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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人物】費孝通生命中的三個女人
【周末人物】費孝通生命中的三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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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有時候往往因為得不到,而更加顯現出永恒的光輝。但得不到的愛情似乎也可以促使一個人加倍奮斗,費孝通后來的名山事業,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他的愛情缺憾了吧。

費孝通的缺憾與事功

作者 | 劉建剛

在費孝通漫長的一生中,有三位女性,曾或多或少地影響過他,她們分別是:楊絳、王同惠、孟吟。

孟吟是費孝通的第二任妻子,是他的哥哥費振東給他介紹的。自1939年兩人結婚,至1994年孟吟逝世,兩人一起度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歲月流光。在這半個多世紀的歲月里,有二十多年是非常痛苦的,這段時期就是費孝通從1957年的著名右派熬到改革開放的漫長時光。在那個丈夫被打成右派妻子往往迅速跟丈夫離婚的年代,孟吟對費孝通不離不棄,他們兩人的愛情故事,平淡如水,穆旦《贊美》詩中那句“說不盡的故事是說不盡的災難,沉默的,是愛情”,略可形容。


▲費孝通和孟吟

孟吟之外,楊絳與王同惠是費孝通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女性,在她們兩人身上,費孝通感受到了愛情的苦澀與命運的殘酷,而愛情的滑鐵盧則又反過來促使費孝通致力于他的學術事業,成就了他的人生事功,正所謂“失之桑榆收之東隅”。

楊絳是費孝通的初戀,兩人相識于蘇州振華女中。在振華女中時,費孝通似乎就愛上了楊絳,后來,兩人又都求學于東吳大學。吳學昭在《聽楊絳談往事》里寫道:東吳許多男生追求楊先生,費孝通對他們說:“我跟楊季康是老同學了,早就跟她認識,你們"追"她,得走我的門路。”

費孝通讓愛慕楊絳的男生走他的門路,其背后的小算盤乃是阻止其他男生追求楊絳而已,愛情永遠具有排他性。可惜,對于費孝通的愛慕,楊絳似乎一直無動于衷,誠可謂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了。

1932年,楊絳去清華大學讀書,為防其他男生追求楊絳,費孝通讓他的好友孫令銜宣傳“楊絳已有男朋友”的消息。結果,當錢鐘書與楊絳第二次見面時,錢鐘書的第一句話是:“我沒有訂婚。”在楊絳面前,錢鐘書針對別人傳言他已訂婚所做的澄清,其意不言自明。對此,楊絳跟錢鐘書說:“我也沒有男朋友”。彼此鐘情的才子佳人很快陷入熱戀。

陷入熱戀的楊絳還專門給費孝通寫了一封信,告訴他自己有男朋友了。結果,費孝通很快找楊絳理論,認為自己更有資格做楊絳的男朋友,一來他們已經認識多年,二來當時成績優秀的費孝通必然不服氣,他很快知道了那個夠格做楊絳的男友的人叫錢鐘書。

兩個男人愛上了同一個女生,暗中較勁是免不了的,可惜,費孝通遭遇的,是清華第一才子錢鐘書。不過,這似乎更刺激了費孝通的進取心,他更加努力學習,希望在未來的日子樹立自己的地位,來向楊絳證明自己的能力。費孝通的這種心理,在1950年代思想檢討中有所體現。據吳學昭在《聽楊絳談往事》中記錄:陳岱孫、費孝通做了全校性的“師范報告”,楊絳沒聽。袁震告訴她,費孝通檢討他“向上爬”的思想最初是“因為他的女朋友看不起他”。

費孝通苦戀楊絳的失敗,不僅沒有使他沉淪,反倒使他奮起的行為,讓人想起著名心理學家阿德勒在《自卑與超越》中的觀點:當一個人因為某種缺陷而失敗后,伴隨失敗的還有一種挫折感與自卑感,一方面,這種挫折感與自卑感可能會擊潰那些一蹶不振的人,但另一方面,這種自卑感也會反過來促使人去發憤圖強,進而證明自己的能力,這也就是心理創傷之后的補償作用。


▲楊絳

費孝通與楊絳的故事,也讓人想起歌德在他的名劇《浮士德》里的那句名言:“永恒之女性,引導我們上升”。

1933年,楊絳與錢鐘書訂婚,這意味著費孝通初戀的幻滅。一年后,費孝通跟王同惠相戀。跟費孝通一樣,王同惠也是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學生,兩人在學業上有相同的愛好,也正是在相互學習與彼此幫助中,愛情的火苗不期而遇。

1935年7月,錢鐘書與楊絳結婚。一個月之后,費孝通與王同惠在未名湖畔的臨湖軒結婚,證婚人是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出席他們婚禮的還有費孝通的導師吳文藻。六年前,也就是1929年,也是在未名湖畔的臨湖軒,也是司徒雷登證婚,當時的新娘與新郎恰恰就是吳文藻與冰心。看到自己的得意弟子費孝通與志同道合的王同惠結婚,吳文藻高興壞了,在婚禮上發表了賀詞。

結婚幾天之后,費孝通與王同惠這對新人前往廣西瑤山做社會調查。調查期間,費孝通不幸陷入瑤山獵人為逮捕野獸而制造的陷阱之中。為了營救費孝通,王同惠連夜下山尋求救援,不慎墜崖落水而死。也就是說,兩人結婚僅僅過了108天,王同惠就死去了。

費孝通最終為人所救,但新婚妻子卻永遠離開了他。這種心理創傷對費孝通的打擊也是不言而喻的。傷愈之后的費孝通,編寫了《花籃瑤社會組織》一書。此書編后記中,他寫道:

我完全沒有預想到這一本《花籃社會組織》的專刊是會在我半麻木的心情中編成的。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們兩人一同埋葬在瑤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屢次把我從死中拖出來,一直到現在,正似一個自己打不醒的噩夢!雖則現在離我們分手的日子已經多過了我們那一段短促的結婚生活,但是一閉眼,一切可怕的事,還好像就在目前,我還是沒有力量來追述這事的經過。原我的朋友們原諒我,讓這一幕悲劇在人間沉沒了罷。(張冠生《為文化找出路:費孝通傳》,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2年8月)

愛妻王同惠的死,使費孝通無比悲痛。生離死別之后,很多人都會一蹶不振,但也有人會化悲痛為力量,繼續死者未競的事業,費孝通與王同惠共同的事業,就是將西方的社會學人類學本土化。

如果說,此前費孝通的奮發努力是向楊絳證明自己。那么,此后費孝通的奮發的動力,則很大程度源于妻子王同惠了。


▲費孝通和王同惠

在吳文藻的安排下,費孝通前往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師從馬林諾夫斯基學習。經過幾年努力,費孝通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在書的首頁上,他寫道:請允許我以此書來紀念我的妻子。1935年,我們考察瑤山時,她為人類學獻出了生命。她的莊嚴犧牲使我別無選擇地永遠跟隨著她。《江村經濟》出版于1938年,那一年,費孝通年僅28歲。不滿三十歲的費孝通就寫出了社會學的經典著作。這一奇跡,除了歸功于吳文藻、史祿國、馬林諾夫斯基等名師的指導之外,似乎也有楊絳、王同惠的一份功勞吧。

拿到博士學位的費孝通,在抗戰最艱苦的時刻毅然選擇了回國,任教于云南大學。在此期間,費孝通與孟吟結了婚,跟潘光旦、羅隆基等人來往密切。到了1940年代的國共內戰期間,費孝通的筆溢出專業領域,走向公共領域。針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費孝通在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雜志上寫下了一系列呼吁民主、自由、憲政的文章。

此時的費孝通,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超越胡適對社會的影響力。張冠生《為文化找出路:費孝通傳》中寫道:在寫給美國朋友的信中,他(按:指費孝通)提到“我們大學界新老兩代人的矛盾”時,表示“不信任中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學者”,要和某些老資格的對手競爭,后來表示通過“揚我所長,擊其所短”而打敗了某“老家伙”。

費孝通筆下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學者”,似乎指向的就是胡適。因為胡適最推崇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對此,1950年代費孝通在檢討時還曾說:我喪失民族立場,先后應美帝和英帝官方或半官方文化聯絡處的邀請出國訪問,以溝通中西文化為己任。在外國話中國,在中國講外國,內心想和胡適之爭一日之長。訪英回來,英國有一世界主義組織要我參加,其中有愛因斯坦、加侖比,還有胡適,我毫不猶豫地同意了,以與世界名流并列為榮,毫無政治立場。(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后的書生與政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5月)


▲胡適

如果費孝通處于一個開放的社會中,以他的文筆和能力,經過努力,未必不會超越胡適。但很快,費孝通迎來了1949年的新時代。在新時代里,如果知識分子還要追求社會影響力,就應該積極響應新時代的要求。從1950年代費孝通的表現來看,反右之前的費孝通是非常活躍的。或許也正是他過于活躍,導致了他在1957年的悲劇命運。而他之所以如此活躍,如此汲汲于人生事功,與楊絳、王同惠也未必沒有關系。此后的費孝通,渡過了冰封的二十多年。

需要指出的是,費孝通苦戀楊絳這件事,錢鐘書也非常清楚,1979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家訪美,費孝通與錢鐘書一路同行并被安排在同一套間,“兩人關系處得不錯”。據《聽楊絳談往事》:

錢先生出國前新買的一雙皮鞋,剛下飛機就鞋跟脫落了。費老對外聯系多,手頭有外幣,馬上借錢給他修好。錢先生每天為楊先生記下詳細的日記,留待面交,所以不寄家信。費老主動送他郵票讓他寄信。錢先生想想好笑,淘氣地借《圍城》趙辛湄和方鴻漸說的話跟楊先生開玩笑:“我們是‘同情人’。”

在錢鐘書與費孝通之間,這同一個“情人”不言而喻是指楊絳了。1998年,錢鐘書逝世之后,費孝通似乎依舊沒有忘記他的初戀、據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

錢先生去世后,費老曾去拜訪楊先生。楊先生送他下樓時說:“樓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 ‘知難而上’了。”這就等于謝絕了他的訪問。

愛情,有時候往往因為得不到,而更加顯現出永恒的光輝。但得不到的愛情似乎也可以促使一個人加倍奮斗,費孝通后來的名山事業,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他的愛情缺憾了吧。

本文選自經濟觀察報,轉載請注明來源


2015-08-23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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