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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激變
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激變
東方歷史評論 楊奎松     阅读简体中文版

撰文:楊奎松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當今世界上的國家五花八門,許多古老民族裂變成為不同的國家,許多文化信仰及歷史差異很大的族群卻又結成為同一個國家。這里面的原因很明顯,因為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所生成的國家不同于古代國家的一個重要關鍵,就在于它們大都受到歐洲啟蒙思想的影響,并且是以自由、平等和權利觀念為依托的。而歐洲啟蒙思想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人是目的”,國家只是為了人的自由和幸福而存在。


辛亥革命后的中國依舊處在一個重新建國的過程中。一方面,革命、動亂、分裂和戰爭此起彼伏;一方面,具有新興資本主義性質的新型市民社會開始產生,國人權利意識和國家意識同時生長,不可避免會帶來社會震蕩。最典型的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之旅,與“五四”愛國運動的激情碰撞。社會上兩股思潮,一個主張人權至上,一個宣揚國權至上,兩種觀念明顯地打起架來了。相信古老中國必須要像西方一樣經歷一場思想啟蒙才有出路的李澤厚先生,即不無遺憾地對后來的結果表示惋惜。用他的話來說:“救亡壓倒了啟蒙”,應走的路沒有走成。


但考諸史實,“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作用并沒有隨著“五四”愛國運動的驟起就失去了其影響力。恰恰相反,對列強欺凌的不滿,反而把部分中國思想輿論界和青年學生進一步推向了一種更激進的非民族主義、非國家主義的理想訴求。只要檢索一下1919年初至1922年初的兩三年中全國200多種主要報紙雜志和學生刊物,就可以很清楚地發現,緊隨新文化運動而來的,并不是新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抑或愛國主義的思想高揚,反而是新一波批判資本主義、主張社會主義,乃至鼓吹無政府互助主義的思想傳播熱潮的到來。對于相當多的有知識的國人而言,新文化運動所鼓吹的普遍人權、自由、平等的觀念,已經開始衍生出超國家、超民族的更激進的版本——“四海之內皆兄弟”。


當然,由于依舊生長在傳統社會里的國人在不長的時間里受到了各種新思想的沖擊,人們頭腦中不免塞滿了各色各樣的東西。他們對現實問題的言論主張,亦不免會表現得東顧西盼,甚至常常會在轉瞬之間便“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要了解當年人們思想活躍多變的情況,我們不妨拿當時剛過了35歲的毛澤東的思想激變來做一番考察。


1919年7月14日,像當時各地許多亢奮的青年學子一樣,在長沙的毛澤東也創辦了一份雜志,叫《湘江評論》。他在創刊宣言中一上來就公開表示贊同“世界革命”和“人類解放”,聲稱:“自‘世界革命’的呼聲大倡,‘人類解放’的運動猛進……這種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軟化。”各種改革,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打倒強權。惟打倒的方法,則必須是溫和的。因為,“(一)我們承認強權者都是人,都是我們的同類。濫用強權,是他們不自覺的誤謬與不幸,是舊社會舊思想傳染他們遺害他們。(二)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仍然得到強權。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無效力。”所以,我們“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為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面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不主張起大擾亂,行那沒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


如何實現大聯合并推動忠告運動、呼聲革命呢?毛澤東緊接著連載了一篇題為《民眾的大聯合》的長文,詳細闡述自己的主張。他說,改造的方法非民眾大聯合不可。但“大聯合必從小聯合入手”,各行各業先行各自組織起來,時機一到,攜手同歸,即可“一齊化成了抵抗貴族和資本家的健將”。他不忘提醒讀者,一方面要相信民眾大聯合的奇幻效用,如“俄羅斯的貔貅十萬,忽然將鷲旗易了紅旗”;一方面要明白,學俄國不要學馬克思一派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去同強權者“拼命的倒担”;應該要學無政府主義首領克魯泡特金,講助人而不害人。貴族、資本家只要回心向善,就不必殺他。他認為:“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遠。他們要聯合地球做一國,聯合人類做一家,和樂親善……共臻盛世。”


這個時候的毛澤東,明顯是力主溫和改良的胡適的熱心追隨者,常向胡適求教。胡適提倡社會改造要從一點一滴做起,因此要多研究問題,少談論主義,毛很快響應,并在長沙組織了“問題研究會”。他擬就的研究章程,一下子就羅列了70多個需要研究的重要問題。他也確實相信,那么多的國際問題、國內問題,尤其是眾多涉及婚姻制度、家庭制度、國家制度等應否廢棄,聯邦制應否施行的大問題,不去潛心研究,就想要改造中國與世界,怕只能如盲人摸象,不知如何做起。


1936年,毛澤東在陜北告訴美國記者斯諾說,這個時候的他頭腦中還只是一個大雜燴,“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紀民主主義’、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并傾向于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他沒有提到的是,受過30年傳統文化的熏陶,他這時固然已經開始傾向于“四海同胞主義”,情感中卻還多少抱有某種民族主義的情愫。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的最后,他曾寫下這樣一段自視為“怪話”的話,稱:“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我敢說一句怪話”,這透露出毛澤東也多少意識到,這樣一種表述和他景仰的西方的種種主義,特別是他再三提到的克魯泡特金“更廣、更深遠”的主張,多少有那么一點不合調。也正因為如此,半年多之后,他就不再相信自己所說的那個大中華的好處了。


1919年12月,毛澤東積極投身到湖南各界驅逐都督張敬堯的請愿活動中,也因此開始意識到,在中國現狀下,湖南問題不可能得到切實的解決。他寫信給曾在長沙一師做過他老師的黎錦熙說:湖南的問題除非將來局勢改變,湖南變成美國的一州或德國的一邦,有獨立的創設權,否則就只有等待中國問題之“根本解決”時才有解決的可能。現在“這樣支支節節的向老虎口里討碎肉”,是解決不了多少問題的。


半年后,張敬堯終于被逼離了湖南。毛澤東改造湖南的政治主張也基本成型,因而當即發表文章,提出“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并聲言,“不論是湖南人或非湖南人,凡是立意妨害湖南全體人民自決的,自然都是湖南的仇敵。”


湖南為什么非實行自決不可?毛隨即在上海《申報》發表長文解釋說:第一,“中國四千年來之政治,皆空架子、大規模、大辦法。結果外強中干、上實下虛,上冠冕堂皇,下無聊腐敗。”第二,“民國成立以來,名士偉人大鬧其憲法國會、總統制、內閣制,結果只有愈鬧愈糟。何者?建層樓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樓已倒矣。”“以現狀觀察,中國二十年內無望民治之總建設。”故救湖南,惟湖南人耳。“非湖南人和在湖南地域無正當職業之人,不得與聞湖南事。”如“湖南自決自治”,能“自處如一百年前北美諸州中之一州,自辦教育、自興產業、自筑鐵路、汽車路,充分發揮湖南人民之精神”,必可“造一種湖南文明于湖南領域以內”。


提出湖南自決,自不免會引發要不要獨立建國的討論。9月3日,毛澤東撰長文承認他相信應該“反對‘大中華民國’,主張‘湖南共和國’”。其理由是:中國“號稱共和民國,沒有幾個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國民,四萬萬人至少有三萬萬九千萬不曉得寫信看報,全國沒有一條自主的鐵路,不能辦郵政,不能駕‘洋船’,不能經理食鹽。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廣東、福建、浙江、湖北一類的省,通變成被征服省,屢踐他人的馬蹄,受害無極。這些果都是誰之罪呢?我敢說,是帝國之罪,是大國之罪,是‘在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一種謬論的罪。”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后,“現在我們知道,世界的大國多半瓦解了。”并且,“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時)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他明確宣稱:中國“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為了推動湖南人覺悟,自決并建國,毛澤東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先后發表了十幾篇文章,大談湖南及湖南人種種優越卻受大中國之累不能發展發達之苦。在他看來,現今之國家,本為人民而存在,但能有益于一地之人民,當地之人民自有自治自決之理由。故要不要單獨立國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建設一個“湖南人所欲的湖南”。


20世紀20年代前后將近十年左右的時間里,不僅湖南,全國眾多省份都掀起過要求自治甚或自決的政治風潮,史稱“聯省自治”運動。但有此主張者多半并未走到要求獨立建國的程度上去,也因此,此一運動終未能改變當時南北兩個中央政權主導下的統一國家的政治大勢。毛雖再三撰文,公開聲言“反對統一”,但響應者寥寥。具體到湖南省,圍繞著誰來主導自治或自決,以及人民應享何種權利等問題,他們一派青年的意見,也不可避免地與主政的軍政強人及中上層士紳的意志捍格沖突。進入11月下旬,毛澤東已經漸漸看出自己的主張和努力,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11月25日,毛澤東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承認自己的努力已告失敗。在他看來,“湖南人腦筋不清晰,無理想,無遠計,幾個月來,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因此,他忿忿地表示說:今后“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了。


五天后,毛澤東就認定了他的新主張。他寫長信給留法的湖南新民學會的會友們,宣布自己將徹底摒棄愛國主義,轉向主張“世界主義”的社會主義。他寫道:我們的會務進行方針是“改造中國與世界”。他斷言:“這種世界主義,就是四海同胞主義,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別人好的主義,也就是所謂社會主義。凡是社會主義,都是國際的,都是不應該帶有愛國的色彩的。”據此,他主張放眼世界,以助人解放為業,稱:“我以為固應該有人在中國做事,更應該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幫助俄國完成他的社會革命;幫助朝鮮獨立;幫助南洋獨立;幫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決,都是很要緊的。”


從毛澤東這一段思想激變的過程不難看出,“五四”時代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事實上許多并沒有因思想啟蒙運動的中斷就轉向了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迅猛興起的大背景下,他們中,乃至在部分教授學者中,不少人甚至對救亡也開始抱有與一般民族主義者完全不同的看法。中國共產黨這時的誕生,很大程度就與這樣一種歷史背景有密切的關系。


2015-08-23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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