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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你,作為詩人的沈從文   鳳凰詩刊•詩論
我喜歡你,作為詩人的沈從文 鳳凰詩刊•詩論
鳳凰讀書 沈從文     阅读简体中文版

沈從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嚴格地說,沈從文算不上詩人。雖然他在年輕時代寫過詩,且他的部分詩作也被陳夢家收入《新月詩選》,但與他在小說、散文和文學批評方面的成就與地位相比,“詩人”沈從文似乎還是要略遜一籌。換句話說,在文學史上,作為詩人的沈從文似乎遠不及作為小說家和批評家的沈從文重要。


這種情況其實在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上并不罕見。比如魯迅、周作人、朱自清、鄭振鐸、馮雪峰、梁宗岱等等,他們都曾因各種原因,或在詩壇邊上“打打邊鼓”、“湊些熱鬧”①,或是自由出入于詩歌與其他文體的寫作之間。他們不以“詩人”之名傳世,也只留下為數不多的詩作,但他們與新詩發展之間的關系卻值得探究。他們的寫作、批評甚或輟筆本身,往往都與其詩歌觀念、批評標準,以及對于詩歌文體自身的獨特認識有關。因此,考察他們的詩歌觀念與詩歌批評,或許能為當下的詩歌研究帶來一定的拓展與啟發。——張潔宇《作為詩人的沈從文》


我喜歡你


你的聰明像一只鹿,

你的別的許多德性又像一匹羊,

我愿意來同羊溫存,

又耽心鹿因此受了虛驚,

故在你面前只得學成如此沉默;

(幾乎近于抑郁了的沉默!)

你怎么能知?


我貧乏到一切:

我不有美麗的毛羽,

并那用言語來裝飾他熱情的本能亦無!

臉上不會像別人能掛上點殷勤,

嘴角也不會怎樣來常深著微笑,

眼睛又是那樣笨——

追不上你意思所在。


別人對我無意中念到你的名字,

我心就抖戰,

身就沁汗!

并不當到別人,

只在那有星子的夜里,

我才敢低低的喊叫你底名字。

二月于北京


(1926年3月,晨報副刊,署名小兵)



殘冬


橫巷的這頭,

橫巷的那頭,

徒弟們的手指解了凍,

小鋪子里揚出之面杖聲已不像昨日般生澀了。


朋友們中人討論到夾衫料子,

大路上的行人,已不復肩縮如驚后之刺豬,

街頭屋角,留著既污之余雪。


電線上掛了些小小無所歸的風箏,

孩子的心又掛在風箏上面。


輕薄的楊柳,

做著新夢——

夢到又穿起一身淡黃裙裳,嫁與東風!

——十五年元日


(1926年3月,晨報副刊,署名小兵)



春月


雖不如秋來皎潔,

但朦朧憧憬:

又另有一種

凄涼意味。


有軟軟東風,

飄裙拂鬢;

春寒似猶堪怯!


何處濟亮笛聲,

若訴煩冤,

跑來庭院?


嗅著淡淡荼蘼,

人如在,

黯澹煙靄里。


(1925年5月,晨報副刊,署名休蕓蕓)



薄暮


一塊綢子,灰灰的天!

點了小的“亮圓”;——

白紙樣剪成的“亮圓!”

我們據了土堆,

頭上草蟲亂飛。


平林漠漠,前村模樣!

煙霧平平浮漾!——

長帛樣振蕩的浮漾!

不見一盞小燈,遙聞喚雞聲音。

注:“亮圓”苗語月


——在北京西山

(1926年6月,晨報副刊,暑名茹。)



螢火


雨休息了,謝謝它:

今夜不再攪碎我的幽夢。

我需要一個像昨夜那么閃著青光的螢蟲進來,

好讓它滿房亂飛,

把柔軟的青色光炬,

照到頂棚,照到墻上。


在寂寞里,它能給人帶進來的安慰,

比它翅子還大,比它尾部光炬還多。

它自己想是不知道什么寂寞的吧,

靜夜里,幽靈似的,

每每還獨自在我們的廊檐下徘徊!


能得著小孩子的愛,

能得著大人們的憐,

能得著懷有秋意的感傷者同情,

它是有福了。


怎么這樣值得愛憐的小東西還須受人幽囚呢?

想起市場貨攤上那些小小鐵絲籠,

使我為它命運而悲傷。

原來,從憎惡里,

你可以取到自由:

人若愛你,他就愿意你進他造就的囚籠里去!


(初次發表于《鴨子》集中)


沈從文的詩歌創作
北 塔


沈從文生前沒有出版過專門的詩集,但他于1926年出版的第一本作品集《鴨子》里卻有4首詩,即《春月》《我喜歡你》《殘冬》和《薄暮》。筆者上大學期間曾翻閱陳夢家主編的《新月詩選》,記得書中收了由徐志摩、聞一多和卞之琳領銜的“新月18家”,其中就有沈從文。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沈以小說成名后,由于文品與人品俱佳,積累了豐富的人脈資源,他還利用自己當編輯的便利和權力,不以詩歌為主業的他,卻在《京報·國語周刊》《晨報·詩鐫》《小說月報》《新月》《水星》《現代評論》和《大公報·文藝副刊》等報刊上發表了大量詩作,其中大部分編輯權都掌握在新月派的手里。不過,沈寫詩并非從“新月”開始。據他自己說,寫詩是他的“老本事”,十多歲時就曾練過,還被稱為才子(1962年1月28日復張兆和函)。遺憾的是,他早年練筆時代的“才子”之作沒有留下來。


如果說解放前沈從文發表詩作太容易的話,那么解放后就變得難乎其難。從1962年開始,沈的詩歌創作進入隱性寫作狀態,自己時不時在寫,總量不少,但沒處發表。在總篇幅達470頁的《沈從文全集》之15“詩歌卷”中,生前沒有發表過的約有200頁,占40%多。他的詩歌創作大略可分3類。1.“土話”詩。2.白話詩。3.舊體詩。


一個現代中國作家的寫作資源有三類:古典、西方與民間。沈從文沒有家學淵源,也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他可用的古典資源很有限。1920年代中國的外語和西學教育水平還很低,一個作家如果缺乏出國經歷,則無法用西方資源。沈自稱“委實沒聽過什么夜鶯”,而“夜鶯”正是西方詩歌的象征。對于剛剛出道的沈這樣一位“鄉下人”來說,只剩下一種資源可用,即民間文化資源,他曾用“麻雀”、“蟈蟈”和“鴨子”等民間動物作為其象征。他很善于用民間資源,也正是民間資源成就了他。


沈之所以大用特用民間文化資源,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他的家鄉條件所造成,另一方面還有一個重要契機,那就是他到北京來學習時正好趕上北京學術界方興未艾的歌謠搜集運動。而早在1918年春,北大就成立了歌謠征集處,發布了一則詳細的聲明,動員全校的教授、職員和學生參與搜集活動。北大的這一活動固然影響到他的小說創作,對他初期詩歌創作的影響更直接、更致命。歌謠運動中最積極、最成功的實踐者是劉半農和顧頡剛。1919年8月,劉半農在由其家鄉江陰北上的途中,向船夫采得20首吳語情歌,回北京后,馬上編為《江陰船歌》。劉還模仿這些民謠,創作了一批民謠體詩歌。沈正是借鑒劉半農他們的做法,一邊搜集民謠,一邊開始他的詩歌創作。他搜集的是家鄉“鎮竿”(今湖南鳳凰縣)的歌謠,他稱之為“鎮竿”土話,并解釋說,那是“苗民雜處幾同化外之湘邊鎮竿地方土話也”。沈共搜集了兩組“竿人謠曲”,前一組是“單歌”,共42首,分兩期發表于1926年12月27日和29日的《晨報副刊》。后一組是“對唱”,共8首,發表于1927年8月的《晨報副刊》。對應于前者,沈創作了《鄉間的夏》《鎮竿的歌》《初戀》和《還原——擬楚辭之一》;對應于后者,他創作了《春》。


沈早年創作的民歌是自身條件局限和受到謠曲風潮影響的產物,是他自己的一種新嘗試(他說是整個詩壇的新嘗試,則掩蓋了劉半農等人更早的努力)。從文本上來說,在1920年代的語境里,那些擬民歌可以看做詩歌的試驗品,但不是詩,更不能說是成功的詩。因為,民謠取決于兩個條件,一是方言,二是樂曲。方言離不開當地的環境,樂曲則必須讓人唱出來。沈在北京用他湖南老家的方言寫作民謠,既離開了方言的環境,又缺乏樂曲的支撐,當然要失敗。至于“擬楚辭”云云,恐怕是源于沈的另一層誤解。“楚辭”是屈原運用楚地(今兩湖一帶)的文學樣式、方言聲韻創造的一種詩體,已經高度文人化了,已經遠遠不是民謠。沈的“擬楚辭”與民謠也隔了兩層。問題是,沈還死死地想要留住那種話語方式、那種調子,最終顯現出來的必然是兩頭沒有著落的狀態。盡管他剛剛寫完時,曾興致勃勃地自詡說,那些擬民歌“新鮮、俏皮、真實”;這三個特征表面上是實現了,但并不能保證作品的豐富內涵,況且,用白話或文言也能寫出這三個特征。也許是沈自己也覺得這種模仿民謠腔的寫作沒有前途,甚至無趣,很快便放棄了。


但他寫詩的沖動卻無法抑制。他開始向周遭學習。當時,占領北京詩壇的是新月派。而沈與新月諸人的關系相當密切,這層關系使他的詩歌創作走上了正軌,迎來了第一個高潮,具體時間大概是在1925-1928年。這類詩盡管比較多地模仿了徐志摩和朱湘等人,如《春月》和《其人其夜》因其強烈的音樂性追求,可以放在朱湘的詩集里;當然,這也可以看做是沈本人的民歌傾向的一種轉換。民歌資源的另一個內在影響是愛情詩的多產,因為絕大部分民歌都是情歌。沈本人也是情感型的作家,他的文字主要靠情感取勝。另外,這時期他正值欲望濃烈、追逐愛情的年齡,所以頗寫了些愛情詩,有的寫得很巧妙、深情款款,如《我喜歡你》云:你的聰明像一只鹿,/你的別的許多德性又像一匹羊:/我愿意同羊溫存,/又担心鹿因此受了虛驚:/故在你面前只得學成如此沉默。


有的赤誠而肉感,又不乏奇思妙想、奇譬妙喻,絕類“香艷體”,如《頌》云:說是總有那么一天/你的身體成了我極熟的地方/那轉彎抹角,那小阜平岡/一草一木我全知道清清楚楚/雖在黑暗里我也不至于迷途。


沈從文另一類寫得讓人叫好的詩是具有雜文風格的諷喻之作,以《到墳墓的路》和《余燼》這兩組為代表,往往能以寥寥數行活畫出一個形象的丑陋或一種現象的荒謬,充分顯示了他的諷刺才能。如《藝術》云:無恥的蕩婦,/臀部圓弧的波動,/把詩人眼睛吸住了,/于是,/詩人就夢囈似的唱起歌來。


沈從文小說的語言風格具有“幻異”或“靈幻”的抒情色彩,這是他相當自豪的才能。這種才能在他的詩歌創作中,尤其是在組詩和長詩中,如《第二樂章——第三樂章》和《從貝多芬樂曲所得》等,也有優異的表現。他的小說才能,在敘述和描寫方面,在詩歌中也用得相當普遍。有些地方顯得太普遍了,以至于有違簡練的詩歌美學原則的嫌疑。


文學家沈從文到歷史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后成了文物專家。要研究文物,必然要多讀古書。可能就是因此,沈創作舊體詩的興趣突如其來,而水平則突飛猛進。


沈的舊體詩創作肇端于1961年冬,大致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突出的是政治,屬于集體創作。時間是從1961年冬至1962年春,即在江西采風時期的4個月。因為是官方組織的采風之作,有過于重政治之嫌,“缺少文筆固有的幻異抒情特征”,基本上是歌德派的內容和風格。此一階段有20首左右。


第二個階段突出的是自然,屬于個人創作。時間是從1962年夏到1963年10月。他自己前往青島休養,前往廣東和廣西游覽,移情于大自然,優游于風景。共有17首左右。


第三個階段突出的是政治,但屬于個人創作。時間是從1968年至1970年夏,即在牛棚期間和“五七”干校的初期,這是沈一生中最苦難的時期,但他詩中沒有憤懣和怨恨,有的是革命熱情和自得其樂。約有25首。


第四個階段突出的是文化,屬個人創作。時間是從1970年秋至1975年,即在“五七”干校后期。他用詩表現中國的歷史文化(是否在模仿杜甫,要做當代“詩史”?)當然,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文化是政治文化,沈也不例外,他的文化史觀嚴重依附于毛澤東和郭沫若。如,他曾參與批孔。有17首左右。


沈對自己的舊體詩創作一開始非常自信,甚至自信到有點固執。他一方面批評別人,說“看人到處題詩,都極俗氣的堆名詞,情、理、境三不高,還到處寫到處送人、發表”;另一方面,把自己的作品捧得很高,如他說他的《廬山含鄱口望鄱亭》“也寫得極好”(1962年1月28日致張兆和函)。“極”字是否意味著這首詩可以與《唐詩三百首》媲美?“也”字暗示著他的其他詩也是“極好”。有人(如他的夫人張兆和)“奉承”他,說他“確有些老杜風”(1962年1月12日沈從文致張兆和),他特別受用。其實,他的詩歌淵源走的是漢魏五言詩、陶淵明和白居易這條線。無論從精神內涵還是修辭技巧而言,都離老杜甚遠,當然這并不影響沈在詩歌抱負上追慕老杜。老杜號稱“詩史”,他呢,越寫抱負越高遠,企圖寫“中國文化史詩”。然而,他的“史詩”在某種程度上說只是以詩證史——以詩歌的形式羅列史實。


(本文選自作家網)


2015-08-23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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