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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趙越勝沙龍
1980年代的趙越勝沙龍
燕南園愛思想 佟佳熹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上世紀80年代,以“趙越勝沙龍”為代表的諸多文化沙龍是當時文化精英的培養皿和發聲地。曾經參與趙越勝沙龍的人,回憶那個年代的那些沙龍往事時,都帶著對自己青春的垂涎。

周國平的散文里那種浪漫化的沙龍生活勾人向往,因為“生活”蓋過了“沙龍”,閱讀者會記得沙龍參與者的名字和他們在吃著什么、玩著什么,至于他們為什么聚在一起,又為什么要以沙龍的名義相聚,只能用猜測和想象去完成一場求證。作家柯云路在小說《新星》、《夜與晝》、《衰與榮》里,描繪了上世紀80年代文化圈子的生活圖景,但他并不愿意人們去對號入座。在2006年的暢銷書《八十年代訪談錄》中,甘陽提到過趙越勝——為甘陽在八十年代的哲學研究提供歷史佐證。

趙越勝和他的沙龍似乎還“活”在別人的回憶里,偏偏回憶總是被回憶者修改與過濾,于是他成了一個“浪漫”、“熱情”、“睿智”的人偶。


穿花睡衣的潮人


“你看到他的文章以后,你就愛上他了。”歌唱家范競馬深愛趙越勝,卻不是因為讀他的文章,而向人介紹趙越勝時,一開頭只能用文章來打破陌生的尷尬,“當時有詩歌朗誦會等等,我只是一個默默的旁觀者。”

范競馬在北京進入沙龍是在1982年,當時他剛剛從四川音樂學院畢業,是一個年輕的助教。“沙龍當時對我最大的誘惑就是:那里有吃的。當然他們說的也很精彩,讓我很佩服。他們看那么多書,對我來說如饑似渴,一方面是真正的食物進到肚子里——他們說的時候我就可以趁機把東西都吃光,另一個方面是精神方面對我是一種補充。”范競馬所指的充滿“誘惑”的食物,在那時不外乎西瓜、冰棍、饅頭。

“穿著花衣服在家里接待客人的,在我印象里趙越勝還是第一人。”作家柯云路在第一次參加趙越勝沙龍時,對趙越勝的睡衣印象深刻,“我們那時候穿的都是一個顏色,都很素。他(趙越勝)很西方范兒,說話時也夾帶英文,特別熱衷于談存在主義哲學。他可以說是一個哲學家,也是一個藝術哲學家。”當時的沙龍參與者甚至都忽略了趙越勝的身份,“是一個非常純的沙龍,基本上就是聊天。他是個干部子弟,特別好客。”與朋友談著話,趙越勝一定會設計一下接下來怎么招待朋友們吃頓飯,“很義氣,也可能錢花得光光的,還要想著給朋友幫這個那個的忙。他也談政治和改革,但是重點在哲學和與哲學相關的藝術。他還是中國最早的一批發燒友,搞音響,我經常聽說他又搞了一套什么什么的音響,可能是當時中國最時興的,新潮。”柯云路不否認:趙越勝這樣的沙龍領袖,在上世紀80年代的社會中是少數人,但卻是一種潮流和風尚,吸引人們去追逐和效仿。

“那時候穿睡衣是很酷的,那個時候的人哪有‘睡衣’的概念。”不僅沒有“睡衣”的概念,當時的沙龍因為缺少通訊工具,組織過程也與“浪漫”相悖,范競馬回憶,“那個時候人很隨便,可能半夜敲門就去了,12點、1點,那個時候沒手機也沒電話,打電話要打到樓下傳達室,讓傳達室老頭兒去叫去。那個時候找人都是:我找一個人去了!騎車45分鐘到一個小時,拍門,一看人不在。”在范競馬的描述中,他自己是一個小人物,是一個不是“知識分子”的青年。而在周國平的《我的心靈自傳》中,趙越勝的擇友標準明確化了:“每次舉辦‘帕提’,他(趙越勝)對來賓的選擇十分嚴格,決不許一個俗人混入。他的標準是有沒有文化,倘若他說某人‘沒文化’,那人便從此不在他的視野里了。他說的文化與學歷無關,不外是性情趣味之類,憑直覺就能感應到的。”

“文化”有著極度自我的判斷標準,但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文化沙龍里,眾多出入趙越勝沙龍的人的名字在之后中國文化圈的十幾年里,響亮且遠播:周國平、范競馬、甘陽、陳嘉映、柯云路、蘇煒、徐友漁、阿堅……


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下鄉第一天的時候,村民用幾百對避孕套吹好的氣球來迎接我們——村子窮到十二三歲的姑娘都沒有褲子穿,避孕套是免費發放的,不用錢。”在讀大學、到北京之前,范競馬下過鄉,在四川大涼山干過農活。而柯云路中學畢業后,也在山西插過隊,“那個時候的很多年輕人,城市精英、文化精英,他們中的很多人也像我一樣,有過插隊經歷,他們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精神貴族,他們也上山下鄉、插隊,又回到城市,經受過各種人生的坎坷,家庭受沖擊、自己受沖擊,各種各樣的經歷,比現在社會的年輕人經歷要曲折得多”。除了柯云路和范競馬,甘陽等人的自述中,也都曾經提到上山下鄉的經歷。

“他們的‘銳意改革’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都是有根的,不是紙上談兵,都是扎根在中國,對中國積重難返的文化弊端感觸甚深。”柯云路所表達的,是對當時文化沙龍參與者身份的一種敬意——沙龍并不是精神貴族娛樂休閑的場所,也不是書生展示才華的講壇,盡管他們在其中既享受了聚會的樂趣,也使用了講壇的平臺。

文化沙龍對中國未來的探索,并不僅僅是知識分子的一廂情愿,其作用與影響,在中國此后的二十年里得到了印證。“中國八十年代的文化主調也是理想主義、激進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思想取經。從年齡上看,美國的六十年代人與中國的八十年代人相差并不大,”在《八十年代訪談錄》的序言里,査建英將中國文化在上世紀80年代的特質,和60年代的美國做了簡單的比較,而這也并非她一人的想象與結論,“李陀認為:八十年代問題之復雜、之重要,應該有一門‘八十年代學’。”

在上世紀80年代末,各種文化沙龍相繼結束,沙龍的參與者各自選擇了不同的出路,趙越勝離鄉赴法國。


“我們何時再唱歌”


上個世紀80年代初的某一天,范競馬在趙越勝沙龍里,朗誦起歐陽江河的詩歌——這個場景曾經被很多參與其中的人提起,可是就算范競馬本人,也無法用記憶拼湊起具體的時間、場景,記憶是零散的,但是關于記憶的情緒線索卻是清晰的:“那幫人都是朋友,想怎么說都行,很精彩的。我崇拜他們,崇拜得五體投地,甘陽啊,周國平啊。歐陽江河,我讀他的詩都激動,我都朗誦他的詩,完全是自發的,他的詩打動我,有力度,有穿透力。”

在趙越勝沙龍的眾多參與者中,范競馬與趙越勝近年來還經常來往。“越勝出國以后,到現在就經營絲綢生意,那么大一個人物,他不做學問了。想想看,你的思想基礎、知識王國建立在中文的基礎上,跑到一個和中文完全沒有關系的社會,你在中國再是個人物,說話再酷,到了國外,對方就只說:‘你懂嗎?’小孩都跟你這樣說話。”當范競馬在法國的絲綢店鋪看到趙越勝時,欣慰于趙越勝在絲綢下面藏了書籍,店里沒客人的時候,趙越勝就拿出書來看,并且還伴有音樂,“我覺得他的人生是很有意義的,他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在上世紀80年代末分別后,柯云路再“見”趙越勝,是在媒體上看見他的名字。“我不是一個會刻意尋找歷史的人,如果命運安排我們重逢了,我們會聚在一起,談我們現在的事情,也不會光回憶過去,現在肯定有現在的話題。”而在2006年査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出版之際,蘇煒、周國平等人,在面對這本書時,最先回憶起來的竟然是趙越勝沙龍,盡管趙并不是這本書中的主角。

“我希望自己能用歌聲把大家再聚起來。” 范競馬希望有一天,他一唱歌,原來的老朋友再匯聚起來。

2015-08-23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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