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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前偉:近代東亞國際體系轉型與當前各國領土主權爭端
韓前偉:近代東亞國際體系轉型與當前各國領土主權爭端
燕南園愛思想 韓前偉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一:問題的源起— 一種宏觀的視角

(一):東亞社會的復雜多樣性

“東亞地區像一塊絢麗多彩又令人迷惑的馬賽克。” 美國權威東亞問題學者斯卡拉皮諾(Robert.A.Scalpino)如是說。他還評論道:“世界上很少有別的地區能比這一地區更鮮明地說明在千差萬別之中求得一致所會遇到的各種問題。各個種族的代表性的特點、文化類型、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紛繁雜陳,其種類之多、范圍之廣,幾乎囊括人類所見識過的全部類型”。誠如其言,東亞社會具有多面性,客觀的說,在該社會的任一領域中,都存在著事物的“兩極張力”。經濟上,東亞既有“亞洲四小龍”創造的“經濟奇跡”和中國、日本這樣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經濟體。但同時也存在著令世人震驚的“朝鮮饑餓”。從文明看,在費正清(John.King.Fairbank)“沖擊-反應”模式的解讀下,社會發展長期處于“停滯”狀態的東亞世界,正是在來自西方的“沖擊”下,才以一種近乎尷尬的方式獲得了自身社會進化的新動力。盡管東亞各國,對西方“沖擊”的具體反應不盡相同。但其總體趨勢是一致的,即力促本國社會的“西化”即所謂的“現代化”。但被譽為“日本通”的美前駐日大使賴肖爾(Reischauer)在其名著《日本人》里卻如此寫道:“當代日本人,顯然已經不再是德川時代他們祖先那樣意義上的孔孟之徒;但是他們身上依然浸透著儒教的價值觀和倫理觀。儒教或許比任何其它傳統哲學或宗教對他們的影響都大。”最后賴氏說:“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幾乎一億日本人都是孔孟之徒。”這都表明具有東方特性的傳統儒教文明,仍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方式,頑強的保留在東亞社會中。而東亞政治的特殊性在“冷戰”結束后進一步凸顯。目前,東亞是全球共產黨國家最集中的地區。同時,東亞也擁有像韓國、日本這樣從“威權”、“軍國”體制成功實現“民主化”轉型的國家。此外,在“朝鮮問題”、“臺灣問題”上,我們仍能感受到“冷戰”的遺留影響。總起看,由“傳統”而“現代”(“西化”),東亞在世界上是較為“成功”的地區。以上所述,都一再展示了東亞社會的復雜多樣性。

(二)“執拗的低音”—思想與物質的雙重層面

作為世界“熱點”地區,東亞各國間沖突、摩擦不斷,雖千頭萬緒,若仔細分析,尚可總其大綱。東亞問題癥結有三:一,近代以來的歷史恩怨;二,當前大國間的博弈、較量;三,現實的領土主權爭端。有關領土主權的爭端,事關各國利益的維護、政府的穩定,因而是最為現實和直接的問題。一方面,這類爭端易服從于當下各國間的外交博弈,因而恐有失遠見或致掩蓋某些歷史真實;但同時,它又因易受歷史問題的糾纏、民族情緒的刺激,以致理性喪失、決策偏頗。故而,“領土主權”爭端就顯得更為棘手、復雜。

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von.Ranke)在其成名作《拉丁和條頓民族史》一書的序言里聲稱:“有人以為史學的任務是要評論過去,為了將來的利益而訓示現在。對于這樣崇高的任務,本書是不敢企望的。它的目的僅僅在于說明事實發生的真相而已。”蘭克對歷史功用的認識,筆者雖不敢茍同,但卻極贊同其歷史應求真的說法。史學的態度本是客觀求真的,史學的方法是“過程分析”的方法。筆者正是希望以客觀求真的態度,在分析問題時盡量做到些“超越”。也試圖通過“過程”分析,能基本理清問題產生的來龍去脈,進而能較為全面地認識和把握相關問題。

“歷史”的形成有賴于人類的“記憶”,但人類的悲劇在于“記憶的當下性取向”。記憶那些與“當下”具有某類“敘述性”聯系的短近歷史。而選擇性的遺忘那些構成歷史潛流的結構性因素。

馬克思取笑他的那些哲學同行們忙于“解釋世界”,而同時暗示自己抓住了這門深奧學問的根本—“改造世界”。誠然,“改造世界”是哲學的根本任務,但其前提卻必須是“解釋世界”。以何種眼光看待世界,便會以相應的態度、行為去對待世界!回訪近代東亞史,我們東亞人集體性的“向西看齊”。在此過程中,東亞人經歷了一次全體性的“脫胎換骨”。在西方“堅船利炮”的威逼下,我們被動或自愿的接受了西方提供的一整套價值體系與“認識工具”。于是,在國內、國際政治等問題上,我們逐漸萌生出一系列區別于傳統觀念的新認識。于是,題目中“近代東亞國際體系轉型”的思想動力,便如此產生了。與此相伴的,尚有各東亞外力量的參與和東亞各主要政治組織間的利益博弈。所以,近代以來的東亞國際體系既是“被塑造”的,也是“內生”的。

以近代東亞國際體系的轉型觀之,我們大致經歷了從傳統的“天下秩序”向現代的“主權民族國家體系”的轉向。而在轉向過程中,我們所需要的,無論是思想層面上的價值觀念、認識工具,亦或是與現實厲害關聯甚密的政策手段、調節機制、運行制度等等,都毫無例外的基本采用了西方的“現成品”。表面看來,采用西方模式,是無奈之舉。因為,支撐“主權民族國家體系”的種種“建材”,嚴格地說,是傳統東亞社會所不具備的。因無而借用,但深思一層,何以東亞沒有?循此思路,若以“全球史觀”--“月球的視角”考察之,則問題便“逆轉”成“為什么是歐洲”。客觀地講,不獨是“主權民族國家體系”,可以說,一切被貼有所謂的、狹義的“現代性”標簽的事物,幾乎都是西方的“發明”。在16世紀以后的歷史進程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除西歐之外還有哪個人類社會,可以“內生”出此類狹義層面上的“現代性”事物。所以,這更深一層的癥結便是,近代東亞的轉向--“現代性”的“主權民族國家體系”及其它相關事物,是西歐而不是東亞歷史邏輯發展的結果。不僅是東亞,可以說,近代以來的亞、非、拉美都是被西歐所“選擇”和“塑造”的。于是,“世界是擴大的歐洲”,便具有了更廣泛的含義。

日本政治學、思想史大家丸山真男在其代表作《日本政治思想史》中以“執拗的低音”來形容日本思想史的斷層與低谷。這給我莫大的啟發,并以此聯想到,任一事物的發展模式在經歷某次轉型后。其舊有模式的某些因素,往往會被人們所忽視、排擠和邊緣化。但這些因素卻不會徹底消失,仍在新模式中自若的處于某一位置,并從當代人“認知結構”的“底層”發出其“執拗的低音”,從而使當代人“被迫注意”!我認為當前東亞的主權領土爭端及其歷史認知問題,正是此類“執拗的低音”!近代哲學大家馮友蘭曾說:“中西之交,古今之異。”對馮先生此論,雖看法各異,但值得肯定的是,馮先生道出了“中西之交”時的巨大差異。

二:近代東亞國際體系的轉型

(一)傳統東亞國際體系的概貌

近代東亞國際體系所經歷的轉型便是其典型例證。在對“前現代”東亞國際體系的研究中,美國漢學大師費正清是無法繞開的。余英時在《費正清與中國》一書中說:“雖然朝貢制度最早是蔣廷黻提出,但卻是費氏詳加研究和系統論述的。”眾所周知,費正清曾于上世紀30年代在清華大學學習和研究中國史,在此期間他受到了著名學者蔣廷黻的影響。正是在此期間,費正清開始關注東亞傳統的朝貢制度,并在其博士論文中有所涉及。此后的三十多年間,費正清持續關注和研究該問題,并逐步在朝貢制度研究的基礎上,開拓出視野更廣闊、內涵更豐富、結構更完整的“中國天下秩序”理論。1968年出版的《中國世界秩序:中國傳統的對外關系》是費氏“中國世界秩序”和朝貢制度研究的總結性成果。從上世紀30年代末,費氏闡釋“朝貢制度”、“中國世界秩序”的理論就開始在西方產生重要影響。費氏的理論不僅是西方世界理解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關鍵視角,而且還與學者們認識和研究近代中國的三大模式:“沖擊—回應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 ”、“傳統—現代模式(tradition - modernity model) ”、“帝國主義模式(imperialism model) ”緊密相聯。之后其影響持續擴大,歐美東亞研究,尤其是專注中國對外關系的學者多接受其理論。東亞學者也是該理論的追隨者,朝貢制度、朝貢貿易等費氏用來描述傳統東亞國際體系的詞語,已成為近年來中國學者開展相關研究的標準術語。日本學者雖慣于“冊封體制”、“華夷體制”的表達,但其實質仍暗合于費氏“中國世界秩序”。況且濱下武志等重要學者更是直接采用“朝貢制度”一詞。韓國學者則全面接受費氏理論。中國學者對費正清“中國世界秩序”理論框架中所涉及的問題也開始了逐步了解、應用和深化研究。雖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以柯文、何偉亞為代表的美國學者,對費氏的東亞研究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指責費氏理論背后的“西方中心主義”和“殖民主義史”思想。但迄今為止,在解釋傳統東亞國際體系的理論中尚無出其右者。故此,目前深化對費氏“中國世界秩序”理論“結構”的研究,要遠重要于對其“解構”的意義。所以,我們就以費氏理論去窺探傳統東亞國際體系的概貌。

在古代東亞,中國在文明程度、社會發展、面積大小、經濟生產等諸多領域是絕對的“執牛耳”者。所以,傳統東亞國際體系首先是“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sm)”的,即古代中國是東亞的中心,傳統東亞國際體系是由中國主導的“中國世界秩序”。

東面的海洋,西部的青藏高原及新疆、中亞的戈壁與沙漠,北部的歐亞草原,這些天然地理障礙將東亞與歐亞大陸的其它文明隔離開來,從而使東亞成為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單元。在多數時間里,東亞農業文明的主要敵人是來自北部草原和東北亞森林的野蠻民族。在19世紀以前的歷史中,東亞農業文明從未遭受過來自其它發達文明社會的全面挑戰。源自南亞文明的佛教,在其東亞傳播的早期歲月里,的確引起過某些知識精英、上層人物的憂慮,甚或遭到官方的“滅法”。但佛教更多的是增加了東亞人在精神領域里的選擇性。佛教對東亞的政治--社會結構并無關鍵性影響。事實上,佛教正是通過自身的“東亞化”,才最終成長為一門世界性宗教。在傳統東亞世界里,中國文明對韓半島、越南、日本以及如今的琉球地區影響巨大。這些影響可概括為四個方面:正體漢字與文言形式的書寫體系、儒教文明與社會、科舉選官制度、中國式的君主與官僚科層制度。地理上的封閉性,使近代歐洲人所說的“遠東”世界,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且此“天下”受天子管轄,換言之當時東亞居民已知世界的多數處在中華帝國的管轄之內。在處理周邊事務或與“非中國(華夏族)”民族的關系時,中國都帶有“中國中心主義”觀念和中華優越的心態。如中國社會本身一樣,中國對外關系也是等級制的和不平等的。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在東亞形成了一種中國對外關系的網狀結構,費氏將其稱為“中國世界秩序”。

該秩序是等級制和同中心的。費氏將此國際體系細化為三個主要地帶。第一,中國化地帶,是由地理接壤、文化最似的屬國越南、朝鮮組成,歷史上兩國部分地區曾是朝廷直管“郡縣”;也含括琉球群島;在某些時期,日本也屬于該地帶。第二,內陸亞洲地帶,由內陸亞洲游牧民族或者半游牧民族的朝貢部落及朝貢國所組成。第三,外圍地帶,一般是由“外夷”組成,處在海外或者陸地外圍更遠地方,包括后來的日本、東南亞、南亞的其他國家以及歐洲國家。費氏認為,從理論上講,所有這些“非中國”的政權和民族都應向天朝上國的天子進貢。顯然這不會被時時遵守。于是,傳統中國對外關系的核心便是如何使事實符合理論。而這種以中國為軸心的朝貢關系、華夷秩序的調整、變化便是傳統東亞國際體系的關鍵所在。

此外,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對外秩序是其內部秩序的延伸。儒教構成了中國內部秩序和傳統東亞國際體系的理論基礎。大體言之,這些秩序具有以下內容:先秦士人構想的理想化政治區域劃分—內外服制;漢代形成的上統下屬的“三綱”論;秦以來的天子觀—保守禮樂秩序和天地和諧的主宰者;以教化為最高目標的德治正統思想;通過對儒教典籍、義理的學習和禮樂、律法并行的方式來維護社會秩序;儒教理想化的君臣關系和高效的官僚科層制是天子的主要治理方式;具有儒教信仰且忠于朝廷的士紳階層是基層社會秩序的維護者;中華精英和外藩領袖持有一致的政治信仰—向天子盡“職分”。如此,任何遵守禮樂、儀法的政治團體皆可參與中國世界秩序,內、外藩可轉換、蠻族人亦可為中華皇帝,中國世界秩序具有廣泛性和開放性。

(二)“舊秩序”的奔潰與西式東亞國際體系的雛形

隨著19世紀下半葉,西方列強對東亞諸國的疊加入侵,這種體系開始走向奔潰。鴉片戰爭的失敗和《南京條約》的簽訂,使通商口岸開始成為西方人的特別居住地,而最惠國條款則讓他們享有特權。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后,滿清與英、法、俄,于1860 年簽訂的《北京條約》,則最終迫使皇帝放棄對西方人的優越感。之后40年里,一方面,滿清無法將西方人納入其天下秩序中;另一方面,傳統天下秩序中的“朝貢國”,漸次因西方和新興日本的殖民化而被剝離出該秩序。同時,如前文所述,東亞人集體性的“向西看齊”,學習西方觀念,仿效西方外交規則,其結果便是各國以新的視角看待相互間的關系,而傳統的天下秩序被東亞各國所拋棄。日清戰爭后,中日易位,屬國盡失。當曾經的受貢國與朝貢國,主宰者與參與者都徑行離開后,沒有演員的舞臺便是多余。于是,19世紀末20初,傳統東亞國際體系正式解體。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式的多國體系,而主權民族國家則是該體系的基礎,共同的國際法是各國的行動準則和體系的調節機制。

在新的東亞國際體系中,東亞各國間或東亞與西方國家的條約開始取代傳統秩序中的禮儀與朝貢,成為維系相互關系的主要紐帶。所以,這一體系也被稱為西式“條約體系”。而新體系的重中之重,則是各國對其領土主權的“確認”。不了解歐洲史,便不能充分理解“領土主權”在西方國際體系中的關鍵地位。16世紀法國著名政治學家博丹在其《國家論》一書中,對“主權”進行了最早論述。但真正使“主權”由理念轉為實踐的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和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該條約、體系徹底粉碎了,中世歐洲曾一度盛行的與傳統東亞天下秩序有些類似的羅馬教廷在基督世界的普世權。之后,我們熟知的民族國家開始形成,國家領土、主權、獨立的原則也開始在國際關系中被確立。于是,歐洲出現了最早的“現代”國際社會,這也決定了現代國際法的萌芽。“現代國際法之父”德國著名法學家拉薩·奧本海(Lassa.Francis.Lawrence.Oppenheim)在《國際法》一書中說:“當人民在他們自己的主權政府下定居在一塊土地之上時,一個正當意義的國家就存在了。”但問題的關鍵是,民族、現代國家、主權、國際法等現代國際關系的基本要素,是為傳統東亞社會所無的。于是筆者認為,就近代東亞國際體系的轉型而言,費氏描述的“中國世界秩序”逐漸轉為西方“條約體制”的過程,便是傳統的“文化東亞”、“文化中華”逐步轉為“領土東亞”、“領土中華”的過程。在傳統的東亞國際體系中,即“中國世界秩序”觀缺乏清晰的領土和主權觀念。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只要承認天朝的禮儀文化,便可參與天朝的世界秩序。就此意義而言,古代中國或可稱為“文化中國”,古代東亞即是“文化東亞”。而西方“條約體制”代替“中國世界秩序”的過程可基本概括為:從西方人最初在中國建立的“廣州體制”,再到“條約體制”下的共管,直至“條約體制”最后取代“中國世界秩序”。傳統東亞國際體系的轉型不僅體現在外交和貿易等方面。與此同時,東亞各國都經歷了一次“領土確認和重整”。這一點,在中國最為明顯,中國的邊疆危機、領土割讓、簽訂不平等條約確認邊界,以及隨后的建省高潮等,都意味著中國傳統的邊疆意識受到挑戰,被迫產生重大轉變。于是,新興現代的“中國領土主權”便在西方“條約體制”之下被再“確認”了。這既是中國傳統邊疆和內地一體化的整合過程,實際上也是傳統模糊的“文化中國”向界定清晰的“領土中國”的轉變。在此屈服于他人“規則”的過程中伴隨著痛苦、抗爭和大片傳統領土的喪失。中國如此,也就意味著以中國為主導的傳統東亞“天下秩序”的瓦解。東亞各國紛紛如此,于是那些在傳統天下秩序中本不是問題的“領土主權問題”,便蜂擁而來,紛爭不已。日本明治維新後,廢藩行縣制,確立中央集權。同時開始整合傳統天下秩序中,日本構建的其自身的“華夷秩序”中“蠻夷”--阿伊努人—的居留地。舊秩序中的朝貢單位—琉球王國,也開始被日本吞并為其“主權領土”。日本、朝鮮間的對馬地區,在此前的歷史上長期缺乏明確的“主權”界定,但在日本的擴張下開始被確立為其“主權領土”。中國、越南之間的界線在滿清時代,尚有爭紛,查閱雍正皇帝處理中越邊界的批示、文件,我們更能強烈的感受到傳統天下秩序中對“領土邊界”的認識是多么的不同于現代的西式“主權概念”。從表面看,近代東亞國際體系的轉型是“成功的”,因為我們獲得了一種所謂的“現代性”事物—西方式的東亞國際體系。不錯,新的國際體系在某些方面繼承、延續了舊秩序的功能,并在諸多方面予以超越。但,從另一角度看,新體系恰恰遺失了那些舊秩序中合理的、符合東亞歷史邏輯的、具有東亞特性的因素。比如,在傳統的天下秩序中,雖然各參與者間矛盾、摩擦不斷,甚至于出現明萬歷年間明朝、李朝、日本間的大規模戰爭。但,察其總體,在“禮樂”秩序和儒教哲學的調節下,和諧共榮、相互交流是東亞國際關系的主流。于是,準確地講,近代東亞國際體系經歷了一次“消耗性轉型”。在“消耗性轉型”中,便產生出最早的、西方國際關系視野中的“主權領土”爭端。這些爭端如同“執拗的低音”,一直縹緲縈繞于當代東亞人耳邊,成為我們必須面對且又難以解決的“問題”。

三:新體系的曲折發展及其對“領土主權”問題的影響

20世紀以來東亞國際新體系的曲折發展使“領土主權”爭端進一步復雜化。20世紀初東亞國際體系新生卻不成型,在此后的百年進程中,它先后經歷了東亞反法西斯戰爭、冷戰對抗、1990年代至今的多國并立發展和民族主義重新抬頭等三階段的波折變遷。這三階段對“領土主權”爭端的后續演變有著重大影響。

一、20世紀初東亞形成的“條約體系”并不穩固,它首先面臨著追求自身利益極大化、弱肉強食的新體系中弱國無外交的嚴峻考驗。以中國為例,較之滿清,民國政府對國際法的態度更加積極。但國家的積貧積弱,使得以條約談判來捍衛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意圖難以實現,南京國民政府改訂新約運動的局限性便是顯證。日清、日俄戰爭的勝利,使日本逐步實現了主導東亞、躋身列強的目標。之后,日本軍國勢力持續外擴,風雨飄搖中的“條約體系”,最終在20世紀30年代后,為日本謀求建立東亞帝國體系(“大東亞共榮圈”)的努力所擊碎。如此,東亞走向條約體系的進程被迫中斷。在東亞反法西斯戰爭中,各國面臨著來自日本的徹底殖民化危機,生死存亡的關鍵矛盾繼續壓過對“爭議領土”的關注。如,目前具有一定的“領土主權”意義的“兩岸關系”,若追溯其復雜化的歷史背景時,萬難繞過從《馬關條約》至二戰結束的“日據時代”。

二、二戰后的東亞雖實現了民族獨立建國,但東亞繼續受制于外來大國,尤其是美蘇“冷戰”。東亞在社會-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的選擇上呈現“蘇式社會主義”和“西方自由世界”的“兩極化”對立。東亞各國在歷史上也曾有過隔絕、對抗,但如此激烈的內部分裂尚是首次。這里,甚至爆發了冷戰時代的首次大規模“熱戰”—1950年至1953年的韓戰。源自西方世界的“仇恨與對抗”便被歷史性的帶入戰后東亞。無論是中、朝的“共產主義式的國際主義”,還是以美國為紐帶的美日韓軍事同盟,在冷戰對抗和意識形態矛盾的掩蓋下,東亞自身的“領土主權”問題反而居于次級地位。另外需注意的是,與領土開發直接相關的經濟價值,尚未被有關國家充分注意。而這又決定于各國的階段性國情、宏觀戰略和政策選擇。二戰后期以來,美國基于自身利益,在東亞推行“不完整”的模糊性政策,使得某些問題在“國際”層面上呈現一種模棱兩可、似是而非的狀態。這些無疑都會影響到“領土主權”問題的解決。

三、冷戰后的東亞,隨著地區經濟的發展和獨立性的增強,東亞迎來了自主構建其國際體系的歷史性契機。在近代東亞,除國際體系的“消耗性轉型”外,尚有三類因素在影響“領土主權”問題。它們是:日本、西方與東亞其它國家間的帶有殖民、半殖民色彩的不平等條約;日本在東亞地區的軍事擴張及其試圖整合“東亞領土”的戰爭;美蘇等西方大國對東亞事務的干涉和“兩極格局”對抗。1990年代后,這三類因素漸已大致或完全消失。雖然在中美關系、“朝核問題”、“臺灣問題”、美日韓軍事同盟等方面,我們仍能發現冷戰遺留的痕跡。但必須承認的是,這一切都已退居次要地位,對經濟發展與國家合作不在發揮決定性影響。于是,原先一直被“忽視”、“掩蓋”和在國際事務中居于次等地位的“領土主權”問題,便被抬上桌面、提上日程。此外,“冷戰”結束后,此前一直被壓制的“民族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回潮,也使東亞各國民眾分外注意“主權領土”的得失。互聯網的迅速普及,使信息的傳播和創造在繼紙筆和印刷術的發明后,迎來了其第三次“革命”。互聯網極大的增加了政府活動的透明度和社會參與性。“領土主權”這類極易觸動民眾民族情緒的話題,便很容易借助互聯網而成為“草根”等普羅大眾的“議題”。此外,各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也使政府極為重視“爭議領土”背后的“現實”經濟利益。以上皆是“領土主權”爭端成為當下東亞熱點問題的原因。

如此,源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東亞國際體系“消耗性轉型”的“領土主權”爭端問題,在20世紀至今的歲月里,非但未能及時化解,反因地區局勢的動蕩而屢遭“掩蓋”。“問題”因“掩蓋”和不被“正視”而日益累積,每一階段的波折都為爭端平添了新困境,以致問題最終變得日益復雜和模糊不清。特別是,在歷史變遷中,“領土主權”問題漸與其它因素、利益、“考慮”裹脅混雜而失去其獨立性。“后冷戰時代”的東亞國際體系正處于新一輪的調整中,東亞各國在近三十年的時間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東亞的國際地位以及東亞國際體系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也呈現出新態勢。這都使得現今的“領土主權”爭端,不再簡單的是個“歷史問題”,它實際上已成為牽一發而動全身、涉及廣泛利益的“關節”支點。

四:“領土主權”爭端問題的對策性思考

(一)以“文明史觀”和“人本主義”超越近代東亞歷史敘事中的西方“民族主義”范式。

當代東亞居民普遍對東亞自身的傳統文明、近代以來的“西化”及“國際體系的轉型”等歷史缺乏準確和必要的認識。若各國民眾仍以西式觀念去理解因近代東亞國際體系轉型而產生的遺留問題。那么“困惑”、“不解”等思想死結便會繼續存留于觀察者之腦際。所以,在東亞民眾中,特別是青年一代中,推廣東亞歷史人文教育,俾使東亞居民對東亞“傳統”與“現代”之歷史能有相當的了解。這無疑將為“主權領土”爭端等問題的解決提供有益的思想和知識背景。但占據著近代東亞歷史敘事主流的卻是典型的西方“民族主義”范式。在近代東亞“現代化”或“西化”的進程中,我們始以西式價值觀念體系去削足適履的描述自身歷史。在這樣的敘事中,東亞的一切古代史都必須按照“主權民族國家”的西方政治標準去編排和敘述。于是,東亞傳統的“天下秩序”沒有了,“傳統”與“現代”間的聯系被生硬的割裂了。正是在此情形下,出現了中、韓有關高句麗歷史的爭議。作為歷史民族的高句麗,唐以后便不再以民族的方式存在,其成員已全部融入周邊民族(包括現今之漢民族和朝鮮民族)。客觀地說,目前東北亞地區不存在高句麗民族的直系遺族,至多只是某些民族在歷史上曾有高句麗血統融入。但因鼎盛時期的高句麗,其領土曾跨有朝鮮半島北部和我國東北南部。所以,在西方“領土主權”、“民族國家”等現代國際體系觀念的視域中,中韓兩國都聲稱高句麗屬于本國古史。事實上,在接受儒教禮樂文化和遵守中華天下秩序的前提下,高句麗是參與東亞傳統國際體系(中國世界秩序)的東北亞獨立政治體。這就決定了高句麗的歷史無法拿西方政治標準去套。無論是中國在說明漢唐時代的東北邊疆史,抑或是韓民族追述韓半島的歷史變遷,高句麗都是無法繞開的內容。但是,近代轉型后的東亞國際體系,是以“民族主權國家”為基本行為體的,所以中韓兩國都不得不忽視傳統東亞國際體系的真正內涵,而爭先聲稱對高句麗古國的“主權”。于是,當中韓民眾回顧本國歷史時,便會發現以下“差異”:屬于中國歷史的高句麗與如今的韓國具有某些“族屬”聯系;屬于朝鮮半島歷史的高句麗的族源與北部“領土”都位于今中國的東北地區。無疑,這特別會混亂青年人的歷史認知。這種狀況,在一定條件下,極易為部分居心叵測的政客及敵對力量利用。所以,以西方“民族主義”范式去釋讀東亞古代史,既不符合東亞歷史真實,也容易造成當代東亞民眾歷史認知的混亂,當然也不利于解決“領土主權”爭端和政府合作。我主張應由東亞學者集體編著東亞區域史教材、著作,這些作品應以敘述“多元一體”的東亞文明之成長和各區域民眾集團的歷史變遷、實際生活、相互交往為主要內容。在敘述東亞文明的成長時,既要抓其“一體”(主線)—以漢字、文言、儒教、佛教為核心的東亞文明圈的萌芽、成長、成型、成熟,同時也應充分關注“多元”,即其它各類地域文化的歷史。而描述傳統東亞國際體系(中國世界秩序)的演變,更應是講述東亞文明圈發展的中軸。而重視各區域民眾集團的歷史變遷、實際生活、相互交往,便是我主張的歷史研究中的“人本主義”和“人文關懷”。作為人文學科的歷史學,理應以“人”作為其研究、思考的最高對象。于是,關注各時期“人”的生活狀態、情感經歷、生命歷程與意義,描敘“具體人”的有血有肉的生命史,便應是歷史學的“職分”。是故,高句麗的歷史在“人本主義”的敘事中,可以有更“超脫”的意義。高句麗的歷史具有反映古代東北亞地區不同人類生活體的遷移、發展、交流的意義。這樣的理解,無疑更具開放性和包容性,因為它突破了“民族主義”范式下以“政治-軍事”等“重大事件”為主的囿境。最終以此“超越”西方“民族主義”范式下的東亞歷史敘述。

(二)以制度和機制創新化解“爭議領土”的兩難困境。

不因襲舊法,以制度創新化解“歷史遺留問題,正是中國成功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的重要經驗。目前在“臺灣問題”上,我們不僅有“一國兩制”的創新,我們現在還默認了“一個主權,各自表述”的政治策略。在“爭議領土”、“領土主權”爭端等問題上,也應重視制度創新。所以,我建議在“爭議領土”上,尤其是海島方面,應首先擱置爭議,扎實推進雙邊共管和資源共同開發協調機制的建設,這一點,我想是目前最為迫切和現實的需求。同時實現雙邊或多邊溝通的制度化,以政府官員和專家會議的形式,交談關于“爭議地區” 的各自主張以及對歷史事實的認知問題。努力安定雙邊立場,通過其它交往建立友好關系,朝著共同開發、共同利用的方向發展。最終將“爭議”地區建設為雙邊“永久和平”的象征。在一定條件下,共同享有領有權也是一項可以考慮的創新。

(三)將“領土主權”爭端問題的解決納入東亞地區合作和東亞共同體建設的軌道和框架中。

如前述,冷戰后,東亞在謀求地區“一體化”和“獨立性”上,迎來了近代以來的最佳歷史契機。東亞面積約占地球地表面積的1/5,東亞人口約占世界人口總數的1/3,東亞擁有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東亞不僅是全球經濟最活躍的地區,而且對國際事務亦有著重大影響。但因為近代以來的歷史恩怨、當前大國間的博弈與較量、領土主權爭端以及美國等外來因素的影響,使得東亞的地區一體化進程遠落后于歐洲、北美等其它地區。縱觀歷史,古代東亞先后經歷了四大互動模式:3世紀前的物質文化互動、3-8世紀的制度文化互動、8-14世紀的思想文化互動、14世紀后以政治經濟為主導的多層面互動。最終在明清時形成以中國為主導的朝貢貿易體系—具有東亞特色的國際體系(費氏稱為“中國世界秩序”)。但在近代東亞的歷史亂流中,傳統東亞國際體系中那種友好、緊密的互動被中斷了。現今的“領土主權”爭端不再是“單純”的“歷史問題”,它實際上已成為具有重大現實影響的“關節”問題。“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解決“領土主權”問題,還應放到東亞地區合作和東亞共同體建設的軌道和框架中。“領土主權”爭端的解決與推進東亞一體化應是車之兩輪,互為前提、共同促進。相信,東亞通過再次乘接19世紀后被中斷的多層面互動,將為化解“領土主權”爭端創造最大的機遇!問題終將化解在源起處。


2015-08-23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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