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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曼:文化的是與不是
鮑曼:文化的是與不是
天涯觀察     阅读简体中文版

撰文|俞曉群

來源|天涯博客


我的文章要從一位西方社會學家談起。他的名字叫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波蘭籍猶太人。他一生著述六十余種,目前已經年近九十歲,依然筆耕不輟。這些年,鮑曼著作被大量譯成中文,贏得許多中國讀者的關注與喜愛,我也是其中一份子。


總結人們喜愛鮑曼學說的原因,我覺得,雖然鮑曼后來的身份是一位西方學者,但他早年是一位地道的共產主義者。二戰時期,由于受到種族主義迫害,他從波蘭逃亡到前蘇聯,參加了在蘇聯的波蘭軍隊,上世紀五十年代,他成為軍中最年輕的少校。那時他堅信共產主義理想,正如他的妻子在回憶錄中寫道:“他的信仰如此堅定,但其推理又是完美和清晰的。他解釋道:在最美好的共產主義制度下,沒有反猶太主義的任何空間,沒有任何社會仇恨。”見到黨內出現問題,他認為“那只是暫時的脆弱現象”。他說:“不打破雞蛋,你就不能得到煎蛋。”但是后來,這里也發生了反猶太人的事情,鮑曼被軍隊撤職,他只好進入華沙大學任教;六十年代,他成為很著名的社會學學者。不久,反猶太事件再度發生在鮑曼身上,他被學校公開罷免,導致他離開波蘭,來到以色列,再到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七十年代到英國利茲大學任社會學教授。由于有這樣的生活背景,鮑曼的社會學,無論是論說共產主義的事情,還是資本主義的事情,都與那些純粹的西方學者很不相同,總會多了一個視角,顯得客觀、理智許多,便于理解。他敘述問題的風格和語境,也會跳躍于兩種思想形態之間,讓我們在閱讀時,時而產生貌似熟悉的感覺。


其實這只是表面現象,深一步分析,由于有這樣豐富的生活背景,鮑曼的學術關照往往會更全面、更真實、更少霧里看花的東西,經常會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比如他在描述現代社會形態時,特別喜好的一個英文詞語是liquid(流動的)。他的許多著作都是以此為主題,展開生動的論說。尤其是進入新世紀,在他八十歲高齡之后,流動的情結愈發強烈,他的著作如《流動的現代性》、《流動的愛》、《流動的生活》、《流動的恐懼》、《流動的時代》、《來自流動世界的四十四封信》和《流動世界中的文化》,以“流動”為背景的著作一部接著一部,不可抑制。在那里,鮑曼的理論是那樣具有個性特征,那樣具有鮮活的生命力,那樣與眾不同,那樣說理清楚,怎么會不贏得讀者的關注呢?更重要的是,鮑曼又是一位生動而敏銳的政治預言家,無論是面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還是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現狀,他都會本著客觀、發展與變化的態度,不墨守成規,不盲目崇拜,不停止思考!將他的理論一步步推演下去,以求推助人類社會走出現實的困境。總之,鮑曼是后現代性陣營中,一位既充滿激情又極其冷靜的斗士!


現在,我們以鮑曼的著作《流動世界中的文化》為例子,看一看在他的筆下,在后現代性的理論剖析中,我們最關注的概念——文化,在現代社會中有了怎樣的變化。正如本文的題目所言,過去的“文化”是什么?現在的“文化”不是什么?其中許多觀點很新鮮,也有些離經叛道,但很有啟發性。


其一,鮑曼認為,過去的文化是單食性的,現在的文化是雜食性的。所謂“單食”,是說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擁有不同的文化內容。比如文化精英人物是高雅藝術的擁有者,他們鄙視社會底層的低俗藝術,因此文化精英還有教化民眾的職責。但是現在,情況變了。隨著消費時代的到來,文化精英的單食性追求正在迅速消失,而在不自覺中走向雜食性生存,他們既熱衷于聆聽大型歌劇,也不拒絕卡拉OK。究其原因,大約有三點:首先文化不再担任消滅階級的重任,因此它維護于某一個階層的責任,也隨之失去了動力。其次是以消費為導向的流動社會,它的發展動力依賴于不斷創新產品,不斷刺激消費者;而“文化”被裹挾其中,也走上服務于營業額為導向的道路。正如有觀點說:“只要有認同者,你的作品就是藝術。”在這樣的環境中,文化單食性以及經典性的追求,早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另外,同樣在消費經濟的刺激下,流動社會的基本特征,就是讓人覺得處處都像家一樣自在,盡管沒有哪個地方讓我們稱之為家。在這樣的背景下,急于表現且善于表現的文化精英們,幾乎是迫不及待地拋棄傳統的束縛,向雜食性世界沖鋒!


其二,鮑曼認為,過去的文化是用于啟蒙的,現在的文化是用于引誘顧客的。所謂文化啟蒙,我們可以從英文Culture(文化)一詞得到啟示。這個詞最初來自法語,法語又源于拉丁語Cultura,原意為耕種、種植。歐洲走出中世紀的黑暗之后,這個詞又引申為開化與教化,即所謂啟蒙。長期以來,以歐洲文化為中心的樂觀主義態度認為,文化啟蒙具有無限的可能性,甚至認為它是達到世界大同的唯一途徑。其實在中國,這樣的觀念久已存在,像《周易》中講“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中強調圣人教化天下的責任,也與西方啟蒙思想大同小異。但是現在,情況變了。以歐洲中心主義為背景的文化啟蒙功能,在迅速地消失。鮑曼認為,發生這種變化,主要基于三個原因:首先是啟蒙對象消失了,因為近現代意義上的文化啟蒙,產生于現代移民史的第一個階段,即歐洲約六千萬人遷居到國外的“空地”。它帶來的殖民化運動,為文化啟蒙帶來了特殊的歷史責任。但是隨著全球化的到來,移民的情況倒了過來,大量移民涌入歐洲,文化精英的啟蒙追求,被文化多元主義所替代,甚至“人權”的主導追求,也被賦予了“差異權”的內涵,不同文化族群的高低貴賤之分,受到空前的唾棄。其次是市場化使文化產品完全走向商品化,因此也改變了文化受眾的地位,使他們由受教育者變成了上帝——顧客!如果說,從前的文化精英與受眾的關系,更像是軍官與士兵的關系,那么進入商品社會之后,他們的關系更像園丁與蜜蜂的關系。因為顧客的本質特征,顯然與士兵大不相同,他們在消費時,個性、自主、善變,自由流動,稍不小心,不是顧客受到處罚,而是文化商品的制造者被踢出局。從前王爾德曾經說,有教養的人或曰文化精英是“上帝的選民”。但是現在,顧客卻成了上帝。情況逆轉如斯,你還能說什么?另外,在現代社會中,流動性占據了主導地位。文化制造者的核心追求,是不斷推出新產品,淘汰舊商品;不斷激活受眾的注意力,消除他們的滿足感;不斷縮短產品的更換周期,以求在創新的旗幟下取勝;不斷追求時尚精神,以求在制造過剩產品的同時,能夠戰勝對手,脫穎而出。尤其是當世界進入網絡化之后,這樣的流動性更加快速,更加透明,更加無處不在,最終轉換為一種商家之間的生死較量。在這一層意義上,文化經典的傳承性、不變性和穩定性追求,幾乎成了它自身存在的死穴。


其三,鮑曼認為,過去的政府是在管制文化,現在的政府是在服務文化。人類進入近現代文明之前,即所謂封建社會,對文化的管制最為嚴酷。比如歐洲走出中世紀的黑暗,其最重要的標志就是文化復興,由此產生了十八世紀文化啟蒙運動,那時政府的使命是啟蒙人民,教育人民。但是歷經三百年之后,情況發生了深刻變化。鮑曼以法國為例,講述了這種變化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十八世紀,文化是革命行動的號令,是一種救世的信仰;第二階段是十九世紀,文化更多地關注民族自決權,捍衛依然脆弱的民主;二十世紀末,它更多地關注多元文化的推進,強調政治民主與文化民主相輔相成。其實法國直到一九五九年才成立文化事務部,第一任文化部長馬爾羅為文化部確定的職責是,盡可能地使法國人接觸到人類最偉大的藝術作品,尤其是法國的偉大作品,宣傳法國的文化遺產,使之能有更多的受眾。但是馬爾羅拒絕制定文化優劣的標準,拒絕承担文化教育的任務,用總統蓬皮杜的話說:“藝術不是一個行政范疇,但卻是或應該是生活的框架。”馬爾羅還強調文化部要努力創造三個機會:為創造者提供創造的機會,為藝術家提供精益求精的機會,為大眾提供接觸優秀文化的機會。鮑曼在總結法國文化管理經驗時說,法國的文化模式,完全符合毛澤東那句“百花齊放”的名言,但那是友善的、真誠的,而不是虛擬的。


總之,對于文化的現代表現,鮑曼還有許多見解,有些我們可以接受,有些我們難以接受。他更多是在強調一種變化——社會流動帶來的變化。至于我們該如何做呢?還需要獨立思考。


2015-08-23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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