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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人物】110歲的周有光,一輩子活了別人幾輩子
【周末人物】110歲的周有光,一輩子活了別人幾輩子
騰訊思享會 許荻曄     阅读简体中文版

85歲后告別其他社會身份,周有光開始全職做他的“雜文家”,關心中國前途,思考文明走向。106歲時,他還提出“三分法”總結“人類歷史的演進軌道”。

活了別人幾輩子的周有光

作者 | 許荻曄

周有光110歲了。這個老人一輩子像活了別人的幾輩子:50歲以前他一手教育一手經濟,身為一個幫助共產黨匯款的銀行家,曾經上過“建豐同志”的黑名單;

50歲以后被周恩來欽點參與文字改革,轉型成語言文字學家,是漢語拼音方案的主要研究、制定者之一;

而85歲離開辦公室后,他蝸居9平方米的小書房,卻成了一個心懷天下的“啟蒙思想家”。

在中國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員張森根看來,周有光作為語言學家的成就是了不起的功績,“但我認為周先生第三階段的閃光點不亞于第二階段,甚至還要了不起。”

90多歲時,他說自己“活一天多一天”,百歲之后,他又常常自嘲“上帝太忙了把我忘在這個世界上”。話雖如此,這些多得的時間,他也并未虛度:“感謝上帝,讓我在這個年紀還有一個清晰的頭腦和思考能力。”

他的《百歲新稿》、《朝聞道集》、《拾貝集》分別在100、104、105歲問世,《周有光文集》在他108歲出版,而今年,又有《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和《從世界看中國:周有光晚年文粹》即將面世。武漢大學教授、102歲的劉緒貽說:“他的長壽才值得慶賀!因為他的一生都在做對國家、人民,甚至人類有益的事情,我們希望他至少活到150歲!”

在1月10日,親友為他舉辦生日會上,在錄制的視頻里他仍繼續強調:“要從世界來看中國,不要從中國來看世界。”

辛苦的2014年

周有光端坐在小沙發上,拜訪者一撥接著一撥,9平米的書房擠擠挨挨,站不下的客人等在外間走廊聊天。

這是2015年1月9日,再過4天,是他虛歲110歲的生日。他說自己不做生日,“沒有意義”,但對登門祝壽的客人,他拱手作揖不停:“謝謝謝謝,謝謝你們來看我。”客氣得教人生愧。

去年的這個時候他還在協和醫院住院,2013年12月11日家中也是大量訪客,第二天他便感冒入院,一度病情加重,還曾被下過病危通知。所幸醫生朋友蔣彥永多方延請名醫診治,加上周有光積極配合治療,兩個月后他終于出院。

在周有光外甥女毛曉園看來,舅舅2014這一年“真的過得比較辛苦”:住院時曾被下過幾次病危通知,因為打針,手腳都又青又腫;出院之后,因為胰腺原因,大半年的時間只能進食流質,喝營養液、無油的菜汁和米湯。

但去年秋天開始,周有光身體與食欲都逐漸恢復,“我們問他想吃什么?他說想吃烤鴨。從10月到現在,吃過三次烤鴨,還吃過幾次大閘蟹,還有我們做的蔥油海參,他也特別愛吃。所以他現在臉色也紅潤起來了,身體也胖起來了,特別神奇的是他的頭上長了好多黑頭發出來,所有人都覺得這是返老還童,沒有人不驚嘆110歲老人生命力的頑強。”毛曉園說。

在接受專訪時,周有光說自己除了耳朵不好,“我的健康狀況是非常好的”。自己仍每天讀書看報,只是目前苦于手疾,等恢復之后,“我還能寫。”

什么都想得開,就是妻子的去世想不開

周有光的書房朝北,靠窗擺一張書桌。他日常起居的小沙發靠著東墻、挨著書桌,對面是頂天立地的書柜。

這樣他每天坐在那里,對著的不僅是書,還有夫人張允和的照片。

周有光和沈從文是連襟,葉圣陶言下不勝艷羨的“九如巷張家的四個才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或許正是他們的寫照。


▲周有光夫婦和“連襟”沈從文夫婦(左起:張允和、周有光、沈從文、張兆和)。

在《逝年如水》中,周有光回憶了他與張允和的相識相戀。周有光的妹妹周俊與張允和在蘇州樂益女中同學并成為好友。當時周家已中落,而張家富庶,張允和的父親張冀牗即樂益女中的創辦人。“可是這位張小姐,她家里條件那么好,她一點都沒有覺得你們家窮,你們家條件不好就不來,她交朋友完全不按貧富來考慮。”而開明的張家在兩人結婚時,不僅沒有問周家要彩禮,反而給了新婚夫婦2000銀元的彩禮,供二人出國留學所用。

周有光與張允和本育有一子一女,但在抗戰避居后方期間,6歲的女兒小禾因盲腸炎于重慶去世,而不久,兒子小平在成都玩耍時被流彈襲中,所幸活了下來。他那時本以為已是人生最艱難的時刻。

抗戰勝利后,周有光被新華銀行派駐美國工作。解放后,全家從英國取道香港輾轉回國。張允和最初進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結果在“三反五反”中被打為“大老虎”。毫無革命經驗的她重病一場,從此就沒有再出外工作,“否則以她脆弱的性格,她是受不了以后的運動的。”

“文革”期間,周有光被下放寧夏,兒子兒媳則被下放湖北,張允和在京照顧小孫女,一家五口過著三地分居的生活。1984年,周有光分配到目前的住房,盡管四間屋子不過五十平方米,但他一直很知足,“心寬室自大”。

書房里目前的沙發位置,曾經是一張茶幾兩把椅子,周有光與張允和每日對坐,咖啡紅茶舉杯齊眉,小輩們笑他倆兩老無猜。2002年張允和去世后,周有光固執地不再使用臥室,將幾椅換成沙發,每日在書房蜷腿而臥。保姆介紹,因為天冷,爺爺有時也睡在南向電視間的沙發床,而沙發床對面的五斗櫥上,放大的張允和照片擺成一排。


▲1977年夏,周有光、張允和夫婦在北京景山前街。

110歲的周有光仍是個整潔干凈的老頭,白襯衫,灰毛衣,外面套一件毛背心,兜里備一塊白手絹,不時拿出來擦一下眼睛。50歲以前他從事金融業,駐美期間他曾面見愛因斯坦,因為當時未作記錄,他已不記得兩人聊了什么,獨記得大學者衣著很隨意,遠不及身為銀行家的自己穿得講究。

但1969年冬天他下放寧夏五七干校,勞動了兩年零四個月,直到林彪死后才回京。褲子穿破了,自己用橡皮膠布貼上,回京后家人看了哈哈大笑。有次開會被聶紺弩看到,贈詩曰:“人譏后補無完褲,此示先生少俗情。”

這像是他性格的寫照,能享樂,能吃苦,而不論在哪種狀態中,他都沒有停止思考。“文革”期間被關牛棚,學習《毛主席語錄》,他覺得“倒的確使我開了眼界了,讓我知道了很多外面不知道的毛主席的講話”。

下放五七干校時不準帶書,他帶了一本《新華字典》,空閑時作字形分析,回到北京后編成了《漢語聲旁讀音便查》。生計固然艱苦,他卻也能發現益處:高強度勞動令他百治不愈的失眠癥痊愈了,再也不需要吃安眠藥。

65歲的周有光也需要下地干活,他認為其中最難的是挑秧:挑著秧苗在又滑又窄的田埂上走,但他也總結了一套經驗:“走得太快不行,否則沒有踩穩,人要跌倒的,那就滿身都是泥漿了,而且還會被罵。走得太慢了也不行,太慢你的腳就粘住了。所以要速度要掌握好,要一腳踩穩趕快往前邁,這樣維持身體的平衡,不會跌倒。我呀,居然沒有一次跌在田里。這件事情呵,我到現在還覺得對自己非常滿意。”

冬天他負責搬運、儲存白菜。白菜在寧夏“水土不服”,很容易凍壞。于是但凡晴天,周有光就得把白菜搬出來翻檢,遵照指示挑出壞的送進廚房。“從開頭到吃完,全吃的是壞的白菜,這便使我明白了一個原理,這個叫做‘白菜原理’。好的不吃,吃壞的。不壞不吃,壞光吃光。這個原理可以運用到許多社會科學上去。”

以他的豁達智慧,唯獨一度想不開的,便是妻子張允和的去世,“我不知所措,終日苦思,什么事情也懶得動。我們結婚70年,從沒想過會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個。突如其來的打擊,使我一時透不過氣來。我在紙上寫:昔日戲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來。那是唐朝詩人元稹的詩,現在真的都來了。”

半年之后,周有光漸漸走了出來,“一位哲學家說過,個體的死亡是群體發展的必然條件。人如果都不死,人類就不能進化。多么殘酷的進化論!但是,我只有服從自然規律! 所以,我接受了這一切,不管有多殘酷。對人生,對世界,既要從光明處看到黑暗,也要從黑暗處看到光明。”而他的選擇,是將妻子的遺作整理、編輯、出版,作為自己的紀念。

趨利避害的生存哲學

在周有光弟子、北大中文系教授蘇培成看來,如果要總結周有光的生存哲學,恐怕就是趨利避害四字。

1949年周有光回國,蘇培成分析,“他有很多的海外關系,為什么很少進行聯系?他觀察國內環境,覺得已經不適合做過多的聯系。文化大革命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要查他有沒有里通外合,一查他跟海外沒有聯系,帽子就扣不上,我覺得這是很高明的處世哲學。”


▲1947年,周有光在紐約住處。

而1950年代周有光放棄了人民銀行的工作,專職担任大學經濟教授,而后更是轉向語言學。在蘇培成看來,這固然有政治任務的安排,同時也是周有光已經感覺到“他學的經濟學在新中國已經沒有前途了,搞計劃經濟學的那套沒有用了”。

在周有光研究漢語拼音方案時,除了他所提倡的拉丁字母化,還有一派提倡民族形式方案。“毛主席曾說過要用漢字筆畫式的字母,用筆畫簡單漢字,做了4年試驗不成功。他問周先生,你對這問題怎么看?周先生不說話。這是很高的處理辦法,他不能說我不贊同,只能沉默。而之前他已經寫了《字母的故事》,拿到中央向大家介紹拉丁字母的地位。漢語拼音方案制定好之后,他期望國際標準化組織承認漢語拼音是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他參與會議,用精深的專業知識發言,1982年2月,國際標準化組織通過國際投票承認了漢語拼音是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使漢語拼音走向世界,這也是周老的貢獻。”蘇培成說。

在《逝年如水》中,周有光回憶自己1920年代在大學任教,月薪達160塊,而當時上海到蘇州的火車票不過2毛錢。他甚至跟校長強調,不要再給他加工資了。在蘇培成看來,周有光有些觀念也并非90歲才開始想起,而是久以有之,“但他過去不說。為什么不說?環境不允許。人生有順境有逆境,逆境怎么辦?人們要改造環境,但有很多情況你改造不了,那怎么辦?逆來順受。但是周老有一個達觀的態度,就是認為社會總是要發展的,可以留待將來。這個態度是他長壽處事給我們留下寶貴的東西。”

所以85歲后告別其他社會身份,周有光開始全職做他的“雜文家”,關心中國前途,思考文明走向。106歲時,他還提出“三分法”總結“人類歷史的演進軌道”:“文化從神學思維到玄學思維到科學思維;經濟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到資訊化;政治從神權統治到君權統治(專制)到民權統治(民主)”,認為“世界各國都在這同一條歷史跑道上競走,中國不是例外。審視中國在這條跑道上已經達到什么程度,是每一個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

本文選自澎湃新聞,轉載請注明來源


2015-08-23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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