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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中國需要講什么,我能講什么
當下中國需要講什么,我能講什么
錢理群     阅读简体中文版


    今年1月,著名學者錢理群先生用三年時間傾心撰寫的《夢話錄》正式出版,面對經濟的崛起、民族主義的高漲、消費主義的蔓延、各類思潮的紛涌,針對當下中國社會轉型的大問題、大是非,錢理群先生以自覺的民間立場,強烈的底層和現實關懷,提出制度建設、文化建設、價值建設、生活建設等四大主張,顯現了一個人文思想家的深刻洞識與全局性關懷。
《夢話錄》以錢先生近年來從校園到社會,從書齋到企業,從大陸到臺灣的演講實錄為基礎,出版前經過精心編改,內容更為精密完善,文采與思想交融,批判與實踐并重。在書中,錢理群先生主要面對青年群體,就魯迅與“五四”傳統、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改造與發展、高校教育與大學生就業、中國人為什么不幸福等話題侃侃而談,并戲稱為一個“老理想主義者”的“夢話”。
在《人生如夢》一文中,錢先生還總結了自己一生“做夢”的三個階段。先生總結道:“我最感欣慰的是,自己的人生三部曲都發展得比較完整、充分:學生時期夢做得最徹底,工作以后現實和夢的矛盾特別尖銳,晚年的夢依然做得徹底,實現起來卻更為從容。這應該是我最基本的人生和治學經驗。”對于當今青年而言,這本書可謂提供了一個最切實的指引。

1 關于價值觀重建
與青年人只探討不做“導師”

南方日報:您在《夢話錄》中開宗明義指出,當今中國面臨四項亟待解決的任務:制度建設、文化建設、價值建設、生活建設,那么您是怎么看待這四個“建設”之間的關系的?對于完成這一系列建設任務,您有沒有一個大概的時間表?
錢理群:不會有時間表這一說,因為我提出這四個建設,是我個人對當今中國的一種觀察結果,一種朦朧的期望,提出來是想和大家一起探討,而不是一套具體的社會實踐設計。
也就是說,要創建一種最適合中國國情的,能夠讓每一個中國人過上幸福生活的,為中國老百姓所能接受并且歡迎的新的制度,新的文化,新的價值觀和新的生活方式。從另一個角度看,其實也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改造與發展問題。
說到四個建設之間的關系,應當說“制度建設”是最根本、也是難度最大的,普通公眾很難介入;核心則是“價值重建”,生活建設和文化建設都是圍繞價值建設展開的。我這本書的目標讀者群體是80后、90后當中那些對于社會現狀及自己的生活心存疑慮、想要尋找出路的年輕人,對于他們來說,面對物質主義、實利主義、消費主義、虛無主義、犬儒主義等等思潮的興起,樹立一種合理的價值觀、找到理想生活方式,顯得尤為迫切。就“價值觀”來說,關鍵是處理好兩個關系:一是物質與精神的關系,二是個人與社會、國家、乃至人類和全世界的關系。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要學會“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南方日報:您剛才也提到《夢話錄》的目標讀者,是年輕人當中比較理想主義的那一部分。您在后記中也談到,在各地演講過程中時常碰到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有學子請教您怎么在學校里“搞好人際關系”。您是否担心這些“夢話”有過時的危險?
錢理群:《夢話錄》可以視為我的另一本書《致青年朋友》的姐妹篇,我的演講不可能、也不應該面對所有的青年,大體上可概括為魯迅說的“醒著”的或者希望“醒著”的、“要前進”的青年,年輕人有權利去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愿意聽或者不愿意聽,或者聽了毫無反應,甚至產生曲解,都是正常的。
這些年由于年齡、加上退休的關系,我也不可能與當今的80后、90后廣泛接觸,這些演講基本上是一些小范圍的交流。我并不期待它們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畢竟社會現實的力量是很強大的,我的期望就是兩點:第一,能讓年輕人聽到一種和“流行的主流觀點”不一樣的聲音,至少多一種活法;第二,演講這種形式或許會激發瞬間的感動,久而久之被聽眾所遺忘,這也是很正常的。假設他們日后偶爾能回想起來一點,這就足夠了。
和青年朋友打交道,我一直堅持一個原則,必須真誠,不要掩飾自己。面對青年人,胡適很自信,采取的是“導師”式的態度,可以包辦青年的一切疑惑。不過,在今天要是擺出一副導師的姿態,是很容易引起反感的;魯迅就不一樣,他一開口就說“我實在不愿意來講,因為我不知道該講什么好”。這絕不是謙虛,而是真心話。他還特別怕學生鼓掌,說你們一鼓掌,把我弄得昏昏然,那就害死我了。他還經常質疑自己的看法。
我贊成魯迅的態度,我覺得有很多疑惑,是我和今日的年輕人一起面對的。只是出于年齡、閱歷上的一點優勢,我愿意談談自己的看法,也歡迎和大家一起探討。

2 關于北大
讀書是為一輩子安身立命找到信仰

南方日報:在《夢話錄》中您也談到了對北大、包括對高校現狀的一些反思,比如您提到北大正在自覺、不自覺地培養以做“成功者”、“人上人”為目標與動力的“偽精英”。在您看來,北大應該著力于培養什么樣的人才?
錢理群:關于北大要培養什么樣的人,胡適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就是要培養引領思想、文化、學術潮流的“精英”。
魯迅也說,北大的傳統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
在我的心目中,理想的北大,不僅要培養一般實用性人才,更要著力培養那些具有創造性思維潛力的人才,包括思想家和學術帶頭人,北大不僅有這個傳統,也有實現的條件,更是自身發展的迫切需要。
從歷年報考北大的生源和國家建設需要來說,北大人要做精英,這本身并不錯。問題是,這是怎樣的精英?我理解的真正的民族思想文化的精英,必然是民族與人類良知的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必然有強烈的人文關懷、社會關懷,對世界、國家、民族、人民有高度自覺的責任感、承担意識和犧牲精神;同時,又是有著強烈的底層關懷的,既要“腳踏大地”,又要“仰望星空”。
但現實的所謂“尖子”學生,有相當一部分往往是一些“高智商的利己主義者”。論知識與能力,他們都屬一流,但致命的問題是沒有信仰,最大限度地謀求個人利益,也會最大限度地利用體制的弊病,迎合體制的一切需要,以謀私利,恰恰是這樣的人,最容易成為、而且事實上已經成為現行體制的接班人,從而成為國家、民族未來發展的根本性的隱患。
南方日報:目前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可說是一年比一年嚴峻,甚至“讀書無用論”又有抬頭趨勢,您對此怎么看?上大學究竟圖什么?
錢理群:愛因斯坦曾經強調:大學并不只是一個知識的傳授所、職業的培養所,它的最基本的任務和職能是培養“和諧的人”。這其實也是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把“養成健全的人格”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說,上大學,不僅要求知識、學技術,還要培養自己的人文關懷,為一輩子的安身立命找到信仰,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
我曾經說過,某種意義上今天的80后、90后是最不幸的一代,中學階段遇到了應試教育,大學畢業又碰到就業教育。據我的觀察與了解,當下中國年輕一代最大、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生活沒有目標。那么大學階段如何確立自己的信仰?我有兩個建議:首先,要自由地讀書、自由地思考。大學階段的自由讀書,應該有兩方面,一是古今中外基本經典的精讀,另一方面是盡可能廣博地泛讀,尤其是專業之外的書。在廣泛閱讀基礎上,必然會發現和你“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大師,作為你一生治學和做人的基本精神支柱。除此之外,還要適當參加社會活動,特別是到農村去志愿服務,這對你了解中國國情民意,大有好處,這也是為學、做人的基本功。
真正能實現“精英夢”的永遠是很少一部分人,大部分人都得做“泥土”。魯迅也說過,做“天才”固然很好,但“泥土”也是不易做的。我想,假如那些奮斗在基層崗位的北大畢業生,能堅持培養自己終身學習的能力、研究能力、創造性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問心無愧地做有思想的“泥土”,那么他們在同一行業中的表現也一定不會“泯然眾人矣”,必有過人之處的。
南方日報:最近幾年,高考狀元棄北大投奔港大的消息引起議論紛紛,您是怎么看待這個現象的?
錢理群:我很早就提出過老北大的輝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而今日的北大,不大可能再像“五四”時期一樣,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思想和文化的發展產生如此深遠、浩大的影響。用一個有點悲觀的詞匯來形容,可說是“大勢已去”。
今天的學生不一定要以上北大為目標,他們有更多選擇。那么,在這種前提下,今日的北大應該放棄“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慣性,放下身段,主動調整心態和策略,積極參與生源、人才及學術領域的正常競爭。

3 關于網絡公共知識分子
韓寒的聰明在于對自我身份的警醒

南方日報:您沒有開通微博,或許不少讀者會為此感到遺憾,您怎么看待微博時代“底層民意”的崛起和網絡公共知識分子的出現?
錢理群:這些年我對網絡的看法始終不變,網絡技術兼具革命性和破壞性:一方面它的確具有打破時空、促進溝通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隨著網絡在現代生活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它也給人帶來一種新的“奴役”的危險。微博的出現當然很好,多了一個發表意見的平臺,但我覺得也不要把“底層民意”過于理想化,網絡上最大聲、最熱門的聲音是不是一定等于底層民意?我的意見是不能完全畫等號,只能是部分代表。
我對所謂“網絡公共知識分子”也持保留態度。比如韓寒,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人物,在他身上綜合了“網絡紅人”和“公共知識分子”雙重身份。我記得他說過一段話,大意是有時候會發覺自己有被粉絲所操縱的危險,會不由自主地說一些大家希望聽到的話。也就是說網絡是一個陷阱,會無形中制約在這個平臺上發聲的人,如果過分自我陶醉,對這一點不清醒,就容易出問題。
包括最近很火的“韓三篇”我也讀了,我覺得這些文章說明韓寒想要突破自己,要朝“公共知識分子”的方向進一步發展,他必須往前走,也非常適時地抓住了中國當下思想領域最熱門的關鍵詞;但另一方面,這些文章也暴露出他對文中涉獵的重大課題,思考還不夠成熟、存在不足。無論你對他的回答滿不滿意,他的聰明之處就在于對自己的身份比較警醒,也不斷在反思和自我解剖。怕的就是不清醒。
南方日報:您怎么看待目前網絡爭鳴的現狀、它的作用和需要注意的問題?
錢理群:當今的中國需要百家爭鳴,需要在一個公平、理性的環境中各抒己見,把問題攤開來談。我認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要防止“非黑即白”的思維模式,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既不要過分理想化也不要妖魔化。舉個例子,過去對民國時期評價很低,基本上就是“黑暗的舊社會”;我看到現在網上對民國時期的溢美之詞又頗為盛行,一派清流絕響、風骨蓋世,但真實的民國既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會是徹頭徹腦的光明。包括我們看臺灣大選、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都應當防止這種片面化思維。
我主張魯迅的原則:對任何一種文化、制度、發展模式,都要采取分析的態度,未加反思,就搬用到中國來,是最危險的;這也包括對自己的文化、制度、發展模式,如果不作反思,一味唱頌歌,那就更危險。當下最大危險,就是“不清醒”,不作反思和自省。
另外一點,我注意到現在網絡上的對話,參與者普遍缺乏一種平和的心態,我不贊同那種把自己的見解視為真理、給不同意見加上各種“污名”的做法。即便對于反對的聲音,也應保持尊重,而不是動輒指責對方是“漢奸”或者“五毛黨”。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太復雜了,誰也不敢保證說自己的意見就是百分百正確。

4  關于文化復興
現代化目標“根柢在人”

南方日報:名人故居“保護性拆除”之類的事件不斷出現,作為一名人文學者,您怎么看待“文化強國”,中華文明往何處去?以及知識分子在其中發揮的作用?
錢理群:首先,我認為中國的確處于一個文化復興的大好時機,所謂文化重建,當然不是憑空創造,而是要總結我們自己發展的經驗之外,廣泛吸收各種思想精神資源,包括向東西方文明學習,回歸中國傳統(包括以孔子為代表的古代傳統和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以來的現代傳統),回到民間。所謂“現代化”、“現代文明”,還是魯迅說的那句老話,“根柢在人”,這也是他一直倡導的“立人”的文明觀——現代化目標的深意:“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舉”,“必尊精神而張精神”,在魯迅看來,“人的個體精神自由”才是現代文明之根、現代化的根本目標。
也就是說,我們要建立的不是“富國”,而是“人國”,富國是手段、過程,人國才是目的。
此外,在魯迅看來,無論傳統知識分子或現代知識分子,都非常容易失去自己的獨立性和主體性。知識分子要處理和“官”、“商”、“大眾”的關系,不要淪為這三者的幫閑,要做到“定”、“清”、“靜”,這一點在今天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人物檔案

錢理群,l939年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19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最受關注的人文學者之一。他以對20世紀中國文學和社會的深刻研究,特別是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與精神的審察,對20世紀中國經驗和中國道路的總結和反思,對當代社會及文化思潮的批判,受到了海內外的高度重視。
主要作品有《心靈的探尋》、《周作人論》、《周作人傳》、《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合著)、《學魂重鑄》、《話說周氏兄弟》、《走進當代的魯迅》、《錢理群講學錄》、《生命的沉湖》、《我的精神自傳》等等。曾主編《新語文讀本》,影響深遠。

延伸閱讀  記者手記

關于“老錢”二三事

1998-2002年,在北大中文系讀書那四年,正好趕上錢理群先生在北大工作的最后四年。那時候,中文系師生無論長幼,都愛稱他“老錢”。畢業那一年,先生也退休了。轉眼已經十年。
當時,先生除了給我們中文系的徒子徒孫開設中國現代文學史,還向外系學生開設了魯迅作品精讀等選修課。記得有一回,講魯迅的散文《臘葉》,先生一句一句地讀、逐字逐字地品,四五千字的小短文,講了整整一堂課。
講到臘葉顏色一段,“一片獨有一點蛀孔,鑲著烏黑的花邊,在紅,黃和綠的斑駁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視。”先生一手執書,另一只手抬起來在空中比劃著,好像真的捏著一片“明眸似的”葉子,對著燈光反復賞玩。
學生們私下感嘆,這才叫精讀啊,原來自己讀書連“牛嚼牡丹”都不如。
老錢的課很自由,隨時可進、可走,甚至可以當場打斷授課,歡迎“抬杠”。那會兒凡是經歷過高考的人,估計對列為“必考點”的魯迅都無甚好感,老錢也時常暢談中學語文教育之弊端,為魯迅“正本清源”。有一回在課堂上,他朗聲向在場學子宣布:“請你們忘記上大學之前接受過的一切語文教育!”如風過麥浪,莫不伏倒。
老錢也是個“金句王”。怎樣才不算在北大白混四年?他提出三點要求:學會怎樣讀書;結識一位值得終生交往的摯友;談一段無愧于心的戀愛。據說“錢三點”在網上流傳甚廣,這次采訪時,老錢笑著澄清:你們總結得太完整了,愛情是可遇不可求的,怎能作為硬性指標?我不過是提醒你們,機緣到來時別輕易錯過罷了。
電話那頭,老錢還是像記憶中那樣平和、豁達。和他談 “妥協”,他說:妥協是肯定要的啊,年輕人一點不妥協,肯定會頭破血流,沒有一點成就感作支撐,也很難在妥協中堅守信念。所謂“不妥協”,是指守住底線。作為一名老而彌堅的“理想主義者”,先生將自己的經驗總結為,年輕時做夢做得比較徹底,基礎打得比較牢,所以才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誘惑。接著,他又感嘆一聲:追求真善美,應該從小學就開始打底子,等到大學才來彌補,為時已晚咯!
老錢今年已經73歲了。他告訴我,退休后謝絕了許多應酬和講學邀請,每天至少伏案7、8個小時,每年至少要寫50萬-60萬字,手頭上正在寫的,是一本關于中學語文教育的新書。十多年前,因為給應試教育挑刺,他惹了點麻煩,當時風傳他要赴國外“休假”一陣。有一天中午,我去系里辦事,經過老錢辦公室時,透過虛掩的門縫,瞥見老錢端著一個大海碗在吃面,吃得滿面通紅、酣暢淋漓,吃完還咂咂嘴、抹抹汗,一派意猶未盡的樣子,無半分落魄的影子,至今仍深深印在我腦海里。
我問他:在這個時代,有思想的人是不是必然是孤獨的?他說:孤獨是肯定的,但孤獨不代表不快樂。我的原則就是“想大問題,做小事情”,我越是孤獨,就越是思考、越是做事,所以每一天,我都過得很踏實、很快樂。
忽然想起,有一年中文系團拜會,學生們送給老錢的禮物是一個渾圓矮壺,與老錢的面孔有些神似的意趣。老錢笑呵呵地捧著壺,和師生們合影——他一直都那么快樂。來源: 南方日報

2012-02-29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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