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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泛濫的郭沫若
劉仲敬:泛濫的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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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共識網

細心的讀者如果留意他歌功頌德的時間表,就會發現他幾乎每一次都慢了半拍,甚至在歌頌的對象實際上已經完蛋的情況下繼續吹捧,然后為時太晚地改口。這樣的反應與其說出自攀龍附鳳的欲望,不如說出自敏感外圍人士生怕跟不上形勢的恐懼心理。

郭沫若出生時,他的家族正循著成功商人轉型為士大夫的路線發展。他們仍然非常功利,但已經產生了將金錢資本轉化為符號資本的欲望。時代已經不同,留學取代了科舉。郭沫若留學日本時,年已二十二歲。他一旦獲得自由,就拋棄了家庭安排的妻子和職業,一面跟日本女護士同居,一面棄醫從文。他的浪人本性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淋漓盡致地利用了新舊中外道德標準的落差。陳寅恪后來說,道德交替的時代都會出現兩種人。“巧者”會利用新規則的權利逃避舊規則的義務,利用舊規則的權利逃避新規則的義務。“拙者”則會放棄新舊規則的權利,承担雙重義務。郭沫若就是前者的典范,胡適則是后者的典范。一般人在公共生活當中容易作偽,在私生活當中容易暴露自我。小腳太太江冬秀和名門閨秀佐藤富子的命運,就是胡適和郭沫若人格的投影。江冬秀如果嫁給了魯迅或者徐志摩,無論如何精明強干都逃不了畢生不幸的下場。佐藤富子如果嫁給門當戶對的本國人,以她后來表現的忠誠和堅毅也很難不幸福。

郭沫若在日本十年,名義上曾經在第一高等學校和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院讀書,實際上全心全意做文學青年和戀愛達人。他天分特高,精力過人。因為他既能考取公費,又能基本不上課的情況下畢業。清國留學生不務正業的占絕大多數,能夠混畢業的卻是極少數,勾引下女司空見慣,泡到北海道大學創始人的孫女就是天賦異稟了。他在此期間,寫了《鳳凰涅槃》和《女神》,翻譯了《浮士德》第一卷,辦了《創造》雜志,生了三個孩子,然后離開日本,把他們忘得干干凈凈,正如他離開四川老家時對待第一位妻子。在此期間,他的文學活動和政治活動很難區分。創造社許多成員后來都投奔了革命,包括他自己和成仿吾。五四以后的文學運動中,他的文字屬于質量較好的類型,但含水量仍然過多,屬于柏金斯所謂自戀的“文學嘔吐物”,需要長期的紀律和萃取,但他不是那種敬畏文字,愿意千錘百煉的作家。泛濫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在他的文字當中表現得很清楚。他的敏感閾值太低,好奇心太重,總是淺嘗輒止,見異思遷。他所有的作品都像剛剛發現的偉人中學時代練習本,似乎處處流露將來必成大器的閃光點,然而接下來沒有下文了,因為作者已經轉向另一方面,然后又是剛剛冒出天才的苗頭就見異思遷。結果,他留下的作品反而以翻譯為最佳。在那里,原作者的節制和紀律鎖住了學徒的任性。順便說一句,翻譯勝過創作是新文學的通病。戴望舒、朱湘和穆旦的創作都很像本人優秀譯作的褪色模仿。

一戰后是文學馬克思主義的全盛時期,恰好相當于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瓦解時期。后者大多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發現純粹的經濟模型已經越來越容納不了勞動價值論的樹釘。如果把超經濟剝削和世界體系的列寧主義補丁打上去,又會把自己和本國工人階級劃在剝削階級一方。因此二十年代以后,弘揚馬克思主義的任務主要落在文學家頭上。他們從來都討厭任何需要數學運算的東西,不難免疫經濟學的時尚演化。他們通常是無根的浪人,天然討厭任何社會規范,只要用不著親自住在蘇聯,自然容易將這種厭惡發泄在資本主義頭上。郭沫若穿梭于中日兩國的社會主義團體之間,不比現在跨省旅行更麻煩。一戰以前的歐洲、冷戰以前的遠東和殖民地獨立以前的東南亞,邊界都是開放的。當時人士享有的巨大自由,是后人難以想象的。不過,這些對郭沫若沒有多少安慰。他沉溺于文學青年常見的感情,覺得自己在小圈子內的名氣沒有給他帶來足夠的物質利益。胡適和徐志摩養尊處優,使他相形見絀。他看到商務印書館用豪華套間和馬車接待胡適,按捺不住濃厚的醋意,專門發明了“大博士”一詞稱呼這位紅人。他自己也是紅人,卻得不到同樣的尊重,這樣的社會還有什么公正可言?胡適發表文章,說中國還沒有資格反對資本主義。郭沫若覺得大好機會,也寫了一篇文章說,中國雖然沒有資本主義,但外國總是有的,像胡適這種人就是外國資本主義的私生子。胡適沒有回罵,但資本主義的腐蝕繼續進逼。最后連《創造》的死黨郁達夫都不愿意玩下去了,給郭沫若極大的刺激。他覺得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的迫害所致,氣不打一處來。只有遠方的列寧能夠痛擊資本主義,使他感到安慰。列寧偏偏在這時去世,他感覺如同失去了太陽。于是,他翻譯了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發誓脫胎換骨,做一位共產主義者。

廣州革命政府成立,給郭沫若帶來了新的希望。廣東大學(中山大學)成立,聘郭沫若任文科學長。他不是能夠安心教書的學究,在廣州濃厚的革命空氣刺激下,開始尋找更大的興奮點。他加入北伐軍,當上了總政治部主任,在這個位置上寫了幾部影射性質的歷史劇。他的劇本實際上是詩歌的散文化,適合閱讀而不適合演出,除非演員和觀眾都由他的同類組成。蔣介石清黨后,共產國際決定重建廣州革命根據地。南昌起義的目的就是返回廣州,結果在汕頭一帶全軍崩潰。郭沫若繼續在這支軍隊中担任總政治部主任,跟主要起義領導人一起逃往香港,經上海返回日本。從此以后,他的生活費用一直由共產國際包辦。他習慣了相當于相當于中級軍官五百倍、大學教授五倍的優厚待遇,再也沒有重返流浪文人生活的愿望。共產國際有意識地塑造東方高爾基,他和魯迅是這項工程的主要成就。魯迅死后,他再也沒有匹敵。郭沫若是那種不善理財卻善于揮霍的人,具有在資本主義社會肯定會窮困潦倒的典型文人性格,沒有黨組織的知遇之恩,他是不可能安心研究歷史社會學的。黨組織并沒有看錯人,他一個人的貢獻超過了三十年代斯大林主義者的總和。后來中小學生耳熟能詳的社會發展史,大部分是他在日本期間一手創造的,其他人的角色只是在框架內添加資料。該框架包括以下著名的內容:孔子是奴隸制的主要代言人,秦始皇廢封建的目的是建立封建社會。他用金文和甲骨文支持社會分期法,這是當時學術界的時尚。他的名氣和中央研究院的職位大部分歸功于此。

這些爭論之所以變得很重要,主要是因為蘇聯要人在北伐前后的爭功卸責活動。例如:富農是不是自耕農?豪紳是不是資產階級?答案如果是肯定的,那么秦漢以后都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國革命當然應該是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失敗當然是因為決策人錯誤地采取了聯合資產階級的政策。我們都知道:這種責任栽到了陳獨秀頭上,盡管他明明是反對北伐和擁蔣的要角。認真說來這種判斷如果是錯誤,錯誤明顯來自斯大林本人,但斯大林成功地利用了他夾纏不清的語言習慣,把責任全部賴到黨內的國際派頭上。他利用國際舞臺的失敗,鞏固了自己在國內的權力,然后根據新的政治布局,重新修改了原先的社會階級分類法,維護了不斷變化而永遠正確的領袖形象。瞿秋白時代的豪紳變成了封建領主,城市商人才是資產階級。于是周恩來的地下組織變成了革命正統,毛澤東的山寨活動淪為富農路線。郭沫若從南昌起義以后,一直屬于周恩來系統。他的理論為自己的系統服務,暗中將本土共產黨人劃進了馬列著作諷刺的小資產階級庸人系統。依據馬克思對法國的階級分析,自耕農(富農)屬于小資產階級。毛澤東有沒有意識到這種過于巧妙的打擊,是非常可疑的事情。首先他在西方史學和社會學方面的知識幾近于零,其次他根本讀不進馬列著作。他之所以憎惡“言必稱希臘(馬列)”,就是為了爭取眾多同病相憐的難友。

郭沫若的論證方法是這樣的。如果商周屬于奴隸社會,就要依據這個前提解釋證據。殷人殺羌人為祭品,說明這些俘虜是奴隸。秦始皇和朱元璋搞人殉,說明進步的封建皇帝也有兩面性。百工將國君趕出首都,說明階級斗爭非常激烈。讀者可能感到疑惑:為什么士大夫從來不敢把皇帝趕出京師,為什么強大的“百工”是奴隸被壓迫階級,軟弱的士大夫卻是封建統治階級。如果“百官”經常跟“百工”一起驅逐國君,算不算奴隸階級的一部分。郭老無暇回答后面的問題,但他解決秦始皇朱元璋進步性的邏輯不難延伸運用。例如“百官”是奴隸主階級的先進分子,但也有本階級固有的兩面性。沒有階級分析是錯誤的,唯階級出身論也是錯誤的。這種邏輯可以對任何問題得出任何結論,是后世中國學生的寶貴財富。中央研究院接受他是不足為奇的,因為研究金石甲骨的人本來就屈指可數,而且這個成語必須從字面上解釋,一個人就是一個學派,只要能說出一套理論就不錯了。蔣介石愿意接受他更是不足為奇的,因為委員長一向有苻堅和項羽那種沽名釣譽的惡習,總像向全世界表現自己多么大公無私,絕不會偏袒自己人。這種惡習有力地促成了他的毀滅,直接導致了后世學生必須從小學習《東郭先生》和《農夫與蛇》。如果你好不容易從混到東郭先生和農夫的位置,自然會像唐太宗以隋煬帝為鑒一樣,嚴防將來的中山狼和希臘蛇如法炮制。

抗戰爆發后,郭沫若在蔣介石和周恩來的邀請下回國。他再一次拋棄了日本妻子和更多的孩子,因為他在日本并沒有閑著。他們再日本非常潦倒,而郭沫若不給生活費。這一次遺棄肯定是惡意的,因為他在國內的生活相當奢侈。周恩來給白區文藝界黨羽的任務是多交朋友,搞好社交。他們的交際活動和生活費用都是公款開支,不像可憐的國民黨反對派需要用自己的工資請客吃飯。當然不是所有人的共產待遇都相同,上海交通員的房租津貼和娘姨費是不夠養活宋慶齡家門房的。共產國際是一筆大買賣,“全身心奉獻革命”、“全家包養”和“半夜殺全家”構成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后人往往用冷戰以后的思維習慣想象當時的社會,以為遺棄可能是由于戰爭造成的不可抗隔絕,其實完全不是這么回事。北平到沈陽的直通車比今天深圳到香港還方便。上海租界聯系加爾各答和東京都沒有問題。許多上海和香港商人依靠販賣軍事物資給延安和新四軍,賺到了第一桶金。上海青年找不到工作,很容易考慮去重慶或延安,創造了“處處不留爺,爺去投八路”的格言。不過,這種混亂的自由有一個例外。如果你去了延安,沒有路條就別想偷偷溜出來。在蔣介石和汪兆銘的轄區,關防形同虛設。上海和澳門更不用說,那是亞洲的里斯本,擠滿了四面八方的難民和投機家。原因很簡單,禮失求諸野,時間在這里慢了半拍,這里仍然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黃金時代,那時的人不知道護照簽證是什么東西,只要有錢隨時可以八十天環游地球。郭沫若在這種情況下遺棄家屬,甚至不能用天性涼薄來解釋了。太親近的人不是朋友就是敵人,很難漠不關心。他很可能在私密生活中遭到了嚴重的羞辱或失望,才會如此決絕,仿佛生怕想起不堪回首的往事。幾十年后,這些家屬上門表演秦香蓮進京,弄得周恩來都感到不好意思,只好將他們安排到日本人最親切的城市大連,然而郭沫若仍然理都不理。

郭沫若長期沒有把毛澤東放在眼里,他心目中的共產黨仍然是北伐后的共產黨。直到抗戰前期,他仍然只聽周恩來和蔣介石的話。從階級出身和生活習慣看,他和周恩來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他們都是破落型士大夫,離不開揮霍和排場。他們的品味和智力只有在破壞性的揮霍中才能發揮到最佳狀態,就像傳說中的美女必須聽到撕裂綢緞的聲音才快樂。他們本能地厭惡小家子氣的貪婪節儉,卻非常享受陰柔的殘酷。然而周恩來那種蜘蛛一樣的耐性,恰好是郭沫若性格的反面。他在周恩來眼中,肯定是個懵懵懂懂的玩偶。他長期意識不到周恩來已經臣服,跟周恩來的社交能力和操縱技巧很有關系。他直到抗戰末期才發現周恩來的真實地位,陷入極度惶恐的狀態,表現為夸張的諂媚。毛澤東真正的親信,例如胡喬木和陳伯達,在自己真正得寵的時候,反倒沒有這樣的表現。細心的讀者如果留意他歌功頌德的時間表,就會發現他幾乎每一次都慢了半拍,甚至在歌頌的對象實際上已經完蛋的情況下繼續吹捧,然后為時太晚地改口。這樣的反應與其說出自攀龍附鳳的欲望,不如說出自敏感外圍人士生怕跟不上形勢的恐懼心理。他從抗戰后期開始就寫不出像樣的作品,反映了同樣的心理狀態。平心而論,后人沒有多少理由認為他格外無恥。畢竟大多數黨內知識分子都跟他一樣諂媚成性,論水平卻沒有他高。他真正的問題在于外圍人士天然的不知趣,破壞了施虐者和受虐者應有的節奏感,妨礙了SM游戲最關鍵的一幕,也就是S和M的逆轉。

這種游戲涉及毛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差異,或者說涉及到東方和西方的性別角色問題。所謂列寧主義的迫害是資產階級人士有色眼鏡的產物,在當事人看來只是超人工程師對礦產資源的合理利用。所謂受害者就是那些操作手冊(歷史規律)已經鑒定為垃圾的低品質礦石,出于效率方面的需要應該扔進垃圾堆,并不是誰跟誰有仇有怨。“人權”和“公正”的叫囂只是業余愛好者技術不合格的證明,業余愛好者主持的礦山肯定不如超人工程師主持的礦山有前途。這一切都是經過科學驗證的,主觀因素根本不重要。資產階級法律講究的什么蓄意犯罪、過失犯罪和不可抗力免責,都是業余愛好者的外行落伍證據。契卡批量處決,容許一定比例的誤殺,但從來不會浪費時間,拷問真心不真心的文藝青年問題。然而在毛主義的體系中,真心不真心的考驗占據了核心地位。整風運動的模式確實不同于三十年代蘇區的斯大林式清洗。照張國燾項英之流比較正規的列寧主義者的標準,毛的“治病救人”理論就是富農路線和小資產階級落后性的證明,不過到了延安時代,已經沒有多少人敢公開這么說了。毛主義是馬列主義東方化的產物,關鍵之一就是引進了屈原和楚懷王那種相互考驗、相互折磨的虐戀元素。當然我們一刻也不能忘記:虐戀只能發生在同枝連理的領袖和黨內知識分子之間,黨和外圍群眾、敵對勢力的關系仍然是列寧主義性質的。后人往往混淆了這兩種不同性質的關系,因此犯下非常可笑的錯誤。

SM關系有兩大特點。一是表面上的受害者處在操縱者的地位,二是S和M總是不斷交換位置。如果任何一方不理解東方陰柔之術,游戲就會變成真正的迫害而垮臺。因此S和M的人格結構高度同構,關系的穩固程度遠遠超過單純的利益結合。天真的局外人如果像堂吉訶德一樣行俠仗義,多半會遭到S和M兩面夾攻。這種經得住考驗的忠誠往往被當事人稱為“家雞打得團團轉,野雞打得到處飛”或是“自己的錯誤,自己來糾正”。真正的受害者如果換一個環境,多半像越南船民一樣打死不肯回來。M如果換一個環境,就會非常寂寞和痛苦。在什么都可以說的地方,說什么都沒人理你。他們不禁懷念過去的好日子,隨時都能自己選擇一個敏感部位,刺激出主人的憤怒和懲罚,從而使自己顯得非常重要。沒有問題,打擊迫害是重視的最可靠證明。思想改造是愛情的考驗,真心不真心是愛情的核心問題。

“你對我不忠誠~”

“你聽我解釋嘛~”

“我不聽我不聽~”

“我死給你看~”

“我才不信呢~”

“你打死我算了~”

“你以為我不敢~”

“嗚嗚嗚,你欺負人~”

“你聽我解釋嘛~”

“我不聽我不聽~”

“我死給你看~”

“我才不信呢~”

“你打死我算了~”

“你以為我不敢~”

“嗚嗚嗚,你欺負人~”

“你聽我解釋嘛~”

這種游戲可以無限循環下去,最精彩最享受的部分在于S和M交換位置的環節。M沒有挨打或是被打死了,都是游戲的失敗。文革的結構和整風運動是一模一樣的,錯誤在于分寸沒有掌握好,但平反和啟蒙恰到好處地實現了最關鍵的角色交換,因此大家又可以愉快地進入狀態了。郭沫若不肯挨打,就犯下了破壞節奏的彌天大罪。內行的M肯定討厭這種人,就像妻子肯定討厭娼妓一樣有理。外行群眾如果得到真實信息,多半會像約翰遜博士一樣,覺得區分跳蚤的大小是件挺無聊的事情。

2015-08-23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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