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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繼偉:中高速增長的可能性及實現途徑
樓繼偉:中高速增長的可能性及實現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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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本來來自2015年4月24日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演講

錢穎一院長今天給我指派了一個任務。這個周末是清華校慶,明天校里有活動(清華建校104周年)。我今天到經管學院講課,也算是對校慶的貢獻吧。今天我講一講大家都很關注的原來高速增長變成中高速增長,可能嗎?如果可能,什么樣的路徑才能夠實現?否則的話會是什么樣的?講這么一個更宏觀一點的題目。我想給我們同學一點啟發,因為我覺得這里的問題很多都可以變成我們大家研究的課題。

我講的題目是“中高速增長的可能性及實現途徑”。我想講四個方面。先簡單地回顧到目前為止經濟增長的特征。第二,當前經濟階段的特征。第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第四,走出“陷阱”、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實現途徑。如果講的面特別廣,就沒法概括,因此我著重從勞動生產率和工資增長的關系方面來講。

一、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階段概括

從改革開放開始,我們可以看到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早期,工資的增長大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是成本真實化的早期,當時我掙七八十元的時候,廣東打工的掙二三百元。計劃經濟時期我們把工資壓得特別低,使得利潤比較高,因為基本上都是國有企業,高投資,高利潤,高上交。早期成本真實化過程持續到九十年代的中早期,壓抑的工資已經基本上解決。在這個過程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并不平穩,而工資增長快,造成了通貨膨脹壓力。

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了進一步工資成本真實化的第二階段。原來養老支出、醫療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不反映在工資中,而是反映在企業的其他成本里,到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推行這些方面的改革,即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住房貨幣化的改革,工資成本進一步真實化。隨著十四大確立了市場經濟的地位,多元所有制的興起,這段時間勞動力和勞動生產率得到了釋放,再加上人口紅利釋放的非常充分。改革早期,基本是搞鄉鎮企業,到90年代中后期很多鄉鎮企業都垮掉了,因為真正的市場化開始后,遂形成了真正的競爭,那些夾縫中的鄉鎮企業不再有競爭力。勞動力開始真正的流動,我們可以看到人口紅利大規模進入制造業。這個階段一直持續到2007年,其間工資增長低于勞動生產率增長。

在前面兩個階段,經濟增長基本達到9%—10%,而且可以說是基本健康的;當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說養老、醫療、住房改革都還存在很多問題,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紅利縮小了這些扭曲帶來的效應,使得經濟增長比較快。除了中間有一些波折或是外部沖擊導致的通貨膨脹或者通貨緊縮,總的來說沒有大的問題。

2007年是一個拐點。從這一年開始,工資的增長高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2007年在討論《勞動合同法》,2008年1月實施。這個《勞動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當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和靈活性。職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職工,很多投資人離開中國也是這個原因。推行企業集體談判是對的,但是提出行業集體談判和區域集體談判,是可怕的,歐洲就是這個問題造成了勞動力市場僵化。美國底特律行業工會力量很強大,工資福利特別高,如果以美國南部日本投資的汽車企業作為標桿的話,每輛汽車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終導致底特律汽車業破產。

另外一個大的問題是老齡化社會即將到來,勞動力增速開始減慢。而且農民工已經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擇業標準也不同了。這時候需要盡快調整政策。也就是恰恰這個時候,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四萬億刺激政策出臺,大規模的投資驅動掩蓋了需要解決的問題。比如,2009年和2010年,雖然工資增長很快,但經濟增長更快。但不可持續的刺激政策消退,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又慢于工資的增長。

歸納一下改革開放后的經濟增長,就是如下三個階段: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 9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到2007年,2008年刺激以后一直到現在。

二、當前經濟的階段性特征:“三期疊加”

當前中國經濟處于經濟增速換擋期、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

經濟換擋期是必然的。第一是老齡化,65歲以上人口的占比2011年是8.1%,2014年是10.1%,這個比例超過10%就意味著進入老齡化社會。第二是勞動階段的人口,即16—59歲階段的人口,開始凈減少,從2012年開始減少了300萬,以后還會減少。第三,特別是2007年開始,工資陡然上升,工資增長高于勞動生產率增長。2014年,我們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左右,比馬來西亞低,比泰國略高。但是,據中國社科院的一份研究顯示,上海的工資是吉隆坡的1.16倍,曼谷的1.8倍。我們的工資已經沒有競爭力,與此同時,勞動合同法又削弱了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在其他約束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隨著適齡勞動人口的下降,需要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動增長,否則工資增長長期超過勞動生產率增長就會帶來通貨膨脹或“滯脹”。因此,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當然經濟學上講的政策包括改革,潛在經濟增長率可能會低于5%。

由于近年來工資增長非常快,沿海一些地區制造業已經開始機器人化,它的規模和速度都超過了我們的想象。現在,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機器人是在中國,當然是比較初級的,智能機器人比較少。這使得勞動生產率在變化,在提高。如果沒有這些變化,我們的潛在經濟增長可能還會低。

三期疊加中的第二期是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在經濟學上,經濟結構調整是指為結構調整而實行的結構改革。這部分內容將放在后面來講。先來看看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前期刺激政策帶來了一些問題。第一是高杠桿率。關于杠桿率,有很多的說法。最近彭博社說是280%,也有的說是230%,這些說法可能都有其分析依據。最簡單的是看M2和GDP之比,這個比例現在是193%。我認為,拿這個比例和美國比其實是不合理的。因為美國不是銀行占主導的金融體系,而是以資本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比較國際可比的是歐洲,因為歐洲也是以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但是歐洲的M2/GDP是160%,我們是193%。這個比率自2008年以來,提高了大概四五十個點。在杠桿率中,有40%是政府債務,主要是地方政府債務大規模地上升。據審計署審計,到2013年上半年直接由地方政府承担償還責任的債務是10.9萬億,一年多過去了,這個數字又有增加。間接承担償還責任的部分,一般情況下代償率可能是20%,但經濟下行時,有可能大幅度上升,這里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第二,全要素生產率下降。我們可以看一個簡單的數:設備投資占總投資之比。2007年是23%,2013年降到20.4%,降了2.6個百分點。設備投資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是直接相關的。那么,前期刺激期大量的是造城和房地產。所以在消化期,要去杠桿,而且要穩妥地去杠桿。去快了,不行,像美國2008年、2009年、2010年快速去杠桿,導致2009年和2010年經濟增長是負的,失業率11%,加上一些不愿意登記失業的,實際失業率高達16%。我們沒有那樣的承受力,所以要考慮緩慢地、穩妥地消化過剩產能和去杠桿,還要恢復勞動生產率。僅從這兩期疊加看,GDP增長速度是不樂觀的。

三、結構調整期和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我們在下大力氣進行結構調整,也就是經濟學上的結構改革,中期增長有可能達到6.5%—7%。這是一個需要努力奮斗去實現的比較樂觀的前景。但是,我們也有另一種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覺得是五五開。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實際上是停滯陷阱,但是容易發生在中等收入階段。1050美元到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5500—12470美元,是中等偏上,我們現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國家和東南亞國家,也是在這一階段停滯的。

為什么我們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剛才提到,我們的老齡化和勞動力人口下降來得太快。五六年前我們還在談論劉易斯拐點,很快就發現勞動人口絕對數量開始下降;老齡化,即65歲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據社科院的研究表明,從老齡化比率從7%上升到14%,世界平均時間是40年,我國是23年;14%上升到21%,世界平均時間是50年,我們是11年。勞動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萬人的速度下降,要降20年。

為什么特別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怎么滑入的呢?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增長主要來源于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如果政策是比較合理的,而且重視教育,特別是有效的教育,就可以帶來人力資本的提升,這時候勞動生產率就會上升,收入也在提高。由于開始時勞動力幾乎無限供給的,所以工資的增長并不是很快。這個時期資本收益很高,資本積累非常快。伴隨這個過程的是,資本質量得到提升,經濟向價值鏈更高端躍升,工資在上漲,然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當然這個過程是轉型過程,也是各方面矛盾交織的過程。成功地經過這樣一個過程,就可以脫離停滯陷阱,否則就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國比較不利的是,這一過程的時間比較短。如果說過去沒有學蘇聯鼓勵生育,然后又不得不實施計劃生育,那么這個過程會是逐步的。所以現實情況使我們更要有緊迫感。

不滑入陷阱需要什么條件呢?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資本提升的政策;靈活的勞動力市場;產權保護;要素流動和交易,特別是土地;開放的經濟環境。拉美為什么出問題,第一是不開放,第二是勞動力市場逐步僵化,還有民粹主義。東南亞的問題和拉美不太一樣,他們還有另外的問題,如法治化比較差。

在這個過程中,有一條鐵律,就是在正常情況下,工資的增長一定要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我們說的八十年代開始的那一階段不是一個正常情況,那是一個人為壓抑工資成本后的真實化的過程。還有一個一般規律:政府收入占比,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宏觀稅負,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在這些環節中的任何一個環節出錯,都會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這些環節往往是綜合的,容易表現為民粹主義,社會浮躁,法治缺失,腐敗盛行,最后出現陷阱。

對中國來說,還沒有這么悲觀。我們已經創造了一些條件,比如開放,我們一直是開放的。我們是開放的受益者,是加入WTO的受益者。我們自己和國際的分析都認為,WTO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國,而且我們是全方位的逐步開放。我們的財政能力應該說還是比較強的,而且總體來說是比較謹慎的,勞動力的流動性和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嚴重,比如我們并沒有像歐洲和拉美那樣搞行業集體談判和區域集體談判。一個企業內部應該推行企業職工和雇主的集體談判,但是絕不能搞行業集體談判和區域集體談判。金融危機后南歐國家推行勞動力市場改革時,第一項措施就是終止區域集體談判和行業集體談判。拉美行業集體談判帶來的問題也很大。巴西各行業都推行,工資過快上漲,然后是通貨膨脹,結果是普通貸款利率、債券利率高達20%,對經濟增長帶來嚴重影響。我在中投公司時,去巴西訪問,正趕上巴西銀行業工資集體談判,銀行業工會一帶動,不管是有效益的銀行還是沒效益的銀行都漲工資。這種情況下,誰敢去投資。

但是,我為什么又覺得不樂觀呢?我們剛才所說的那些問題,也就是勞動力和土地為代表的要素流動性、產權保護、對外開放等等,在其他國家可能有二十年的演化過程,但是由于我們未富先老,只有五到十年的調整期。

在三期疊加中,換檔期是客觀的,即使其他條件不變,只是人口結構變化,經濟增速就必須換擋。消化期的高杠桿率、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產能過剩,也是客觀的。如果我們不做出很有作為的一些調整,落入停滯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

四、保持中高速增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徑

要想保持中高速增長,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樣的途徑呢?特別是,留給我們的時間并不多。途徑就是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確定了大量十分具體的改革任務,最具決定性的任務都要在2020年完成。落實兩次全會確定的任務,我們就能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從經濟學上說,所謂改革,就是校正扭曲,使潛在的生產力釋放出來。

第一個最大的潛力在于釋放農業人口。2014年,我們的城鎮化率是54.8%,比我們相近發展水平的國家低10個百分點;而且其中按戶籍人口算城鎮化率為35.9%,其他是所謂的常住非戶籍人口。我們必須要勞動力人口的增長,才有增長的基礎。那怎么釋放人口呢?一個是改革農業,2014年,我國糧食生產1.2萬億斤,但各級財政大量補貼,是一種從種子到餐桌的全程補貼。補貼干預了資源配置。比如說,東北應該是漫山遍野大豆高粱,但是補貼后的玉米成本是6毛錢,國家再按八九毛錢收購,相當于再補貼,所以農民都改種玉米。但玉米市場價格人為抬高,玉米加工企業大量虧損,又在爭取國家補貼,于是補貼變成指導資源配置。我們應該減少對價格的干預性補貼,可以對勉強耕作的農地退耕還林、還草、還濕等生態恢復的活動給予補貼,而對農業生產應回到承包制時的種什么、怎么種、怎么賣、怎么用由農民自己決策。現在的做法就是國家用所謂的經濟杠桿直接配置資源,而不是市場配置資源,國家作為補充。怎么辦呢?就是把價格放開,讓農民根據比較效益自主決策。資源配置的結果,很可能是因糧食收益不高,出現耕地集中化經營,達到平均收益,分散的農戶發展各類種養業,相對收益較高,農業合作組織獲得發展,幫助農民連接市場。目前,經過大量補貼后,我國糧食價格仍高于國際市場,反映了我國的農業資源條件相對較差。價格放開之后,資源配置的結果,必然是糧食生產減少。其實不必過分担憂,適度進口就行了。例如,阿根廷關心的是中國人得買它的大豆,韓國人拍的紀錄片《超級中國》,一上來就說阿根廷40%的耕地種的是大豆,主要賣給中國人。種大豆的收入比過去畜牧業收入高,阿根廷能回去嗎?他們會卡著不給我們嗎?如果我們不進口,這些國家馬上會來交涉。我們保住了基本口糧,一些非關鍵品種如秈稻都可以適度進口。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是主流。特別是民選政府國家,如果卡住農產品出口,政府就要丟選票,就站不住。那么,如果發生嚴重緊張的國際局勢呢?很好辦,保留一年的庫存周轉,搞好種業,然后還草一耕,幾個月就長出小麥,還濕一耕,幾個月就長出水稻了。

放開價格,讓市場配置資源,實際上是勞動力和土地資源的市場配置。按照三中全會確定的任務,農用土地的流轉試點現在也已經開始了。還有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與國有土地在同樣用途管制的情況下,同等入市,也在選一些地區做試點。這些全部推開后,幾百畝上千畝的大戶就有可能越來越多。當然在WTO“黃箱”約束之內,我們仍可以適當地對糧食提供補貼,但是不要全過程補貼,應該實行后補助。所謂后補助就是設定一些標準,比如按農藥、化肥殘留標準。因為施用農藥、化肥越少,產量越低,適度補貼后還可以賣高價,讓農戶自己選擇。

通過對上述方面的改革,我們可以釋放出農業勞動力、合理利用農地、提高農業生產力,農民的收入也可以增長。

第二是戶籍改革。這也是市場配置資源的重大改革,而且公共服務資源應該隨著人口的流動,特別是其中的教育,當然也包括衛生和醫療等。財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推行終身學籍制度,正在探索義務教育資源隨著學籍流動。戶籍制度改革現在已經開始了,但是不理想,2014年7月份戶籍制度改革文件下發,到現在為止有14個省市出臺了落實的方案,而人們最愿意落戶的那些省份一個也沒有。

第三,合理的城鎮化。大量的研究表明,以大城市、特大城市為中心的城市帶,包括周圍的小城鎮,才有就業機會,比如設計、物流、生活服務,以及圍繞制造業的一些生產服務業就業。西部地區很可能圍繞省會以及一兩個重要城市,形成城市帶。在這個過程中,就會出現農業人口轉入非農部門,于是勞動生產率得到提高。我們必須打破阻礙勞動力流動的一些障礙。現在各地都對勞動力流動有限制。在1954年《憲法》中,我國勞動力人口是有自由遷徙權的。1958年的時候逆轉了,因為全面進入計劃經濟,隨后實行最嚴格的人口流動管制,直到1982年《憲法》重新修訂,但當時仍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其后屢次修改《憲法》,勞動力充分流動這個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素,在憲法正文中都沒有改入。目前相當多的地區規定必須有產權房才能夠落戶。這也是造成住房價租比畸高的重大扭曲。租房為什么不能落戶口,在德國80%的人租房,并沒有出現所謂的“大城市病”。

勞動力向最能發揮其效能的領域和地域流動,是城鎮化的應有之義。當然,可以有適度限制,主要是考慮公平性。有的國家的一些省州規定,要在當地交稅達到一定時間,子女才能享受上省州立大學的優惠。

隨著城市化的發展,服務業和制造業有可能向價值鏈比較高的方向發展。實現這一條就需要解除管制,放開市場進入。現在國務院正在推簡政放權。克強總理一直在講,創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環境,已產生應有的效果,特別是在創造就業方面。在進一步解除管制的同時,政府也可以采取適當措施,支持引導企業向價值鏈高端發展。財政現在成立了一些基金,把過去直接面對企業的資金改造成“種子基金”,就是引導社會上的一些基金對企業創新投資,比政府自己做要強,而且還減少了腐敗的機會。

當然,講到城鎮化有必要講房地產稅。我見過很多文章說地方主要靠土地財政,是看到土地基金年收支規模達到四、五萬億。實際上地方在土地上的凈收入并不多。全國平均,土地拆遷補償、安置及土地整理后的凈收入約占毛收入的20%。問題主要在于地方不斷依靠新增土地獲得收入,造成了用地扭曲。今后農村建設用地在符合用途管制的情況下,同等條件入市,地方財政土地凈收入還可能少一點,但是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們不能總是靠土地增量來解決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最近七八年,建設用地增加了70%多,常住人口增加了50%,人口密度是降低的。我們的城市不僅人口密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不要說OECD國家,而且交通還比人家擁擠。這就是用地扭曲的表現。今后應該有一個好的激勵,而房地產稅是一個好的激勵。激勵地方政府盤活存量,城市集約式發展。

第四,社會保險體系必須改革。社會養老保險必須改成國家直接管,才能形成勞動力自由流動。三中全會明確了要國家統籌,但是,必須要改目前的保險制度,因為這個制度負激勵效應太大。不改成一個正激勵的制度,也就是三中全會要求的多繳多得的制度,單純提高統籌級次,就是災難。社會保險要精算平衡,收繳、給付、投資收益以及替代率、給付年齡等等都是精算調整的因素。不然的話,我們也是過不去的,馬上進入的快速老齡化更過不去。醫療保險問題也很多,但不再贅述。

上述這些改革都是三中全會中提出的重要任務,四中全會又提出了依法治國的180項改革。我們已經看到了改革正在推進,比如,在沈陽設立了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管轄東三省,在深圳設了一個巡回法庭,管轄海南、廣東、廣西,全國至少還得設若干個個跨區域的巡回法庭,這是促進市場統一、公正的重大改革。巡回法庭屬于中央事權,將由中央財政承担支出責任。中央財政的支出占比要提高,也是三中全會確定的。

總之,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確定下來的決定性任務,如果到2020年我們按時完成了,我認為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而且這幾年非常非常關鍵。由于我國人口快速老齡化的因素,人家有二十年時間的變動,我們可能就只有十年要做那么多的事,才能夠使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上去,走出停滯的陷阱。在這個過程中,除了推進改革外,還要處理好兩大難題。第一個難題就是去杠桿化,不能再積累,但是又不能經濟失速。在企業方面,現在股本市場比較好的時候,應該大力發展股本性融資,比如私募基金、風險投資。資本加大了,債務率就下來了。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失速和規范有時候是沖突的。改革是需要規范的,比如對地方存量債務的處理,要清理也要給出路。要置換債務緩釋風險,轉換方式,例如轉成規范的PPP方式,從而在規范中增長。

另一個難題是社會穩定與改革力度之間,改革的進度和改革力度之間也要平衡。例如,2008年出臺的《勞動合同法》是一部過分超前的法,可能超前50年。但修改它要取得共識是很難的。2011年出臺的《社會保險法》,規定個人賬戶可以繼承。保險是大數定律,互濟原則。買了保險最后的結果是相當于同等年齡段的人,互相之間互濟。說直白點,就是短壽補長壽。保險法卻規定為儲蓄了,而不是保險。那么長壽者怎么補呢?只好提高單位的繳費率,大多數人卻認為這是對的。醫療保險應該是一輩子繳費,而在我國退休后是不繳費的,絕大多數實行基本醫療保險的國家是退休后還要繳費。美國比較特殊,是65歲開始繳醫療保險,繳到終老。在65歲之前是稅收政策支持的商業保險。這些難題都是老齡化面對的問題,也是我們當前要解決的問題。

社會穩定與改革力度之間,改革的進度和改革力度之間這兩個權衡,難度比20年前大多了。我認為,我們如果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是5%左右的增長速度,但如果采取措施真正推行很好的改革,6.5%—7%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是實實在在,人民在當前和長遠都受益的包容性的中高速增長。上述列舉的改革措施,其實都是三中、四中全會規定的任務,有些已在推開,有的正在試點,有的處于積極準備階段。我們要堅定地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文件規定的要求,堅決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盡我們所能往前推,再難也要做到。現在正在開始研究“十三五”規劃了,這些問題都擺在我們面前。不僅是指標,更大的是怎么落實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任務。所謂途徑,就一句話,按照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真這么做就對了。這樣,我們就可以實現一個中高速的增長,而且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5-08-23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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