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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男兒事業有戴笠
余世存:男兒事業有戴笠
余世存     阅读简体中文版


    戴笠是一個曾讓很多人聞名色變的人。在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他指揮的軍統為國家搜集了大量的情報,并為政府除去了很多反叛者、顛覆者,為蔣介石除去了很多政敵。他被稱為“蔣介石的配劍”、“中國的蓋世太保”、“中國最神秘人物”。美國總統羅斯福曾向蔣介石提出要見到“中國的希姆萊——戴笠”。這是一個讓人想起王朝政治時代的東廠、西廠一類機構的鷹犬、爪牙。人們對這個軍統特務頭子的評價無外乎“間諜王”、流氓成性、“殺人魔王”,對此類人若不能除之以快,也應該敬而遠之,以為此種人心狠手辣、殘酷無情,不講道德。大多數人甚至天真地以為自己跟戴笠們隔得很遠,以為戴笠一類人是社會的極個別,是人群中的特例,是莫測其威儀心智的神秘者、非常人物。
這其實誤解了戴笠及其同志,戴笠們是很平常的。甚至可以說,這種人在我們的社會里無處不在。在戴笠們的身上,有著我們中國人最可寶貴的進取精神。無論出身如何,他們知道要努力成材。這種成材,可以解讀為胡適之說的,努力爭取個人的自由;也可以解讀為求功名富貴。總之,是要實現自己,成就自己。因此,他跟一般循規蹈矩的讀書人不同,盡管他的成績也很優秀,他卻不守成規、嫖賭成性,一度被學校開除。
在窮困的日子里,戴笠也不曾忘記自己的志向,不曾改變自己愛整潔的生活習慣。哪怕是俗艷廉價,他也總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說,在杭州混飯吃時,他只有一套夏裝。為了保持整潔,他通常在西湖邊找一塊無人之地,脫下上衣和褲子來洗,然后把衣服晾在一塊有太陽的巖石曬干,自己在一邊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樣。而也就在這種一般人都覺得尷尬的窮講究里,他結識了終生的朋友,當時的小學教師、后來成為蔣介石的門生的胡宗南。按照戴笠的傳記作家,美國人魏斐德的說法,戴跟胡宗南都是小知識分子,即今天社會學家眼里的“小平頭階級”,不自覺地具有流氓知識分子特有的自負,“他們各自在對方身上看出了自己對權力和地位無限的渴望”。
戴笠不僅有生活目標、理想,也有實現這些目標理想的艱苦付出。在他30歲時,聽到“革命朝氣在黃埔”的說法兒,就自改其名,取風土記“卿雖乘車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君騎馬,他日相逢君須下”之意立志,更名戴笠,考入黃埔軍校第6期。這種吃苦精神是難能可貴的。甚至到他成為蔣的心腹之后,他仍然身先士卒,事必躬親。為了北伐收集情報,他常一個人奔走四方。當時共事的同學徐亮回憶說: “人稱戴笠是英雄,我以為是怪物。這種人醉心事業,連皮肉痛苦,都能忘記,非怪物而何?” 抗戰軍興,戴笠已位高權重,但他在淞滬之戰中,白天忙于組織對日情報戰,并竭力建立軍統武裝別動隊(后來的忠義救國軍)協助正規軍作戰;晚上,他親自坐車從上海到南京,向蔣介石匯報戰況和情報分析。那時南京到上海鐵路已經不通,汽車也只能滅燈行駛,日軍飛機不斷轟炸掃射,時時如身臨鬼門關,他卻犯險如常。抗戰后期,戴笠屢次化裝深入日偽區,布置情治系統,檢查工作。當時,日本人對他的人頭懸賞金額,猶在對毛澤東懸賞之上。
因此,可以說戴笠是一個干才。戴笠諜報功績的頂峰是1940年代,其諜報網絡在鼓浪嶼率先破譯日本將襲擊珍珠港的情報,并報美軍海軍部,但被美軍一笑置之。珍珠港事件發生后,美軍才意識到戴笠的厲害。亂世行權,何況抗戰。在抗戰中,特工工作的重要性也為一般人所理解,戴笠也開始為人們刮目相看。據說,戴笠遇難后,舉國哀悼,就是他過去的敵人,也都在追悼他。有一個說法兒是,周恩來在中共的會議上說:“戴笠之死,共產黨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一般人多注意他的狠毒狡猾、奢靡生活,卻沒有注意到他是提著腦袋做事。他的心路歷程并沒有什么特異之處,只是在身逢革命年代,他有著投機者的理想和革命者的獻身。比如,淞滬抗戰之前,國民黨大員們在南京開會,休會的時候議論紛紛,戴笠很堅定地對其他人說,這次我們一定要打了。國民黨元老吳稚輝問他,武器,經濟都差的那么遠,拿什么打呢?戴笠說:“哀兵必勝,豬吃飽了等人家過年,是等不來獨立平等的。”這句話給其他國民黨人震動很大,后來成了軍統對于抗日的經典創見。
戴笠自己是人才,他也賞識人才。他的工作,需要非常手段,一般人以為正適合流氓無賴來做,軍統是流氓的大本營。事實不然,那里需要的是中國社會一流的青年,一流的技能以及一流的品質:比如正直、勇敢、大義等等。軍統組織嚴密,但其人員卻從社會上廣泛吸收。對于工作人員的要求比較嚴格。戴笠曾經屢次發文告誡下屬:“不可用流氓”,“流氓只知招搖,用之未有不敗也”等等。招收的人員越要求積極向上,其中有理想的青年,甚至隱性的共產黨人或共產黨同情者就越多。據沈醉回憶,軍統局的正式在冊人員和學員,在抗日戰爭中犧牲者就達18000人以上,而抗戰結束時全部注冊人員僅為4萬5千余,死亡率高達40%,其他附屬人員犧牲者更眾。這一事實可證明戴笠及其軍統的國家情懷。
戴笠讀書不多,卻堅守了忠孝的觀念。他的母親把他養大,在他成為“殺人魔王”時,他仍對母親十分孝敬,甚至要部下向其母親學習,學習她管理繁雜事務的能力。而在他短命而輝煌的特工生涯中,他也有著獻身國家、領袖的愚忠。也許蔣介石需要的,就是他那種“奴才中的人才”,或說“人才中的奴才”。在他自己的理解,可能是一種士為知己者用的赤膽忠心。在革命的春秋時代,慷慨悲歌也好,他或者真的有一種“俠之大者”的悲壯心理:人以國士之禮待我,我以國士之禮待人。而為國為民的俠義精神在革命從權的時候,就一變而為忠于領袖的犬馬之愚忠。他的座右銘是:“秉承領袖意志,體諒領袖苦心。”
因此,不難理解戴笠的意義。這是一個傳統中國人的做人典范,也是一個現代中國人的成功樣板。只是這種成功,或忠孝,如此奇特地成就了文明眼里的罪行。說到底,這一類人,懷著成功名的用世之心,并非自己力挽狂瀾地救世,而是躲在政權、領袖,某個人或某個機構的羽翼下,借助于專政的機器為所欲為,便宜行事。他們的忠已經超出了道德的范疇,只是某種工具或打手;他們的孝也只是停留在贍養一責上,遠談不上跟上一代人交心交流。他們自認為行事不受道德的束縛,但他們是不道德的。他們自認為是菩薩心腸而行霹靂手段,其實他們已經泯滅了正當的人性。他們自認為是人才,其實他們是人格永遠立不起來的奴才。他們自認為是好男兒,但他們永遠不會是有責任心有現代文明理性的男人。
這是我們文化教育的怪胎,戴笠是我們社會的產物。他們知書而不識禮、讀書而不明理。學校和社會只是教會了他們如何勢利,他們滿腦子漿糊。他們總是以為亂世可以不循正道,獨裁、專斷等等可以提高效率,秘密世界、特務工作可以搶奪、控制情報信息,這些非人性也不合于文明的邏輯最終使他們自己喪失了人性。內心矛盾、人格分裂,而不知解決,而一味地向社會索取。他們眼里的人生得意或成功名即是:這個社會有著現成的名利財富,只等他們去掠取,他們絕不會想到創造性地成就新的文明資源。像戴笠懂得因果,企圖超越因果,跟太虛大師等人來往,最終仍被因果所囿,即是他們無知于生命的結果。這樣的人在我們今天也仍隨處可見,他們平時滿口仁義道德,在家人、朋友面前恭敬可掬,甚至身邊總會有一兩位和尚、活佛、牧師以證其參禪,但他們用世處世的一面極為猙獰,他們待人殘忍。
我們的文化教育產出的大多是戴笠那樣的人,他們擅長投機、有奶便是娘,更可笑的是他們也會把自己跟國家大是大非的語境聯系起來思考,而一遇到真正的挑戰即以飯碗為自己哀求辯護,實則他們完全明了自己作為打手、工具的功能和價值,他們不僅習慣了殘害生命而且樂此不疲。他們有意無意傷害了別人,對普通民眾,他們更是“狗眼看人低”,他們不知尊重生命為何物。只不過戴笠以極端的形式作了他們的代表。
因此,盡管蔣介石和戴笠的同志以為戴笠有功于國家,甚至章士釗為他寫了一副意味深長的挽聯:
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
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等后人評。
但時隔六十年,文明社會已經對戴笠及其同類做出相當公允的評價。人們堅定地指認戴笠為“殺人魔頭”,是法西斯性質的工具,甚至對戴笠的死也認為是冥冥中的報應,都說明人們對安身立命或為人處世有大于權宜的標準,那是一種建立在尊重個人生命之上的標準。戴笠的美國傳記作家以為戴笠是一只“巨蟒”,其實按中國人最常見的說法,戴笠是一只狼狗,或說是一只藏獒,主人待他極好,他的生活可以說驕奢淫逸,但這種走狗沒有自我,更沒有自己的德性世界。就像最兇殘的藏獒雖然忠于主子,目中無人,但一聞見有血腥氣的屠夫也會無可奈何、搖首乞憐一樣,戴笠們的內心是相當脆弱的,他起居神秘也仍睡不安穩,在臨死前甚至哀嘆自己不是死于毛澤東之手,就會死于蔣介石之手。
因此,可以說戴笠沒有人格,他的內心是扭曲的、病態的、殘忍又卑怯的。如果說平常中國人的生活可傳三世、五世甚至十世,即人格成就或榜樣可以不中斷地傳幾代人,但戴笠那樣非人性的生活到他自己就中斷了,他在中國人的家族傳承中不起作用,他不屬于中國家世中的一環。起太史公于地下,戴笠的行跡也只會歸為酷吏猾吏之列,而入不得俠客列傳,更不得列入世家。只是以戴笠之心眼生活的中國人還有很多,他們跟我們一道,決定了我們社會的文明進程和文明高低。
    

2012-02-29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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