針砭西方知識分子逾越道德底線的代表作,也是了解當代美國社會思潮難得的佳作。

美國珀爾修斯出版集團新近出版的《知識分子與社會》(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書是美國當代杰出的經濟學家和社會評論家托馬斯·索維爾①的又一力作。該書不僅是針砭西方知識分子道德缺陷的代表作,也是研究當代美國社會思潮不可多得的佳作。全書共分為九章,分別從觀念、經濟、社會、媒體、法律和戰爭等六個層面詳述西方知識分子在社會發展與變遷中的導向作用及其產生的重大影響,并對當下西方知識分子階層普遍缺乏道德責任與底線的現象提出了直接的批評。

  
一、從“圣化構想”到“辭令技巧”

作為一個獨特的社會階層,知識分子的定義與影響似乎很難加以把握和界定,但其以傳播理念和輿論為宗旨的職業特點卻早已成為共識。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索維爾將知識分子的概念定義為“一種職業種類,從事這種職業的人的主要工作內容是處理理念,這些人中有作家、學者等”。一句話,他們是“理念的處理者”。“知識分子的成果及其終端產品是由理念構成的。”(該書第3頁,以下所引均出自該書)很顯然,索維爾主要指的是西方自由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特別是那些直接面對廣大民眾發表演講、發揮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關于詮釋知識分子實際行為的動因,索維爾一語道破:“為了理解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角色,我們必須理解他們的所作所為。這并不是去理解他們所宣稱的自己的所作所為,甚至并非去理解他們可能真心認為自己正在做的行為,而是去理解知識分子們事實上的行動,以及這些行動所產生的社會后果。”(第281頁)
  

索維爾以20世紀以來西方尤其是美國知識分子的發展歷程為背景,并將其中許多明顯的弊端和缺陷概括為兩大基本特征——“圣化構想”和“辭令技巧”。前者指與強調經驗和審慎的“悲觀構想”相對立的一種完美構想,即自以為能夠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和途徑,乃至將自己或某個同一價值體系內的領軍人物神圣化,并認為其將引領社會由愚昧走向文明,由黑暗走向光明。后者則指那些善于舞文弄墨,出于對自己未來美好藍圖的憧憬,要么善于辭令,避實就虛,不著邊際,要么文人相輕,文過飾非地通過批評他人抬高自己,為達到標新立異的目的尋找合理化的借口。
  

關于知識分子“圣化構想”帶來的災難性后果,索維爾列舉了一個典型案例。20世紀70年代,一群說法語的柬埔寨本國知識分子形成了一個名為“紅色高棉”的組織,這些由教師、大學教授、公務員和經濟學家等知識分子構成的“最高組織”深受當時法國左翼思潮的影響,天真的理想主義驅使他們回國投身武裝斗爭并不惜采取極端手段,整場革命以給國家和社會造成巨大災難而告終。
  

造成如此災難性的后果全然是因為那些信奉“圣化構想”知識分子們的一廂情愿。他們我行我素,甚至早已自我圣化,以至于將這種圣化體驗視如珍寶,唯恐失之不再。正像艾略特所言:“這個世界已經發生的壞事中有一半是那些感覺到自身重要性的人所做。他們并不是有意去做壞事——壞事本身并不吸引他們。他們看不到所做之事的壞處,或者雖然看到卻為其辯護,因為他們完全被吸引到為追求自我感覺良好而進行的無窮斗爭中去了。”(第88頁)
  

“辭令技巧”的特征主要表現為某些知識分子自命不凡,以無所不知而自居。在索維爾看來,“知識分子極為熱衷于強調這樣一點:他們所擁有的這種特殊知識,相對于其他人所擁有的尋常知識來說極為重要”(第18頁)。“這些知識分子的致命失誤就在于他們假定:其在某個特定領域內的優秀能力能夠普遍化為各方面的優秀智慧或美德……在知識分子職業和知識準則之間作一個鮮明界定有著充分的必要性;因為知識分子職業中的有些人能夠而且也的確會違反知識準則,特別是當他們承担起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時,在他們作出關于社會的聲明時,以及他們在對政府的公共政策發表評論時。”(第12頁)以理念為終端產品的知識分子對“理性”的追求無可厚非,但過分的強調必將走向極端。事實上,“知識分子的‘理性’狂熱經常以經驗為代價,因為這種狂熱常使他們在那些自己僅有很少的知識和經驗、甚至全無知識和經驗的事情上具有輕率的自信”(第29頁)。一句話,“知識淵博的知識分子們的最大問題就是他們并不具有哪怕差強人意的充足知識去做他們打算去做的事情”(第149頁)。

  
二、知識分子的局限性
  

對知識分子的知識僅限于他們的專業范圍而并非通才這一事實,索維爾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人在自己的領域內具有很高地位,但他們要想獲得普通公眾的關注,卻只有超出他們的專業領域去對他們能力之外的事情作出含糊其辭但卻引人注意的評論才有可能如愿。他們在自身專業之外的問題上妄加評判,未必就證明他們是徹頭徹尾的南郭先生,只是由于他們在某個領域的廣博知識和深刻的理解力,使得他們忽視了自己在那些向公眾言說的事情上的無知,公眾往往也會忽略這一點,即他們在某些基本知識上的無知。”(第287頁)
  

如果知識分子自以為是的陋習還只是讓公眾難以茍同的話,那么違背良知、一味地迎合權貴的道德淪喪則到了令人難以容忍的地步。索維爾指出:“專家們經常被官員們召去,不是出于為負責官員的決策制定提供事實信息的目的,也不是出于為官員提供不帶偏見分析的目的,而是出于為已經制定好的決策提供政治掩護的目的。產生重大社會影響的決策從體系性程序中游離出來,會導致成千上萬人不得不去進行多方適應,并且人們也不得不自己承担他人的決策所帶來的風險或為此付出代價。”(第24頁)


索維爾將知識分子的上述道德缺陷行為理論化地概括為:“流行于當代知識分子中的構想,其核心信念就是:社會中存在著由現有機制制造出來的‘問題’,而知識分子能夠研究出針對那些問題的‘解決方法’。這既是一個社會構想,又是一個對社會中的知識分子角色的構想。簡單來說,知識分子不單單自視為精英,知識分子還將自身視為圣人般的精英,即自視為負有這種使命的人——要去領導社會其他人,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邁向更美好的生活。”(第76頁)睿智、中肯的索維爾并未停留在理論剖析上,還給知識分子克服這一職業缺陷開出了可行的“藥方”。他指出:“不管一個特定的構想會有多么激動人心或引人入勝,但最終都必須生活在現實世界中。在真實性已經被篩選掉以符合某種構想之意義時,這些已被過濾的信息便會錯誤地引導人們制定不可饒恕的錯誤決策。而對于這種決策的后果,我們都必須去適應,因為它將不會適應我們。”(第156頁)
  

更有甚者,一些知識分子還墮落成了極權獨裁者的同謀和幫兇。索維爾寫道:“在這方面,20世紀知識分子的記錄尤其令人震驚。在20世紀,幾乎沒有一個濫殺無辜的獨裁者缺乏知識分子的支持;這些獨裁者不僅擁有自己國家內部的知識分子支持者,而且也擁有自己國家外部的民主國家的知識分子支持者;因為在那些民主國家里,人們可以自由表達思想。在西方民主國家的知識分子中,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有各自的崇拜者、捍衛者和辯護者,盡管存在這些事實:這些獨裁者中的每個人最終都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屠殺過本國人民,更甚于之前的專制者。”(第2頁)無獨有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利勒在其新作《心靈的疏漏》中也對知識分子依附當局的丑陋現象做了無情的抨擊:“卓爾不群的教授、有天賦的詩人、有影響力的新聞記者運用他們的天分去說服所有愿意傾聽的人,讓人們用適當的視角將現代暴君當做解放者,將其難以想象的罪行當作高貴行為。那些想担當重任去真實記錄20世紀歐洲知識分子歷史的人需要具有強大的承受力。”(前言部分)
  

人們不禁要問,作為身處自由社會的西方知識分子,他們在沒有任何生存威脅的情況下為何仍然如此熱衷于依附政治,服從異邦的政治強人,對那些極權的獨裁者歌功頌德甚至助紂為虐?毫無疑問,他們違背良知的政治獻媚和道德淪喪的直接結果便是將那些專制體制下現實生活中的人們置于極為痛苦和危險的境地。


三、知識分子的戰爭論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還用兩章的篇幅專門剖析了一些知識分子有關戰爭的高論。通常情況下,知識分子對戰爭的態度與其所處的是和平時代還是剛從戰爭的恐怖與廢墟中走出有關。當今世界正處于前所未有的群雄逐鹿、諸侯爭霸時代,“這樣一個時代對知識分子中的許多人來說,很容易去抽象地設想戰爭,也很容易發現戰爭所獨有的激動人心之處、所帶來的社會整合感以及發現國家目標所具有的正向價值。戰后人們對戰爭恐怖的普遍強烈反應又在知識分子中引發了對戰爭完全不同的觀點,由此形成了知識分子中廣泛的和平主義潮流”(第204頁)。
  

鑒于某些西方知識分子以世界公民自居,索維爾指出:“在某種意義上,愛國主義至少仍然是對這樣一種基本事實的認知:一個人自身的物質充裕、個體自由和純粹的物理性存在都依賴于個人所生活其中的特定國家的特定機制、傳統和政策。個人的命運必然依賴于其生活于其中的國家框架。當個人的命運最終被認清時,機制、傳統和其國家的規范就不再可能是與個人利益漠不相關的事,即使個體只追求純粹的個人利益時也是如此。愛國主義是對共同命運以及隨之而來的共同責任的一種認知。國家榮譽使我們認識到:短期理性只是導致從政者逃避作為政治家責任的一種幻覺。”(第280頁)
  

出于古典自由主義色彩的反智主義思考,直言不諱的索維爾甚至將批評的鋒芒直指伯特蘭·羅素和約翰·杜威這樣在世界上極負盛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因為前者將愛國主義定義為“為瑣碎的原因而去殺戮別人或者愿意被別人殺戮”(第224頁)。雖然從實際效果看,他們并非造成實際嚴重社會后果的那類知識分子,況且他們的主流理論思想也曾經給人類社會的進步帶來積極意義和影響。在談到20世紀英國裁軍和削減軍備時,伯特蘭·羅素甚至說:“當有人建議裁軍時,人們會很自然地想象:外國入侵會不可避免地隨之而來,并隨之引發對戰爭入侵所特有的恐懼感。這是一個錯誤,丹麥的例子就顯示出了這一點。也許有這樣的可能:如果我們既沒有軍備也沒有帝國,外國就會任由我們這樣。如果他們不允許我們這樣做,那么我們不經戰斗就向其屈服,那樣一來我們就不會激發他們的殘暴。”(第225~226頁)大名鼎鼎的羅素出于何種心態并且是在何種情形下作出此番驚世駭俗的言論我們暫且不論,但至少有一點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落后必將挨打。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由于貧窮落后備受西方列強凌辱而背負的民族屈辱感對于西方人而言是難以理解和想象的,即便像羅素這樣的世界大文豪也不例外。這對在狼煙四起、險象環生的國際環境中頑強崛起的中國又何嘗不是一種警示呢?
  

就職業道德而言,索維爾所說的知識分子應負的道德責任與尤金·韋伯所講的政治家應負的“責任倫理”殊途同歸。“責任倫理”與以自身理想為前提的“信念倫理”所不同的是,它還需兼顧其政治理念給他人和社會所帶來的相應影響和后果,因為知識分子雖然也以創造理念為終端產品,但這些理念是非決策性的,只對社會產生間接影響,主要是為執政當局的制度和決策的制定及實施提供某些選擇性方案。習慣性的思維定式使得人們往往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作出直接影響社會公眾前途和命運決策的政客們身上,而忽略了對知識分子所應承担的起碼道德要求。考慮到當今世界中西方知識分子的話語權處于相對強勢地位的普遍事實,他們制造的理念和輿論對非西方知識分子的影響遠遠大于后者對他們的影響。由此看來,對知識分子的道德責任和底線再強調也不過分。


縱觀《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作者以一種特有的犀利眼光、深邃的洞察力和誠懇反省甚至是批判的態度,對當今西方知識分子道德層面的缺陷作了一次全面審視和剖析。該書觀點的睿智而新穎之處就在于清晰地闡明了知識分子的獨特性,即他們不僅以自由的言論直面社會,而且還應該對其產生和傳播的理念所帶來的社會后果負責,因為不受任何約束的言論自由和缺乏道德底線的理念傳播一旦與“不出版則滅亡”的學術行規為伍,必將導致不負責任的思想在理念上不斷地標新立異直至驚世駭俗,最終逾越識分子的道德底線。
  

自由獨立、卓爾不群,懷有自己獨特的輿論意識,且力圖詮釋社會、針砭時弊并為解決社會問題開方獻策,這些無疑都是知識分子的共性。他們雖無執政者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權勢,卻對當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擁有難于估量的影響力。作為一個特殊階層,知識分子猶如一只巨大的無形之手,運籌帷幄、左右乾坤。沒有他們,歷史或將改寫。但即便如此,起碼的職業道德和行業規范仍然對他們普遍適用。理念涉及公共生活的知識分子固然必須堅持學術獨立和執著堅韌的精神,努力做到思維清晰和邏輯縝密,不論其提出的建議是否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與此同時,他們還必須以高度負責任的態度謹言慎行,并且充分認識自己經驗和常識的不足,跨越“圣化構想”的藩籬,從而構建切實可行并且利國利民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和對策。一旦發現理念輸出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則應勇于担當,不是投機取巧地慣用“辭令技巧”文過飾非,而是及時調整和修正自己的觀點,彌補錯誤言論帶來的負面影響甚至徑直“向真理投降”。
  

很顯然,作者的基本觀點是:作為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在向公眾發表意見和觀點時應時刻堅守道德底線,不為權勢所左右。與此同時,他們還應不斷學習,避免在自己研究范圍之外的領域大放厥詞。《知識分子與社會》在美國出版后引起極大反響,好評如潮。《現代》(Modern Times)一書作者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就該書評論說:“在我看來,在當前美國仍然開展研究的哲人中,托馬斯·索維爾是最具原創性和吸引力的一位。”《紐約時報書評》則認為:“此書在好幾個方面都非同凡響……在索維爾的論證之中沒有什么傾向性或偏袒性的內容……他的這本著作公正、清晰、富有說服力。”《美國觀察家》甚至認為:“索維爾的分析總是這樣見聞廣博,豐富地展現了那種不斷增長的不尋常的品質,同時也大量展現了常識。”
  

無疑,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作者雖然僅以美國等西方社會為背景,對其中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義務與道德底線做了明晰的界定和剖析。同時,對以授業解惑為己任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該書同樣有著深刻的啟迪和警示作用。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界的一面鏡子,它時刻告誡我們在這一特殊職業的發展道路上務必平和淡定、敢言善言,堅守起碼的職業道德責任和底線。從這個層面上講,《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的現實意義和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都不過分。


2015-08-23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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