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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西方記者與烏克蘭大饑荒的故事 知道主義
三個西方記者與烏克蘭大饑荒的故事 知道主義
知道主義 程映虹     阅读简体中文版

摘要:曾在烏克蘭大饑荒中撒下彌天大謊的《紐約時報》記者杜蘭蒂,因為系列報道而飛黃騰達,獲得普利策新聞獎,另外兩位英國記者披露真相卻長期默默無聞,榮譽直到死后才獲追認。三個西方記者的生前死后,值得今天的人們深長思考。


文/ 程映虹

悼念三十年代大饑荒中死難的同胞,成為烏克蘭每年不可缺的全國性活動。80余年前,曾獲“歐洲糧倉”美稱的烏克蘭有數百萬人殞命于這場人為的大饑荒。


2003年紀念蘇聯時期發生的大饑荒70周年時,烏克蘭國會和一些社團向美國的普利策新聞獎委員會發出呼吁,要求撤銷1933年授予《紐約時報》駐蘇聯記者杜蘭蒂的這個獎項,迫使這個委員會重審60年前的那個決定,因為杜蘭蒂在大饑荒的新聞報道中故意撒下彌天大謊。


2008年紀念大饑荒65周年時,烏克蘭政府向兩個已經去世的英國記者繆格里奇和瓊斯頒發自由勛章,表彰他們對那場可怕的人禍的真實報道。


近年,各種媒體和相關研究機構紛紛贊揚繆格里奇和瓊斯,把杜蘭蒂當作新聞史上的反面教材向讀者引介。這個重大的新聞史案例中,榮譽和批判都來得太晚,謊言傳播者生前風光無限,功成名就,真相披露者長期默默無聞,榮譽卻在死后才得到追認,但不管怎么說,正義的審判總算到來了!三個西方記者的生前死后,值得今天的人們深長思考。


基輔廣場上市民們紛紛點起小燈紀念死難的同胞,這是烏克蘭每年全國不可缺少的活動。


杜蘭蒂:因謊言而成名的美國記者


1933年11月,美蘇建立了外交關系,蘇聯派出以外交部長李維諾夫為首的代表團去美國簽署建交協議。在紐約商界為蘇聯貴賓舉辦的盛大招待會上,當宴會的主持人在念到與會的顯貴中一個瓦爾特.杜蘭蒂的名字,并介紹他是“為我們這個城市服務的當代最偉大的記者之一”時,全場起立,掌聲如潮。


杜蘭蒂是英國人,受雇于《紐約時報》,担任派駐莫斯科的記者。從20年代早期開始,他有關蘇聯的報導成了很多人了解蘇聯的最重要渠道,甚至對于剛上臺的羅斯福政府在承認蘇聯的決策中都有一定作用。1932年杜蘭蒂為此獲得了創辦不久的普利策獎,成了《紐約時報》第一個獲得這項獎的記者。在對蘇聯的研究尚未成為專門學問的時代,杜蘭蒂不但是個記者,而且儼然成了蘇聯問題的權威。


然而,今天人們都知道,杜蘭蒂當年用美國頭牌大報記者的身份,掩蓋大清洗和大饑荒下蘇聯的真相,制造出一個虛假的,迎合美國左派和自由派幻想的“Socialism理想國”。


生前風光無限的《紐約時報》記者杜蘭蒂。


杜蘭蒂的駐蘇記者生涯,從一開始就是和饑荒聯系在一起的。1921年他被派到蘇聯(當時還叫蘇俄),首先報道的就是這個國家嚴重的饑荒。但當時報道饑荒是蘇俄政府允許的,因為在官方宣傳中,饑荒是由世界大戰,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叛亂造成的,和列寧實行了三年的以剝奪農民為核心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無關。1921年開始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需要西方的糧食和其他援助,所以要通過西方媒體來傳播饑荒的場面。列寧甚至通過高爾基建立了一個非官方委員會,向西方國家發出呼吁,要求得到糧食,藥品和衣物。


美國的救濟署很快同意提供援助,不過提出允許西方記者進入俄國采訪,把了解到的災情報導回國內,這樣公眾才能支持由政府和慈善機構組織的救濟活動。杜蘭蒂就是這樣去的俄國并成為常住記者。


但到了30年代初,既沒有世界大戰也沒有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大饑荒完全是由斯大林的集體化和對農民的又一輪剝奪造成的。蘇聯官方宣傳不但隱瞞大饑荒,而且向世界宣傳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欣欣向榮,和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形成鮮明對比,使得不少西方人信以為真,也給正面報道蘇聯的西方媒體制造了一個巨大的讀者群。但紙里包不住火,1933年,國際新聞界有關蘇聯大饑荒的流言使得紐約時報總部催促一直回避報導這件事的杜蘭蒂,要他調查新聞來源。這時杜蘭蒂的報導中開始出現食品短缺,營養不良和部分地區人口減少的消息,他甚至給出了一個200萬左右人被餓死的估計。


就在此時,出乎意料的是蘇聯官方在嚴禁其他西方記者離開莫斯科采訪的同時,給了杜蘭蒂去傳說中發生饑荒的地區采訪的通行證。1933年九月,杜蘭蒂開始了他的調查采訪,跟蹤報導發表在《紐約時報》。他先去了北高加索,發表了三篇報導,從標題上讀者們就可以感到開朗和樂觀,例如"蘇維埃正在贏得農民的信念","蘇維埃公社的農民正在致富","北高加索物產富饒"。他斥責傳播蘇聯饑荒消息的西方記者根本沒有調查研究,他原來作出的200萬人餓死的估計也必須收回。


1936年4月,美國外事報道記者協會給予杜蘭蒂極高的榮譽,午餐會上杜蘭蒂與塔斯社記者和路透社記者談笑風聲。其實美國從上世紀20年代至今天,都不斷產生“杜蘭蒂式”的記者和學者,他們為斯大林們的事業立下不朽的功勛,只不過有些人沒有經歷這樣的機會遭遇聲敗名裂。當然,對某些美國記者來說,倒不一定純粹為了意識形態去撒謊,蘇聯和斯大林因為封閉和神秘,在歐美社會具有極高“新聞出版價值”,就如同今天報道朝鮮一樣,能夠搭上這條線,很容易成大名或賺大錢。討好斯大林,可以獲得長期的簽證,可以獲得其它記者無法得到的一些“采訪特權”,為他們在歐美社會成名鋪就康莊大道,他們的報道經過一定的刪改,還可以被蘇聯媒體“進口轉內銷”,作為贊頌偉大領袖和優越制度的證據向國人灌輸。


宣傳是一門深奧的學問。注意,怎樣在西方培養這樣的“老朋友”呢?一定就要“專治各種不服”才行,伊朗巴列維、南越吳庭琰、古巴的巴蒂斯塔之流都沒有資格獲得這樣的“老朋友”,因為他們“專被各種不服所治”,架子太小,不夠神秘,太喜歡表現得親近記者,這種情況下杜蘭蒂們就是你的敵人而非你的朋友了。


當某位杜蘭蒂花費一年時間,耗盡心思進行優秀表現,寫了很多令蘇聯意識形態官員滿意的作品,當然也不時得到他們的一些“指點與糾正”,終于獲得一次(采訪)偉大領袖接見的機會。某個夜晚,這位外國“老朋友”在數名表情莊重的官員陪同下,坐著專車繞上幾十公里,進入幽深的宮殿,經過警衛森嚴的重重回廊,走過一間間氣氛凝重的大廳,,一扇扇沉重的大門緩緩打開,終于在一間溫馨的小屋里見到了偉大領袖,領袖站起身微笑著與對方握手時,對方經過如此長久的氣氛洗禮,很容易就有了“觸電”的感覺,隨后一股暖流注入體內。當領袖以幾個小玩笑作為開場白或者噓寒問暖幾句,對方就徹底被“征服”了,立即對此前聽過的各種傳聞有了低觸,“他原來是如此地和藹可親”!

蘇聯大饑荒時期出版的郵票——“烏克蘭農民幸福地進行大豐收”,與杜蘭蒂的報道相映成趣。


到了烏克蘭,杜蘭蒂在報道中承認有大規模的饑荒,但主要原因不是集體化,而是來自國際上的威脅: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威脅蘇聯的遠東地區,去年蘇聯不得不從烏克蘭調運大量糧食去東部邊境,供應那里的軍隊。糧食調得太多了,影響了烏克蘭農民的口糧。


杜蘭蒂的這次采訪持續了10天,到了最后幾天,杜蘭蒂的報導又開始回到最初幾天的樂觀態度:總的來說,雖然有饑荒,有個別餓死人的現象,有政府政策的失誤,也有農民的消極抵抗,但農村青年是站在政府一邊的,克里姆林宮正在贏得這場集體化戰斗的勝利。


然而,回到莫斯科之後不久,杜蘭蒂以英國公民的身份給英國駐蘇聯大使館寫了一份內部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他描繪了一幅和他的公開報導完全不同的陰森可怖的圖景。他說在他所到之處,干部們幾乎都被趕下鄉去推行集體化和監督農民生產,但到處都可以看到長滿了荒草的農田。他對餓死人數的估計是:在伏爾加河下游和北高加索地區就起碼死了3百萬人。在烏克蘭情況更糟,人們就象蒼蠅一樣死去,很多農舍大門洞開,可以看得見里面的骨瘦如柴的尸首。


《紐約時報》一個流動通訊員這時來到莫斯科,當她聽到杜蘭蒂私下提到在烏克蘭有上百萬人餓死時大為吃驚,問道:“瓦爾特,你不是開玩笑吧?真的有幾百萬嗎?”杜蘭蒂說:“當然不是開玩笑,我這還是保守的估計。”


接下來,在這個“內部場合”,他說了一句所有在場的人都永遠不會忘記的話:“不過他們都是俄國人”。


兩個月以后,蘇聯和美國建交。杜蘭蒂坐著蘇聯外交代表團的輪船回到了美國。美國左派媒體把他捧為為美蘇建交立下不朽功勛的偉大記者,因為他告訴了美國人民一個偉大的國家,這個國家領導堅強有力,人民勇于犧牲,充滿了理想主義,雖然生活苦一點,但苦得值得。而且俄國人懂得,除了忍受犧牲,沒有別的道路可以通向國家的強盛。杜蘭蒂在論證這個個人犧牲與國家強盛之間的必然關系時說了一句非常經典的話:“要做雞蛋餡餅,只能打破雞蛋。”


四十年代,杜蘭蒂寫作了更多的肉麻吹捧斯大林的報道,經常通篇都是謊言。


斯大林時期有很多西方記者和知識分子用同情甚至贊賞的態度描繪蘇聯,誤導了西方讀者。他們或是通過有色眼鏡觀察蘇聯,或是不加分析地使用蘇聯官方的提供的材料,但杜蘭蒂的問題并不在于他對蘇聯和斯大林不了解。相反,是因為他對這個體制太了解了。例如他早在二十年代中期就預言斯大林將打敗反對派,成為領袖,并廢除新經濟政策;在1931 年他就提出了“斯大林主義”這個至今全世界仍在使用的術語。


如果看完杜蘭蒂有關斯大林的所有報道,并且深信不疑的話,那么斯大林就會呈現如此這副形象。


杜蘭蒂對蘇聯的這種敏銳的了解很可能來自他個人品格中和這個體制一拍即合的東西,即犬儒主義和實用主義,在此基礎上他和蘇聯官方宣傳機構之間達成了默契。他把報導蘇聯作為給自己謀取名利的天賜良機,為此不顧基本的職業道德,而且喪失了做人的基本底線,把千百萬俄國人的生命視若螻蟻,把自己的名利建立在這些餓殍之上。


繆格里奇和瓊斯:因真話而青史留名


和杜蘭蒂相反,當時在莫斯科有兩個英國新聞記者,他們對大饑荒的了解不一定比杜蘭蒂全面和深入,但他們卻把蘇聯有千百萬人已經和正在餓死的真相告訴了世界。


繆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是英國作家,也是比較左傾的《曼徹斯特衛報》的記者,1932年派駐莫斯科。他原來思想左傾,對蘇聯共產主義很向往。但在蘇聯待了一陣后,他很快就對這個制度開始失望和懷疑,于是決定對傳說紛紜的饑荒展開調查。


繆格里奇同樣是個左翼記者,但職業道德戰勝了自己的政治傾向,他報道了大饑荒的慘狀,卻沒有像杜蘭蒂那樣飛黃騰達。這是他晚年在BBC寫稿時的情景。


1933年繆格里奇在未經蘇聯官方許可的情況下偷偷前往烏克蘭和高加索地區,在那里他震驚于親眼目睹的饑荒慘狀。但由于他的調查是“非法”的,而當時西方駐蘇記者的報道都要通過蘇聯官方的通訊渠道向外發送,這是變相的新聞審查,所以他采訪得來的消息只能通過他的英國大使館的關系放在英國外交官的郵袋中送出蘇聯,發表時還不能署名。


1933年3月下旬,《曼徹斯特衛報》發表了繆格里奇的三篇采訪,其中一篇題為“蘇維埃與農民—烏克蘭的饑荒”,署名是“一個匿名的觀察者”。文章經過了刪節,而且沒有作者的真實姓名,其可信度和傳播效果就打了折扣。不但如此,雇傭他的《曼徹斯特衛報》一些編輯人員還對他對蘇聯的揭露和批評大為不滿,認為是夸張不實。


作為莫斯科記者圈子里的同行,繆格里奇對杜蘭蒂的為人非常了解,他稱后者是“我所見過的最無恥的謊言家”。和因謊言而飛黃騰達人生得意的杜蘭蒂相比,繆格里奇當時不但默默無聞,甚至因為在對蘇聯的看法轉變后和《曼徹斯特衛報》的編輯方針有不同意見,一度生計都有問題。他1934年出版了小說《莫斯科之冬》,其中描繪了“社會主義烏托邦”的真實圖景,并諷刺了西方新聞界對蘇聯一廂情愿的憧憬和偏袒。


另一個年輕的英國人瓊斯(Gareth Richard Vaughan Jones)對披露蘇聯的大饑荒做出更重要的貢獻。瓊斯天資聰穎,通法文、德文和俄文,專長國際事務,30年代初担任英國首相勞合 喬治的顧問,也為一些報刊撰寫報道,新聞嗅覺非常敏銳。


當納粹黨在德國上臺時,他在那里做追蹤報道。甚至和希特勒乘坐同一架飛機前往法蘭克福參加后者就任德國總理的儀式。他曾經于1930,1931和1932年3次前往蘇聯,對正在開展的農業集體化導致的農村糧食嚴重短缺已經有所了解,并反映在他的系列報道中。例如1931年4月他發表于《西方郵報》上的兩篇文章題目分別是“俄國農民的逆來順受是英國人不能容忍的”和“俄國工人的幻滅—由食物短缺導致的對‘五年計劃’的反抗”。1932年10月他在同一份報紙上發表的報道題目就是“還有湯喝嗎?--俄國在饑餓中面臨嚴冬”。


瓊斯對烏克蘭大饑荒的報道居功至偉,而且他還為世人留下了很多珍貴的影像。這位傳奇記者后來死在中國的內蒙古,這個可能是他在牧區留下的照片。


1933年3月瓊斯又一次前往蘇聯的烏克蘭。3月29日,在德國的柏林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面對多家西方報刊,他對自己乘坐火車經過烏克蘭的城鎮鄉村時看到的令人觸目驚心的饑荒景象和與當地農民的接觸和交談做了介紹。他的這些介紹在大西洋兩岸同時由多家著名報紙刊出,轟動一時。《紐約晚郵報》的標題是“饑餓魔爪下的俄國--數百萬農民正在被餓死”,《芝加哥每日新聞》的標題是“俄國正在經歷的饑荒和1921年一樣嚴重”。


瓊斯發回的關于大饑荒的報道之一。


僅僅兩天后,《紐約時報》刊出了杜蘭蒂對瓊斯的反駁。杜蘭蒂一年前剛剛因為對俄國的報道而獲得普利策獎,如果瓊斯的所見所聞屬實,那等于是說他不配得這個獎,因為瓊斯的結論也是建立在他對蘇聯前三年情況的了解上的。杜蘭蒂強調瓊斯這次在蘇聯只待了三周,走馬觀花,就憑在鐵路沿線看到的一些有限景象就做出全局性的判斷。


杜蘭蒂為自己辯護的策略很巧妙,他不否認俄國有糧食問題,只說被瓊斯夸大了。他文章的題目就是“俄國是有人挨餓,但不是餓得要死”(Russians Hungary, But Not Starving”)。他的敘述策略也很巧妙,向人們顯示他比瓊斯對俄國更有全面的了解:“由營養不良引起的疾病導致的死亡確實有,但蘇維埃社會很牢固”,“大城市糧食有保障”,“烏克蘭,高加索和伏爾加河下游遭受糧食短缺”,“俄國和在俄國的外國觀察家看不到任何災難的預兆”—這就是說真正了解情況的人會同意俄國有糧食短缺,但卻會認為瓊斯的結論是聳人聽聞。


5月13日,《紐約時報》刊出了瓊斯的回應文章。瓊斯簡要介紹了導致自己得出烏克蘭正在發生大饑荒的結論的資料來源。文章結尾,他諷刺而憤懣迪說:“可不可以讓我表達對蘇聯外事機構掩蓋真相之技巧的祝賀?那些待在莫斯科衣食無憂的家伙只會掩蓋一個真正的俄羅斯”。


瓊斯對蘇聯真相的報道引起的軒然大波使得蘇聯把他列入不受歡迎的記者名單,從此不讓他入境。而在西方新聞界,盡管他的觀察和觀點被廣泛報道,但并沒有形成對杜蘭蒂的蘇聯報道的顛覆性挑戰,后者依然風光無限。也就是說,西方媒體讓瓊斯和杜蘭蒂二者并存。但因為瓊斯是以謊言揭露者的身份出現的,這種名義上的中立又何嘗不是對他的一種冷遇和漠視?

基輔作為最大城市,街頭隨處可見到餓死的人,很多人走著走著就倒在地上再也沒起來了。

烏克蘭在上世紀20和30年代的兩次大饑荒皆為人禍所導致,曾經的“歐洲糧倉”在沙俄時代不僅能喂飽整個俄羅斯,還讓俄國成為糧食出口大國。暴力集體化是30年代初大饑荒的主因,災情發生后,斯大林還派出軍隊封鎖要道,嚴禁物資運進烏克蘭,也不準災民外出逃荒,所以今天的烏克蘭總想把這次大饑荒視為“種族滅絕”,俄羅斯承認這次大饑荒但不贊同如此定性,因為在當時在俄羅斯很多地方同樣暴發了大饑荒,只不過烏克蘭作為“糧倉”,被搜括得更厲害,成為重災區。


瓊斯和中國還有一段悲劇性的淵源。離開蘇聯后,他追尋另一個世界新聞的熱點: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的擴張。1935年他前往中國北部的內蒙地區調查滿洲國的情況,于當年8月在那里被身份不明的匪幫綁票后殺害。這樁謀殺案的真正背景和經過,至今仍然是一個謎團。

(載于《鳳凰周刊》)

2015-08-23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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