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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煒:舊游時節好花天——那個年代的愛樂瑣憶
蘇煒:舊游時節好花天——那個年代的愛樂瑣憶
燕南園愛思想 蘇煒     阅读简体中文版


“像回憶‘五四’一樣回憶八十年代。”這是近期海那邊的大陸文化知識界流行的一句熟語。沒有想到,我們這一輩人遭逢的上一個世紀的八十年代,與老輩人同在上一個世紀身歷的“五四”時代,二者都同在一個歷史的關節點上開啟了全民族、全社會的生機,如今都一統被稱為“經典年代”了。于是,各方編輯先生的約稿坐言起行,打頭的就是這個“西方音樂與八十年代”的話題,朋友們軟硬兼施的,又是寄刊物又是發電郵,非要我說出一點自己的子丑寅卯來。來而不往非禮也,看來,這既隔洋又隔行甚且隔了“熱”的“愛樂”稿債,是非提起筆來還不可了。


圖:崔健的早期作品

先說這“隔了熱”。曾經或許是京城某個圈子里排得上號的古典音樂“發燒友”之一,這大概是編輯先生沒有把我忘記的原因。但這么些年下來,出洋、海歸、再出洋的,人生不知打了多少個轉轉,說“滄桑”還真挺“滄桑”的,那種為了淘一張新到的限量唱片發著燒下著雨還要從京西雙榆樹蹬車一個半小時跑到東單跟店家泡蘑菇的“燒”勁兒,想想都覺得奢侈,早和“青春期躁動”的回憶攪擾不清了。音樂倒仍舊是愛著好著,但也并非獨沽西洋古典一味——迷過一段民樂尤其是古琴(沒法子,那是“出門人”的鄉愁解藥),現在還在發誓要寫一篇跟古琴有關的不朽文字;流行音樂則一直從崔健、羅大佑聽到賽門與戈芬科爾、約翰·丹佛和“后街少年”,有時可以跟女兒一起聽著同一張熱門片子而手舞足蹈卻也毫不為恥;人聲作品和西洋歌劇呢,仍然是最大的沉迷,但好幾回,也被百老匯音樂劇的片片斷斷感動得泓然欲淚……總之,愛樂還是愛樂,卻愛得不夠以前熱烈、純粹、專一和煽情了。

但是說句自我安慰的話,這個隔洋隔行與隔熱之“隔”,還是有一點好處——就是距離感造成的一種觀照上的獨特視野。不獨看社會、看人生如此,看文學、看藝術、品評音樂也如此,時間上、地理上的距離感,有助于我們拉開、擴展對某一沉迷之物在情感上、心理上的觀照緯度,反而就有助于我們更貼近歷史的真實、人生的真實與情感的真實了。這樣想著,也就犯上了近年來大為流行的“中老年癥候群”——“懷舊病”了。或許,追溯一下我們文革成長的這一代“愛樂人”的來路,會是一件有意思也有一點意義的事情?天曉得呢,反正柿子揀軟的捏,既然“隔”之眾多,先從這容易下筆的回憶追溯入手,至少是償還稿債的易行之路吧。


“如歌的行板”:“中國式的西洋經典”


這個題目也可以是:“西洋式的中國經典”。有許多西洋作品,在中國如雷貫耳、婦孺皆知,在西洋本土產地卻默默無聞或者無人問津。這種例子在文學上尤其多,以致上海陳思和教授曾在一次研討會上指出:有許多中國人熟知的西洋文學名著,與其算“西洋經典”倒不如算“中國經典”——它成為中國幾代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卻是西方本國、本土文壇的“陌路人”。比如,被包括筆者在內的幾代中國人幾乎作為人生啟蒙書的英國小說《牛虻》、 法國小說《約翰·克里斯朵夫》。《牛虻》及其作者伏尼契女士,當今的英國人完全一問三不知。法國的羅曼·羅蘭稍好,大概也只有文學行當中人才略知其名。幾乎被上一世紀四十、五十、六十年代的幾代中國人視為年青人的圣經的長篇小說《約翰·克里斯朵夫》,別說今天的法國年青人完全不識不知,對于一般西方弄文學的人也幾乎是子虛烏有之物。同樣的例子,其實也發生在“西洋式的中國經典”上。前不久耶魯大學一次中國古典詩詞的研討會上,唐代詩僧寒山曾在其中占了相當重要的討論篇幅。“寒山”是誰?相信今天一般中國人莫名所以,在西方,這可是幾乎與“李白”、“王維”齊名的中國古代詩人的偉大代表(“王維”在西方的詩名也遠比在中國為大)。我曾在上述研討會上舉出了《牛虻》等西洋小說與“寒山現象”作有趣的比照——這是中西作品在各自“經典化”過程中,由語碼轉換和文化誤讀造成的一種值得研究的有趣現象。


圖:EMI版老柴第一鋼琴協奏曲

我的話題扯遠了。引出這個話題,是因為我想起一個自己的西洋古典音樂的啟蒙作品——柴科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我相信直到今天,《如歌的行板》的旋律都是中國年輕愛樂者們的“經典記憶”。它曾為王蒙一部中篇小說的題目,也足資證明此曲在幾代人的音樂記憶中的分量。可是,一九八二年我頭一次出洋留學,曾花了一兩年時間淘唱片店而遍尋老柴的《如歌的行板》不著。問遍店家、行家,用英文翻譯曲題證明是無效的,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張口哼唱老柴的旋律,但這一旋律在美國并不算為人熟知。我是折騰了好一段時間才發現,這段在中國的音樂天空如泣如訴歷久不衰的《如歌的行板》,原來很不顯眼的藏在老柴一個并不流行的早期弦樂四重奏作品里面。當年在中國樂迷心目中緊跟“老貝”(貝多芬)后面的“老柴”,連同他的那個弦樂作品片斷,在西方樂壇的地位也完全是一般中國愛樂者的想象之外的。好多年前李歐梵教授就跟我開過玩笑:一談西方古典音樂,你們大陸作家就要跟我談《如歌的行板》,開始聽得我一頭霧水!


余麗娜領銜《梁祝》錄音卡帶

大概是一九七八年的早春,那時我們文革后第一批進入大學的“七七級”學生才剛剛入校不久。記得有一天早晨,我在自己平日用來聽學英語節目的半導體收音機里,聽到了這段老柴的《如歌的行板》,電臺播的好像還是六十年代初期由俞麗娜領銜的上海四重奏小組演奏的錄音。剛剛從“雄赳赳、氣昂昂”的樣板戲和革命進行曲的多年浸淫里醒過悶兒來,這樣憂郁雋美的旋律,實在有著勾魂掠魄的力量。那種不是純粹來自聽覺的興奮,而仿佛輕輕撥動你的靈魂之弦、潛入你的冥想深處的音樂感受,是以往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柴科夫斯基的名字,自然早就從文革中偷聽的《天鵝湖》里知道的,但《如歌的行板》給我掀開的西方古典音樂的全新帷幕,卻讓我忽然生出一種渴望:渴望一種“全新”的音樂,能夠穿透自己靈魂上結起的硬殼,可以不斷享受那一種穿出悠長的黑暗隧道而世界為之豁然一亮、一變的奇妙感覺。我就是從《如歌的行板》啟蒙,發誓要一探西方古典音樂的堂奧,從而開始成為改革年代中國大陸最早的一批“愛樂”發燒友的。

我所就讀的廣州中山大學地處南國,緊鄰港澳,多年來一直是改革開放得風氣之先的前沿地帶。因為家里有不少海外關系,我大概是當時同輩人中最早擁有卡帶式錄音機(一九七八年夏),并隨后在一九七九年春天擁有屬于自己的Hi-Fi立體音響的人。我的第一批古典音樂的收藏,是從香港《文匯報》前總編輯金堯如的大公子金渡江手中獲得的、從立體聲密紋膠木唱片上翻錄下來的卡帶——貝五《命運》、貝六《田園》、貝九《合唱交響曲》和比才的《卡門組曲》、老柴的第一鋼琴協奏曲、《悲愴》交響曲,等等。那時候,我自告奮勇担當了大學中文系首創的業余音樂欣賞講座的主持人,第一次給同學開講的欣賞曲目,中國曲子選用的是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因為余麗娜的老版本錄音太舊,用的還是日本西崎松子演奏的版本;西洋的曲子呢,用的就是老柴的《如歌的行板》。當時還有一個由上海譯制片廠一批著名配音員錄制的、描寫柴科夫斯基和梅克夫人“高尚純潔的愛情故事”(至少當時是這么介紹的)的廣播劇,在大學里非常流行。我放響著《如歌的行板》,把圍繞曲子的許多傳說連同廣播劇里真真假假的浪漫故事說了一遍,說到老托爾斯泰在首演現場時聽到《如歌的行板》時老淚縱橫的段子,我自己被自己感動,同學則被旋律所感動,我那盤效果可憐兼可疑的《如歌的行板》卡帶錄音,后來不知被多少同學轉錄過。說來“慘烈”,那時還沒有雙卡轉錄機,開始甚至還未掌握對機線錄的技術,所謂“轉錄”,不過就是兩部錄音機的喇叭口相對,還得關起門來把同學趕出宿舍以避雜音,其偉大效果則就可想而知——這一代人的“愛樂”生涯,就是從這樣音效磕磕巴巴的《如歌的行板》開始的!


愛樂煩惱:“黨小組長找你談話”


我的真正愛樂“發燒”生涯,其實是從我在一九七九年春天,擁有了自己的第一套“高保真”(當時的說法)Hi-Fi立體聲音響設備才開始的。我那時是有著十年農墾知青工齡的“帶薪”大學生。帶著三四十塊錢的月薪上學,無疑使我成為班上的“大財主”之一——出門掏錢請同學吃冰棍永遠是我的事情,我的自行車和半導體收音機,也一直是七七級同學的“公產”,這里不細表。雖然平素對錢很少上心,但我當時卻暗暗攢著錢,一門心思,是要擁有一套屬于自己的高級立體音響——當時的時髦年輕人最牛逼、喜歡提著招搖過市的“四個喇叭立體聲”收錄機,早已不能滿足我的已經被訓練得挑剔起來的聽覺。一九七八年冬天,我和同宿舍同學頂著寒風蹬車一個多小時趕到廣州友誼劇院聽過一場“高保真音響”現場播放示范音樂會,那種“先鋒”、“山水”牌子的讓我們匪夷所思的“比現場更現場的音響效果”,讓我當下就賭了誓、發了愿:不擁有自己的音響組合,誓不罷休!借助于神通廣大的二哥的幫助,我終于以五六百元人民幣的積蓄加上二哥的貼補,從一位馬上要出國的僑眷手上,買到一套八成新的二手音響組合。從此,廣州家中我那個狹小黑暗的房間,才真正成為我和我的朋友們可以癡迷沉醉的音樂天國了。

今天已成為一方名家的大學同學陳平原和楊煦生(李澤厚入室弟子),是我們這個非正式的“愛樂小組”的三個鐵桿成員。有那么一段時間,每天中午吃飯,他們二位排隊打了飯,就會跑到我的宿舍兼學生文學雜志《紅豆》編輯部報到——我那時兼任《紅豆》主編,有一點小特權,和另一同學合住樓道廁所隔壁的滲水單間(一般學生宿舍至少住七個人),那就不必担心我們的“愛樂”初戀,太打攪別人了。那是我們每天中午雷打不動的一小時,屬于我們幾位的午飯兼西方古典音樂的補課欣賞時間。近幾期《愛樂》隨刊贈送的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那些今天耳熟能詳的著名曲子,我們最早就是在滴滴答答滲著水的宿舍,啃著“東四食堂”的清水白菜,以我那臺磚頭小收錄機,津津有味地聽過來的。聽完還喜歡發發議論,“這個作品太抽象,聽不懂”,“莫扎特太貴族氣”,“貝多芬比較大氣”,諸如此類。——受當時的“宏大敘事”之流風影響,我們那時候幾乎完全聽不進莫扎特而獨尊貝多芬;“老柴”的容易偏于甜膩,倒是從一開始就感受到的。這樣的“午飯音樂欣賞”當然只是預習,真正的高潮戲,是周末相約坐輪渡,再蹬車半小時回到我家的那個幽暗小間——那是我們自己的“音樂城堡”,關起門,調暗燈光,我們的“王國”漸次浮現——我喜歡把那套雜牌“高級音響”的音量調到可能的最大,以享用我們自己的“比現場效果更現場效果”的音樂盛宴。一般每次的起首曲,我都喜歡選老柴的《一八一二年序曲》,因為旋律有起伏、富戲劇性,更有炮聲和人聲合唱,可以充分顯示那套組合音響精微俱現的效果。(那年代流行的《一八一二年序曲》版本都有人聲合唱,特別是以合唱作為開場和結尾終曲,近些年的各種演奏好像都喜歡把人聲拿掉,變成純器樂曲,聽起來反而不過癮了。)有了這樣的音響設備,我們才真正開始稍稍有計劃地安排自己的“西方古典補課”,開始一個個作品完整地聽,從一個個作家到一個個時期,再分開一種種器樂、人聲的不同音響類型的作品,聽完了再大發一通自以為高深、從音樂而宏論天下的高論,并在同學面前暗暗制造出一種“不迷鄧麗君而迷交響樂”的優越感。興之所致,是享受完“音樂盛宴”以后蹬車出去找“解饞盛宴”。今天我們三人的青春記憶里都有一個“狗肉宴三結義”的故事——那是在那時剛剛興起的珠江邊一溜個體戶“大排檔”上,還記得那個檔口叫“陽光餐室”,我們三人一邊蹲著吃狗肉火鍋,一邊很“陽光”的放言暢談著音樂與人生理想,從此結成莫逆。

這樣的“音樂聚會”漸漸就不只限于我們三人,甚至聚會的成員,也超出了七七級。更加上我自己熱心腸、“人來瘋”的天性,我的家常常就成為了同學好友們的校外聚會點,每次聚會,自然又必然是以聽我的“發燒音響”貫穿始終的。于是,便開始隱隱聽到各種耳語和流言,終于有一天,“黨小組長”找我談話來了。記憶還很清晰:那是一九八一年暮春發生的故事。從小就是乖孩子出身,班干部、“三道杠”(少先隊大隊干部)的當過來,養成了聽話、馴順的個性,所以從當知青到上大學,我一直都是“組織上”的重點培養對象,只是因為“出身問題”(父親是“民主人士”),“入黨”一直成為自己一個遙遠的夢想。萬萬沒想到,這個夢想,卻因為我的“愛樂發燒”發生問題了。“黨小組長”開門見山地問我:“聽說你這個春節,請同學到你家里聽音樂、包餃子?”“是呀,”我一愣,有點警惕起來,“這有什么問題嗎?”每年春節,班上都有一些家境貧寒的外省、本省的來自農村的同學,因為沒有回家的路費,留在學校宿舍過年。我自己因為家在廣州,便常常請他們到我家來一起包餃子,聽音樂,聊解年節的寂寥。“黨小組長”的下一個問題,激得我幾乎整個跳了起來:

“我問你,你為什么要對同學這么好?總是請同學到你家里聽音樂、包餃子?”我冷冷問他:“你說這是為什么吧?”小組長倒是心直口快,話說得“一針見血”:“——你這是跟黨爭取群眾!已經有同學向組織反映了,你對同學好,用西方音樂拉拢群眾,出發點有問題!”我一聽就火了:“你這是代表組織找我談話嗎?對同學好不行,難道要對同學不好,才是出發點正確嗎?!我告訴你,你這不是共產黨,你這是農民黨!封建狹隘、小生產農民意識……”雙方隨后沖口而出的重話狠話,這里不宜細表,總之,他拍了桌子,我也拍了桌子。他給我上“資產階級腐朽音樂”的綱,我給他上“小農經濟小生產意識”的線,那次談話最后不歡而散。我的“遙遠夢想”,也因之從此夭折、破碎。現在想來真有點玄乎——有一句流行的話說:愛音樂的孩子不會學壞。我呢,在那以前,倒真是一個不敢有什么叛逆、出格、異端的“乖孩子”,就是因為那一場“愛樂”麻煩,哈,卻讓我從此“學壞”啦!

時代的進步有時候是不動聲色的。今天有幸享用著豪華精美的《愛樂》雜志的年青人,會覺得此乃理所當然,筆者這樣的“愛樂”麻煩,聽來似乎有點匪夷所思。其實在日后,我曾跟一些年長朋友聊起這個“聽音樂、包餃子”惹麻煩的故事,他們都嗤笑我:你這算什么“麻煩”?畢竟是改革開放的年頭,既不傷筋又不動骨的,若是放在早兩年——文革中或者文革前,你這種邀朋友回家聽西洋音樂的行止,本身就構成“非組織小集團活動”,說不定要坐班房、掉腦袋呢!——郭沫若的一個兒子,就是為這個死的!把我嚇出了一身冷汗。


LP狂熱:UCLA的“三劍客”、“四大天王”與“五大金剛”


前面的煩惱故事里,還來不及述說當時“愛樂發燒”的最大煩惱:在一九八○年代初年,盡管擁有自己的組合音響已經實屬“舉世罕見”,但最稀罕難得的,卻是擁有真正屬于自己的,而不是限時刻、限條件輾轉借來的LP—33轉立體聲密紋膠木唱片。那時候,要么是有錢沒地方買,要么是有地方買卻沒錢。當時各個外文書店非常有限的進口西方古典音樂唱片,完全是天價——記得買一張要一百多塊人民幣,普通人兩三個月的工資!我是連一張都買不起,僅有的十幾張原版的“心血珍藏”,都是厚著臉皮千懇萬求,先后托香港親友偷偷“走私”夾帶進來的(唱片那時屬文化宣傳品,根本不許帶過海關)。所以可以想見,任何在唱片上留下的劃痕,都一如劃在我心上的刀痕,創痛滴血,恒久不止。

于是,就可以想象,當我作為改革開放后第一批放洋留學的自費生,在一九八二年春天“七七級”甫一畢業就踏出國門,成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一名研究生的時候,驟然面對在眼前鋪展開來的廣闊無邊的愛樂世界的那種狂喜——大學音樂廳里那一場場原汁原味的免費或低收費的現場音樂會,西林區(Westwood)那幾家不時拋出各種“出血減價”的唱片店,曲目版本浩如煙海,是怎么樣一下子讓我這個癡迷古典音樂的窮學生著魔,瘋狂,迷醉沉溺,寢食不安。“君子固窮”,但用打工、當“住家男傭”和吃隔夜“便當”(臺灣話——飯盒)千辛萬苦省下來的錢,每月要泡幾次西林區的“塔兒”(Tower)唱片店淘LP,還是“消費”得起的。除了盯準了特別的大減價日子,我一般是選擇每個周五下午,把一周所有的上課、打工全部打發了以后,優哉游哉,自己一個人陷身到西林區那三家唱片店里淘金。反正“東方不亮西方亮”,同一個公司版本的唱片只要貨比三家,總能找出一家最低的“出血”價位來。那時候,一般每張LP的新貨價是美元九點九九,也就是十塊錢,那是我打死也沒花過的價錢——除了一兩張死不降價的音樂劇唱片以外(如“Cats”貓);中位正常價是$6.99或$7.99,那就是我們窮學生的“奢侈價”了;我們的基本“目標價”呢,是$4.99;“狂歡價”則是$3.99。除了二手片子或者雜牌貨,$2.99以下的價錢從來沒出現過。雜牌貨我們當時是從來不買的(其實那是聽“版本”的耳朵段數還不夠的原因),于是專錄西洋古典唱片的那幾家大公司的招牌——什么DG呀,RCA呀,EMI呀,TELARC呀,DECCA呀等等,我們都盯得死緊,它們的錄音個性、大師和樂團組合甚至價格策略,我們都耳熟能詳,我們愛樂發燒的“版本學”耳朵,其實最早就是從認唱片公司的牌子開始的。

我已經聽見讀者諸君發笑了:怎么說了半天“愛樂發燒”,沒見你談音樂卻專談價錢和公司招牌呀?——看官,這才是“發燒”的本意所在哩!對于愛樂者(還不僅僅是窮學生),所謂淘唱片之樂,永遠是——首先是:“淘價錢”之樂。能以最低的價位,得到最心儀的版本,那才是最可以“牛逼”的賞心樂事。手頭相對寬綽如大教授李歐梵者,那一年聽我說普林斯頓有一家“全美第二大”的舊唱片店,可以花$0.99就買到一張二手的LP或CD,樂得手舞足蹈的,兩人結伴逃會去狂淘一氣的樣子,至今想來仍覺莞爾。須知,古典音樂世界,基本上已經是固態的:大師就那些大師,曲目就那些曲目,指揮家、演奏家和樂團的類型素質,也大體是眉目清明的。對于我們這些音樂消費者,區別的,只是公司的牌子和價錢。至于“淘版本”之樂——不同版本的演繹之間的微妙差別及趣味異同,除了特殊需要以外,那常常是真正的“發燒”階段過去了以后的事情。從我自己的經驗歷程看,“發燒”階段,是古典音樂的入門初戀,驚喜辨識的階段。到了“淘版本”階段,已經是進入彼此會心欣賞、可以談婚論嫁,洞房花燭夜的蜜月階段了。而現在呢,坐擁曲目甚至版本的金山銀山,音樂反而聽得無欲無求、無章無法,有一搭沒一搭的,則就是老夫老妻,相濡以沫,老伴老伴,老來作伴的階段了。


卡拉揚指揮貝五、貝九錄音卡帶

言歸正傳,我就是在每個周五下午課后淘唱片的“獨樂樂”時光,發現自己“吾道不孤”的——原來跟我一樣發燒的“老中”大有人在!中國大陸人的異鄉見同鄉,一般是兩部曲:先是彼此戒備、保持距離,冷瞄一眼,便矜持十分地仰臉側走;一旦看對了眼呢,放下身段點頭打個招呼,馬上就一竿子插到底,一下子儼如前世故人,交情急速升溫,恨不得馬上摟肩搭背、掏心掏肺的肝膽相照。這中間可以完全沒有過渡。第一步如果破不了冰,則就永遠形同陌路,一旦化凍,則立見紅霞滿臉,萬紫千紅。我們UCLA“老中”圈子里幾位在唱片店相遇相交的愛樂發燒友,就是這樣成為深交至今的終生好友;并且,很快就從“哥倆好”變成“三劍客”,又從“四大天王”變成“五大金剛”的。這樣一來,每次周五的淘唱片之旅,就變得浩浩蕩蕩招搖過市,既有團隊觀念還同時滲進了競爭意識,不但要比試發燒的手眼膽識,更要比試耳朵段數,最后則要比試腰包實力了。我們這一伙住廉價學生宿舍的“老中”,那時候都沒有條件在音響器材上玩發燒。真正燒著的,其實是耳朵——在廉價的音響組合上練出來的對樂音質地的耳朵辨識功夫。那時候,同一個曲目版本,只要放上個五分八分鐘,我們都能很輕易地就聽出究竟是卡拉揚、卡爾·伯姆、尤金·奧曼迪、伯恩斯坦,或者小澤征爾指揮的,并且哪怕從來沒有聽過的版本,也大體能從樂隊風格、曲式處理、節奏與力度、弦樂部、管樂部和打擊樂的細微組織變化等等方面,大體猜出個譜兒來。我們曾為此做過互相的測試,竟然幾乎是“一說一個準兒”,連我們自己都嘖嘖驚奇。當然,我也發現,這種“聽力段數”的發燒需要有一個“感應場”。一旦燒退了,這種能力就會急驟退化。若干年后我和其中一兩位發燒“天王”相遇,我們曾重新玩這種“版本辨識”游戲,發覺時過境遷,大家都已經武功盡廢,功力不再了。這讓我想起,在海南島當知青的年頭,練就的一身只要抬頭看天色,辨別落日流霞,馬上就可以準確預測一兩天內以至一周內氣象天候的本領,其準無比。這些年在水泥森林里呼吸人工廢氣,離了氣象預報就不知明天該穿什么衣服,這樣“看天吃飯”的本領,早就不知退化到哪里去了。

我想,從聽音樂的具體感受看,恐怕那是一般愛樂者“發燒”的幾個基本臺階?——從柴科夫斯基開始進入,然后是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勃拉姆斯,再是一整個浪漫主義時期的作品——從肖邦、李斯特、舒曼到柏遼茲、德沃夏克、拉赫曼尼諾夫等等;聽進去了瓦格納以后才可能進入馬勒;能夠欣賞《春之祭》和《火鳥》,就可以試試進入勛伯格、格什溫了;先聽器樂曲,進而人聲、合唱、藝術歌曲,再到彌撒曲、清唱劇、歌劇;器樂曲則先從交響樂、協奏曲再最后落到室內樂、獨奏音樂。對樂器音色的偏好呢,則從小提琴開始,繼而鋼琴,再到大提琴,木管、銅管等等。總之,上面所言,大致是跟我同輩的愛樂者共通的“發燒臺階”,我們UCLA的愛樂“五大金剛”,就這樣互相攀比互相激勵并互相提攜著,在LP狂熱中,跨過了這么幾個臺階的。

最早的激光唱片CD盤在美國商店露面,大概是一九八三八四年。那時每張至少$15.99的天價,我們窮學生根本不敢問津,同時也對那種似乎毫無雜音卻異常冰冷的聲音,生出一種本能的排拒。所以,我們當時的心思一仍聚焦在LP的發燒上。以LP庫存量計,我這位開始的發燒“老大”很快就退了位,譚琳、薛志雄、陳羽、王光宇四位,要么早爬了頭,要么和我不相伯仲。幾年下來,每個人都至少積攢了有兩三千張LP的儲存量,為“王”者如譚琳,無論LP 或CD,今天則都有過萬的儲量了。發燒后期的一段時間,用什么方式編寫我們各自的唱片目錄(那時候還沒有電腦),就成了我們UCLA的愛樂發燒“五大金剛”(也叫“五虎將”)最新研習的功課。順及,從某一種意義上說,“現代化”即意味著“便利化”。雖然我至今堅持認為,平均而論,LP(密紋膠木唱片)的音色,比CD(激光唱片)要來得溫暖、飽滿、層次豐富,所以家中存有的兩三千張LP我至今不愿放棄,不時還搗騰出幾張來過過干癮,但是,CD唱盤的便利,一旦上盤開機就可以“頤養天年”,還是最終嘲笑了我的偏執守舊的耳朵,把我“手工操作”的、仿佛一如日本茶道似的儀式化的LP聽碟習慣,徹底打破了——此乃后話。


北京時光:愛樂的流金歲月


一九八六年底,我在取得加州大學的文學碩士學位,又到哈佛費正清東亞中心熬了兩年“研究”以后,自己獨自浪游一圈歐洲,然后“學成歸國”,選擇在北京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落腳任職。如果說“海龜(歸)”,我大概是全中國最早的幾只馱著硬殼兒橫渡重洋的大海龜之一了。在當時,那是一個“逆潮流而動”的舉止:“出國潮”正是方興未艾,我的回國——彼時確是滿懷在改革年代回國大干一場的熱血豪情,在京中朋友們中間,引起了持久的驚詫和震動。而最“震”人的話題之一,則是:這小子,竟然動用海運集裝箱,帶了兩三千張LP回國,再勞師動眾地把如山如海的唱片,從廣州運進北京!

一時之間,我似乎成了京城中第一LP大戶,有一個說法我一直無以核實:據說,連中央音樂學院當時的資料館,都沒有我一個人的LP收藏底氣足。朱偉兄從我手中借去據說是當時全北京唯一的一套瓦格納歌劇《指環》全集轉錄(記得是索爾弟指揮的費城愛樂版),后來聽說,中央音院的資料室,好像也從這個“唯一”里轉錄了一套。我就是在這樣牛屁轟轟的傳聞中,和當時北京愛樂圈子里最牛氣,也檔次最高的“趙越勝沙龍”相遇的。


圖:八十年代末的趙越勝


“趙越勝沙龍”?什么古怪東東?今天北京的愛樂年輕人,大概一定聞所未聞了。可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北京文化圈子里,“趙越勝沙龍”卻是一個文化符碼——一個不見經傳卻人人口耳相傳,圈子外遙相聞問而圈子內如雷貫耳的門檻極高的處所。當年以寫改革年代的長篇小說《新星》轟動一時的作家柯云路,其《新星》續篇,就花了一個專章的篇幅,去描寫這個當時的“京城最高文化沙龍”,而且成為全書中幾乎最有意思的一段。——這么說吧,若要“像回憶五四一樣回憶八十年代”,要講起“八十年代的故事”,在北京,你就絕對繞不開這個“趙越勝沙龍”。

“趙越勝”何許人也?前中國社科院哲學所“青年研究群體”的主力之一,專業研究的是西方當代哲學,主攻馬爾庫塞。氣質、長相十足像個河北農民,卻是地道的“高干子弟”——父母是副部級高干,住獨家四合院,卻偏偏視權勢、地位之類如糞土;秉性個性乃天生的“住家男人”,卻是公認的“最后的精神貴族”——妻子當時在外國留學,獨自帶著女兒買菜做飯的,卻把日子過得有條不紊且有滋有味;人長得其貌不揚,卻絕對地以“貌”取人——不憑名氣也不憑學歷,但非得在氣質、趣味上讓他看對了眼,才會把你請進家門,進入這個“往來無白丁”的沙龍圈子。咱們還是曲話直說吧——當時北京的人文知識界有三個以“叢書”為基礎的文化圈子:以金觀濤、劉青峰夫婦為主導的強調科學主義的“走向未來叢書”,以李澤厚、龐樸、樂黛云等人為代表的強調傳統國學的“中國文化書院”,以及以甘陽、趙越勝、陳嘉映、周國平、徐友漁、蘇國勛、梁治平等等為核心的高舉人文主義旗幟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這三大圈子都有一個中心舞臺——就是當時北京的《讀書》雜志。在這三大圈子中,“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以移譯西方現、當代經典學術名著為主業,以社科院哲學所的年輕研究人員為主體,同時集中了當時京中以及全國各院校剛冒頭的一批最優秀的年青人文學術骨干。今天坊間依然流行的幾十部西方現、當代大部頭的學術經典,就是他們當時組織人力、給予相對嚴格的審稿,而由北京、上海兩家三聯書店通力合作下推出的。


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


所謂“趙越勝沙龍”,就是以這一叢書的編委班底為中心組成的。“為中心”者,則就因為上面說的“以貌取人”了——不是凡編委都被歡迎踏進趙氏沙龍的門檻的,一切以趙越勝對某人的格調、趣味、氣質的評估而定。據周國平兄一篇短文的回憶,當初京中某位小有名氣(今天更大有名氣)的“江南才子”,有一回喝醉酒,就因為被“趙越勝沙龍”拒之門外而大哭過一通鼻子。所以,鄙人雖不算他們的叢書編委,卻敢號稱是“趙越勝沙龍”的中堅分子之一,正是因為在友人的引見下,與趙越勝臭味相投,一見如故,而成為深交至今的知己莫逆的。應該說,這個每月至少聚會一次、每次聚會都必定設有專題并且有備而來的“趙越勝沙龍”,其最引人注目之處,并不是它的“愛樂”,反而是它鼓吹的人文主義色彩濃郁的“為學術而學術”、“非政治的政治”的主張,在引領當時京中整個“打開眼睛看世界”的文化思潮上所顯現的號召力和凝聚力。自然,在一識“趙荊州”以后,一聽他的愛樂談吐,就知道他至少是“業余九段”的量級;再聽說了我有如此數量驚人的LP古典音樂收藏,兩位仁兄,更就是激動得抓耳撓腮的相見恨晚啦!


圖:趙越勝近照


確實,趙越勝,是我認識的所有愛樂“發燒友”中,除李歐梵以外,另一位非音樂行當卻品位“段數”極高的“異人”。聽音樂,讀音樂(他有時會根據可以找到的譜子、劇本和歌詞,邊聽邊讀),和朋友談音樂,然后先后陪伴兩個女兒習音樂(鋼琴),不但是他每日生活的必需,簡直就成了他打通世俗生活和靈性生活的橋梁通道及其軸心內容。這里強調的打通“世俗生活”與“靈性生活”,我以為正是所謂“趙越勝沙龍”最特出的特征:在煮飯買菜、迎來送往的“世俗”里飽蓄靈魂心性的需求;在音樂文學、哲學宗教的精神靈性世界里,又浸潤著豪飲放歌、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世俗。比方,趙越勝兩三年前在《愛樂》上發表的《論卡拉斯》等音樂欣賞文字,其實是為十多年前“趙氏沙龍”的哥們兒謀劃著要辦而后來夭折的人文雜志《精神》而寫的,早在手稿階段就在朋友們中間流傳并受到激賞;他在當年《讀書》雜志上連發的“精神漫游”哲學札記系列,和我同時在《讀書》上連發的“關于現代藝術的胡言亂語”隨筆系列,在當時都有不錯的社會反響,就是在這樣呼朋引類、吃吃喝喝、聽樂論文、品評文藻的沙龍氣氛里完成的。

那是一個大家尚在青春年華而青春勃發的年代。我當時還是單身漢,趙越勝則是帶著女兒當“留守丈夫”的“準單身”,兩人又同在社科院上不用坐班的班,所以便有許多可以聚頭一起聽LP、侃版本,蹬著車子穿街過巷去淘唱片的機會和時間。作為單身和準單身,趙越勝在東三環上的兩居室公寓和我在雙榆樹的“鴛鴦樓”公寓,在當時都算稀罕之物。兩人又都愛朋友、好熱鬧,所以,“趙越勝沙龍”,開始先在他們家的“副部級四合院”、后在他的兩居室公寓;以后,便陸續在我們兩家的公寓輪流舉行。兩家都有的一流好音樂,便常常成為這種聚會上“熱場子”的最好媒介;而朋友們中間兩位最受歡迎的音樂專業人士——同是中央音院受業背景的作曲家麗達和男高音范競馬(后來還加上中央樂團的梁和平),一個伴奏一個放歌,則就更成為聚會中最亮麗的一道風景了。北京音樂廳當時為數不多的一流演出我們更是每場必到,為呂思清、范競馬的獨奏、獨唱音樂會,為作曲家瞿小松的最新作品發表會,為舞蹈學院剛剛起步的野心勃勃的現代舞作品的彩排,這一伙人更是四出張羅,跑跑顛顛,能量四溢。遇到春夏之際的晴好天氣,大家伙便結伴出城郊游。浩浩蕩蕩的二十來人,在殘破的古長城上渡夜放歌,在河北老鄉的土炕上胡侃達旦,在黃松裕水庫、密云水庫的碧波間縱情橫渡、戲水裸泳……清空下月華如水,湖山若璧,范競馬站在船頭上和火車小站上高歌的一曲《我的太陽》,玉振金聲而響遏行云,成為朋友們多少年后依然留連沉醉的“經典記憶”。


永遠的“蘭花花”


“趙越勝沙龍”的“愛樂”高潮,是一九八八年底在越勝家為范競馬出國留學舉行的小型獨唱音樂會。范競馬,這位來自四川涼山、獲過一九八七年英國“卡迪富世界聲樂比賽”水晶杯獎(男聲組第一名)等多項國際大獎的傳奇歌者——他的經歷本身就足夠寫出另一本書,是北京最早的“北漂族”,從四川音院停薪留職北上求學,當時正是中央音院名教授沈湘的高足,住在一處租來的大雜院防震棚里,隨時都處在真正饑寒交迫的窘困狀態。他的進入“趙越勝沙龍”,是因為沙龍里另一位能干人物——自稱“狗腿子”的詩人阿堅兄弟的引介。在范競馬,那有一種找到一個“家”的感覺(至今,趙越勝在巴黎的家和我在美國的家,都仍然可以算是他另外的“家”),在我們大家,則有一種在星空下簇擁著一枚寶鉆的驚為天人之感——那么純正的意大利美聲Bel Canto,那么堅硬如金屬又柔軟如絲絨的聲音的質地,那么歷盡千山萬水千溝萬壑而紋理繁復、章法井然的氣息與情感處理,使我們隨時都忍不住要把他的聲音和貝爾岡奇、卡萊里、畢約林、帕瓦羅蒂等等這些大師相比較。在我后來更熟悉了他的演唱風格的海外生涯中,范競馬這種用生命來歌唱,用聲音來塑造情感、形象的非凡能力,倒讓我常常想起卡拉斯。范競馬的幸運與不幸,也許都在這里——他的歌聲太多內涵、太經得起推敲了,太受這些滿腹經綸的飽學之士的知音賞識了,反而就少了一點平民氣而受累于貴族氣了,此乃題外話。越勝前幾年寫的一篇評述范競馬演唱的文字,重現了多年前那個“今夜無人安睡”的盛況:在美酒、美食的醉意發酵下,當晚由麗達鋼琴伴奏,范競馬從最難唱的巴羅克歌曲——博諾奇尼的《多么幸福能贊美你》起唱,到《卡門》里的大詠嘆調《花之歌》,再到所有人都可以瑯瑯上口的意大利民歌《重歸蘇蓮托》,電影《翠堤春曉》的插曲《當我們年輕時》,以至詠嘆加拿大流浪漢的英語俚歌小調……總之,借著離情和酒興,范競馬用他變化多端的嗓音,把麗達那里有譜子沒譜子、朋友們想得到想不到的古今中外曲子,都給大家痛快唱了個夠。深夜,有人提議要競馬唱中國民歌,越勝點的是陜北民歌《蘭花花》。第一句“青線線呀那個藍線線,藍個英英的彩”,就把所有人震懾住了。范競馬聲音丕變,用的是一種逼狹的尖礪高腔,在美聲的共鳴里揉進了嘶吼,一下子把那種“生下一個蘭花花,實實在在愛死人”的拼死戀情,從牙縫里、唇舌尖間噴吐出來爆發出來,勾魂刀、剜心劍似的閃飛起來!“你要那個死來你早早地死,前晌你死來,后晌我蘭花花走……”好多人那晚都被范競馬的《蘭花花》唱出了盈眶的淚水。多少年過去,時光可以淘洗盡所有往事細節,礁巖一樣立在記憶河岸上的,就是這首永遠的《蘭花花》。

誰也沒有想到,范競馬那晚的小型演唱會,竟然成為“趙越勝沙龍”曲終人散的“天鵝之歌”了。八十年代末的那場風波,很快就把我們的“少年不知愁滋味”席卷而去,朋友們星散四方。趙越勝隨后攜女赴法國探親,轉行從商,寓居巴黎至今已經十多年。他在巴黎遠郊的家曾是我的新婚洞房,他是我的證婚人和主婚人;他一仍那樣愛書愛音樂,愛美食愛朋友,同時仍舊愛精神靈性方面的思考和討論。他的家有專門的范競馬單間,一仍常常有朋友聚會,成為海內外各方聲氣相通的友人們一個包容廣大的海外驛站和港灣。更奇妙的是,我輩的愛樂發燒,也許早退了燒,廢了武功,趙越勝卻始終是愛樂隊伍里永不退燒、更永不退役的一員老員工、老士兵、老頑童。前年夏天,他托造訪的耶魯友人為我帶來一段專門拍攝的錄像,想讓我見識一下他在家里為自己親手打造的音樂間。熒屏上的音樂一響起來就讓我陡然大驚——即便是大打折扣的錄像錄音,都以其音效的清晰層次、豐富的空間質感,令我驚艷不已。他在越洋電話里得意地告我:這是他特意請的設計巴黎巴士底歌劇院的音響專家朋友,為他專門設計、建造的個人音樂欣賞單間,從材料的音響力學原理到器材、機位的配置需求,都絕對是專業一流水平的。——從硬件到軟件,愛樂的發燒“專業”至此,在我的閱歷中,或許只有作家阿城,可以稍稍“望其項背”了。我自己呢,這些年浪跡天涯,雖然愛樂“退了燒”,唯一可以告慰的是,由于命運的眷顧,如今日常工作、生活的耶魯大學校園,有著全美排名最前列的音樂學院和戲劇學院,常常有機會免費或者低費,看到大量世界一流水平的、《紐約時報》藝術版會給予評論關注的演出和“大師觀摩”。——我是音樂學院各種“大師教學班”的常客,以至“常”得在他們的教研室里掛了號,會給我定期發送他們各種大師班的內部訊息。只是,日日身在寶山,“識寶”卻難以“惜緣”——每日每時,不僅僅是音樂,耶魯校園內值得投注心力時間去關注、參與的藝術、文化、學術活動,實在是太多太多了,每每有無以暇及之感,自己則常常為這種“奢侈的遺憾”,不但抱愧,簡直有“暴殄天物”的負罪感了。

二○○二年的十月金秋,我和朋友們專程開了七八個小時車,從美東新英格蘭趕往首都華盛頓,出席肯尼迪藝術中心為范競馬舉辦的獨唱音樂會。華盛頓肯尼迪中心與紐約林肯中心齊名,是西方最頂尖的幾個藝術殿堂之一,專門為一位中國歌唱家舉辦獨唱音樂會,據說是破天荒之舉。他們開始對似乎“名不見經傳”的范競馬的演出上座率不太上心(也許是政治都市的藝術冷感,上座率不足歷來是肯尼迪中心的心病,多少名家大師都曾在這里認栽),中心的停車場好像都沒有全部開放。結果當晚,潮涌而至的聽眾車輛讓工作人員好一通手忙腳亂,以致演唱會必須延時開場。范競馬以一曲亨德爾歌劇《薛西斯》的詠嘆調《綠葉青蔥》開唱,廣板的遼闊弛緩,一如春風拂遍劇場,三層坐得滿登登的珠光寶氣的觀眾席,整個兒震驚了,沸騰了。那晚競馬的狀態極佳,聲音飽滿干凈,華麗而潤澤,配著管弦樂隊的伴奏,把他最拿手的幾個大歌劇詠嘆調——從普契尼的《星光燦爛》、唐尼采蒂的《愛的甘醇》到柴科夫斯基的《連斯基詠嘆調》,連同駕輕就熟的意大利藝術歌曲,唱得自信、松弛,深情而誠懇,唱出了一種自娛娛人的“游于藝”的境界,唱出了滿場的驚呼和沉醉。下半場,一曲《蘭花花》,又是那樣從逼狹中驟起的撕裂高腔,仿佛一支飄著紅纓的梭鏢從遙遠的黃土清空拋來,穿云裂石,直直擲向席上每一位已經被范競馬唱得胸口滾燙的觀眾心口——爬上這道坡,走上這道梁,范競馬和他的《蘭花花》,站到了高高的世界藝術殿堂上,當晚,完全被觀眾一再起立的驚叫歡呼和安哥鼓噪的大潮淹沒了。“手提上那個羊肉,懷里揣著糕,冒上那個性命,我往哥哥家里跑……”在這美國首善之區的最高藝術殿堂,聽著黃土地上那個生死相戀的久遠歌音從遠古飄來,多少往事塵煙被重新喚醒,我的眼角濕潤起來……

草畢于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星期日

于北美耶魯袞雪山房


2015-08-23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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