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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揚宗:李約瑟的婚外戀與“李約瑟難題”
王揚宗:李約瑟的婚外戀與“李約瑟難題”
燕南園愛思想 王揚宗     阅读简体中文版


1、一場婚外戀引出的“世紀難題”


“同這些青年生化學家一道工作,我發現他們的頭腦幾乎跟我沒什么兩樣。這就引起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什么近代科學不是源自中國?”

英國人李約瑟(Joseph Needham)本來是一個很有建樹的生物化學家,但他在37歲之后開始學習漢語,轉而研究中國科技史。個中緣由,李約瑟本人在不同場合表述過多次,那就是南京人魯桂珍的決定性作用。1954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出版時,李約瑟把這一卷題獻給魯桂珍的父親魯仕國,說明沒有他的女兒,就不會有這卷書。2004年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終卷(即第七卷第二分冊)中,收入李約瑟在垂暮之年為該卷準備的文稿“結論”(即全書總結論)。在“結論”的開頭,李約瑟最后一次回顧了魯桂珍等三位中國留學生來到劍橋對他的影響。他說:“同這些青年生化學家一道工作,我發現他們的頭腦幾乎跟我沒什么兩樣。這就引起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什么近代科學不是源自中國?”

近30年來,中外學術界聚訟紛紜的所謂“李約瑟難題”的直接緣由就是如此簡單。聰明人哪里沒有呢?如果那時去劍橋生化實驗室的不是魯桂珍等中國人,而是埃及人,或者印度人,再或者拉丁美洲人……結果又會怎樣?歷史無法假設。然而,正是這個來由沒道理可講的問題促使這個年輕有為、前途光明的生化學家開始學習漢語,走上了研究中國古代科學之路。這種幾乎失去理智的行為,只能說是愛情的力量所致吧。而這還是一場婚外戀。

過去,我國學術界提到魯桂珍和李約瑟,即使熟悉他們的人,大都避諱他們二人的特殊關系。直到1987年李約瑟夫人以90歲高齡去世,1989年魯桂珍(時年85歲)和李約瑟(89歲)兩人正式結婚之后,才不得不正視這一問題。但由于資料不足,說起此事,道聽途說的枝節粉飾和添油加醋的輾轉錯訛,恐怕都在所難免。沒有人將這個話題與嚴肅的學術問題聯系起來。然而,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研究和“李約瑟難題”本身,都與李、魯二人的這場婚外戀有密切的關系。

魯桂珍(1904~1991年)于1937年夏到達劍橋,在李約瑟夫人Dorothy Needham(1897~1987年)指導下從事肌肉生化研究。出生于醫藥世家的魯桂珍不僅以自己的聰慧美麗打動了李約瑟,她還向李約瑟介紹了中國人在醫學和科學史上的貢獻。他們很快就建立起親密的關系,二人以兄妹相稱。李約瑟稱魯桂珍為“小妹”“珍妹”,魯桂珍則稱李約瑟為“大哥(Ta-go)。劍橋李約瑟研究所的東亞科學史圖書館一角保存著魯桂珍生前藏書,其中有一批李約瑟贈送給魯桂珍的圖書。最早的贈書是一本關于人類食物史的書Man, Bread and Destiny(London, 1937),題贈于1938年6月,李約瑟題寫著“Lu Gwei-Djen with love from Joseph Needham”。這里的“love”如果不單指愛情的話,至少也是包含著情愛的。1939年,魯桂珍離開劍橋赴美之后,李約瑟贈書上的題詞更直截了當,如“愛的女友”“倫敦相思”(原為中文)等等,用語相當肉麻。

李約瑟與魯桂珍的私密關系不是本文的主題。實際上,李約瑟和魯桂珍的大量來往函件和其他李約瑟私人文書一道,保存在劍橋的大學圖書館檔案部,李約瑟遺囑需在其逝世50年(即2045年)之后方可閱覽利用。要探究李約瑟的私人生活,只有30年后才具備必要的條件。2008年,英國著名的暢銷書作家文思淼(Simon Winchester)撰寫的李約瑟傳記(中譯本《李約瑟:揭開中國神秘面紗的人》2009年出版)出版,首次詳細披露了李約瑟與魯桂珍的婚外戀,甚至確定兩人逾越界限的日子為1938年2月的某個寒冷潮濕的夜晚。文思淼稱他的故事的依據是李約瑟的日記。這有點令人難以置信,因為李約瑟的日記要等到2045年才能啟封閱覽。不過,這本傳記并不是學術著作,作者也不是學術界的人士,對于這個情節的可疑來源,以及書中敘述李約瑟生平事業的一些細節錯誤,讀者無須苛求。


2、魯桂珍要李約瑟為中國爭光


李約瑟將“為民族爭光”譯為“Towards the people’s mutual understanding”(為了人類的相互理解)。愛國主義和普世主義并不矛盾,都可以是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

放下李、魯緋聞的話題,這里介紹2005年初筆者在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的一個小小“發現”。

李約瑟研究所由東亞科學史圖書館發展而來,而該館的基礎則是李約瑟的個人藏書,主要是他為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而收集的各種圖書資料。李約瑟去世后,該館的藏書量仍在不斷增加,目前東亞科學史圖書館占據了李約瑟研究所的主體部分。2005年,筆者在劍橋李約瑟研究所短期逗留,偶爾在東亞科學史圖書館中讀到一本《三字經》英譯本,可謂是李約瑟轉向中國科技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證物,也有助于我們理解李約瑟研究中國科技史的目的之所在。


魯桂珍贈送給李約瑟的《三字經》英譯本內的題贈語(左頁),以及李約瑟的抄注(右頁)。 作者供圖

這本書是1938年圣誕節時(見該書扉頁李約瑟的注記),魯桂珍贈送給李約瑟的。這個英譯本是英國著名漢學家、曾任劍橋大學漢學教授翟理斯(Herbert A. Giles,1845~1935年)翻譯的,1900年由上海別發洋行出版發行。該書原是劍橋另一位漢學教授慕阿德(A.C. Moule, 1873~1957年)的藏書。1938年,慕氏從漢學教席上退休,大概正是那時候這本書被處理了,為魯桂珍所得。她把這本書作為圣誕禮物,轉贈給李約瑟。魯桂珍寫在書上的題贈之語是:

恭祝約兄

新年進步

為民族爭光

魯桂珍贈

為了強調她的意圖,魯桂珍特意把“為民族爭光”幾個字寫得大了一些。由此看來,那時李約瑟已經決定轉向中國科技史研究。剛學漢語的李約瑟把這幾個字一筆一劃抄寫在對面的書頁上,注上音,并標注了“民族”和“爭”、“光”的英譯。李約瑟將“為民族爭光”譯為“Towards the people’s mutual understanding”(為了人類的相互理解)。這也是不難理解的,揭示迥異于西方的中國傳統科技文明的成就,促進人類不同文化間的相互理解,正是李約瑟研究中國科技史的初衷,也是他后來主張的一個中心論題。而對于魯桂珍來說,向西方人展示中國古代科技成就,打破流行的“歐洲中心論”,自然是為中華民族爭光的事業。他們兩人的理解,是相互補充,并行不悖的。愛國主義和普世主義并不矛盾,都可以是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

贈書半年后,魯桂珍從劍橋獲得博士學位,不久離英赴美。李約瑟曾說,在魯桂珍離開劍橋之前,他們相約在中國科技和醫學史上作一些研究。從這本書上魯桂珍的贈言看來,這個約定應當更早,也就是在1938年年底之前。這正是李約瑟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緣起。這時,李、魯相識不過一年。李約瑟就欣然聽從魯桂珍的“閨”勸,轉而致力于中國科技史研究。這就是李約瑟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史的緣起。魯桂珍生前多次說過,如果沒有她,就只有生物化學家Joseph Needham,而沒有中國科技史家“李約瑟”。奧妙就在于此。


3、李約瑟、魯桂珍對中國科技史的不同理解


很多人將“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與“中國近現代科學落后”等同起來,以為解答了“李約瑟難題”,就找到了發展中國科學技術的鑰匙。其實,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回到魯桂珍的贈言,魯桂珍表達的是希望李約瑟“為(中華)民族爭光”,而李約瑟卻理解成“為了人類的相互理解”。兩者雖然可以并行不悖,但有很大的差別。

魯桂珍的贈言飽含著民族主義的焦慮情緒。其背景是近百年的民族屈辱和科學文化的全面落后。從19世紀初到20世紀初,中國曾被一些西方人視為不開化的國家,更不用說有科學文明。在近代引進西方科學的大潮之中,中國古老的科學傳統已被主流的科學家所完全遺忘,于是有所謂“中國無科學”之論。這種論調,雖然說的是中國無近代科學,但往往也連帶著否定或者貶低中國歷史上的科學文明。魯桂珍期盼李約瑟把中國古代的科學和技術介紹到西方,改變西方人的片面認識,恢復當代中國人的自信,“為民族爭光”,激勵中國人為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而努力。正是為此,1957年當李約瑟的學術助手王鈴博士離開李約瑟之后,53歲的魯桂珍重返劍橋,正式成為李約瑟的學術合作者,將余生獻給《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編撰事業。

而李約瑟深受基督教普世主義世界觀的影響,認為科學是全人類的共同事業,因此,他從一開始,就將促進不同文明的相互理解,作為自己研究中國科技史的目標。通過研究,他認為近代科學包含著世界各民族的成就,“各民族的貢獻源源不斷地注入,或者來自古希臘、羅馬,或者來自阿拉伯世界,或者來自中國和印度的文化”。因此,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重要意義,并不在于發掘中國古代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為中國爭科技發明權,也不是簡單求解“李約瑟難題”,而是“開創了將非西方的傳統和成就整合到科學的世界史中去的先河”(劉鈍《李約瑟的世界和世界的李約瑟》),在東西方社會文化和歷史發展的背景之下,探討科學技術的發展,是一部比較科技史的宏大杰作。《中國科學技術史》廣涉東西方多個學術領域,是對人的智力的極大挑戰。盡管李約瑟并沒有受到嚴格的歷史學訓練,也不是一位傳統意義上的漢學家,但他的深厚的科學素養、廣博的學術知識和嚴謹的學術追求,為《中國科學技術史》確立了很高的學術標準。李約瑟大半生為此在知識和智慧之海縱橫馳騁,充分享受了研究探索的樂趣。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被公認為是20世紀人類知識史的世紀杰作。

然而,至今我們重視的往往是李約瑟排出的中國科技的“世界第一”之類的光榮榜,比“祖上闊”,重視科學的實用價值,而忽視科學的精神意義和文化價值,并沒有認真體悟李約瑟工作的真正目的。國人對“李約瑟難題”的求解熱,就是這種膚淺的科學觀和表面化的愛國主義歷史觀相結合的典型表現。很多人將“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與“中國近現代科學落后”等同起來,以為解答了“李約瑟難題”,就找到了發展中國科學技術的鑰匙。其實,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確實,近代科學只是在西歐產生了,但并不妨礙它在其他許多科學后進國家得到健康成長。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落后的原因,當然可以從長遠的歷史源頭上去追溯,但更應該從中國近幾百年的科學歷史進程來探討。分析和研討近幾百年來,特別是現當代中國科學發展的經驗教訓,將更有助于我們認識科學的本質和特性,克服對于科學和技術的種種片面認識,加深對中國近現代科技發展道路的認識,從而促進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改革、發展和創新。當然那是另一個話題,就此打住吧。


本文部分內容曾發表于《科學文化評論》2005年第3期。轉自《賽先生》


作者系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研究員

2015-08-23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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