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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   蔣廷黻記憶中的《獨立評論》和蔣介石
史料 蔣廷黻記憶中的《獨立評論》和蔣介石
東方歷史評論     阅读简体中文版

整理:劉亦凡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編者按:與20年代活躍在中國輿論界的《努力周報》和《新月》不同,在“九一八”誕生的《獨立評論》從一開始就帶有更為殷切的報國意識和現實憂慮。正如其發刊詞所陳之旨:“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所見,用負責的言論發表各人思考之結果”。


以胡適、丁文江、傅斯年、蔣廷黻等人為中心,《獨立評論》在30年代成為各派知識分子辯論國家前途走向的重要媒介。無論是胡適與吳景超關于“無為政治”的針鋒相對、還是蔣廷黻、丁文江、錢端升等人發起的“民主與獨裁”論爭,都在內憂外患的時局中左右了中國人關于自己前途的想象。


下面的這份史料,取自《獨立評論》的創辦者之一蔣廷黻的回憶錄。在這篇回憶文字中,這位對中國近代史敘事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的學者、外交家追述了《獨立評論》創辦的背景、緣起和經過,表達了自己對胡適、丁文江等人不一而足的看法,并回顧了自己兩次會面蔣介石的經歷。




一九三一年冬,外交部長顧維鈞博士提議將東北南部的錦州附近地區劃為中立區,隔開中日雙方的軍隊。我贊成他的建議,此舉可使沖突緊張形勢不致蔓延。當燕大校務長司徒雷登約我到燕大演講時,我極力支持顧氏主張。講完后,燕大名教授陸志韋起立代表教職員及學生聯合會發言。經過簡短的說明,他提議燕大師生通電全國,反對設立中立區。政治系主任徐淑希也贊成他的提議。司徒雷登校務長將提案付諸表決。我從臺上看到一片手海,心中不免沮喪。我當時覺得我是在對戰爭的狂熱者從事一場艱苦的作戰。


全國學生一致要求抗戰。他們到南京向中央政府請愿,鐵路為之受阻。主戰情緒發展的邏輯是很簡單的。日本占領中國領土,中國必須要抵抗,即使是戰敗、戰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恥的,不戰而失地更是永遠洗刷不掉的恥辱。中國人對中立地區的擬議不是冷漠就是堅決反對,因此,蓄意占領東北的日本關東軍,乃無視于日皇對中立地區的指示,大批日軍迅即滲入平津地區。日本的侵略立即影響到平津兩市的大學學生。我們曉得:欲想獲得和平,保持和平,必須要中日雙方努力才能有效,但現在日本方面要侵略,因此,我們也只有漸漸轉而主張備戰了。


清華教授集中住在三處。我住在北院。北院七號是葉企蓀和陳岱蓀,他倆那里成了非正式的俱樂部。有很多朋友住在那里,其中包括哲學系的金岳霖,政治系的張奚若和錢端升,物理系的薩本棟和周培元。我和其他許多人常于飯后到七號去聊天。我們爭論和戰問題,無盡無休。每個人都曉得戰爭的困難,但只有我一個人是公開而誠意的主張維持和平的。不過我也不敢相信和平可以廉價取得。我和他們都主張從速準備,以應付可能發生的戰爭。


在那段時間里,我每周到北大去授課一次。因為編《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我常到城內總社去。透過這些關系,我一直和城內一些朋友們有接觸。現在我已不記得是哪一位發起的,在清華俱樂部舉行一次晚餐,當日出席的有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陶孟和、任鴻雋、任夫人陳衡哲、張奚若和吳憲。席間曾討論到知識分子在國難時期所能盡的責任問題。我提議辦個周刊,討論并提出中國所面對的問題。陶孟和第一個就給我澆冷水。他曾編過若干年《時代評論》,深知出版周刊的各種困難。他警告在座諸君,不可掉以輕心,不假思索的冒險嘗試。胡適也反對我的想法,只是沒有陶那樣激烈而已。他曾編過一個叫做《播種者》(The Endeavor)的期刊,在五四運動時期曾發行了若干年。他說:他的經驗使他不敢輕易創辦一個新刊物。他的話令我很泄氣;因為當時在座的人一致都認為不辦刊物則已,設使要辦,則編務方面非胡莫屬。因為我對辦周刊毫無經驗,我想我應該接受這些有經驗的人的意見。


過了一周,任家約我和另一些人到他們家中去吃飯。我又提出辦刊物的想法,他們又和過去一樣表示反對。但出我意料的,丁文江倡議:為了測量一下我們的熱誠,不妨先來籌募辦刊物的經費。“辦刊物很容易,”他說,“但能繼續維持下去是困難的,除非我們能夠共同負責。否則,整個重担就會落到編輯一個人的肩上。”他提議我們每人每月捐助收入的百分之五。如果沒有足夠的財政上的支持,我們可以放棄這個計劃,把捐錢發還,如果有人來支持,我們就可以詳細計劃出版問題。假如我記憶不錯的話,丁當時決定經費總數最低不得少于八百銀元。丁的建議對我來說似乎是太嚴苛的,但我還是同意了,在座的其他人也未反對。


從那時起,我們每周聚會一次。起初是討論發行日期問題,接著說準備出刊。丁又建議我們應該約請一位銀行家來加入我們的陣營。所有捐款、保管及財務上的事務都請他偏勞。丁介紹竹堯生先生,大家欣然同意。幾周過去了,捐款也都交進來,大家提出好幾個刊物的名稱,最后選用了胡適先生所提的《獨立評論》。我們成立一個編輯委員會,委員三人,由胡適總其事。我和丁文江協助編務。




當我寫這本回憶錄時,手邊已經連一本《獨立評論》都沒有了。《獨立評論》創刊于一九三二年春,第一期印了兩千本。初期的《獨立評論》是相當簡陋的,但比我們所預期的要好得多。第二期我們發行了三千本。半年后,已經無需繼續捐助,可以自力更生了。一年之內,發行數字升到八千本,兩年之內,達到一萬五千本。我們不僅不收津貼,也不接受大幅廣告。終《獨立評論》時期,社中只用一個小職員,負責發行事務,月薪六十元。


在輿論方面,《獨立評論》成了當時著名的刊物。《獨立評論》不對某項專題作有系統的討論,也不刊登知名之士請托的稿件。大家每周聚餐一次,討論時事,但不作結論。我們不僅對外界是獨立的,即是同寅彼此間也互不干擾。我們討論時都了解彼此不同之點,有時大家的觀點也會自然趨于一致。有時,外邊作者會發現《獨立評論》是真正獨立而尊重別人意見的。《獨立評論》實在是一個公開的園地,每個人都可以用它發表自己的意見。


《獨立評論》的讀者,大部分都是大學生。其次是公務員,再次是開明的商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有些青年軍官也一直看《獨立評論》。其后幾年,我發現有許多人是從《獨立評論》認識我的,而非從我花費多年心血所寫成的歷史著作中認識我的。


《獨立評論》同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傅斯年。他也和其他人一樣,為《獨立評論》花了許多時間撰稿。他又豐富的歷史知識,一旦他撰寫一篇稿子,就好像是集合了四千年的歷史經驗似的。他把文章重要內容摘出來登在前面,此舉成為出版界的創舉。令許多朋友吃驚的是他的文章不僅能引起讀者知識上的共鳴,而且也能引起他們心靈上的共鳴。能夠引發最深的情感,也能使某些人感到莫大的嫌惡。




在未辦《獨立評論》前,我對丁文江沒有深切的認識。但經過《獨立評論》在一起共事后,我開始尊敬他,愛戴他。他是一位職業的地質學家,并曾創辦過地質調查所,成為中國最富盛名的科學研究機構,當孫傳芳控制長江下游各省時,對他曾委以建設大上海的重任。多年來他一直研究中國的陸軍種種問題。孫傳芳失敗后,丁任北平附近一所煤礦的經理。在《獨立評論》同寅中,他對國際形勢知道的最透徹。他不僅多才多藝,而且實事求是。


辦一個刊物需要花費很多人的力量,《獨立評論》的成功,無疑的,胡適貢獻最大。他的朋友和熟人一致認為他是個最能吸引人的人。幽默、細心、聰明。談話時,態度和藹,富理性。他反對教條主義,對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卻特別有耐性。如果根據以上兩點認為他處事沒有原則的話,那可能是大錯特錯了。他對自己的信念,堅定不移,在他漫長而多采的人生中,曾有若干時期受到最高的推崇,也有若干次被人認為落伍和膚淺。有時他表現了無比的勇氣,有時他也會因為某事或某人而與人論戰,但是,終其一生,他都是主張自由、民主和實用的。


我不想對胡適多加贊揚。我想談一談我與他的不同之處,有些我已經在《獨立評論》上發表過,其他是不言而喻的。我認為他對自由議會政府的想法太天真。他似乎對許多民主國家幕后的貪污、腐化、浪費、愚蠢、冷漠不欲深入了解。對批評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的浪潮也不重視。就在北平,好多國會議員就曾把選票賣給無知、枉法的曹錕,選他當中國的大總統。湖南,在趙恒惕任主席時,就曾頒布過省憲。省議會開會時,議員都把時間浪費在爭權奪利上,致使人民感到厭惡,認為有它反而不如沒有它。這類事實胡適認為無所謂。他認為民主的弊端能有更民主的方法去防止。




馬克思的經濟史觀無疑是不切實際的,但胡適幾乎是忽略了經濟問題。對我來說,中國人的貧困是個迫不及待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我認為應該在經濟方面即可采取行動,而無需等待中國政治的民主。我認為經濟應該先于政治。在經濟方面我認為有兩件工作要做:其一,利用現代科學和技術從事生產運輸。其二,社會化或公平地分配財富。我認為憲法和議會之有無是次要問題。創造更多的財富,平均分配對我才是最重要的。我從未認為胡適反對繁榮方向發展經濟,同時,我也希望他從未懷疑我反對政治民主。我倆的不同點不是原則問題,乃是輕重緩急問題。


《獨立評論》上曾經刊載過許多關于中國統一問題的文章。在這方面,我認為我與胡適也有不同之處。他似乎認為中國可以、而且應該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方式來統一。我認為除非已經有了最低限度的統一基礎,否則這種會議不會有太大成就。武力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如何?也是我倆意見相左的所在。我認為必須武力和政策配合才能使國家統一,但他似乎認為,如果我了解不錯的話,用武力統一是無用的,也是不必要的。


因為《獨立評論》創辦于九一八事變后,自然其中會有許多討論到和戰以及國聯是否可以信賴的文章。《獨立評論》同寅中沒有人主張立即對日作戰的。在這一點上,大家的主張是一致的。當時天津《益世報》編輯羅隆基發表了一片轟傳一時的文章,題目是《槍口朝外,不可對內》。文中大意是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我在《獨立評論》上為文答復羅氏,略謂:倉促對日作戰將遭失敗,現代化的戰爭需要長期準備,然后全國總動員。社中同寅對我的主張均未表示異議。


但丁文江略有不同。他進一步認為中國需要來個普拉斯特立托維斯克(Brest-Litovsk)式的條約。此一場以自然是主張中國抄襲列寧于革命成功后為爭取對德和平所使用的策略,使中國付出相當代價,文江的結論是為了和平不惜任何代價。他相信中國在軍事、政治和經濟各方面準備的都不夠,不足以應付對日戰爭。在軍事方面,他一致認為中國沒有訓練有素的軍官。他常說,在中國所有工作中,他最有興趣的事軍校校長,一旦做了校長他可以訓練出一批新軍官。當然,他更了解,中國在造兵器方面也相當落伍,除了來福槍和輕機槍外,尚不能生產新式重武器。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他深悉中國地方割據的情形。他認為中央政府不能利用全國資源。他還時常要我們注意東北的事實。在東北已經有一支中國最大、裝備最精良的地方部隊,但是日本并未遭到強勁抵抗,輕而易舉的就占領了東北。東北情形如此,中國其他地方又將如何呢?這是他常常談到的問題。


中國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人民在理智方面都曉得國家沒有作戰準備,但在情感方面,大多數均主張早日抗戰。關于這種情形,胡適博士一再地說:“和比戰難。”在當時,也就是說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間,中國人誰能使中國對日本議和?胡適的論點對丁文江不惜任何代價爭取和平的主張可謂是有力的答復。回顧一下《獨立評論》整個過去歷史,我敢說丁文江當時那篇文章證明了最大的勇氣和最大的知識分子的真誠。我也敢說胡適博士對和平之困難表現了一個真正政治家的了解。


和這些人在一起,常常和他們討論時事,我可以感到文江胸中的激憤,也可以感到胡適心中的憂傷。胡的朋友們似乎都覺得很奇怪,他沒有像文江那樣公開主張和平;因為胡適認為文江不免有些“烏托邦”。問題是:當時除了這種“烏托邦”的意見外還能有什么其他的意見呢?


《獨立評論》的同寅從未有人夢想中國可以從外國得到援助以對抗日本的侵略。我們曉得在某些國家中可能有某些人某些團體是同情中國的,但我們也知道僅是同情是不濟事的。中國有些人認為蘇聯可能和中國結成聯盟。為了要與蘇聯結盟,他們要求中國恢復對蘇外交關系。《獨立評論》贊成他們的主張,但并不幻想蘇軍會對日本作戰。我們只是認為中蘇保持正常外交關系是應該的事。很奇怪,在中國,特別是在《獨立評論》同寅中,從來沒有人想到英美兩國會武裝干涉的。我們似乎認為美國已決心不再作戰。英國也同美國一樣,希望和平。此外,有些保守黨黨員認為年輕的民族主義的中國應該受點折磨。





我在《獨立評論》上所發表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蔣委員長。一九三三年夏季,他約我到長江中部避暑勝地牯嶺去談話。促成此事的是《大公報》的發行人吳鼎昌和蔣的親信干部錢昌照。當蔣約我時我欣然接受,這倒不是我要棄學從政,實在是因為我希望會見一位偉人。在他那方面,我喜愛那個他只不過是表示一下對學者的敬意,了解一下政府以外人士對其政策的看法而已。事實上,他說正在全國設法發掘才智之士。一旦時期成熟,他就安排與這些人見面。


因為何廉博士也是被約見者之一,于是我倆同上牯嶺。我們在那里停留了一周,曾與蔣會晤好幾次。第一次見面只是禮貌上的。他很客氣的說,湖南是出大人物的地方,因為他知道我與何廉都是湖南人。當然,在談話時他已深悉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的大名。為了回答他的恭維,我說:雖然湖南過去出了一些偉人,但是現在的中國偉人卻多出自浙江。


蔣的樸實生活令我深受感動。他在牯嶺住的是一棟樸素無華的房子,門牌正好是十三號。盡管他的許多外國朋友勸他換個號碼,但他一直都不相信那種洋迷信。他的態度極為得體,使我既不感到拘束也不致完全放縱。


在我們第二次見面時,他的秘書拿著紙筆,顯然的他是準備記錄我們談話的內容。我們被延入就座,奉茶后,他提出一個問題:“你們對當前國家大事有何意見?”我認為他問此一問題的目的是要我發表意見。我談了約二十分鐘中國統一問題。首先,我提出正確結合政策和武力的理論。然后,我又說明,中國地區遼闊,風俗各異,統一工作不妨分成若干階級進行。第一先建立一個真正核心地區,其行政要優于其他不直接屬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區。我又進一步說明,因為日本已經表示對華政策趨于積極,所以中日之間遲早難免一戰,中國必須早作準備。我們應該爭取時間,但有些事往往無法控制。中國政治家們必須認清對日戰爭會使中國自然而然達到統一。在對外戰爭中,愛國心和中央政府的統治力量一定會增加。他全神貫注的聽我講,一直沒有打斷我的話頭,也沒有用微笑或者皺眉來表示好惡。當我要離開時,他表示希望我再多留幾天,以便再談一次。


過了一天,他約我去吃午飯。那次午飯除了蔣的秘書外只有吳鼎昌一人在座。席間,吳先生提議最好談一些外界對政府的批評。委員長要我坦白的講,不要有顧忌。我說有些人對中央政府感到失望。他們希望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夠更有效率,希望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區生活情況更能改善。但是改善生活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些人把中央政府控制省份和非中央控制省份的生活情況拿來比較,認為中央政府控制地區不太好。他立即問我人們認為哪一個非中央控制的省份比中央更有行政效率。我告訴他,因為我沒有到過那些省份,我不能根據人們看法來下判斷。我所說的只是根據傳聞。就以山東來說,在韓復榘那樣頭腦簡單的人統治下,據說也比浙江的秩序好,比浙江更繁榮。他雖然懷疑傳聞的正確性,但仍認為我所說的都很重要,認為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各省應該改善。




屆至一九三三年,我已回國整整十年,在這段期間,我從未進過衙門。對任何身居要津的朋友也從未請他們幫過忙。我對政治的態度是很正常的。我認為政治并不是專為金錢和榮耀。對我說,政治只是一種工作,我認為它和教書一樣的清高。湊巧我很喜歡清華的工作,而且想寫一本近百年中國史。我希望它能在中國學術界奠定我的久永地位。


(上述史料摘自《蔣廷黻回憶錄》,岳麓書社2003年9月版)


2015-08-23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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