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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之十的漢語思想——應新周刊之請而作
千百之十的漢語思想——應新周刊之請而作
余世存     阅读简体中文版


    十年前的春天,當我寫就《關于九十年代的漢語思想》時,我有一種庖丁解牛拔刀四顧的感覺。我當時檢閱并夸示了四五一代的成績,推演80年代、90年代之后的新特征。但很快,我為自己的樂觀預言不斷地檢討,再三批評自己并反思文明的坎陷和新生,我為大陸中國社會的物質進步而高興,也為漢語世界的淪落而痛惜。時至今天,在漢語世界其意志和表象如此堅定地走向繁榮升平的過程中,回顧新千年或說21世紀百年之初的十年,我們仍可為這十年思想的錯亂和鬧劇、自以為是的得意和悲壯、缺席和勢利、玩忽職守、二三素心的拒絕、身陷囹圄或畫地自獄……而驚嘆。“中國不思”,“中國價值無足稱道”,“低福利低人權的中國模式”,“中國人無信仰”,“中國無自由人”……不僅是轉型中國社會自知的短板,也是文明世界的悲憫共識。
對數代中國知識人來說,這十年也是立功立德立言和個人小康富貴之沖突最為劇烈的時期。在這十年經濟大躍進的國家富裕和個人致富的時代故事里,知識人經受著誘惑、脅從和考驗。而在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八九一代、70后、80后等知識人中,最具悲劇也最有收益的乃是八九一代。長達十年的參與、旁觀和思考,正是八九一代自而立走向不惑的十年,是其建立自身世界觀和知識論的十年。
這種人生文明大道,乃是人格成長的過程,是身心生長發育的歸宿和認同。任何經典、權威或借其名號示人的知識、真理言說,以及意識形態號召,不過都是大道展開過程中的歷史敘事,是一時一地的某種必然,而非絕對自由之律令。簡單地說,任何人的經驗和表達都只是有限的,他必須接受人類文明史的審斷;任何試圖遮斷文明天空的做法,哪怕姿態,都會受到報復;任何以一己之智來給予文明史總體性解釋的行為,都會收獲笑料。而這種平易健康的知識論,幾乎是1949年之后就消失殆盡的。直到今天,數代中國人中間,從政客到細民,仍多為拜物教的信徒,狂妄地以一己之智代表科學和真理,去測度萬物,生殺予奪萬物。正是這一思想上的蒙昧,使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雖然小康卻置身于文明的暗夜里。
只要趨近文明主流,踐行真理的大道,我們就會出于天良和理性去敬畏他者,而非膜拜、服從某種權威。我們尊重知識、真理和思想,但我們知道,知識本身并非價值,尤其是,誠如基督教所言,信仰乃一切知識的開端;或如吾人儒魂道骨所言,正心誠意乃君子大人之學的開端;沒有信仰,就沒有知識;沒有誠意,他人的知識于我沒有意義至少大打折扣。我們必須交待我們的正當,我們必須證明我們的有效。雖然,存在本身即是意義,但存在仍需要交待、需要表達。這也就是現代文明個體不可代替的原因,不可被代表的原因。停下被代表的狀態,請不要代表他人,讓他代表他自己:這是我國族十年來痛切的認知,是我人民十年來無望的夢想。
這種“被代表”使得我們跟文明世界拉開了距離。如果說十年前我們尚有一個改革開放的對象,尚有加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認知;這個十年,我們“被代表”著跟文明世界有原則的不可調和的糾結。借助韓寒的句式,有兩種知識和文字產品,一種叫知識,一種叫中國知識。這十年的漢語世界,借助于中特、文化多樣性、國情等名義屏蔽他國文化,肢解世界知識,使得大陸中國流行、發布的是中國知識,它們污染了民眾的視野和心靈。在參與這種代表的鬧劇里,喻權域、何祚庥、王兆山、余秋雨、孔慶東、芮成鋼……等人只是幫閑乃至幫兇十足的跳梁;《中國不高興》、《中國站起來》一類的自大言說不過是腦殘者囈語。雖然,他們仍成功地污染了社會;在市場一類的共謀里,他們都求名得名,求利得利。
令人遺憾的,長達百年之久的我國左右翼思潮較技,在此十年亦并未相互砥礪,沒有發生大的討論、辯難,共進一步;反而形同陌路,勢如水火。90年代一度共同担當的問題,公平和效率、和解與清算、傳統或現代,此時已經放下。各說自話,言不及義。左者荒唐,右者悲壯;左者亢奮,右者瑣碎;左者陰謀,右者作態……這種在進化之一階梯上停滯不前的類人孩們,無能在大道上精進日新,在知識或思想的大廈里登堂窺奧,反而多要訴諸大家長來解決異己。
思想的左右分工,在文明的發展史上是一種本質存在。從大道的展開論,易經哲學已經闡釋過陰陽之于對方的重要;孤陰不生,獨陽不長。希臘羅馬哲人也明認道乃對話的“邏各斯”,道理在辯論的動態中顯現。因此,在傳統文明中,上下共濟,道統統合政統,使之在合眾為一的治理原則上,士族理解民眾,紳族支撐富貴;在現代文明世界,憲政以治國原則的形式使平民權益、富貴者權益輪番表達,民主伸張民權,共和保障紳權。凡此種種,皆需要共同體的思想者們相互激勵,以求精進,以保證共同體有著持續不斷的文明遷移。
但是,我國族近代以來,多次斷裂而不能接續,文明自新的力量只能一次次從新起步,甚至從零開始,原因多少在此對立相仇而不能和合。思想的萌芽,尚未壯大,即被扼殺。思想的左右分工,在我們社會的表現,不是以清明的理性議論,一較短長,而是借權借勢打壓對方;不是尊重對方,而是嘲笑和詛咒對方。一些望重一時的作家、學人、思想者,此時甚至放棄了人格、知識和思想的自尊,而代表吾人和國家民族,其實借權勢膨脹。王蒙、余華一類的文人表現可以不出意外,汪暉、劉小楓一類的學人破門,出書齋而入市場、廁身皇城根下,卻讓人大跌眼鏡。劉小楓繆托毛澤東知己,汪暉注釋中國不會崩潰……在他們這些中國“國家理由”一類的代言者面前,甘陽的“通三統”、趙汀陽的以“天下”觀世界、蔣慶的“通儒院”,倒顯得或迂闊或狂妄了。
而如上所述,由于對自身的難以把握,對知識的無能本分相守,這些借權勢膨脹的思想者代表了時代社會的公共知識水準。他們的言說,知識和思想,在漢語世界,是跟政治經濟現象一樣少受挑戰地橫行于大陸圈子社會的。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充任了某種社會文本,為一時的社會需要提供診斷、分析或身心按摩,他們的療治有無效果不論,他們的藥方游戲各領三年五年風雨。由于對人性和人類最基本尊嚴價值的漠視,這些知識或文字產品注定被雨打風吹去,等待著新的文字游戲或垃圾登場。
80年代的經濟建設話語壓倒了此前的階級斗爭話語,90年代的學問幾乎屏蔽了80年代的思想,最近十年的專家學者姿態或私己話語否定了90年代的關懷和精神……直到今天,這種包含時代、地域、技術、階層或人群的代際替換仍得勢張揚地占據了人們的心地,使得人們走馬觀花,或成為這些各類知識巫師及產品的跑馬場。這種知識或說符號資本在此十年的膨脹,被人們形象地稱為“磚家”、“叫獸”。因此,我們能夠理解大陸中國在失教失范、無信無誠、不思不識之后的仿真、偽善和傻美生存,一種文明史上罕見的經濟物性生存。
這種經濟物性,借助于穩定之河蟹,橫行屏蔽了一切可能的異端。這中間,最值得悲慨的,莫過于那些沒有度過漫漫長夜的老一代思想者、中國圣賢以及中年一代仁者、志者,他們的言路、思路在市場時代只能平等地接受大眾的檢閱、質疑和選擇,卻悲劇性地或為權力鎮制、或為市場傾覆,幾乎及身而沒。黃萬里、吳祖光、李慎之、王若望、何家棟、趙紫陽、劉賓雁、楊憲益、朱厚澤、李普……已經停止了他們的守望,而回永久的故鄉;楊小凱、蔡定劍……得憲政天命之召喚,卻中途魂歸道山。這些多少或堅持理想、或學步文明的華族兒女,有感即應,清明自持,不平則鳴;他們的離開,幾乎如同佛語中末法時代、法滅時代的征兆,是慈悲如菩薩者對我國族生態的無望棄絕;他們的離開,使得活著的心靈更為孤獨,更少有人聞問,更具有悲劇。
在權力、市場等支持下,經濟學人仍是這個時代的寵兒。他們策其高足,占據要津,為我們提供關于食貨、個人與時代社會關系的高論、天憲或卑言。厲以寧倡股份而重幫閑;張五常狀王師而格漸卑;吳敬璉書生依附,無“市場”而有“良知”聲譽;茅于軾至誠自覺,尊利益而謀民眾福祉;楊小凱關懷沉痛,明明德而證大道人生;郎咸平錯位嘯聚聲名,幾同二丑;陳志武懷抱問題意識,陳情萬般;樊綱放棄體制權宜而打官腔;盛洪認同巨國規模而望太平;林毅夫獲得全球的視野;張維迎有著市場的邏輯……
權力主導的市場搭臺,經濟學帝國主義雖然一時稱盛,市場的朝三暮四特征已經吁請文化唱戲。于丹粉墨上百家講壇,被稱為女中孔子;易中天品評如日中天,當然是學術超男;李零乃花間飲者,急性如喪家之犬;張鳴有歷史知己,另類觀國運脾氣;張思之、江平、雷頤、朱學勤、賀衛方、袁偉時、曹思源、吳稼祥、馬立誠等人,或忠實地守著自己的光榮和夢想,或才情高蹈地為法治、自由、私有化、中國的國際戰略鼓與呼……星云法師、凈空法師、釋永信法師、胡懷琛先生、李一道長、蔣慶先生、陳明先生、康曉光先生、張祥龍先生等人,先后開示、宣教,表達其因信而稱道的教義;至于南懷瑾先生,挾著儒釋道混一的聲勢,在海峽兩岸三地富貴公子小姐們的簇擁里,為國學或東方文化壯威;費孝通先生,年輕時英美自由主義的純正學人,晚年向傳統文化致意,并展望文化自覺的可能……這些文化弄潮兒,為民眾傳播了文化發生學的不同品相和功用。而知識、文化、民族傳統……也因此新瓶舊酒、或舊貌新顏般地成為吾人當代社會最重要的存在,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它們成為個人之上的集體無意識。西人稱其為符號資本或知識資本,就是說,沒有這種資本,人們在學術或知識的生產和消費市場上就難以生存。確實,人們跟這種異化知識的關系相互厭倦又相互依存。
借助于其他原因,比如2001年我國入世開始產生的自性要求、暴發的中國崛起、中西口水戰等等,各類知識、傳統與現代的知識及其象征人物在大陸社會輪番上臺、大行其道,劫掠了各類后知后覺或無知無識的人們成為其粉絲。也因此,這種大陸社會巨大的表演魔力,也將不少書生氣十足或“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的學人裹挾其中,他們的變臉之快于時可以理解,于己仍使關注者或粉絲們目瞪口呆。五四新青年或自由主義的中國傳人會迅速變成阿門的長老;散步維權的青年會從良成為圣之時者;看甘陽二三十年前的西化號召,誰能想到他今天是“中國”的護法?讀摩羅十多年前的“恥辱”文字,沒有人能想到他后來代言中國站起來。至于才學宏富的汪暉評說中國不會崩潰,引進基督教神學拓展漢語維度的劉小楓申述毛澤東和中國的國家理由,一度讓我這樣的人難過得一夜失眠……
在這個十年,吾人社會體制化的知識生產體系已經完成,這架“沒有靈魂的機器”(按韋伯的說法)開始具有自主的內驅動力和完備的內部評價體系。因此,盡管我們失眠或目瞪口呆,但當代的公共知識,確實并不關懷吾人自性或個人生命。這些變臉的思想者,只不過是利維坦的組成部分,已經吞噬了他們自己并污染社會、毒害了仍在罪與苦中掙扎、奮斗的蕓蕓眾生。知識資本跟權力資本、貨幣資本一道,成為管制人們并異化人們的工具。
漢語思想,因此只能在體制外艱難地呼吸、生長。這種價值重構和自身生存的完善,首先是一種人格和知識論意義上的。顯然,這種人格和知識的塑型落實在向中年邁進的一代人身上。是的,這十年既是中國走向繁榮的十年,也是八九一代新生的十年。遠離知識自身的生產體制、現實圈子威權的順勢思維,他們開始有了自己的知識和思想。八九一代之能有此幸運,因為在八九之后一二十年的成長中,大家自而立走向了不惑。這種代際的不可更易的收獲,有著普適性。不同的在于,較之四五一代、70后甚至80后新人類,八九一代在上下夾擊等多重困難里接近了本體和真實。流放、拒絕、苦難……本來就是人生最好的“大學”,邊緣、旁觀、體制外,都是棄絕書齋學院知識和當下文化現象、棄絕成為知道分子的最好途徑,經過洗禮的八九一代經此淬煉,多少接近了人生或知識的本體。因為參與、言說,不僅在于表達真理,而且在于真理地表達,更在于表達本身。因此,在今天大道蒙塵之際,是廣義的八九一代及其精神的自覺者和追隨者們,在守護著自己的生活和大陸中國人民,并生產著充分個性化也充分社會化的知識和思想產品。
這種漢語思想,有過極為艱難曲折的掙扎,從體制內身份到體制外寫作,從類人孩到公民社會,從政法系到憲政中國,從次法西斯社會到后改革時代,從維權到圍觀,從NGO到法律救助,從河蟹到草泥馬、神馬……今天是以行動來表達的,寫作也是一種行動表達。...此處有刪節...
如果我們能夠記得這些邊緣或體制外的正大努力,我們就能夠回答中國或中國人富起來后怎么辦一類的命題。孔子說過,道不行泛于海;但孔子還說過,富而教之。漢語思想不會移民泛海,而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根發芽,以教化教訓日常生活和社會。...此處有刪節...
這些被人統稱為民間思想潮流,跟左翼思潮可借勢劫持社會和青年不同,這些偏右翼的民間思想一如飄零的花果,只能盡命而聽天。當然,公正地說,左翼思潮的壯懷激烈或別有用心仍有堅持努力的可圈可點。甚至行動者們,如茅于軾的小額貸款、姚立法的票選代表、李昌平的三農實話、溫鐵軍的鄉村建設、于建嶸的維權實踐……在為平民大眾吶喊或服務的實踐中都有著不小的成績。自世紀末我國使館被炸、《環球時報》洛陽紙貴以來,世紀初張廣天、黃紀蘇等人高舉民粹主義大旗,王小東言說民族主義主張,張文木構思軍國主義等國家意志,一直到最近,甘陽、汪暉、劉小楓們先后公開立場,這些左翼思潮有過不同的層面、不同階段的表現。或知識精英,或文化商人,此起彼伏,輪番轟炸,直到吾人心智昏亂而不知所以。
如果我們能夠記得在《中國不高興》一類粗糙的拼湊之作外,左翼陣營尚有黃紀蘇那樣多才藝的思想者,有張廣天那樣“憂患”的才子,有汪暉那樣受國際學術江湖關注的學人,有甘陽、劉小楓一類出西入中的“宗師”,……如果我們能夠了解,吾人社會仍有平等、溫飽等廣眾的社會問題需要救濟;我們就能夠理解,吾人強大的左傾社會基礎仍足以給左翼思想以支撐。這也是《切-格瓦拉》、《魯迅先生》、《我們走在大路上》等劇作風行一時的原因。
在這些或精致或粗暴的左翼表達之外,右翼思想要么被屏蔽,要么只能借助于南方系報業口吐真言、傍資本的力量低聲作態。自然,右翼思想表達在此十年也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讀書》雜志的左傾使右翼言說失去了重要的平臺,它自身也日益直接簡單,如李零為革命辯護的口號式文字都可以發表其上;向右轉的《戰略與管理》雜志因內部人事的變動而走向末路;“冰點”事件之后,首善之區幾乎只有《炎黃春秋》、《經濟觀察報》等極少數報刊尚能偶爾發表出位之思。中部地區的《書屋》雜志如同沉默之后,在南方只能取守勢的助產士—-編輯們,以發布學院即體制內人文字為乖巧,或在時政問題上企圖也小心翼翼地給治國者戴上一些原則性高帽,給官產學精英提供一些有關做人做事是非善惡一類的說教,因此,浮出水面的右翼思想產品多卑之無甚高論。
在檢討漢語思想十年的表現時,無庸置疑,我們需要知人論世,需要考察社會的乃至政治經濟的變遷。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們絕大多數對此缺乏觀察、分析、判斷、命名。除了借助于官學、西學的觀念、名詞,如改革,如后極權時代,如權貴或裙帶資本主義,如國家資本主義,如羊群效應,等等,我們給這個變遷社會的民眾提供的思想資源如此之少。這其中,可以稱道的原創性觀念,如血酬定律、官家主義、類人孩、次法西斯社會、中國劫、拉美化……也僅僅是現象的描述,而少有對社會結構的深度觀察。
因為吾人確實在此十年之間躍進到一個小康時代,我們的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這種了不起的成就跟思想界的低能構成了相當大的反差。一如西方經濟學原理難以解釋中國經濟奇跡一樣,漢語思想界也很少給出一種可參考的假說,一種多少接近本質的事實真相。當然,有人可以安慰我們說,一個人的暴富能力跟他的精神心靈或認知能力成反比,最常見的事實即是,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也。一個十年間迅速膨脹,并在數千年歷史積累的國土上拆掉重建一個唯“新”是從的國家,這不需要智慧遠見,更不需要精神尊嚴。這種安慰大概也說得過去。

(中)

問題在于,有著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記憶的人們,應該記得那時的中國發展近乎無牌可打,坐吃山空。經濟體制改革雖然有過一改就好的時期,但由于政治體制的束縛和變革滯后,國民經濟改革和發展就再難產生全民皆歡的績效。從農村開始的改革,逐步推進,到國企,城市產業工人,到招商引資……放權讓利的經濟行賄措施,在當時被“增量”、“亮點”、“經濟增長點”一類的說詞掩蓋了真相或本質,因為從某種角度看,放權讓利是釋放也是壓榨各階層各行業生產力的過程,人們形象地稱之為“吃完三農吃國企,吃完國企吃財政,吃完財政吃銀行,吃完銀行吃外資……”這種吹糠見米式的效率,相同于王朝時代的竭澤而漁。對各階層各行業的利用、壓榨殆盡,就使其荒廢一時,三農問題、工人下崗、財政透支、銀行壞賬……曾經都是極其嚴重的問題。
最能說明問題的案例之一,李昌平在十年初公布了他的《我向總理說實話》,以基層的經驗痛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可以說,這個共和國建構的自我循環的國民經濟生產體系,到90年代中后期幾乎失去了所謂的經濟增長點。官學代表之一喻權域自豪稱道大陸中國是一大工地,到處都在建設;但在這個十年之初,很多工地都停工了,股市低迷,房市拐點,工農無望……大陸處處有著亂尾樓,以至于打工者都會到亂尾樓里養豬。據說,這種養豬過年的經濟增長使決策部門也一度束手無策,自編順口溜:年年難過年年過。我們也因此能夠理解,中國的改革開放近二十之久,在90年代末即1998年前后,才度過了困擾歷代政權最大的問題之一—-短缺。
因此,站在今天中國經濟巨大規模和世界生產能力的基礎上,將三十年改革看作一以貫之的上升通道是容易的,但也極不符合事實,更難以使吾人獲得清明的理性和健全認知。前總理朱镕基先生的改革,如分稅制一類,即是看到了80年代啟動的經濟發展能量至此耗竭,放權模式在超經濟強制的一國之內難以自生出可持續的模式,故朱镕基總理以強力加大了中央財政汲取資源和稅收的能力。這種90年代中期開始的收權,在當時遇到了不小的阻力;但到新千年,在這個十年之中,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權力資本脅迫貨幣資本、知識資本使得社會在一個狹小的空間內高成本地維持穩定,卻較有成效地實現了看管一盤散沙即“原子”個人的國家主義。以國家主義合眾為一,一如論者所說的“以權搶錢私有化”,以錢買權或權錢合一“官家化”。
更幸運的是,中共執政集團長達十多年的入世談判努力在90年代末世紀初完成,在此期間開始生發績效。在冷戰及其后多年都沒能分享世界經濟發展紅利的中國,在此十年參與了全球經濟一體化中的分工。度過短缺經濟之后的中國順理成章地充當了“世界工廠”,而真正突破了一國經濟體系。按照經濟學家于杰的論述,2001年入世,是中國經濟全球化、最大程度市場化的開始。這個經濟拐點在胡溫主政后迅速出現,停工停產的建設不是一落千丈,而是拐勢上揚。這個事實是如此重大,三農問題迅速被消解了、下崗工人的失業問題得到緩解了、看守政府機關的小公務員們也時來運轉地吃香了、軍警特不夠支用而需要請安元鼎一類的保安公司或請農民工做協警了、傍大款的故事依然上演但到處都國進民退了……
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先生被稱為“改變了中國”,但是,真正將中國經濟總量迅速趕德超日、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則發生在現任總書記胡錦濤先生主政的近十年。一個簡單的例子,中國普通民眾都是在這十年里感受到了中國的暴富,中國人的“不差錢”。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尚沒有貨幣供應量的概念,這個十年,中國的錢多使得貨幣供應量成為廣受關注的問題,十年的貨幣供應增長了四、五倍,2010年一年中國廣義貨幣供應量則有70萬億左右。
這種超發貨幣也許是“放水養魚”,也許是胡溫新政的國家主導策略,當然有其理由。于杰認為是入世后“中國經濟增長的邏輯變化”的必然結果,即中國在全球化經濟生產體系之中,中國的產能對應于美國等西方國家,貨幣供應跟出口和外匯掛鉤。土地和人口的近乎無限的供應,在這種天文數字般的貨幣資本牽引下,催生了巨量的經濟生產能力,使中國普通人都理解到了土地紅利和人口紅利……能源、原材料、日用品、農產品、工資,在多年停滯橫盤之后,都開始了倍量上漲;同時,我國社會產生了空前的資本掠奪奇觀。跟這個十年相比,八、九十年代的放權讓利或資本原始積累是小巫見大巫了。“1978年后20年的增長記錄會逐步弱化,WTO后的范式和路徑將成為主角,并形成更具市場化和全球化的經濟周期。”
中國在國家社會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之間的搖擺和政治經濟結構定型,使得歷史上累見不鮮的資本原始積累至此多以資本劫掠為主。而劫掠最快的,莫過于拆遷,房地產。盡管中國有著更值得媒體關注甚至表彰的經濟成績,但中國人心目中的這個十年,最為矚目的生產,乃是生產房子,生產城市。在巨量貨幣資本的誘惑下,中國的生態、心態、世態資源幾乎全部資本化、資產化,最后多表現為房地產化。成千上萬的城鎮,都幾乎推倒重來了,我們拆建了一個新的中國。
這種官家與資本合謀主導的時代游戲,因此跟八、九十年代有所不同,甚至在此十年的初期,青年、白領、新人類、新技術……等青春少年中國一度大放光彩。媒體、工人、機關人員,更不用說農民,都羨慕青年們的好運。新文化、新生活、新技術……都由新人類們經驗并主導了。但是現在,年輕人的好運算是結束了,他們不得不“啃老”;新生活算是煙消云散了,公務員成為最有吸引力的職業;知識改變命運勤勞可以致富一類的因果律失效了,資本運來了自己,當在工地上搬磚的打工者薪水沒有改變時,他參與建設的房屋的主人已經坐地掙了百萬千萬。人民大眾辛辛苦苦地工作,他們為之工作的官家和資本卻火箭式地拉大了生活的距離,官家和資本的膨脹速度是辛苦工作的民眾萬思難解的,是他們貧乏的想象力難以穿越的。在近億人民尚在溫飽線上徘徊、近十億人民總算覺得吃飯生存不是一個大問題時,中國宣稱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的階段。
經濟總量的計算、分析有很多角度、結論。貨幣超發是一個事實,但貨幣的流通仍得益于勞動等要素。十年的中國社會發展,貢獻最大,即流血流汗為中國添磚加瓦的乃是中國的農民、產業工人、白領、農民工等社會階層,其次是中國和世界的歷史和人物。這些不同時空的資源,在貨幣超發帶來的產能加速擴張中,為魚為肉地擺在中國的官產學精英面前,由其支配、消費……我們知道,任何對象,如果我們無能誠實地交流溝通,如果我們無意同情地理解,如果我們無心交待出自己,對其關注、談論、招募、救濟、資助、皈依,都是一種消費,一種利用。十多年來,我們的官家和房地產商吃遍了農民、市民等階層,我們的文化人吃遍了從炎黃以來的歷代名人,我們的媒體人吃遍了可吃的時政資源……這種權力資本、商業資本和知識符號資本的霸權建立,是以拉開跟文明世界和中國民眾的距離產生的。如果我們用資本積累時期的觀念,以及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的觀察,我們可以說,這種個人資本的積累及其經濟總量,是吃“人血饅頭”吃出來的。
哪些人吃過黑窖工、賣血農民、智障人士的血汗?哪些人吃過煤礦工人、富士康打工青年、性工作者的勞動?哪些人吃過魯迅、胡適、巴甫洛夫、切-格瓦拉、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陳寅恪、唐德剛、黃仁宇、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民國文人、軍閥、大師、孔子、老子、明朝、中醫、中國、基督、佛陀、真善忍、NGO、民粹、憲政、戈爾巴喬夫、甘地、曼德拉、哈耶克、福柯、斯特勞斯、施密特……人類文明史及當代中國全部的資源,在此十年為食貨者們吞噬消費,在哄騙著建設性或以道義理性招搖之際,這些資源絕大部分轉化為個人或集團的資本。由于中國人民的長達十年二十年的辛勤勞動而不得積累享受,被三大資本任意揮霍,資本財富也大量流失海外,以至于左派以叫板美國、日本為悲壯崇高,而將矛頭對準帝國主義和外國資本。馬克思曾觀察資本的運行,以為其有違人的良心,并說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也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這在當代中國沒有例外。
最為辛酸的,告別革命,非暴力乃正義,資本養活工農,領導親民善治……知識資本的說教堵絕了吾人的自然正義之路,貨幣資本的橫蠻取消了吾人的談判互利之路,權力資本的專制斬斷了吾人的上訪陳情之路。十年前改革的經濟行賄統治在此十年演變成經濟綁架策略,中國人就像孩子一樣被大家長式的三大資本管制,不得不參加擴張的教育產業,不得不為走路繳納不斷上漲的油價一類的買路錢,不得不抵押給銀行以求得蝸居,不得不忍受少開車少出行少進城的城市化……類人孩們一如傻子被各類騙子們坑蒙拐賣。于是,孫志剛事件、李思怡事件、黃靜事件、甕安事件、石首事件、鄧玉嬌事件、毒奶粉事件、屠童事件、樂清事件……在這個十年層出不窮,一再挑戰著中國人民活在當下的心智。人民大眾為了中國的代表者去生產房子和城市,只得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家園被毀,人們難以決斷,只有自我了斷。自焚、屠童、搶尸……一類的現象在中國的大地上比比皆是。王怡曾說,每一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權力、資本在這個十年無恥或飛揚跋扈的罪惡,幾乎是桀紂以來的中國所未曾有。
貨幣資本吃利、權力資本吃人、符號資本吃名……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最為奇特的繁榮游戲。如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運行的多為斗爭游戲一樣,吾人卷入其中而無能也多無意自拔。這種朝三暮四的游戲在調整后,讓今天卷入人生資產化或房產化的人們無能也多無意自拔。自然,朝斗爭暮食貨的游戲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狙公再做調整,近三年來唱紅打黑和計劃綠色經濟先后登場的“重慶模式”即是一個局部的表現。一如飽食之后思及淫欲、肥胖之后需要健身、三高之后需要養生一樣,養生健身是為了更好地滿足食色性也。中國人曾宣講過經濟理性、高消費的重要,在原子個人如此泛濫之后,中國人再度宣講崇高、良知、心態的重要……中國人也講過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為了中國;此后中國人更講愛國,愛國是為了保護自己……總之,一切游戲可以朝三暮四,可以朝秦暮楚。重要的,人們面對游戲的反應是如何將資源個人化;如同觀察者們感嘆的,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個人化……這種直接的消費、簡單的占有,發展到后來,即是個人生活日益失去了時間意識即失去了歷史感,日益失去了空間意識即失去了倫理坐標,個人的生活跟社會的生活一樣,難以成為正義、價值、尊嚴的象征,穿透時空。消費、食貨,一句話,由名利資產帶來的飲食男女,以及由飲食男女帶來的名利資產,成為我們當代最為根本的個人和社會生活。
因此,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科學主義……一類的意識形態也多成為我們可以利用的工具。十年前,美國在歐洲的軍隊轟炸了我國駐南斯拉夫使館;十年前,諾貝爾文學獎把千年榮譽給予了一個叫高行健的華裔作家;十年前,我國軍人王偉在南海跟美國飛機相撞……這些事件都給中外關系蒙上了陰影。自那以后,無論政府組織的反美游行,還是郭飛雄等人引導的反日游行,從官方到民間,從左到右,都曾利用過中國人民的“民氣”,并讓中國人民在外人面前表達過他們的“民意”。但這不妨礙所有的號召都有背后的目的,除了少數不明真相的群眾或別有用心的人外,絕大多數意識形態的宣教者們是熟知他們的目的的。一個例子是,代表中國表示不高興的民族主義者,已經積聚了在海外生活的資本并辦理了相關的手續。
這種失節、失教、失序的現象并非只是個案。在這個十年民族主義一路大踏步走來的時候,我們中國人卻已經堅定地把海外、把異國他鄉當作人生的最高奮斗目標之一。從上層精英到普通民眾,無不做國際旅行,無不把孩子、妻子、票子存放到海外。裸官盛行,明星戲子幾乎多為外籍人士,商人手中不止一國護照……他們回到大陸中國,因為這里有著天底下難得的發財故事和生活熱鬧。在這種經濟物性的游戲里,只有那些沒有喪失天良和尊嚴的人們才能有所拒絕,多少顧及自己的清白。劉軍寧先生一度呼喚中國的文藝復興,他是憲政、聯邦中國堅定的旗手之一,在等待的日子里,他能夠守住自己的寂寞,在中國經典里發掘自由主義的思想資源;張文木先生是國家主義思想家,他對中國的國家地位和戰略選擇有著勤奮而癡情的思考,但在愛國賊層出不窮的年代,他幾乎停止了跟外界的交往;汪丁丁先生,在“回家的路”中書生意氣地為自由體制呼吁之后,但我們今天已經難以聽到他的聲音……這樣一輕時世、拒絕當道的熱鬧而清白觀世的還有一些,如無業者顧則徐先生、中學教師梁衛星先生、左翼作家張承志先生、學者林賢治先生、電影導演王兵先生、李楊先生……借梁衛星的說法,他們的思想是“不合時宜”的。
但更多的人,加入了社會的游戲。這個世界史上壯觀的經濟動物,在食色的名利化和資產化表達上如此厚顏、赤裸而無所顧忌。這種單兵突進的直率,使得生態秩序、心態秩序和世態秩序,在失序失范的情況下合力成全了經濟奇跡。一切都經濟化、游戲化。中國入世不到十年,即在奧運的體育游戲和世博的文化生活游戲上實現了“萬國來朝”;中國告別短缺僅僅十年,即在政治、文化等領域有了“不差錢”的豪氣;與國際慣例接軌尚未并軌,中國就有了嚴防死守、高架防火墻的自尊意識。政府大樓、文化場館、創意園區、堤壩綠壩、機構門戶……的建設需要,使得大陸中國成為地球上最有協從羅致能力的地區。這種官家和資本的合作,使得中國成為全球建筑設計師們最羨慕最想一展身手的園地,使中國成為全球的政治家和政治分析家們都得染指的舞臺,更不用說,那些歌手、電影明星、導演、藝術家……把中國作為他們的市場。
這種經濟能量的輻射,也在文化上有所表現。那些流浪的作家、學者、藝術家、經濟學家們紛紛遷移,他們自身的人生發展不論,他們確實以參與當代中國社會文化生活構成了他們生存的主體。朱大可、楊恒均從澳洲回來了,木心、陳丹青從美國回來了,多多、陸興華從歐洲回來了,楊小凱、鄭永年、丁學良、北島、張五常、金庸、李澤厚……等則多次出入大陸。他們的回歸、介入或亮相,自然各有道理,如李澤厚先生,有著“思想界的鄧小平”之稱,他的實用主義中國發展觀跟鄧異曲同工,他當然樂觀大陸的經濟成績;楊小凱先生,則以經濟學家的天分進入到憲政領域,他提醒勝利者要幫助失敗的對手,并且再三告誡后發不僅有優勢,更有劣勢;北島有“失敗之書”,他記得“時間的玫瑰”;鄭永年在左右、中外多進行情緒表達之際,為中國的執政原則和外交哲學做清明理性的分析……這種能量的吸附性如此之強,甚至那些大陸一度流浪到體制外或以體制外姿態表達的學人都再度回到體制內,沈志華回去了,謝泳回去了,溫鐵軍回去了;當然,陳丹青進去又出來了……
這種大陸中國吸引力,使得陳冠中、吳興文、張大春、張鐵志、高信疆等香港同胞、臺灣同胞也紛紛遷居北京、上海。港臺文化人參與了大陸社會的演變,吳興文狷介,獨具慧眼,為我們移介了韋伯、唐德剛等大才通儒的著作;陳冠中紳士,從容觀察,在大陸作家缺席時報告了《盛世》的真相;龍應臺執著,大江大海,翻騰起1949的風雨蒼黃……
自然,我們大陸堅守的作家學者也借助于媒體、網絡等傳播形式,或者立言立功,或者加入了上帝無言下的眾生狂歡、盛世喧嘩。徐友漁平實,退而不休;崔衛平雅言,文而質義;廖亦武童趣,述而少作;艾曉明誠摯,有聞即錄;李銀河前衛,性比天高;艾神力行,托孤寄命,一呼百應地以身檢驗盛世的冷漠和罪惡;野夫陳情,挽歌塵世,在個人的記憶里明認國民的恐懼和殘忍……
周有光以百歲老人的閱歷,為人們難以索解的經濟建設成就蓋棺定論,沒有什么奇跡,只有常規;韓寒青春少年,成為大眾文化時代需要也配其需要的社會英雄,沒有中國邏輯,只有邏輯;秦暉博學,在政治經濟的諸多領域提供了底線倫理,他不厭其煩訴說著“大家長掌勺”的“低人權低福利”等等,這一大師洞見下的中國發展模式已經成為我們漢語世界最可貴的倫理共識;陳子明沉潛而堅忍,幾乎孤身一人闡述一個中國公民的現代化論綱;孫立平觀察社會,是這個游戲社會極少數平實的先知之一,他指陳社會結構先于制度定型,跟其他先知如吳思先生、陳志武先生、劉力群先生的觀察一道道破了社會發展的真相和本質。由于結構定型,中下層人民的制度改革學舌最終都是春夢一場;官家主義的經濟發展沖動,最終建立起的是世界文明史上最龐大規模的政府;不僅啃老的年輕人難以通過知識、勤奮改變命運,改變自己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形格勢禁、勢力劃分嚴明的繁榮市場奇特地使得中國社會“未富即老”……
在這種暴發的中國社會市場巨大的漩渦帶動下,數代中國文化人都登臺亮相或一閃而過了。如果我們走近一個群體,我們或者能夠同情地理解他們執著的關懷;如果我們在一旁看著漩渦里的表現,他們的聲音微弱而難以聽聞;如果我們看看四周廣眾的中國人民,我們能夠理解這些呼告無望的“原子”個人跟知識精英的關系之脆弱,他們正在尋找自己的興趣、圈子和認同。李銳、胡績偉、何方們至今難以脫去他們青年時代穿上的外套,其他遺老遺少則比“套中人”們更有興趣地面對毛澤東和中共的歷史,他們開口即有著白發宮女說玄宗的悲慨凄惶;在這一正統的名教之外,基督教、佛教、道教、儒教的子孫們也開始了他們將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說辭。王怡等人在跟布什會面犯下錯誤之后,幾乎從公共空間消失,而回到了上帝的懷抱;明海、胡孚琛、戈國龍等人為佛教、道教的中興略盡綿帛、夯實地基,他們在一個世紀向外看的時尚里堅定地向內尋找;蔣慶、康曉光、陳明等人則要求獨尊儒術……這些熱鬧,崇拜,儀式,在偉大的歷史學家看來,不過是上演同樣的故事:“流行于羅馬帝國寰宇之內的各式各樣的(宗教)信仰(和膜拜),一般人民看來,都是同樣靈驗;明哲之士看來,同樣荒謬;統治(階級)看來,同樣有用。”顯然,我們可以把兩千年前的羅馬帝國寰宇置換為今天的大陸中國。

(下)

因此,太陽底下無新鮮事。已經有無數的文字談論分析過中國的繁榮,有無數的文字頌揚過中國的崛起,這誠然能感染我們與有榮焉、生逢盛世、咸與維新。但是,如果我們想當然以為美國、西方社會已經是樂土,如果我們想當然以為大陸中國遍地是機會,在自由世界、在樂土、在盛世機會里,人人皆可以不勞而獲,可以不爭而名,不世故而得尊崇;那我們將遭到現實和歷史的多重報復。如果我們縷述各文明經典的教誨,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比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比如一加一只能等于二,……我們就知道,今天的盛世狂歡完全背離了這些神諭。
圣賢寂寞,英雄無路,才人命薄,賦到滄桑詩才工,這在任何時代都是通例,因此,我們時代最具原創力的思想家仍少有人聞問或被誤解地存在著。王康先生已經“天下誰人不識”,但識得其關懷和觀念的人寥寥無幾。他是百年來善養浩然之氣且一以貫之的大思想家,在立言層面,他天然拒絕了康有為、梁啟超、梁漱溟等人的反復、狂而后賢或賢而后圣,而將大人君子、圣賢國士的憂患以及親友的細致關懷統一起來;毛喻原先生在同齡人中是最為清白、最少受污染的思想家,他編輯的個人刊物《漢箴》是最近幾年思想性極高的平臺,至于他自己則執著地表達著存在的可能性,他可能是我們中國最好的存在主義思想家,是我們中國的“克爾凱廓爾”;陸興華先生在域外參悟西人知識譜系,回國自立,他對當代文化現象和知識人的批評有著不留情面的尖銳,他艱澀的文字表明他尚未度過自己的青春期;劉自立先生退休后開始了政論寫作,他以邊緣思想家的視野、原則孤獨地拷問著犬儒時代的學人,他的文字也考驗著我們的耐心;顧則徐先生中年退出體制,在盛世里一度以方便面、白菜度日,這位博覽群書的思想家,以參透人性的悲憫打量中國的人物和文明,他傳記的朱德是我們遺忘一世之久的中國人物,在他筆下,朱德成為20世紀中國最痛苦的政治家,一如其他論者所言魯迅是最痛苦的文人,陳寅恪是最痛苦的學人,這些中國圣賢念茲在茲的極少個人的食色,而是中國的繁榮進步,中國的民胞物與……
顯然,沒有時間的距離,我們難以描述漢語思想界最有活力者的全貌,我們尚不知道可與世界知識并肩而立、或者能夠服務于當代文明世界的漢語思想的質地。但我們相信,也許是巨國經濟規模給予我們的自信,中國文字自有外人難以清晰界說的神韻、氣象,跟諾貝爾獎所表彰的理性光榮和而不同,中國最高的思想和精神不在于個人至上,而在于道成肉身、興廢繼絕、立心立命、順天應人,在于明明德而新民至善,在于跟天地精神相往來;我們相信,當代社會已經有著漢語精神思想的高地,需要我們放下偏見、誤解去接識它們。
網絡技術的傳播、經濟繁榮的搭便車,也給予了人們在學院、主流、體制外表達的機會。這被稱為“禮失而求諸野”的現象跟王朝時代的文化傳承略有不同,今天的諸野跟主流社會一樣粗鄙無文,甚至體制外多是體制內不同形式的復制。這種現象,導致文化愛好者廣眾,質量普遍不高,以至于被人納入“民科”隊伍而不受重視。雖然如此,民間學人的努力仍有著自己的市場和相應的榮譽。熊逸熟讀哈耶克、波普爾,他的理性手術刀解剖中國經典及先秦諸子,不免顯露多重荒誕;楊鵬從邊陲工作起步,他發現了老子執政之道,并試圖還原執政者清靜無為的中國自由主義思想;黎鳴研讀中西哲學,為我們報告“西方哲學死了”的結論,他的人學呼喚是一個有意義的維度;劉剛李冬君夫婦則為文化中國召魂,在慘烈的歷史中,他們尋找著文化中國的江山形勝和詩意;蘆笛、錢文軍等活過文革時代的人,在網絡時代有了思考的空間,他們以真理的代表向民眾指控一切知識結構或言說中難以理性自洽的專制者;……在這些人中間,值得致敬的還有上海的張遠山,他以二十多年的閱讀,寂寞地跟莊子作伴,窮盡莊子的世界,還給莊子以專制中國思想圣典的光榮。
自然,還有更多邊緣、體制外、純粹民間的聲音,比如丁東倡導的口述記憶、林江仙的《大風》、老六的《讀庫》、鄭仲兵的《往事》、何蜀吳迪的《記憶》……以及海外的王友琴、宋永毅、仲維光、趙越勝、康正果……他們或者是一個人的出版社,或者是同仁合作的刊物,或者以自己一生的經驗,為當代中國提供60年來的個人和社會背景;他們在保存記憶、涵養文化的滄桑、直指時政的同時而有著個人的趣味。
在大陸中國的個人言說中,余杰先生名滿天下,他執著批評的聲音已經穿越了五年十年;沙葉新先生是大劇作家,他退休后的時論喚回了傳統中國知書達理的記憶;章立凡先生是歷史學者,他的詩詞創作有如古人所謂“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焦國標先生當年打倒意識形態而一時洛陽紙貴,今天則做平實地編輯著手工式的《黑五類》;羅永浩先生不僅有牛博網的創建之功,也有《我的奮斗》之言說;柴靜、王克勤、笑蜀、長平、王小山等媒體中人,或是記錄良心的調查,或是議論社會的翻覆,或者示范網絡的救援;……而海外,王軍濤、吳國光、何清漣、陳彥等人的言論,都可圈可點;至于胡平那樣的大思想家去國多年,仍能夠為大陸知識界診斷出“犬儒病”的病理和發展趨勢;余英時那樣的大師學者,一生同情中國文化中的士之心史,當代大陸學人的表現將成為他立論的最好材料。
但是,如周有光所說,我們應該以世界看中國,以歷史看中國;而非坐井觀天,或夜郎自大。如果我們能夠視野置放于全球化之中,我們就知道漢語世界的思想精神是如何地可憐;而把歷史拉長,看看我們的先輩,如民國思想,如龔自珍的才學,由此上溯,看看自曹雪芹、王明陽、朱熹、蘇東坡、王安石、歐陽修、白居易、李白、杜甫……等中國精英的文字,我們就知道,當代的漢語世界是何等地貧乏。這種貧乏,首先在于漢語人少有能夠安于本分,而是不免于盛世的誘惑,不能免俗地與時遷移;因此,漢語人少有在知識論上獲得健全的意識,少有在知識的總量上繼承或接管文明的財富。
通儒型的思想者、匯通型的學人在當代是極其罕見的,絕大多數學人不過站在知識的碎片上紙上談兵,絕大多數思想的愛好者不過有一線思想的閃光即訕君賣直,絕大多數的表達不過是在市場上表達自己或幫忙幫閑。這種表達,跟官家的宣教一樣組成了當代社會新聞出版的繁榮主旋律,它們多數遠離人民大眾的感受,腦殘式地教化民眾。跟權力資本、商業資本一道,知識資本在當代也多是以威權、猙獰的面孔出現的。“無需敬畏自然”、“誰叫你生在中國”、“誰能使中國恢復大國地位”、“為什么中國不會崩潰”……這些知識資本或符號資本也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但它們能夠如此橫行于我們的社會。
在溫飽邊緣和小康前徘徊的中國民眾眼里因此多是這些風光一時的知識人,以法國社會學家的觀察,這種知識資本已經成為統治階級地位較低的合伙人。由于思想家提供的思想資源如此貧乏,以致于網民自造“草泥馬”、“河蟹”、“神馬”、“腦殘”、“牛逼”一類的概念來控訴或揭露。但是,公正地承認,讓中國十年來受益的經濟繁榮確實矮化了精神,甚至屏蔽了精神,壓制了思想。無論知識精英和普通民眾如何想破腦袋,我們都無能穿越當代中國,我們難以給予中國社會十年發展最可參證的總體性解釋。我們在思想、心靈、人格的底線上一再失守,甚至今天,在四五一代先后告別大陸的公共空間時,八九一代、70后、80后等年輕的思想者們還少有人上場。如同任不寐曾借密爾之語叩問這片土地上可還有人,在當代漢語思想的荒原上,我們幾乎四顧蒼茫,一無憑借。
因此,今天的中國尚未擺脫傳統文明中那種治亂循環,自以為代表中國的人們并未能把中國帶入持續不斷的變遷。在當代的世界知識總量里,漢語知識所占的比例極為可憐,思想產品、價值觀、邏輯框架、人格精神,等等,更是等于沒有,十數億人的頭腦和心靈的產出略等于零。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出版總值略等于歐洲一家出版社的銷售額,這一事實足以使吾人羞慚。
由此可見,吾人十三億之眾,雖然暴發多年,但確實屬于原子式個人,尚未能精進成為文明的公民,未能成為福而道、祿而德的君子大人,未能成為富而禮、貴而義的有效個體。用這個十年的思想成果之一來說,我們十三億國民,不過都是不得自由、心智不夠健全的“類人孩”。那些在我們眼前晃來晃去的牛逼精英,多是夜郎自大者、合群而大者,他們尚未能給中國人民提供可觀的精神、思想和知識產品,他們未能給中國人民提供他們自己。十年前,以“當代漢語貢獻獎”為代表開啟了民間價值系統重建的艱難歷程,期間“華文傳媒大獎”、“自由寫作獎”、“林昭獎”等民間獎勵加入進來,但到今天,權力資本、貨幣資本、知識資本已經合力完成了對民間價值的剿殺。而在權力和市場提供的“感動中國”一類自導自演里,牛逼精英們開始了他們的現演歷程,他們已經給自己頒發無數獎章。對異端之評判,如無論是諾貝爾的什么獎,從十年前到現在,他們都表現出類人孩式的言行,這種失教失態,今天仍在發生。
世祿、食貨的上升通道跟精神思想的下陷通道同步,這其中原因多多。最重要者仍在我們中國人自身,盡管我們多年來已經厭倦了各類精英,但是我們跟世祿的官二代、富二代一樣無能,我們也多只能紙上談兵或夜郎自大;甚至在認知領域,我們也未能教訓肉食者,使其有所敬畏、忌憚,因為吾人自身少有可堪教訓肉食者的君子大人。如莊子所謂,今者吾喪我,今天我們都喪失了自我,因此,他們不覺得我們值得尊重,他們看不起這個“喪我”的吾人群氓。
三大資本橫行于盛世,卻壓制民間任何自我發展、精神獨立、思想自由的空間。“他拿著槍,你買把水果刀就算兇器;他日夜宣淫,你下載個黃片就算流氓;他大發橫財,你擺個攤就算違法;他住高樓別墅,你搭個窩棚還要被強拆;我在想,他這么牛逼,為什么還如此恐懼?”但這種理解如果成為個人或一時的社會心理,則只是阿Q“精神勝利法則”的變種。因為鎮壓并不必然出于恐懼。馬克思早就說過,“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獸性關系只能靠獸性來維持。”只要我們看看近年中國的官員在國際社會要求改變游戲規則,要求中國的話語權,挖苦、嘲笑西方無所不用其極,甚至以自己的“農民腔”、“痞子語”、“粗鄙無文”自豪……我們就知道,他們不是恐懼,而是如歷史教科書說晚清官吏的“懣憨”、“愚昧”一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挾中國自重,對內不能給民眾足夠的福祉,對外不能維護地區的安全和平,相處則以自家的丑陋為“中國價值”。
因此,公正地說,精英并不恐懼。遺憾的是,“他們恐懼”幾乎成為了民眾和一些知識分子的共識,甚至余英時教授也曾在笑談中認可這一說法。其實,細究起來,他們不是恐懼,他們只是獸性的殘忍;或者說,他們對上恐懼,他們對下幾乎沒有恐懼。這也是經濟繁榮社會里群體性和個體性災難不斷的原因,是權力資本、商業資本和知識資本的壟斷、冷漠和殘忍制造了罪惡、災難的原因。
把恐懼心理移諸民眾身上可以成立,確實,我們承認,活在盛世里的個體如吾人者是恐懼的。把恐懼心理移諸牛逼精英身上可以成立,確實,他們面對中國發展的事實,王顧左右,做閑適狀,發大師語,口含天憲,動輒代表中國,綁架中國、知識、學問,他們無能無意揭露真相,無能無意探求中國發展的本質,他們寧愿在盛世中做坐穩了分享紅利位置的奴才,寧愿吃人肉饅頭以求得小康……他們犬儒而牛逼,因為他們恐懼!
因此,在結束這篇粗淺的十年思想回顧之際,我必須向同行表示歉意:我的判斷可能夸大其辭,我的閱讀可能斷章取義。所作不失,無作未得。我們都在歷史的審判臺上接受檢驗,這種歷史的審判非當下盛世給予的各類獎勵和表彰,而是時空中的消息。我國家民族的發展仍在階段性的路上,我們仍在努力,十年時間只是歷史長河的一瞬,這十年的漢語思想尚未能建構起吾人生存的意義、價值和坐標。我們只須切記,我們不僅只活著這十年,不僅只活在當下,這盛世繁華只是為未來做了準備。誠如佛語,法華一會未散,彌勒已然降生。
馬克思的女兒燕妮問歷史學家維特克:“您能用最簡明的語言,把人類歷史濃縮在一本小冊子里嗎?”維特克說:“不必,只要四句德國諺語就夠了。1.上帝讓誰滅亡,總是先讓他膨脹。2.時間是篩子,最終會淘去一切沉渣。3.蜜蜂盜花,結果卻使花開茂盛。4.暗透了,更能看得見星光。”這樣的歷史觀其實在各大文明中都有類似的表述。就在一個多月前,上海大火后自發憑吊的隊伍里,有一個年輕的姑娘舉著打印的標語:“人在做天在看!”漢語世界的思想者們,也將帶著自己的答卷接受時間的篩選。

2010年12月31日寫于北京

2012-02-29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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