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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抗抗:母親的政治受難史
張抗抗:母親的政治受難史
鳳凰讀書     阅读简体中文版


圖|《藍風箏》劇照


我發現媽媽這個人,總是同別人想得不一樣。同時,她好像不是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人,事事別出心裁,然而又處處碰壁。不過她從來不因此懊喪。她生氣的時候,就倒在床上看書,從枕頭下拽出一本《格林童話》或是《伊索寓言》什么的,看著看著,她會“撲哧”一聲笑起來。我問媽媽你笑什么呀?她還笑個不停,她說來來來,過來,媽媽給你講個故事。她就講《幸福的漢斯》、講《狐貍和貓》給我聽。講完以后要是問她,媽媽你剛才為什么生氣,她笑嘻嘻眨著眼睛說,哎呀剛才我是生氣了嗎?你看,連我都忘了那是為什么……

那時媽媽學校的墻上,已經出現了許多大字報。我知道那叫“大鳴大放”。我每天都在那些大字報底下鉆來鉆去,和小朋友捉迷藏。但是媽媽很少在那些大字報下停留。她走過墻根時,步子總是匆匆忙忙又慌慌張張的。

天空烏云密布,一場更大的暴風雨,席卷著棍棒刃劍傾瀉而下。一九五六年的“肅反”運動剛剛過去不久,反右運動又開始了。

那些日子媽媽的右眼總是跳個不停,她覺得一場災難又要降臨了。就學校的這些老師來說,她大概可以算是唯一一個“三位一體”的“人選”了。--她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父親是個被判過刑的“偽鎮長”;她的丈夫是個勞改剛回來不久的“歷史反革命”;而她自己,歷史上曾經被捕,一九五六年再次確定的審干結論上,還是認為她有“自首行為”,沒把她打成“叛徒”,已是萬幸的了。就她這樣的政治狀況,只要說錯一個字、一句話,都將跌落萬丈深淵,萬劫不復。她是一只地地道道的瓦鍋,且已是遍體裂紋、傷痕累累。不要說有只銅鍋來撞她,就是漂來另一只瓦鍋,不經意地一碰,頃刻間土崩瓦解的,只能是她。

那段時間,媽媽整日里沉默寡言,連故事也不給我講了。

就在“大鳴大放”最熱鬧那會兒,有一天媽媽低頭經過大字報前,她知道大字報的內容,大多都是反映有關知識分子待遇的,比如教師的宿舍太擁擠、教學條件太簡陋、學校黨支部有官僚主義作風等等。媽媽雖然心里贊成這些意見,但她卻不愿也不敢出頭露面。因此當有一天,同一個教研室的老師攔住她請她簽名時,她有些遲疑不決。她明知道自己不該簽名,但不簽又覺得對不住同事。她把自己的名字寫得潦草至極,潦草得幾乎看不出是誰。

……

開始有人檢舉揭發朱小玲的反黨言論了。

所謂的“反黨”言論,是說她曾經穿過一件銀灰色的海孚絨大衣,上班時對×××說,你看這大衣還是我結婚時,父親送給我的,那時也不貴,現在怕是再也買不起了。

明擺著,她這不是在散布“今不如昔”,又是什么呢?

又說她認識一個叫劉季野的人,那人是杭一中的語文教師,一九五五年被打成“胡風分子”。她同他有過來往,應當老實交代她和他之間的反動言論。

還有人說她想讓女兒學彈鋼琴。帶女兒去看戲,從來不看現代戲,看的都是什么外國歌劇或是莎士比亞的話劇;給女兒買的書,幾乎沒有幾本是中國書,她這不是培養女兒走白專道路,又是什么?從這些事實可以看出,她的資產階級思想何等嚴重……

同一個學校的老師中,那些出身好的、那些丈夫是軍人或是干部的、那些剛從師范畢業的、那些歷史清白的……都像是壓在媽媽頭上的磚塊,一層層越壘越高、越砌越懸,一塊塊壓得她喘不過氣來。可她卻有口難辯,連解釋的可能都沒有,唯恐言多有失。

“瓦鍋”心里明白,她必須在自己那易碎的外殼上,設法裹上一層防護的布、油氈、三合板或是別的什么,哪怕是一根稻草。她不能就此任人擺布、由人宰割。她只有自己來救自己。而且應在校領導作出最后的決定之前,反守為攻、轉移目標,先把自己從火力的中心解脫出來。

很多年以后,媽媽又一次對我講述了這件事。她講得坦率而平靜,但她說她永遠不能原諒自己。除了賈起之死,她一生中似乎沒有太多懊悔或愧疚的事情,而這卻是其中的一件。

“你想那個時候,我這么一個從不關心政治、不求上進的人,還能有什么錦囊妙計呢?”媽媽自嘲地說,“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拋出別人、保護自己--檢舉揭發別的老師。我們教研室有個女教師,據說也有歷史問題,領導把她列為重點。我就揭發她說:‘她平日在辦公室,舉止行為十分詭秘,寫了什么東西,就搓成一團,收藏在她抽屜里的一只布袋中。這只布袋子非常可疑,它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之處,應該將其公開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我揭發的當天,校領導就命令她把那只袋子打開,她一邊解袋口的繩,一邊手都顫抖了。但結果大出意外,那里面是些廢紙,還有粉筆頭、用壞了的別針等等雜物,什么名堂也沒有。我愣了,滿臉通紅。領導把那只袋子拿走了,說還要研究研究,并且表揚我警惕性高,是好事。當時我恨不得鉆到地下去。幸虧她后來倒沒有因此而被打成右派,只是把她下放到郊區的中學去了。她臨走時收拾辦公桌,悄悄對我說:‘你不知道,我是個基督徒,有潔癖,一點點臟東西都從來不亂扔的,就準備了那只布袋……’我這才明白了那只布袋的來歷,心里很難過,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聽完了這個故事,我同樣也說不出話來。

似乎是有一點失望,對于我所尊敬的媽媽。

失望之余,又有一種悲哀漸漸升起,為周圍所有的人。這些年里,其實我也同樣體驗了這種“你死我活”的人生哲學。作為一個生活在上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的中國人,恐怕幾乎沒有一個能幸免被人所整而又整人的悲劇。然而由媽媽親口對我述說的這件往事,就有了一種更為辛酸的含義。

“文革”開始后,我媽媽最后一點對于童心的依賴,也徹底破滅了。

紅色的汪洋大海,紅旗、紅星、紅袖章、紅寶書、紅五類……鋪天蓋地,無邊無際。任何時候、任何地點,只要你睜開眼,萬物都沐浴著、浸潤著紅彤彤的光芒,就好像在自己的瞳孔里面,刷上了一層紅顏色。

天空也是會燃燒的嗎?好像有人放了把火。

每天太陽西沉的時候,整個城市都籠罩在一種詭譎而刺眼的紅光之下。天空像是燒紅的,湖水像是染紅的,就連門前的樹葉,也如涂了一層紅漆。從我家的窗戶那兒,能望見遠遠的保傲塔尖頂。晚霞中,那挺拔的塔尖,縈繞著妖艷的深紫和玫瑰紅,余光灼灼逼人。

天色暗下來了。往日的這個時間,媽媽早該回家了。

西邊的殘陽經久不散。利劍似的塔頂,猶如刃血的刀尖,冷冷地威震全城。血影在暮色中緩緩移動,與我們剛剛刷好的紅墻遙相呼應。又漸漸模糊為一片黑紅色,隱退成夜色沉重的背景。

有一種突然襲來的恐怖,牢牢攫住了我。

媽媽為什么到現在還沒有回來?每天她回來的時候,老遠老遠,我們就能聽見她踢蹋踢蹋的腳步聲。

我帶著妹妹到巷口的路燈下去等媽媽。望得眼睛都酸了,還是沒有媽媽的人影。妹妹說我的肚子都咕咕叫了,你聽聽!過了一會兒爸爸也來找我們了。爸爸輕聲對我說:“你們先回去吃飯吧。吃了飯,我到媽媽學校去看看。”

吃完了飯,我對爸爸說:“還是讓我去吧!”

爸爸一九六五年從果園回到杭州后,仍然沒人來解決他的“問題”。他只好在街道的修建隊當臨時工。如果他到媽媽單位去問,說不定人家還要盤問他呢。爸爸想了想,點點頭說:“那也好。你可小心啊,問清楚了趕緊回來。”

我穿過長長的小巷。那條路我很熟,上小學時,我跟著媽媽整整走了五年。月亮出來了,是半個,毛絨絨地發紅,像只凍僵的耳朵。

離那所中學還挺遠,我就看見一股黑煙,如一條大蟒蛇,從學校的圍墻上躥起來。火光一閃一閃,像是蟒蛇的舌頭一吐一伸。我從側門那兒溜了進去,聽見有嘻嘻哈哈的笑聲,從操場那個方向傳過來,還有什么東西被砸碎的乒乓聲。

有一個男孩惡狠狠地喊道:“×××,你給老子出來!”又喊:“×××,你到樓上去,把老子的紅寶書拿來!”

×××、×××都是老師的名字。他們不再稱呼老師,而是直呼其名。

我躲在一棵梧桐樹后面,看見許多人圍在操場上那堆火旁,正往火中一件一件地扔著漂亮的衣服。輕飄飄的絲綢在火光中飛起來,閃爍著孔雀羽毛一般絢麗的色彩。有聲音喊:“這件絲綿襖不要燒了。留給老子自家穿,老子還從來沒有穿過這種資產階級的絲綿襖哩!”又是一聲巨響,一只半人高的青花瓷瓶從樓上扔下來,在操場的石臺上摔得粉碎,碎片崩在我的腳邊。一個蒼老而嘶啞的聲音號啕大哭,含糊不清的哭聲好像在訴說著這只花瓶的來歷。

“打倒大叛徒朱小玲!”

“朱小玲不投降,就叫她滅亡!”

媽媽走過貼滿標語的走廊,被幾個學生推進了禮堂側面的化妝室。門重重地關上了,身后傳來鐵鎖的咔嗒聲。她在黑暗中閉了一會兒眼睛,才勉強看清小屋里空空蕩蕩,連一把椅子都沒有。

整整一夜,媽媽坐在化妝室冰涼的臺階上,一分鐘也沒有合眼。

四面是冰冷的墻壁。沒有天空也沒有窗戶。死一般的靜寂中,只有自己微弱的呼吸,如同一個遙遠的回聲,在云霧中飄浮……

伸出手去,一摸一手灰。塵土蓬松而厚實,像一只墊子。

有什么東西輕輕地蜇了她一下。她的手指掐到一個黏糊糊的小蟲子。接著她聞到了一股異味,奇臭無比。

……墻壁、灰塵、臭蟲和黑暗……令人窒息。恍惚中她覺得這個地方似曾相識,她能聞出來--失去自由的牢籠,連室內的氣味都是一樣的。

她這一生中,已在這種地方待過許多次了。第一次是在天目山的國民黨監獄,為了她填過表申請加入共產黨;第二次是解放初,在茅家埠都家花園,為了審查她蹲過國民黨監獄的歷史。第一次死了賈起;第二次,死了直屬班里她認識和不認識的那些人--是否可以解釋說:死人的事總是經常發生的。這就是理想的代價?

但這第三次呢?既非政府也非組織更非司法部門,而是一種聞所未聞的“革命群眾專政”,迅雷不及掩耳,氣勢洶洶,野蠻而瘋狂。在她周圍的人中,已有一個又一個的人投水、服毒,以死來證明自己的清白……那么這一次,是否該輪到她了呢?

那一夜,我的媽媽久久地獨坐于陰濕的水泥地上,一動不動,幾近麻木。那個關于死的念頭在她腦中一次次閃現。她想著解脫自己一生苦難的時刻終于來臨,甚至感到了一陣輕松和快意。晨光已透過門縫,瀉在她的腳邊。地上的灰塵漸漸變得蒼白,在朦朧的天光中,像是一片積雪的屋頂。當太陽出來時,它們就將一滴滴化為烏有……

那一夜,爸爸坐在家里的燈下,一夜未眠,一言不發。凌晨時我被一陣劇烈的頭痛攪醒,我喊著媽媽驚坐而起,那個瞬間我腦中閃過學校里那個跳樓的女教師。我肯定在那個時刻媽媽一定也曾有了這樣的念頭,我在床上縮成一團,心里充滿了恐慌。

第二天,媽媽被紅衛兵們從化妝室移到樓梯底下堆放雜物的一間小黑屋里。只有吃飯時,才允許出來“放風”。十幾個被關押的老師,排成一行,集體押去食堂。規定不許買一毛錢以上的菜,也不許端回屋里去吃,而是在食堂門口站成一排,作吃飯表演。中午我去給媽媽送被褥和替換的衣物時,遠遠地看見那些“牛鬼蛇神”們,正排列在食堂外面,高聲朗誦著一段最高指示:“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我朝媽媽走去,但“小將”們一把將我手里的東西搶去了,卻不讓我見媽媽。

這樣關押了一段日子,除了寫材料和“提審”,那個頭發黃黃的、外號叫“黃頭毛”的紅衛兵,命令這些老師開始勞動改造。有一次粉刷禮堂的墻壁,墻很高,要站在一張桌子上、再站在一張凳子上才能夠得著。媽媽很費力地爬上去,沒想到桌子腿是瘸的,人一站上去,身子一晃,連凳子一起摔下來,跌得鼻青臉腫,申請到校醫務室去上點紅藥水,也被紅衛兵斷然拒絕。一連許多天,媽媽踮著腳尖,走路一拐一拐,疼痛鉆心,大汗淋漓,頭發都濕透了。

過了些天,她又被命令到拱宸橋去拉煤、拉磚、拉石頭。一個人拉一車,天不亮就出發,拉著空車走去,直到天黑,才能筋疲力盡地把滿滿一車石頭拉回來。媽媽最怕過那座大關橋,橋身又高又陡,拼了命把車拉上橋,已是頭暈眼花;到了下橋時,一車重載,板車往橋下死命地沖下去,她八十多斤的體重,根本就壓不住車身。有一次,車子下滑時,車頭卻翹了起來,她被吊在車把上,整個人都已懸空,眼看就要翻車,她驚叫,腦中已是一片空白。幸虧有幾個老工人聞聲沖過來,用力按住車把,才算是救了她一命。她面無人色地癱在地上,想說聲“謝謝”,喉嚨里卻發不出一點聲音。

再走,發現鞋子已經撕開了一個大口子,只好趿著,一步一趔。假如世界上真的有水晶鞋呢?她想。不過還是不要什么王子了吧,只要穿上了那雙水晶鞋,變成了旋轉一天都不覺累的人,就好了。她想著,腳上竟慢慢有了力氣。

到校外干活畢竟能有陽光和新鮮空氣。她總是安慰著自己。

勞動改造了一段時間,又是沒完沒了地寫材料。寫完了交上去,好多天也沒人理睬。她發現其實紅衛兵對他們寫的材料并無多大興趣,他們最熱衷的是拿到材料,然后輪流出去“外調”,十天半個月不見人影。媽媽一個人被單獨關在樓梯下那間小黑屋里,小屋子原來是有一扇窗戶的,但窗戶外面貼滿了大字報,把窗縫糊得密不透風。門一關,屋子里黑得像座墓穴。一個十五瓦的電燈泡,便是她生活中唯一的光明。有一天,她突發奇想,用一根頭發上的發卡,插到窗縫里,把窗外面的大字報一點一點捅破,再慢慢地挑出一條縫隙。大字報一層壓一層,糊得又厚又硬,她覺得自己差不多是在挖掘一條隧道,手指都磨出了血。捅開這條只有一根發卡那么細、筷子那么長的縫隙,花費了她整整好幾個晚上。

一九六八年歲末的最后幾天,下了一場大雪。媽媽的隔離審查依然遙遙無期,看不出一點兒松動的跡象。那個寒冷的冬夜,城市大街小巷的上空,傳揚著一個震撼世界的聲音,收音機里一遍又一遍地播送著偉大領袖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和爸爸面對面坐在桌旁,聽完了最新指示,誰也沒有說話。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學校。那天傍晚回到家,坐下來吃晚飯的時候,我對爸爸說:“反正,上山下鄉是早晚的事情,晚去不如早去。我想……”

“你想什么?”爸爸的眼睛盯住我問,臉上的肌肉抽動了下。

“我想……我想報名到黑龍江去……同學說,有黑龍江建設兵團和農場的名額,是發工資的……”

我知道說出這個決定需要勇氣。我不是要去浙江農村,而是去中國地圖上最頂端的北大荒。我說得結結巴巴很吃力,因為我的眼前不僅坐著爸爸,還有爸爸所代表的媽媽。媽媽尚被關在牛棚,“黑龍江”這三個字對于媽媽來說,意味著一次生死未卜的長久分離。

“不行!在你媽媽回來之前,你哪兒也不能去!”爸爸斬釘截鐵地答復我,扔下碗就走了開去。

自從一九六七年媽媽被隔離審查以后,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六月我終于去了北大荒,在這一年多媽媽不在家的時間里,這個家,暫時是由我主持的。

學校里停課鬧革命,后又復課鬧革命。但革命其實沒我們什么事。“一月風暴”刮過了,革委會成立了,牛鬼蛇神都專政了,工宣隊也進駐了。我們這些“早晨七八點鐘的太陽”,在學校里議論的,都是上山下鄉這個話題。

如果我走了,爸爸和妹妹怎么辦呢?

我走向那么遙遠的北方,我什么時候才能再見到媽媽呢?

我在校園的小樹林里長久佇立,緊緊咬著嘴唇,望著遠處人聲鼎沸的北大荒農場的報名站。

北大荒--一個多么遙遠的地方。然而,“遙遠”卻是一個擺脫眼前壓抑的唯一通道;是一個若隱若現的希望和期待;草綠色的棉大衣和綁腿,更是一個無法抗拒的誘惑。當那個月夜我在小巷里奔跑的時候,也許叛逆就早已被注定了,就像媽媽的十九歲。十九歲是一個危機四伏的年齡。十九年中媽媽的臍帶始終如同救生圈繞著我的脖頸,輸送給我天邊的海市蜃樓和岸邊的泡沫。然而背叛的跡象其實早就隱隱昭示,“文革”只不過是使我終于下定了決心,去咬斷自己同臍帶最后的那個連接點,義無反顧。

更何況,用媽媽自己的話說,她的審查是一場“持久戰”啊。我等待這“戰爭”的結束,要等多久?

我的去意已決,銳不可當。在我和爸爸發生了多次激烈的爭執之后,他知道已不可能阻擋我,便不再理睬我。我想他不會設法告訴媽媽,因為那只會讓媽媽更加痛苦。于是我銷戶口、辦手續、收拾行李,一切準備工作進行得神秘而又果斷,連我自己都感到驚訝。街上從早到晚傳來一陣陣歡天喜地的鑼鼓聲,一輛輛卡車載著一群又一群胸口佩戴紅花的知青,奔向廣闊天地。高音喇叭里的最高指示,震耳欲聾……同這一切熱火朝天的情形相比,媽媽顯得多么渺小、多么懦弱、多么不重要啊。媽媽像一片秋天的落葉,從我心上無聲地飄逝。

我決定瞞著媽媽。一直瞞到我上了火車。我還決定不去同她告別。我怕看見了媽媽,心里一難受,萬一就動搖了呢?

臨走的前一天,我從筆記本上撕下一頁紙,匆匆寫道:

“親愛的媽媽,偉大領袖教導我們,一個有出息的文學家,應該到火熱的生活中去,和工農群眾相結合。你也曾一直這樣對我說。

“現在我就要到真正廣闊的北大荒去了。你要相信黨、相信群眾,多多保重。”

我轉過身,兇神惡煞地對妹妹命令道:“等我走了,你再把這張紙條交給媽媽。”并叫她不要哭,我會來信的。

吃過晚飯我就離開了家。為了早起,那晚我住在了同學家里。那是一個初夏的清晨,陽光燦爛,紅旗飄飄。火車站人頭攢動,人山人海。我意氣風發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車,堅定無畏的臉上沒有一滴眼淚。車輪緩緩離開月臺的時候,我的眼前突然閃過一張悲愴而憂傷的面孔,她從千千萬萬的陌生人中掙脫出來,撲向車廂,溫柔地低聲呼喚著我的名字。那個時刻忽然一陣劇烈的頭痛襲來,疼痛撕裂著我的五臟六腑,我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恐懼。揉揉眼睛,面前卻只有上上下下一片草綠色的軍裝晃動。我轉過臉去,城市里破舊的房屋和街道漸漸退出了視線,迎面吹來了遙遠的北方剛勁的春風……

然而我相信感應。我明白頭痛是一種征兆。不久后我接到一個同學的來信,證實了我的猜測--就在我快走的那幾天里,爸爸終究覺得這樣重大的事情不能不讓媽媽知道,他還是叫妹妹設法把我走的消息告訴了媽媽。爸爸希望媽媽能向工宣隊請假,允許她回來同女兒見上一面。但工宣隊拒絕了媽媽的請求。

那天后半夜,媽媽終于不顧一切地弄開了隔離室門上的鎖,手里拿了一把掃帚,偷偷推開了學校虛掩的大門,想溜回家送我。她把掃帚放在大門邊上,希望自己天亮以前能趕回來,萬一讓紅衛兵發現,也可說是掃地,有個借口。可等她到家時,我早已離去,媽媽呆呆地望著我空了的床鋪,頓時傻了一樣。哭亦無淚,更不敢在家中久留,匆匆趕回學校去。天已微明。卻偏偏就在校門口被專案組出來上廁所的人撞上。為此,全校又召開了一次聲勢浩大的批判會,批判她畏罪潛逃,妄圖翻案,對抗運動。媽媽在臺上彎腰九十度,足足站了四個小時。批判會結束時,她已不會走路,腰椎間盤脫出,大病一場。那年她四十五歲。

我知道自己罪孽深重。這是我一生中唯一對不起媽媽的一段往事。十九年來我同她相依為命,但我卻在她最需要我的時候不辭而別。當時,媽媽歷盡磨難的生命,已如游絲奄奄系于千鈞。我的遠行,在她不堪重負的勞累和無休無止的精神折磨中,猶如雪上加霜。她的痛苦不在于我下決心去邊疆,而在于我恰恰是在她身陷囹圄時離她而去。要是沒有爸爸和妹妹,她怎么還有勇氣活下去?這是我一生中永遠無法解脫的愧疚和自責--當我離家北上時,我怎么竟然會如此絕情又如此冷酷?革命的洪流,毫不費力地就把媽媽十九年里一口一口喂給我的溫情、道義和童心,徹底地摧毀殆盡。我已不是媽媽的孩子了。

然而很多年以后,媽媽平靜地同我談起一九六九年的那次“叛逆”。出乎我們大家的意料,她卻有與我和爸爸完全不同的看法。她說我十九歲那年選擇了北大荒是一個生命的必然--既然遙遠的森林和雪原曾是年輕的媽媽夢中的呼喚;當我尚在媽媽腹中時,她已將向往飛雪與冰凌的基因植入了我的體內。所以安知北大荒不是一種幻想的結果呢?或許我那次毅然決然的行動,恰恰就是她自己那種與生俱來的浪漫主義精神的延續?在她女兒身上亦無法改變。

至此,媽媽在她對世事萬物的寬宥中,完成了她對自己的闡釋。

但人生仍然不能沒有夢。沒有夢的人生,白天太蒼白,黑夜太漫長。正是因著噩夢終究會醒,而好夢總也不能成真,人類才周而復始地循環著,循環著人類實現理想的那個痛苦的軌跡。

媽媽和她那個時代許許多多人一樣,親手炮制了那個美麗的夢。她的一生始終被夢魘所糾纏,她的希望湮滅在自己的夢里。

她是那個夢的結果。但她恰恰也是那個夢的原因。


摘自《我們偉大的母親》

2015-08-23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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